1、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探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探析以江苏省为个案摘要:“大跃进”运动破坏了农业合作化时期农村各种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危害。“大跃进”运动后,江苏省在恢复合作化时期各种劳动管理制度的同时,还实施了劳动定额管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等生产责任制。这些劳动管理制度的实施使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和效率大大提高,促进了江苏省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江苏省国民经济的好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键词:“大跃进”/劳动管理制度/探析/江苏省劳动管理制度是指某一组织对内部劳动者进行领导、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的总称,其目的就
2、是协调劳动者与劳动者、劳动者与生产物资之间关系,充分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促进组织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有效地组织和领导劳动者实现组织的既定目标。对于“大跃进”运动后的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涉及,但已有的研究成果或笼统概括,或一言带过,或其言不详,很难反映“大跃进”运动后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实际状况。文章以江苏省为个案,主要考察“大跃进”运动后的江苏省农村劳动管理制度,来展示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管理制度的沿革。一、重新恢复合作化时期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1953-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中国传统个体劳动组织,并在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劳动管理制度,而新
3、的劳动管理制度还没有固定下来,中国又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破坏了合作化时期的评工计分、“三包一奖”等行之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实行“大兵团”作战,造成农村劳动管理混乱,劳动效率低,农活质量差,干部瞎指挥,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从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注意到了“大兵团”劳动的弊端,并着手对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调整,恢复了合作化时期的一些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但庐山会议由纠“左”转向反右后,中国又开始了“赌气”式的“跃进”,使前期对农村劳动制度的调整毁于一旦。1960年下半年,中国农业形势极其严峻,农村“
4、非正常死亡”人数剧增。为了解决中国农业危机,1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该文的下发标志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终结。为了整顿农村混乱的劳动管理制度,“十二条”要求各地“必须严格实行评工记分”,“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该参加劳动”,“必须做够多少劳动工分”才能享受供给制,1(P383)开始恢复被庐山会后赌气式“跃进”破坏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江苏省响应国家号召,同年11月19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坚持评工记分制度贯彻按劳分配政策的社论。社论指出:“坚持评工记分,是保证正确贯彻按劳分配政策、调动广大社员劳动积极性的一个主要环节。一方面,坚持评工记分
5、,按照各个社员实做劳动日进行分配,就可以保证按劳分配政策的坚决兑现。”“另一方面,坚持评工记分,也是加强生产小队的政治工作、活跃社员民主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评工记分“是一件关系到正确执行分配政策、合理组织劳动、发动社员更好地搞好生产的一件大事。”2江苏省在恢复评工记分的同时,还要求:“大队对小队,应当坚持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农村要三包,林牧渔副业能三包到小队的都要三包到小队。除了个别项目(如木工组、猪场等)外,大队一般不组织专业队、专业组。”3要求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领导生产;在生产管理上要让生产队当家做主,坚持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和农具“四固定”。随着这些
6、文件的实施,被“大跃进”破坏的原有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逐渐恢复起来。“评工记分”就是把社员按照性别和劳动能力,把男、女分成整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然后按照出一个工,就分别给固定工分。但是,“评工记分”不能解决社员出工不出力现象,劳动生产率和农活质量仍然不能提高。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的“三包一奖”理论上很好,但具体执行起来,却非常繁琐和困难。生产队的一块田包多少工、包多少产量、包多少成本,都非常难以计算,包多了,生产队完不成;包少了,生产大队收入减少,国家征购难以完成。超产奖励比例多少难确定,超产部分在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之间怎样分配也是问题,大队和生产队希望多留,而社员希望多分,所以“三包一奖”造
7、成的大队、生产队和社员之间各种矛盾,使三者之间从年头吵到年尾。“三包一奖”里面有很多数据、比值等都得计算,进行下来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光定额就有400多个。一般的农村社、队会计根本无法完成。4(P286)弄来弄去“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形同虚设,实际上仍然是平均主义。二、各种劳动定额管理责任制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江苏省在恢复合作化时期各种劳动管理制度的同时,对其他适合农村生产的各种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胆探索。针对“评工记分”和“三包一奖”的弊端,江苏省采用以完善各种劳动定额为管理核心的劳动管理责任制。劳动定额管理,就是把各种农作物和工种进行量化定额,每项农活和工种定
8、出多少工和工分,然后责任到劳动小组或者个人,完成该项农活,就给固定的工分,这样就避免了评工记分的麻烦。例如,1961年吴县车坊公社二十二大队实行定额管理,其具体办法是:把大队的21种农作物和241个工种进行劳动定额,每项农活规定多少工分;然后把不同的社员按照劳动的强弱分成组,能单独完成的农活责任到人。根据不同定额采取五种不同评工记分的形式,第一种是定额到组,按人活评。这是适宜于需要几个人相互协作,不能单独完成的农活。如插秧、灌溉等。第二是定额到组,按件计酬。这适宜于需要集体操作,但能单独操作的农活,如割麦记行,挑肥记担等农活。第三种是定额到人。这是一些适宜个人操作的农活,如耕田、送秧、做泥塘等
9、。第四种是常年包工到人(户)。这是一些适宜个人操作,又不便于短期验收,必须全年定责任的农活。如耕牛饲养,农船保护、灌水等农活。第五种是按时记分。这是指一些不在包工范围之内,没有定额的零杂农活,如晒粮、秤粮、分粮等。据该大队水稻、三麦(指大麦、小麦、荞麦)、油菜、红花子四项农作物85个包工工种排队,用第一种记工的39种,占46%;用第二种记工的有22种,占26%;用第三种记工的有19种,占22%;用第四种记工的有5种,占5%。另外该大队还把41头耕牛三包到队,五定到人。三包到生产队是包使用年限、包成本费用、包工分;五定到人是:定负担田亩、定积肥、定膘水、定工具、定报酬,实行养用合一,谁用谁养,分
10、户保管。实行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是项项农活有定额,多劳多得,能够发挥积极性;二是便于安排农活,合理分工;三是记工便利,人人心中有数;四是责任分明,便于检查,能够提高农活质量。5劳动定额管理责任制显然能提高社员工作的积极性。1961年3月,海滨县五汎公社全社14,800个劳动力,每天出勤的就有13,804个,占劳动力总数93%。该公社有些大队出勤数达到100%。团洼大队男女整半劳力480人,3月9日这天连辅助劳力出勤就达528人,占劳动力110%,有些老人和儿童也自动参加力所能及的农活。过去不肯劳动的人,也主动找干部要活做。有人反映:“过去工分不值钱,成天不下田,现在工分值钱了钱,养牛的还要带耕
11、田”。不少社员说:“过去评工记分是没年头女婿,在奶奶镜子里,照见拿不到。现在是当日做,当日记,多做一个工分,多得一份报酬,那个还敢躲懒。”社员反映说:“过去上工如拉纤,下工如放箭,现在上工自紧自,下工要催几遍。”6但劳动定额管理有自身的缺点,农业生产不像工业生产可以计件,一些农活是很难量化定额,而且农作物生产有一定的周期性,且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而且对各种农活实行劳动定额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繁杂的事情。另外,一些社员一味完成定额劳动,忽视农活质量,加上生产队劳动监督跟不上,造成农活质量低劣。江苏省委指出:实行了劳动定额管理后,“社员参加集体生产的出勤率比过去增加了,劳动功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活
12、质量也比过去好一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目前的集体生产也存在不少急待解决的问题。部分地区劳动力的出勤率仍然不足,多数农活的劳动功效还远不如过去,特别是干活只求数量,不求质量的现象比较普遍。”7对于劳动定额管理,苏州市昆山县茜墩公社的群众说:“从纸面上看来,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切实做到了,也能调动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和干活的责任心。但根据调查,现在多数生产队还是做不到。问题不是干部群众不想搞好,而是这些管理制度过死过繁,与农业生产情况多变,农民生活分散,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管理水平还不相适应。”“农业生产是活的,天地人禾,天天在变化,计划再好,定额再细,总是跟不上去。”生产队干部反映:“十天一计划,三
13、天一安排,朝朝派工,夜夜评分,吃力不讨好。”社员反映:“横一个计划,竖一个定额,只好应付上级检查,不能派实际用场。”8三、以“包工”为主要内容的生产责任制江苏省吸取了劳动定额管理的弊端,从1962年春季开始,江苏省各地建立和健全了各种各样的集体的、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出现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的劳动管理制度,而这种责任制直接和社员的劳动收益挂钩,激发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新沂县唐店公社龙河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普遍实行了“收种运打、包工到组;田间管理,包工到户;专业农活,固定到人;机动杂活,临时派工”,这样生产责任制的效果很明显。(一)干活主动,工效提高。过去,干活大呼隆,没有活干等派活,派到了活又是“
14、文去武不去”,干起活来“一盼休息,二盼吃饭,三盼干部走开”。男的瞎聊,女的带针线,老农说:“这不是干活,是哄工分”。农活包定了,干迟干早,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事,谁都起早先把活干完,工效高了。1961年全大队五天锄完春田,七天半割完麦子,到立秋夏山芋锄过一遍;1962年不到二天锄完春田,四天半割完麦子,不到立秋夏山芋锄完三遍。(二)责任分明,农活质量有所提高。过去是“农活应卯、丢杆就跑”,田块不固定干好干坏谁也找不到,经常有2030%的麦茬田发生草荒,一般以上的农活质量不合要求。固定包工后,谁干好干坏,一眼看到,“猫盖屎”的农活大大减少了。1962年全大队只有草荒50亩,占麦茬田的3%;有30
15、%的农活是“老师傅”活,60%的农活质量达到一般要求,达不要求的“毛三荒”农活,只有10%。(三)劳动时间,灵活支配。过去,不管活多活少,活轻活重,大家“绑”在一起。不去干活,干部不同意,社员怕误了工分。去了,有些活实际上用不了那么多人,结果混得了工分,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大田生产,也耽误了家务。固定包工后,只要不违反农时,大部分劳动时间可以自己支配。这样,大田生产搞好了,又有了时间休息、赶集、喂猪、种自留地、走亲戚。社员反映这样才是大集体、小自由,有忙有闲,大伙儿方便。(四)评工记分,简便合理。过去干活大呼隆,天天评工,天天吵嘴。“队长会计累死,社员气死”。农活包产到组、到户、到人,90%的农
16、活不需要评工记分,不仅少数会“讨便宜”的社员,不能再讨便宜;个别干部多占工分的现象也制止了。街北一队一组记工员私自多记了30的工分,由于定了田块包了工,社员心中有数,一对工分帐,就查出来了。(五)领导省事,干部有时间参加劳动。过去,生产队干部天天忙于开会分配农活和派工、喊工、评工,实际参加生产的时间很少。包工后,只要分段安排分段检收,可以省出时间参加生产。街北一队队长,1961年很少参加劳动,1962年实做工分与同等劳动力相比只少做25%的劳动日。9苏州市昆山县茜墩公社有214个生产队实行了“包工到户”,占该公社225个生产队的95.1%。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每块田定产以后,“按各户劳动底分多少
17、,分摊承担田亩,对病员、干部、孕妇和集体需要统一调动的人员适当减少包工。”完成包工后,超产全部奖励包工者。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一是发挥了社员劳动的潜力;二是社员把承包的农活当做自己的事情,农活质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三是解决了集体劳动和分散生活之间的矛盾;四是经营管理简单了;五是干部和社员之间更加团结了。社员说:“包工到户,清清爽爽,客客气气,好坏清楚,责任明确。”8虽然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政策开始出现“左”的倾向,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的劳动管理责任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认可。1962年11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农工部关于改进农村人民公社劳动管理的若干意见,要求“一般的
18、生产队、多数的农活,都应当明确规定任务(包括数量、质量、时间等),规定工分报酬,单项或者综合地、分季分段或者常年一贯地进行包工。”江苏省的生产劳动责任制有三种:一是集体操作的农活,实行包工到组,由适宜负责该项农活的若干劳动力集体承包,实行个人计件,或者大包小评;二是按户分散操作的农活,实行包工到户,根据各户劳动力的情况,劳多多包,劳少少包;三是按人分散操作的某些专业农活,实行包工到人,由适合于从事这些农活的社员个人承包。省委还规定:“有些零星小经济作物,生产队不便于直接管理,在不影响集体经济的巩固、又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情况下,也可以将这些零星作物全部农活包工到户,或者把产量也包到户,实行超产全奖
19、或者超产分成的办法。”10以“包工”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管理得到江苏省委的肯定,并迅速在全省得到了推广。四、“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实践证明,只有社员的收入与自己劳动直接挂钩,社员的劳动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提高。随着各种劳动管理责任制的发展,江苏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把农业生产一包到底的劳动管理模式。1962年7月,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调查统计:全省有5102个生产队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占生产队总数的1.66%;50402户(其中分田到户的19235户),占全省总农户的0.54%;29900亩耕地(其中分田到户的6232亩),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0.04%。江苏省委农工部认为:
20、“实际情况可能不止此数,根据初步匡算,属于各种各样、程度不同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大约有10%的生产队。”11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形式,已经发现的有以下几种:分田到户的形式有两种:(一)分口粮田。江都县宜陵公社宜东大队,每人分了五分到六分;(二)全部土地都分到户。金坛县尧塘公社金华大队谢家生产队,共13户,72人,136亩耕地,1961年12月上旬,把田按人口分到户,麦田每人一亩三分,水稻每人一亩八分五厘。包产到户形式有4种:(一)单项作物包产到户。靖江县全县有领导地将山芋、芋头包产到户的1887个生产队(占全县生产队的60%),6500户(占全县总农户的46%),11000亩(其中山芋20
21、00亩,芋头9000亩,占全县耕地的2.1%)。(二)全部作物包产到户。金坛县尧塘公社金华大队谢干店生产队,19户,67人,1962年5月,栽早稻时,实行包产到户,田按人口分,每人2亩,劳动力少、自愿少要田的就少分一点,给劳动力多的种。(三)低产田包产到户。金坛县五叶公社勤店大队朱福海生产队,11户,54人,100亩耕地。1961年秋种时,把土质最差的15亩零8厘田,按人口分给到户,实行包产。包产的田,耕牛、农具、种子,队里统一安排使用,用的工肥各户自己负担,包产的产量归队里统一分配,超产归己。(四)包套种作物。盱眙县发现有的生产队把已经种上作物大田,包给社员套种其他农作物。111962年春,
22、江苏省农工部和镇江地委农村工作部对金坛县的五叶、尧塘、城东等公社的几个生产队的“包产到户”进行调查。这些公社中的一些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按照社员的说法,包产到户“把积极性从河坎、坟边调到了大田上来了。”主要表现在:一、施肥多了。五叶公社勤庄大队朱福海生产队,包产到户的15亩麦田,每亩平均施精肥24担,粗肥23.5担,比集体麦田,每亩平均施精肥4担多20担,施粗肥60.5担,少27担。尧塘公社金华大队夏介生产队,1962年麦田普遍施二施肥,平均每亩施精肥12担,粗肥(河泥)112担,比邻队没有实行包产到户的谢干店生产队的麦田,每亩施精肥7担多4担,粗肥39.4担,多施72.6担。改变了过去社员
23、只把肥料施到自留地、开荒地的局面。二责任心强,讲究技术,农活质量提高了。朱福海生产队,包产到户的田,1962年插秧,是先集体栽好,然后分户包产管理。有四个男青年和姑娘是才学栽秧的,到一块去栽秧,有一个社员于洪云估计这块要包给自己,于是马上叫那四个男青年和姑娘不要栽。有个姑娘叫于协梅,19岁,不大会插秧,她到社员于细元包产的田里去栽秧,于细元不要她栽。于协梅的父亲就骂自己的女儿,说,“十九岁了,还不会栽秧,现在干活不能混了。”别的社员说:“包产到户,这些年青人嘴不凶了,今后才能好好学干活。”还有一个社员,在栽秧完以后去看看包给他的那一块田上的秧栽的质量不好,他又一行一行补栽了一遍。12八届十中全
24、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称之为“单干风”,要求各地严格禁止“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江苏省委严格执行中央的决定,江苏省的“包产到户”和“包田到户”的数量大大降低。1962年8月月底,据中共江苏省委农工部调查统计全省有1110个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到户,其中全部作物包产到户的有10个生产队,主要作物包产到户的有1090个生产队,全部土地分到户的有2个生产队,分口粮田的有6个生产队,三包到组的有2个生产队。由于各地干部隐瞒“包产到户”和“包田到户”,江苏省委认为“包产到户”和“包田到户”实际数字要远远高于统计数。13“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受到了社员热烈欢迎,社
25、员说:“十二条、六十条,抵不上包产到户这一条。”“生产队核算好,包产到户、分田到户比生产队核算更好。”只有这样,才能“自紧自”,克服“依赖性”,才能“不沾不靠”,真正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劳多吃”的原则。睢宁县陶园公社小姚村生产队的群众说:“像现在这样,拥大堆,你望我,我看你,谁也不出心干,你偷我也偷,反正天塌压大家,亏众不亏一。”“包产到户,谁种的好谁多吃,谁种的不好谁少吃,谁不种谁不吃,这就是最好的按劳分配。”盱眙县低桥公社永华生产队的干部反映:“自留地产量要比大田高,社员做私事的兴头要比搞集体高,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包产到户比集体生产好。”“要增产,非走这条路不行。”14就连一些
26、劳动力差的社员也愿意分田到户。金坛县谢家生产队的社员金天宝老夫妻两人(夫妻两人年龄相加128岁),没有其他劳动力,也赞成分田到户后,说:“这样做清爽,弄得好。”15射阳县新洋公社的社员说:“集体生产饿儿喊,包产到户,越走越富”,“集体生产,人多嘴杂,要想搞好,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六十条条条好,就差包产到户这一条。”射阳县同样公社邵尖大队陈友三队长说:“包产到户,是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的好办法,如果上面号召,社员一定双手赞成。”射阳县的干部认为,包产到户有“四大好处”:1.能够调动积极性;2.能够多打粮食;3.能够缩小矛盾;4.能够解决偷盗问题。16虽然“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受到广大农村社
27、员的热烈欢迎,但在中共高层却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62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专门下文,要求不能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指出“最近,有的地方报纸,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公开讨论了包工到户、包工到组和包产到户的问题,并且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组的情况。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今后,关于这些问题,一般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关于改进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和加强生产责任制的一些作法,可以在报纸上进行宣传,但是不要涉及人民公社体制和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问题,更不要在报纸上透露了某些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因为敌人会用这些材料来反对人民公社的。”17邓子恢、刘少奇、朱德、陈云、周恩来、田家英等中央
28、领导人以及曾希圣、钱让能、胡开明等地方领导人都主张“包产到户”,但“包产到户”遭到毛泽东的强烈反对。毛认为:“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18(P1086)1962年8月5日,毛泽东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描述了一幅搞“包产到户”的“可怕后果”:“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娶小老婆的。”18(P1087)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痛批所谓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并把这些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指出:“除了少
29、数继续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地方以外,生产队应该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分配。”“这种基本核算单位固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19(P608)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它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直接组织生产,组织收益的分配。这种制度固定下来以后,至少三十年不变。”19(P625)八届九中全会之后,中央批转了甘肃、陕西、安徽等省的关于纠正“包产到户”文件,使“包产到户”再次夭折,并且包产到户长期成为禁区。江苏省和全国各地一样,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步废除了“包产到户”和“
30、分田到户”,并且收回了作为救灾救荒的借地。在1961年8月22日,江苏省委发出关于干旱成灾地区补种、改种的通知规定:“在受灾特别严重的地方,如果荒地较多,或者晚秋茬口较多,有冬田可以利用的,可以从不安排秋播的大田中,每户划二、三分,暂种一熟,明年夏天还田。”1962年春,江苏省委允许一些灾情严重的情况下,借给每人一分到一分半地种植一季代食品。结果这些借地不止种了一季,而是种了一两年。到同年10月,“全省借地面积共约二百六十万亩左右”,江苏省委认为这些借地,“增加了集体与社员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大田生产,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巩固。”10月27日,江苏省委下发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及时收回借地的通知,要求各地
31、“不论已经借地的地区或过去没有借地的地区,从现在起一律不再借地”,要求各干部认真学习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和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的精神,“加强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及时收回借地。”20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虽然“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被取消,但继续肯定了生产队的定额管理等劳动管理责任制。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应该逐步制定各种劳动定额,实行定额管理。凡是有定额的工作,都必须按定额记分,对于某些无法制定定额的工作,可以按照实际情况,采用评工记分的办法。”1(P638)20世纪60年代初,江苏省废
32、除了“大兵团”作战式的劳动管理制度,恢复了合作化时期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有效的劳动管理制度,同时,对农村劳动管理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实施了劳动定额管理,包工到组、到户、到人,直至“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这些劳动管理制度的实施,提高了社员生产的积极性,改善了劳动效率和质量,促进了江苏农业的好转。【参考文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2坚持评工记分制度贯彻按劳分配政策N.新华日报,19601119(1).3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1960年12月18日)B.南京:江苏省档案馆藏档,3062永久76.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5吴县县委办公室通讯组、县委农工部通讯组.改进生产队经营管理的关键何在?吴县车坊公社二十二大队实行定额管理的调查.N.新华日报,196166(1).6江苏省退赔办公室编.算账退赔情况简报(第六期)(
copyright@ 2008-2022 冰豆网网站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编号:鄂ICP备202201551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