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docx

1、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论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的价值 摘要：汉任城王墓保存有汉黄肠石题刻7 8 2石，单字40 0 0余字，为汉代考古之仅见。题刻内容涉及东平国、任城国等郡、国、县等地名二十余处，工匠或验收官人名一百多位，另有数字、尺寸、标记、官职等内容，其研究价值为国内外考古界、艺术界、书法界、历史界所公认。本文试就有关黄肠石题刻内容，在形制特点、时代特征、历史地理、行政区划、物勒工名、书法艺术等诸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分别讨论。关键词：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 物勒工名价值汉任城王墓位于济宁市北郊九女（米）堌堆1，19921995年，发掘出土了汉黄肠石题刻782石，单字4000余字。本文试就黄肠石

2、题刻而论之，以求证于海内外贤达。一汉任城王墓现存封土直径60米，高12米，是萧王庄墓群2中封土最大的一座。墓葬座北向南，由墓道、耳室、墓门、甬道、前室、后室、回廊、题凑石墙等部分组成3。墓道残长22.8米，宽2.73.8米，其中部东西两侧设对称耳室，室内分别放置车马明器和炊厨器。墓道北端靠墓门处，设前后封门墙两堵，门扇无存。墓室南北长15 .89米，东西宽15.9米，高8.35米。墓门后有甬道通前室。前室为横长方形，放置大量陶器；后室为纵长方形，中置棺床，棺椁已焚，人骨朽乱，出土少量玉器和银缕玉衣片。回廊围绕前后室一周，题凑石墙在回廊外侧，曲折呈凸字形。整个墓室外以题凑石墙作墓框，内以砖墙分隔

3、各室，上以3层契形砖券顶，砖券之上再覆以石块，地面以石板和2或3层砖铺底。墓室顶石边缘紧扣石墙，把整个砖室墓包围在一个偌大的石宫里。建筑十分考究，结构颇具特色。汉任城王墓所用石材包括题凑石墙、封顶石、封门墙、各室底边石、棺床边石约45 00余块，其中暴露在墓室内可观睹的黄肠石题刻计782石。据修复石墙顶情况估计，埋压在封土和石墙内的约是可见者的5倍左右。这么多题刻，在我国已知汉墓出土黄肠石中数量是最多的，实为我国汉墓考古史上的空前发现。一般而言，在考古工作中，我们可据出土文物组合、器型特征、银缕玉衣片及墓葬形制来推断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同时题刻内容也是推断墓葬年代及墓主身份的重要材料。汉任城王

4、墓铭刻地名，见于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当是东汉建造墓葬时的地名，为墓葬年代的推定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依据。题凑石墙墙西有“梁国己氏魏贤”铭刻，据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己氏县，西汉属梁国，东汉属济阴郡。然后汉书孝明八王传载，梁节王畅“建初四年(79)徙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永元五年(93)削成武、单父二县。”显见东汉初故梁己氏先属济阴，再属梁，永元五年(93)仍属梁国。又据史书载，削二县后，畅曾上疏“乞裁食睢阳、毂孰、虞、蒙、宁陵五县，还余所食四县不许。立二十七年(98)薨”。可知梁国此时共有九县，这恰与后汉书”郡国志梁国所载“九城”相吻合，并且“裁食”五

5、县名均在其中。由此分析，传所载九县，即为志中的九城，二者相对照，传中“还余”四县应是砀山、下邑、鄢、薄。而己氏县不在的情况应说明，最迟在永元五年(93)后的畅上疏之年，己氏县已不属梁国。也许因己氏短时属梁，所以后汉书把它划入济阴郡中。该墓铭刻“梁国己氏”，可证墓葬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建初四年(79)，下限应在永元五年(93)至十年(98)畅薨之间的己氏县改属前后，即章帝、和帝时期。而这个年代正是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中记载的任城国始封王孝王刘尚的在位时间（84101年），由此可推断墓主为东汉任城国第一代王孝王刘尚。从墓石铭刻地名看，不仅有当地任城国和山阳郡的部分县名，而且还有周围的鲁国、东平国、梁国、

6、沛国，乃至较远的上党郡、常山国的大部分县名。这么远的地方派工匠或送石，来为死者建墓，工程浩大可想而知，在汉代只有王侯和皇亲勋贵才享有如此的特权和殊荣。二“黄肠题凑”一词，最早载于汉书霍光传颜师古注引苏林日：“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日黄肠。”其后，后汉书梁商传注引汉书，音义释为：“以柏木黄心为棺，黄肠也。”根据汉代礼制，“黄肠题凑”为帝王陵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经朝廷特赐，个别勋臣贵戚也可使用4。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黄肠题凑”墓，分别为石家庄市北郊西汉初年赵王张耳墓5，北京大葆台西汉中期燕广阳顷王墓6，江苏高邮天山西汉晚期广陵王或王后墓7，山东定陶王墓8，这四座墓题凑结构是用柏木层层平铺叠垒，

7、题凑四壁所叠筑的枋木（或条木）完全与同侧椁室壁板呈垂直方向，若从内侧看，四壁都只见枋木的端头，故称题凑。黄肠则因用剥去皮的柏木，以木色淡黄而得名。任城王墓题凑石墙除拐角处用长方形石块，其余皆用1米见方的石块单道砌垒。每石大小一致，打制规整，石的四面都用錾道做几何图案，主要有三种规格：一种是厚度1汉尺（约2 3厘米），每边约95厘米的方石；一种是厚度1尺（1汉尺约2325厘米），长95厘米，宽5060厘米的长方形石；少数是厚九寸（东汉时计量单位小于1尺）。文字大部分在方石和长方形石的侧面，少数刻在方石或长方形石正面。每石文字最少l字，多数35字，最多1 1字。后汉书礼仪制下载：“大丧，司空择土造

8、穿，太史卜日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礼。”石墙石块均打制规整，大小基本划一，可见东汉时“题凑”已用方石制作，如西汉“黄肠题凑”之礼制。结合洛阳邙山出土垒砌地官方石题铭“黄肠掾王条主”“黄肠史袁康主”，为了与木头相区别，近代学者罗振玉在研究之后在其著作雪堂类稿甲笔记汇刊石交录予考知黄肠石中首先将其定名为“黄肠石”，之后获得学界认同。在洛阳邙山东汉帝陵中也出土过这种石块，有的铭刻“黄肠石”，其作用应与黄肠木相类似。邙山岭一带为东汉帝陵区域，黄肠石的出现表明与史书记载的葬制相符，“黄肠题凑”墓在东汉时的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以石材取代木材。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载：刘焉墓（北庄汉墓）在建造过程中“发常山钜鹿郡

9、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数千人”显然，当时建墓所需黄肠杂木三郡不备的情况下，遂用砖石材代替，故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数千人。从任城王墓众多的人名、地名和墓葬建筑规模的情况来看，当时建墓时，也应征发各地工匠送石者，其规模和数量应不少于北庄汉墓。目前，发现有黄肠石题凑墓葬有河北定县北庄汉墓、江苏徐州土山汉墓等。北庄汉墓于1 9 59年发掘，墓主人为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出土黄肠石题刻1 74石及少量墨书文字9。197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土山汉墓，墓主人为东汉彭城国王，出土黄肠石5 8石，其中可见（个别刻面因砌于墙内不好统计不计）者26石40条10。任城王墓葬形制结构与定县北庄汉墓、土

10、山汉墓同，是一座以石材为题凑的大型砖室合葬墓11。三墓皆用1米见方的石块垒砌石墙，石材琢制规整，大小长宽厚度基本相同，其作用与上述题凑木类似。更为重要的是，任城王墓与北庄汉墓二墓题刻内容及诸多地名相同，书法风格也较为相似。如二者皆有“鲁柏仲”铭刻。“鲁柏仲”，即任城王墓“鲁石工柏元仲华”题刻的简写。地名人名如此巧合，说明任城王墓与北庄汉墓相对年代非常接近（图2）。由以上可以看出，东汉“题凑石墙”是由西汉“黄肠题凑”演变而来的。“题凑石墙”或“石材题凑”12墓大都出现在东汉初年，为西汉“黄肠题凑”葬制演变的产物，它的发现对研究汉代墓葬结构和墓葬制度有重要的意义。三题刻内容涉及东汉时期封国郡县，对

11、研究当时的行政区划和历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举例说明，封顶石中一石侧面刻“山阳高平钟生”六字，该石为青石质，长宽约9 5厘米，厚2 3厘米。汉书地理志载：“山阳郡，故梁。景帝中元六年（前1 44）别为山阳国。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别为郡。”天汉四年（前9 7年）以山阳郡为昌邑国。昭帝元平元年（前7 4）国除，为山阳郡。王莽时日巨野。东汉仍为山阳郡，治所昌邑（今金乡西北）。高平地望在今微山县两城镇，相传这里有两座城，故称两城。后汉书郡国志三：山阳郡辖高平，本注日“侯国”。故橐，章帝更名。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明帝永平二年(59)，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

12、李贤注：“南平阳，县，故城在兖州邹县也。橐，县，一名高平，故城在邹县西南。”水经注泗水：“地理志山阳之属县也，王莽改日高平。应劭日章帝改。按本志日，王莽改名，章帝因之矣。”从上述文献可知，两城镇的方位在邹县（现邹城市）西南，与李贤注相合。两城镇一带即西汉的橐县，东汉的高平故城。橐县在西汉初及宣帝时两度封为侯国，王莽时改为高平，东汉章帝时仍“因之”。明帝永平二年(59)，高平由山阳郡划归东平国后又成为侯国。东汉时何人封于此？书无详载。据后汉书伏湛传，伏湛于建武三年(27)封为阳都侯。六年(30)徙封不其侯（故城在今即墨西南），传爵位至重孙伏晨。“晨尚高平公主”13。章帝建初七年(82)，曾封刘苍

13、五女为县公主，但未提及所在地名。“汉制，皇女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是长公主，仪服同藩王。诸王女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肃宗（章帝）唯特封东平宪王苍、琅邪孝王京女为县公主。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李贤注：“冯定，获嘉公主子，袭封或嘉侯；冯奋，平阳公主子袭封平阳侯。此其类也。”14。高平县既益东平国，东平王刘苍之女封为县公主，其中一公主就可能封在高平县。故东观汉记有伏晨尚高平公主的记载。高平既为县公主，当然可以传爵于子。所以郡国志说高平为侯国。如上述推论正确的话，任城王刘尚与高平公主应为姐弟关系，其封王时间（公元8 4年）比高平公

14、主就封时间晚两年。按刘尚封王时间，平阳公主派工匠钟生为其建墓的话，距高平由山阳郡划归东平国的时间（公元5 9年）相差25年左右。工匠钟生仍按高平归属山阳郡时，把自己的姓名籍贯题刻在石材上，于是有“山阳高平钟生”题刻。四汉任城王墓黄肠石题刻，反映了汉代的“物勒工名”制度，题刻的目的是为了记录工匠任务的完成情况，墓主对产品质量和数量进行验收，同时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惩罚。目前所见有关“物勒工名”制度记载的最早文献，是礼记月令曰：“（孟冬之月）是月也，命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毋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说明了“物勒工名”目的就是为了“以考其诚

15、”。郑玄注日：“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物勒工名”制度在秦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日益成熟，而题铭也扩展到工官、生产机构以及制作地等内容。汉承秦制，汉代使“物勒工名”制度达到成熟并走向全盛与繁荣。汉代“物勒工名”制度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官营机构制作的器物，内容一般包括制作日期、生产机构、官员名、工匠名、数量、编号等。汉任城王墓“物勒工名”有五种形式；-是地名、官职、工匠名，如“邹祭尊石治章”“邹祭尊石治”“邹祭石治”、薛颜别、金乡陈能等，这种形式组合占题刻总数中的绝大部分；二是地名和产品生产机构，如金乡匠斋等；三是生产产品工匠籍贯，如“章”（东平国章县）、“无盐”（东平国无

16、盐县）、“须昌”（东平国须昌县）等；四是生产产品工匠名，如“马初”“李季”“田文”“伊熹”“陈能”“元于昌”等，统计有57位工匠，其中能够明确其籍贯地有47位；五是数字编号和尺寸，如“十八”“尺”“尺一”“九寸”等。从上述分类看，大部分黄肠石刻有石工匠的姓名或验收官的姓名。“邹祭尊石治章”的“治”同“制作”，为人名后动词。光武帝建武三十二年(56)封禅泰山，“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15可知汉代加工制作专用石材谓治石。“祭尊”为官职，东汉诸侯王有同皇室一样专事营造的官府，管理工匠生产，“祭尊”同“祭酒”，以酒祭祀或祭奠，即古代大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仪礼乡射礼：“获者南面坐，左执爵，祭脯醢。执爵兴，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