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雍正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雍正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雍正皇帝削除乐户、丐户、世仆、伴当、蜑户等贱民的贱籍,是清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事件,还在清朝,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近代史家也常常考虑到它。贱民身份的变化,反映被统治的人民政治地位的演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研究的课题。本文不全面叙述所有贱民籍的解除,仅剖析绍兴堕民和常熟、昭文丐户的历史,试图说明丐户的职业和身份地位,雍正削除丐籍的原因、进程和历史意义。一、 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 人户的属籍、关系到人们的职业、地位和对政府的义务,而且据有不可变动性,因此,考察堕民的削籍,首先要弄清他们的名籍问题。 关于堕民的名籍,明朝人徐渭(文长)说:
2、“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就是说他不在良民的属籍之中。他的属籍是什么?有许多历史文献在记叙雍正一系列削除贱民籍时,只提堕民,而不讲其户籍中的名称,从而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堕民的名籍就叫“堕民”,其实不然。而浙巡盐御史噶尔泰的请除堕民籍疏,劈头就说:“请除堕民丐籍。”很清楚,雍正赦除的堕民的籍称是“丐户”。堕民籍名丐户,由来已久,据乾隆时修的余姚县志引前人记载,早在南宋,堕民就叫丐户。到元朝,称为怯怜户,明朝又叫丐户,清朝沿习不变。 堕民,也有被定为乐籍的。在绍兴府新昌县,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户籍登记中有乐户,民国时编纂的该县志书,又明确指出:“乐户,府志作丐户”。所以新昌的乐户,
3、也是堕民的籍称,也即丐户。在习惯称呼上,亦有把丐户的堕民称为乐人的,如康熙会稽县志写该县婚礼习俗,谓新娘过门,由“乐妇扶掖出轿”。这里的乐妇即指堕民家妇女,但行文者不称其为丐户妇,而称乐户妇,是把丐户与乐户等类观之。丐户与乐户的生活、地位,有许多相同处,所以噶尔泰就说他“实与乐籍无异”,要求照开豁山西、陕西乐籍例放良。户部答复这个建议时说,堕民“较之乐户别编籍贯,逼勒为娼不同”,因而提议饰令地方官严禁豪强欺凌堕民,而无须削籍。这又说明堕民的丐籍,与乐籍不是一回事。我们认为尽管堕民地位与乐户相近,甚至有少量的人被籍为乐户,但是他们是丐户,而不是乐户。 堕民的丐籍,与那种乞讨叫化的丐民户也不同。乞
4、丐,贫穷到无以为生,靠讨米度日,他们虽然也同堕民一样为人们所轻视,但封建政府并未将他们列为贱民。明朝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癜。这种小说家之言,倒真实地反映了乞丐的良民地位。作为堕民的丐户,“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他的丐籍表示身份,同没有职业的乞丐的民户,在户籍分类上截然不同:一属贱民,一属良民,不可混淆。 至于同被雍正削籍的绍兴堕民丐户与常熟的丐户,则在名与实两方面全是一致的:都籍名丐户;都是生活、身份相同的贱民,故清政府以常熟丐户,“与浙江堕民无异”,才准予除籍;在习惯称呼
5、上,浙东丐户,“俗名大贫”,常熟丐户,“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两处都离不开一个“贫”字。 贱民丐户,被赦除的是绍兴府、常熟和昭文一府两县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人户。堕民猥编说堕民散布“苏、松、浙省”,确实如此。绍兴的邻郡宁波府奉化县,四民之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在鄞县,有堕民,男子被叫做“堕贫”。苏州府的附郭长洲、元和、吴县三县,也有同于常熟的丐户。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两点结论:其一、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是丐户,它不同于乐户、乞丐户,更不同于军、民、匠、灶等的良人户。雍正的所谓削籍,就是豁除其丐户户籍。其二、绍兴、宁波、苏州三府的堕民,基于社会地位、职业的一致,构成一个社会集团
6、,因此应当把他们视为一体,对他们的历史统一考察,统一说明。具体地说,绍兴堕民的放良与常熟丐户的除籍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这也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篇文章来作的原因。二、 丐户来源的诸种说法及其之甚不可考 堕民,何以成为堕民,成为丐户?请先看文献资料所提出的几种不同的说法:(1)南宋罪俘被罚说。徐渭说:“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又说:“丐自言曰:宋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沈德符把“丐自言”的内容记叙得又具体些:丐户,“乃宋将杨延昭部将焦光瓒家丁,得罪远徙”,流传下来。(2)南宋罪犯,明太祖处罚说。堕民猥编的记载基本上同于徐渭文章,但又指出:“明太祖定户籍,匾
7、其门曰丐。”是说明太祖痛恨南宋汉人投降金朝,进一步罚及其后裔。(3)官员获罪被罚说。祝允明说丐户皆来源于“宦家”,是政府“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4)明初处罚蒙古人说。瀛若氏说:“明灭元,凡蒙古部落流寓中国者,令就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在常熟者即然。(5)明太祖处罚胡惟庸后裔说。此说见民国新昌县志卷6风俗,并说是据鄞县志所载,然我们查鄞县乾隆、同治、民国诸志书,并无此记叙。(6)元灭宋罚罪俘说。1979年出版的辞海“堕民”条说:“元军灭南宋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产生堕民。此说少见,不知何所据。 此外还有一些推测的说法,如稻叶君山说堕民,“虽不知其
8、起源,大约为反抗明太祖之陈友谅之后裔,亦未可知”。鲁迅说堕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对这种种歧异的说法,我们很想将之辨析清楚,何说为是,何说为误,以便明了丐户的来历。但是探索资料的结果,使我们失望了,可以说丐户来历问题,已没有办法完全搞清,原因是:(1)明代与丐户同时同地生活的学人已不得其详。徐渭,绍兴山阴人,生于公元1521年,卒于1593年,是明代有影响的文学家,又重视堕民问题,撰成会稽县志风俗论专文,但他坦率地表示不知丐户之所始,把南宋罪俘后裔的说法只是当作传说加以记载,可见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强不知以为知。祝允明,苏州长洲人,1492年中举,卒于1
9、526年,比徐渭早半世纪,却没能比后者提供得更多一些。沈德符,15781642年,嘉兴秀水人,视听颇广,下笔甚勤,然其所知也不过焦光瓒家丁之说。堕民猥编一书,不知出于何人何时何地,笔者亦未克获见,但浙东志书引述该书内客,置于万历野获编之前,是明人之作,其立说也同于徐渭。徐渭、祝允明等人是勤奋而严肃的学者,处于明代,和丐户生活在同一地区,他们对其来源问题已不考校,可见他们是把它当作无法澄清的问题了。(2)削除丐籍的当事者也搞不清楚。雍正君臣豁除丐籍,按理需要查明丐户源流,但是他们没能做到。他们所了解的,没有超过明人。噶尔泰奏疏中关于丐户的起源,只是抄录了堕民猥编的文字;雍正死后,以乾隆名义写的泰
10、陵圣德神功碑,颂扬雍正除贱籍,说什么“自明初,绍兴有堕民”云云。在如此庄严的文献中,竟然出了明显的错误,显而易见,以当政者的力量也无能明其根由。 (3)乾嘉考据学盛行时,名家亦不考。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钱大昕接触过堕民问题,他编鄞县志,在堕民集中,抄录堕民猥编文字外,仅叙丐户妇女服饰数语,显出不愿多及的态度。而他在书中特立辩证一卷,考证前人对当地历史叙述的错误。他是考据大家,对鄞县其他史事的考察颇有兴致,独对堕民问题素然寡味,不能不说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不可考而放弃了。 (4)堕民问题专家也不能明了其真相。光绪末年,宁波出现的第一所堕民学校校长陈训正,是极其关心堕民问题的专家,他后来担任鄞县
11、通志的总纂,而该书所记录的堕民史事,是我们所见到的文载中最多的。陈亲自写了堕民(丐户)脱籍始末记一文,关于堕民的产生,也是摭拾南宋罪俘说。这就说明,他对此问题也无法圆满解答。 看来,堕民的产生问题,由于年事久远,文献湮没,信史不足,所以明清以来的执政者、学问家、堕民解放的热心人,都没能把它彻底弄清。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搞清的历史问题,犹如斧声烛影、建文兴亡等疑案,不必再费力气去探究。 然而关于来源的那些异说,并非完全不可评论。人们可以准情度理,选择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我们出于以下考虑,认为把第一、第二两种说法结合起来,似乎是相宜的。 (一)南宋初年有惩罚“罪人”为堕民之可能。宋室南渡,阶
12、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而两浙又是突出的地区。在这里,金骑驰骋,宋兵蚁屯,政变、兵变迭发,人民暴动频起。南宋政府在武力镇压同时,采取严酷的善后措施,强化其统治。如公元1129年苗付、刘正彦废宋高宗,拥立皇太子赵旉,隆裕太后赐苗、刘铁券,使之同意高宗复位,然高宗恨之极,不惜食言,斩苗、刘,又议皇太子窃据帝位之罪,使其惊悸而死。高宗还不解气,将其保母处死。对自己的亲骨肉尚如此残忍,处理那些失败的“叛卒乱民”,就更不知要凶狠多少倍了,据此而论,南宋皇帝把叛将子孙贬为堕民,世代践踏,不就是很可解的吗?这种揣测之词,非我们所始,前人有言:“宋南迁,将卒背叛,乘机肆毒,及渠冠以剿捕就戮,其余党
13、焦光瓒等贬为堕民,散处浙东之宁、绍”我们的看法同这种观点是相近的。 (二)堕民之出现应早于明初。祝允明成年时期距明朝建国不过一百二三十年,徐渭也不到二百年,如果处罚堕民是明初的事,人们就不会那样搞不清楚,使得祝、徐等仅据口碑,“以相传”之词数文塞事。若作南宋初年发生讲,则历时已四百多年,人们对之模糊不清,征之传闻,则是可能的,故我们说堕民不会始见于明初。因此,那些认为它是发生在明初的说法,就难以使人折服了。(三)堕民称为丐户,可能同明太祖有一定关系。我们说堕民不始于明初,为什么那么多的说法会同明太祖相联系呢?看来堕民猥编所说的明太祖定堕民为丐户有一定道理,即南宋处罚降金将领以来,明太祖再一次确
14、定他们的贱民地位。或许要问:明太祖会管隔一朝代的降金将领的事情吗?那又是为什么呢?明太祖确实有惩罚南宋官僚投降元朝的事情“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明太祖以反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为政治资本,又希望臣民忠诚于他的明朝,因此需要提倡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和民族气节。在此政治要求下,既有惩罚南宋降元的官僚的事实,当有进一步打击南宋降金的官僚的可能。 综上所述,关于堕民丐户的来历,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考辨清楚,种种说法的是非正谬盖难判定;不过,南宋政府惩罚叛官罪民之妻孥,而后明太祖又予以重申,似乎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合理成分。堕民来历的诸种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说它之所以发生,是政治上的胜利者
15、惩罚那些失败者。这一点,稻叶君山曾加注意,他说:贱民“殆多为政治上之失败者,此则不可不知也”。说得很好,但是还不够中肯。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对政敌本身屠戮之外,还广肆株连,把他们的亲属严密控制起来,横施压迫,甚至贬为贱民。因此,与其说被惩罚为贱民的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毋宁说是他们的家属和后裔。堕民丐户就是政治株连的产物,他们的遭遇是中国封建统治残暴性的表现。三、 丐户的职业与经济 丐户不是靠讨乞为生,前已提及,他们有谋生的职业。徐渭说:“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他们的职业,以类分别介绍如下: 吹唱演戏。吹唱,“为堕民之专业”,也是堕民的主要职业。他们充当吹鼓手和戏剧演员,
16、服务于人们的红白喜事和士大夫的宴会,还以此应地方政府的差役,如苏州迎春祭芒神,“妆扮风调雨顺,乃系丐户应值”。堕民还遵照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作各种应酬表演,如除夕,“堕民以鼓吹遍贺民家,谓之闹元宵”。 各种小手艺和小买卖。堕民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手艺、小饮食,供人们用作祭祀和赏玩。常熟的丐户制绳索,宁波还有从事锻铁的。 抬轿子。宁波堕民有的以抬轿子为业,因此被称为“轿堕贫”。民谣:“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哄笑堕民扛抬新娘便桶到婆家。到近代,宁波出现码头脚班,大半也由堕民从业。堕民在抬轿之外,还于人家婚姻时,在客堂上伺侯宾客,被称为“值堂”。
17、 保媒、卖珠。堕民妇女的工作,堕民猥编概括是:“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髢。”堕民妇女为人家婚姻奔走,人家成亲时当伴娘,代表男方到女家迎亲,并指导新娘完成繁缛的结婚仪式。有的县份新郎亲自迎接新娘,堕民妇则作为女侍随行。堕民妇女还充当栉工,为即将出嫁的女子开脸,或帮助大家妇女梳装。堕民妇女还利用出入顾主内宅的方便,为女主人买卖某些化妆用品,所以又被称作“卖珠娘”。 从医。堕民妇女有做接生婆的,为小儿看病的;堕民男子也有业医的。 丐户的通常职业,已如上述,它有着明显的特点: 一是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丐户打铁、制柜、捕蛙,是生产性劳动,但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他们的基本劳动
18、是所谓侍侯人,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他们的行业,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又是千百年来被人们看不起的,低等的。 二是为整个社会,特别是富贵之家服务。每一个丐户,有一定的主顾,但作为丐户整体讲,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家庭或家族,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婚丧嫁娶是社会上各种家庭所不断发生的,节日的庆贺,拜神祀鬼的活动,已经成为全部社会的或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为这些活动而出现的职业的从业人员,自然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效力的,丐户的职业就是如此。但是人们中最需要丐户职业的还是社全的上层官僚、大地主,因为他们讲排场,摆阔气。如在山阴,有钱的人家,即使平常的宴请亲友,也要“罗珍馐、列声乐,以丰侈为敦厚”。堕民的吹唱,既是他
19、们骄奢淫侈生活的玩物,又是表现他们富厚之家气势的点缀。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是神圣不可违犯的道德准则,而且越是世家大族,越加严重。新昌县“名门右族,闺门严整,非至不相见,街市店肆中不见妇女往来”。大家妇女被锁禁深宅白绣楼,她们生活上的某些要求,通过堕民妇女同外界联系,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所以富贵之家的男女都特别需要从事丐户职业的人为他们服务。丐户的职业及其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经济状况。堕民男子为人抬轿、鼓吹、值堂,混顿饭吃,得点喜钱,“所谓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指铜钱)”。堕民妇女的收入要比男子为多,她们担当的事务比男子重要,服务对象中有高门大户,只要侍奉好老爷、太太、小
20、姐、少奶奶,就可多得赏钱,所谓“受役于殷实富贵之家,所获百倍于男”。堕民的酬金,大体上不是以某一次的服役来定,而要看他的主顾的财力和应役状况。所以堕民妇女出门时总要携带口袋,以便随时向顾主领取物品。不管堕民领取报酬的方式如何,男女收入的差别怎样,他们所从事的卑贱职业,决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经济困窘。也有的人比较富裕,拥有田产和金钱。如沈德符所记载的在北京行医的绍兴堕民甄某“起家富厚”。有的人积资产,开设戏局。所以作为一个整体讲,丐户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但在其内部,经济上有所分化,有穷人和富人之别。因此,我们认为丐户、堕民主要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四、 堕民的身分地位 在官方的法令和民
21、间的习惯上,堕民同倡优隶卒一样,为不齿于平民的贱民。其卑贱的身份主要表现在: 不能读书应举。据沈德符记载,堕民男子“不许读书”。徐渭有同样的叙述“禁其学”。表明明朝政府不准许堕民进学为士人。清朝政府也是如此。雍正削除乐户等贱籍之后,陕西的乐户子弟毛光宗、钱宏业纳赀为监生,到了乾隆三十六年,中央政府认为此事办错了。革去毛、钱的功名,处罚司事官员,并做出相应的规定:从报官改业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包括堕民在内的贱民削籍之后,入学的条件尚如此苛刻,更可见削籍之前不能进学的限制的严格了。 不准做官。科举,是唐朝以来人
22、们出仕的通常途径,不许贱民参加科举,也就意味着不许他们做官。明朝政府禁止堕民“充吏员、粮里长”;即家私万贯,亦“禁不得纳资为官吏”。前面提到过的绍兴业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捐纳为通州的胥吏,他还想凭其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被他的同乡掾吏们知道了,告发他是堕民,“安得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选,只得依旧当医生。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地,就很难冒籍了。要之,统治者严禁堕民脱离贱籍,不许他们挤入上流社会。 不能与良人通婚。良贱联姻,历来为法律所禁止。堕民,“例不得与平民为婚姻”,“各以种类自相婚配”,从而繁衍出新的一代代的堕民。 同良人不能平等相处。
23、堕民对他服侍的主人,居于奴仆地位。比如在称呼上,尊称有钱势的老年男子为老爷,妇女为太太,年青的男女为少爷、相公奶奶。即使顾主为一般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不许直呼其名,而必须称做“某官”。堕民见一般良人,也不能像一般人之间那样行拱手礼,更不敢同坐。明清两代,顾主与被顾者之间的称谓和相处礼节,是作为判定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根据。被顾者若与顾主尔我相称,同坐共食,在明朝则可被当作介于良民与奴仆之间的雇工人,在清代则可被看作良人。堕民称顾主为老爷、官人,虽无主仆名分,然实居贱民地位,屈居良人之下。 堕民在身份上处于贱民地位,封建政府和地方上的士绅还以繁多的生活习俗上的规定,标志贱民的卑贱身世。在
24、服饰上,堕民男子戴狗头型帽子,妇女穿青衣兰裙,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卷袖,不得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许戴耳环。这样的穿着打扮,堕民到公共场所,人们一眼就可以识别出他们,所以徐渭说:“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是出于官,特用以辱且别之者也。”在居住方面,堕民聚族而居,“低屋小房”,被称为“贫巷”或“子巷”。在行走方面,政府禁止堕民乘车马。 总之,堕民遭受非人的待遇,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他们属于最受压迫的阶级。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阶级差别,是以居民的等级划分固定起来的。在中国,封建的等级很多,粗略说来,有
25、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佃农、佣工、包括乞丐在内的无业游民、包括堕民在内的倡优隶皂和奴仆,堕民属于最低的等级,受的压迫最沉重。五、 雍正削除丐籍及其原因 说明了丐户的基本情况,有利于我们了解雍正削除丐籍的内容和原因。 丐户削籍的过程,在上面的行文中已有所涉及,而它的削籍又同山陕乐籍的除豁有密切关系,因一并作简单叙述。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羹尧的长子年熙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四月上疏请求削除山陕乐籍。那时年羹尧正红得发紫,与雍正的关系极端密切。雍正又将年熙指给另一宠臣隆科多作后人,因此年熙的建议如果不是出自雍正的授意,也是他看准了雍正的心思。果
26、然雍正认为他的奏议很好,交部议行,并下令查核类似的贱民,“概令改业”。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响应,上书请除绍兴堕民丐籍,他说堕民在宋朝有应得之罪,“处之固宜,今已堕落数百年,生息蕃衍,岂可尽无廉耻,实因无路自新,伏乞皇上特沛恩纶,请照山陕乐籍,一并削除”。经过户部讨论,雍正批准了这个建议。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江苏巡抚尹继善请削常熟、昭文丐户籍,他说该地丐户,“迩来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乐籍、堕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也为雍正批准实行。这些事实说明雍正是削除贱籍政策的制订者,中央和地方大员赞同者甚多,这些命令的颁发并不费周折。 雍正削除丐籍,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原来的丐
27、户经过申请,地方官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即由贱民转为良民。二是丐户改籍,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习新业,同时政府禁止地方绅衿逼勒丐户再操旧业。三是丐户既转属平民,就要同平民一样向政府尽义务当差,一句话,所谓削籍,不外是准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并对国家纳税服役。雍正为什么热衷于对贱民开恩呢?有的载籍说是出于对贱民的可怜。雍正是人道主义者吗?我们看不出来。他之削除贱籍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多种原因,盖为:第一、新君以厘革前朝弊政,获取政治资本。雍正皇帝的上台,经过了艰巨的斗争,登基后仍面临政敌的严重挑战,因此他急需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巩固帝位。释放贱民,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雍正政府认为明成祖“压良为贱
28、”产生的山陕乐籍,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至于堕民,对本朝并没有罪,可以“特沛恩纶”。他们解除贱籍的理由,说得官冕堂皇,很正当。你看明成祖对追随建文帝的忠臣义士横加报复,以致置之贱民地位,在封建伦理上也是讲不通的。这样相沿几百年的弊政,把它改革了,贱民解放了,这不是皇恩浩荡吗,不就是仁政吗,不就会感发人的忠良,拥护当今的圣主吗?噶尔泰说除堕民丐籍,“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省堕民生者衔环,死者结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雍正所希望的正在于此。 第二、肃风化,正人伦,以维持封建秩序和伦理。 在封建地主阶级中,对待贱民的态度,历来有两种:一是坚持等级制度,残酷地奴
29、役贱民;一是主张部分地赦免贱民,其目的是维护封建伦理和秩序,如明初人解缙说:“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雍正君臣同于后一种人,他们的思想和其同类的先辈相一致,朝臣说:“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像贱民那样“有伤风化”,理当清除。雍正自己则说:“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令贱民改业为良民,就是“厉廉耻,而广风化也”。可见他们的动机是维护统治阶级自定的封建道德,同其内部自我破坏其道德准则的人作斗争。 第三、压抑绅权的一个措施。 雍正为强化中央集权,适当地压制士绅权力,如雍正二年(公
30、元1724年),明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他们借此插手税务;两年后,重申前令,表现了他的坚决态度。贱民主要为绅衿服务,也为他们所控制,雍正赦免贱民,包含同绅衿作斗争的内容,或者说是压抑绅权的一个侧面,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为消弭堕民的反抗斗争。 贱民所受的欺凌,迫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时或爆发一定程度的反抗。如在明代,堕民愤于豪民,“摈己若是甚也”,乃“竟盟其党”,向政府告发他们。但地方官多右豪民,以是常失败,但这更激发堕民团结一致,务期达到胜利。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对官府的幻想,却鼓舞他们斗争不息。在长期的斗争中,对统治阶级加在他们身上的禁条也有所破坏,如在服装方面,狗头帽、横布裙,就不那
31、么严格了,所以徐渭说:“籍与业至于今不乱,服则稍僭而乱矣。常熟丐户以制绳为业,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该地造船,勒派丐户交绳索,丐户陆三、周文等向江苏巡抚上告,反对额外差派,经苏州知府查明,是常熟县奸徒搞的鬼,“殊堪发指”,于是在该县立碑,写明嗣后造船,“不许仍前差派丐户承值”,否则“即严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参,役以蔑功令处死”。丐户通过斗争摆脱了不合理的差役。贱民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关争,也迫使统治者改变对他们的治理办法,以致削除他们的贱籍。 第五、为金朝辩护。满洲的先民女真人在历史上建立金朝,历来为汉人所诋毁,清朝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极力维护金朝。堕民的投金的罪俘,被贬本身包含有是华夏非
32、夷狄的内容,这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这也可能成为雍正豁除堕民丐户的原因。六、 丐户从良之难及雍正削除丐籍的意义 乾隆中,萧奭谈到雍正削除丐籍令时说:“堕民,多改业,无复往来市巷矣。”他的话有很大夸张成分,只反映了一部分事实。削籍令下之后,一些堕民改业为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 但这只是堕民问题解决的漫长过程的开始。雍正之后,仍有相多数量的堕民没有改籍从良,如苏州府长洲、元和、吴县、常熟、昭文还有丐户,依旧承担他们的迎春扮演差役。宁波的丐户保留较多,到清朝末年乃发生第二次削籍事件。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宁波人卢洪昶等深感压迫堕民的不合理,但碍于雍正年间宣布过削籍,不敢再提,于是想出开办堕民学校的法子,顺带提出除籍问题,获得光绪批准,并允许堕民学校毕业生与良民学校毕业生“一体给予出身”。于是二万多户堕民得以除籍。这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之中,戊戌维新虽已失败,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节节开展,所以这次除籍与雍正时有明显的不同:一是改籍条件降低了,堕民可以立即就学;二是卢洪昶等对堕民的同情有人道主义思想成分,卢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名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
copyright@ 2008-2022 冰豆网网站版权所有
经营许可证编号:鄂ICP备2022015515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