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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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
雍正朝的削除绍兴和常熟丐籍
雍正皇帝削除乐户、丐户、世仆、伴当、蜑户等贱民的贱籍，是清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事件，还在清朝，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近代史家也常常考虑到它。
贱民身份的变化，反映被统治的人民政治地位的演变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研究的课题。
本文不全面叙述所有贱民籍的解除，仅剖析绍兴堕民和常熟、昭文丐户的历史，试图说明丐户的职业和身份地位，雍正削除丐籍的原因、进程和历史意义。
一、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
人户的属籍、关系到人们的职业、地位和对政府的义务，而且据有不可变动性，因此，考察堕民的削籍，首先要弄清他们的名籍问题。
关于堕民的名籍，明朝人徐渭（文长）说：
“四民中所籍，彼不得籍，彼所籍，民亦绝不入”。
就是说他不在良民的属籍之中。
他的属籍是什么？
有许多历史文献在记叙雍正一系列削除贱民籍时，只提堕民，而不讲其户籍中的名称，从而容易使人误解，以为堕民的名籍就叫“堕民”，其实不然。
而浙巡盐御史噶尔泰的请除堕民籍疏，劈头就说：
“请除堕民丐籍。
”很清楚，雍正赦除的堕民的籍称是“丐户”。
堕民籍名丐户，由来已久，据乾隆时修的《余姚县志》引前人记载，早在南宋，堕民就叫丐户。
到元朝，称为怯怜户，明朝又叫丐户，清朝沿习不变。
堕民，也有被定为乐籍的。
在绍兴府新昌县，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户籍登记中有乐户，民国时编纂的该县志书，又明确指出：
“乐户，府志作丐户”。
所以新昌的乐户，也是堕民的籍称，也即丐户。
在习惯称呼上，亦有把丐户的堕民称为乐人的，如康熙《会稽县志》写该县婚礼习俗，谓新娘过门，由“乐妇扶掖出轿”。
这里的乐妇即指堕民家妇女，但行文者不称其为丐户妇，而称乐户妇，是把丐户与乐户等类观之。
丐户与乐户的生活、地位，有许多相同处，所以噶尔泰就说他“实与乐籍无异”，要求照开豁山西、陕西乐籍例放良。
户部答复这个建议时说，堕民“较之乐户别编籍贯，逼勒为娼不同”，因而提议饰令地方官严禁豪强欺凌堕民，而无须削籍。
这又说明堕民的丐籍，与乐籍不是一回事。
我们认为尽管堕民地位与乐户相近，甚至有少量的人被籍为乐户，但是他们是丐户，而不是乐户。
堕民的丐籍，与那种乞讨叫化的丐民户也不同。
乞丐，贫穷到无以为生，靠讨米度日，他们虽然也同堕民一样为人们所轻视，但封建政府并未将他们列为贱民。
明朝人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中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
“若数着良贱二字，只说娼、优、隶、卒，四般为贱流，到数不着那乞丐。
”看来乞丐只是没钱，身上却无疤癜。
这种小说家之言，倒真实地反映了乞丐的良民地位。
作为堕民的丐户，“其人非丐，亦非必贫也”。
他的丐籍表示身份，同没有职业的乞丐的民户，在户籍分类上截然不同：
一属贱民，一属良民，不可混淆。
至于同被雍正削籍的绍兴堕民丐户与常熟的丐户，则在名与实两方面全是一致的：
都籍名丐户；都是生活、身份相同的贱民，故清政府以常熟丐户，“与浙江堕民无异”，才准予除籍；在习惯称呼上，浙东丐户，“俗名大贫”，常熟丐户，“男谓之贫子，妇谓之贫婆”，两处都离不开一个“贫”字。
贱民丐户，被赦除的是绍兴府、常熟和昭文一府两县的，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人户。
《堕民猥编》说堕民散布“苏、松、浙省”，确实如此。
绍兴的邻郡宁波府奉化县，四民之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
在鄞县，有堕民，男子被叫做“堕贫”。
苏州府的附郭长洲、元和、吴县三县，也有同于常熟的丐户。
以上分析，使我们得出两点结论：
其一、绍兴堕民、常熟丐户的名籍是丐户，它不同于乐户、乞丐户，更不同于军、民、匠、灶等的良人户。
雍正的所谓削籍，就是豁除其丐户户籍。
其二、绍兴、宁波、苏州三府的堕民，基于社会地位、职业的一致，构成一个社会集团，因此应当把他们视为一体，对他们的历史统一考察，统一说明。
具体地说，绍兴堕民的放良与常熟丐户的除籍是一回事，而不是两件事，这也是我们把它当作一篇文章来作的原因。
二、丐户来源的诸种说法及其之甚不可考
堕民，何以成为堕民，成为丐户？
请先看文献资料所提出的几种不同的说法：
（1）南宋罪俘被罚说。
徐渭说：
“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名堕民。
”又说：
“丐自言曰：
宋焦光瓒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
”沈德符把“丐自言”的内容记叙得又具体些：
丐户，“乃宋将杨延昭部将焦光瓒家丁，得罪远徙”，流传下来。
（2）南宋罪犯，明太祖处罚说。
《堕民猥编》的记载基本上同于徐渭文章，但又指出：
“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曰丐。
”是说明太祖痛恨南宋汉人投降金朝，进一步罚及其后裔。
（3）官员获罪被罚说。
祝允明说丐户皆来源于“宦家”，是政府“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
（4）明初处罚蒙古人说。
瀛若氏说：
“明灭元，凡蒙古部落流寓中国者，令就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在常熟者即然。
（5）明太祖处罚胡惟庸后裔说。
此说见民国《新昌县志》卷6《风俗》，并说是据《鄞县志》所载，然我们查鄞县乾隆、同治、民国诸志书，并无此记叙。
（6）元灭宋罚罪俘说。
1979年出版的《辞海》“堕民”条说：
“元军灭南宋后，将俘虏及罪人集中于绍兴等地”，产生堕民。
此说少见，不知何所据。
此外还有一些推测的说法，如稻叶君山说堕民，“虽不知其起源，大约为反抗明太祖之陈友谅之后裔，亦未可知”。
鲁迅说堕民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
对这种种歧异的说法，我们很想将之辨析清楚，何说为是，何说为误，以便明了丐户的来历。
但是探索资料的结果，使我们失望了，可以说丐户来历问题，已没有办法完全搞清，原因是：
（1）明代与丐户同时同地生活的学人已不得其详。
徐渭，绍兴山阴人，生于公元1521年，卒于1593年，是明代有影响的文学家，又重视堕民问题，撰成《会稽县志风俗论》专文，但他坦率地表示不知丐户之所始，把南宋罪俘后裔的说法只是当作传说加以记载，可见他的态度是严肃的，不强不知以为知。
祝允明，苏州长洲人，1492年中举，卒于1526年，比徐渭早半世纪，却没能比后者提供得更多一些。
沈德符，1578－1642年，嘉兴秀水人，视听颇广，下笔甚勤，然其所知也不过焦光瓒家丁之说。
《堕民猥编》一书，不知出于何人何时何地，笔者亦未克获见，但浙东志书引述该书内客，置于《万历野获编》之前，是明人之作，其立说也同于徐渭。
徐渭、祝允明等人是勤奋而严肃的学者，处于明代，和丐户生活在同一地区，他们对其来源问题已不考校，可见他们是把它当作无法澄清的问题了。
（2）削除丐籍的当事者也搞不清楚。
雍正君臣豁除丐籍，按理需要查明丐户源流，但是他们没能做到。
他们所了解的，没有超过明人。
噶尔泰奏疏中关于丐户的起源，只是抄录了《堕民猥编》的文字；雍正死后，以乾隆名义写的《泰陵圣德神功碑》，颂扬雍正除贱籍，说什么“自明初，绍兴有堕民”云云。
在如此庄严的文献中，竟然出了明显的错误，显而易见，以当政者的力量也无能明其根由。
（3）乾嘉考据学盛行时，名家亦不考。
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钱大昕接触过堕民问题，他编《鄞县志》，在堕民集中，抄录《堕民猥编》文字外，仅叙丐户妇女服饰数语，显出不愿多及的态度。
而他在书中特立《辩证》一卷，考证前人对当地历史叙述的错误。
他是考据大家，对鄞县其他史事的考察颇有兴致，独对堕民问题素然寡味，不能不说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不可考而放弃了。
（4）堕民问题专家也不能明了其真相。
光绪末年，宁波出现的第一所堕民学校校长陈训正，是极其关心堕民问题的专家，他后来担任《鄞县通志》的总纂，而该书所记录的堕民史事，是我们所见到的文载中最多的。
陈亲自写了《堕民（丐户）脱籍始末记》一文，关于堕民的产生，也是摭拾南宋罪俘说。
这就说明，他对此问题也无法圆满解答。
看来，堕民的产生问题，由于年事久远，文献湮没，信史不足，所以明清以来的执政者、学问家、堕民解放的热心人，都没能把它彻底弄清。
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无法搞清的历史问题，犹如斧声烛影、建文兴亡等疑案，不必再费力气去探究。
然而关于来源的那些异说，并非完全不可评论。
人们可以准情度理，选择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
我们出于以下考虑，认为把第一、第二两种说法结合起来，似乎是相宜的。
（一）南宋初年有惩罚“罪人”为堕民之可能。
宋室南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而两浙又是突出的地区。
在这里，金骑驰骋，宋兵蚁屯，政变、兵变迭发，人民暴动频起。
南宋政府在武力镇压同时，采取严酷的善后措施，强化其统治。
如公元1129年苗付、刘正彦废宋高宗，拥立皇太子赵旉，隆裕太后赐苗、刘铁券，使之同意高宗复位，然高宗恨之极，不惜食言，斩苗、刘，又议皇太子窃据帝位之罪，使其惊悸而死。
高宗还不解气，将其保母处死。
对自己的亲骨肉尚如此残忍，处理那些失败的“叛卒乱民”，就更不知要凶狠多少倍了，据此而论，南宋皇帝把叛将子孙贬为堕民，世代践踏，不就是很可解的吗？
这种揣测之词，非我们所始，前人有言：
“宋南迁，将卒背叛，乘机肆毒，及渠冠以剿捕就戮，其余党焦光瓒等贬为堕民，散处浙东之宁、绍……”我们的看法同这种观点是相近的。
（二）堕民之出现应早于明初。
祝允明成年时期距明朝建国不过一百二三十年，徐渭也不到二百年，如果处罚堕民是明初的事，人们就不会那样搞不清楚，使得祝、徐等仅据口碑，“以相传”之词数文塞事。
若作南宋初年发生讲，则历时已四百多年，人们对之模糊不清，征之传闻，则是可能的，故我们说堕民不会始见于明初。
因此，那些认为它是发生在明初的说法，就难以使人折服了。
（三）堕民称为丐户，可能同明太祖有一定关系。
我们说堕民不始于明初，为什么那么多的说法会同明太祖相联系呢？
看来《堕民猥编》所说的明太祖定堕民为丐户有一定道理，即南宋处罚降金将领以来，明太祖再一次确定他们的贱民地位。
或许要问：
明太祖会管隔一朝代的降金将领的事情吗？
那又是为什么呢？
明太祖确实有惩罚南宋官僚投降元朝的事情——“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
明太祖以反对蒙古族为统治民族的元朝为政治资本，又希望臣民忠诚于他的明朝，因此需要提倡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和民族气节。
在此政治要求下，既有惩罚南宋降元的官僚的事实，当有进一步打击南宋降金的官僚的可能。
综上所述，关于堕民丐户的来历，我们认为已经不可能考辨清楚，种种说法的是非正谬盖难判定；不过，南宋政府惩罚叛官罪民之妻孥，而后明太祖又予以重申，似乎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合理成分。
堕民来历的诸种说法中，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说它之所以发生，是政治上的胜利者惩罚那些失败者。
这一点，稻叶君山曾加注意，他说：
贱民“殆多为政治上之失败者，此则不可不知也”。
说得很好，但是还不够中肯。
政治斗争的胜利者，对政敌本身屠戮之外，还广肆株连，把他们的亲属严密控制起来，横施压迫，甚至贬为贱民。
因此，与其说被惩罚为贱民的是政治上的失败者，毋宁说是他们的家属和后裔。
堕民丐户就是政治株连的产物，他们的遭遇是中国封建统治残暴性的表现。
三、丐户的职业与经济
丐户不是靠讨乞为生，前已提及，他们有谋生的职业。
徐渭说：
“四民中居业，（彼）不得占，彼所业，民亦绝不冒之。
”他们的职业，以类分别介绍如下：
吹唱演戏。
吹唱，“为堕民之专业”，也是堕民的主要职业。
他们充当吹鼓手和戏剧演员，服务于人们的红白喜事和士大夫的宴会，还以此应地方政府的差役，如苏州迎春祭芒神，“妆扮风调雨顺，乃系丐户应值”。
堕民还遵照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作各种应酬表演，如除夕，“堕民以鼓吹遍贺民家，谓之闹元宵”。
各种小手艺和小买卖。
堕民塑造土牛、土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
这都是微不足道的小手艺、小饮食，供人们用作祭祀和赏玩。
常熟的丐户制绳索，宁波还有从事锻铁的。
抬轿子。
宁波堕民有的以抬轿子为业，因此被称为“轿堕贫”。
民谣：
“戛击戛击送，堕民抬夜桶”，哄笑堕民扛抬新娘便桶到婆家。
到近代，宁波出现码头脚班，大半也由堕民从业。
堕民在抬轿之外，还于人家婚姻时，在客堂上伺侯宾客，被称为“值堂”。
保媒、卖珠。
堕民妇女的工作，《堕民猥编》概括是：
“为人家拗发髻，剃妇面毛，习媒妁，伴良家新娶妇梳发为髢。
”堕民妇女为人家婚姻奔走，人家成亲时当伴娘，代表男方到女家迎亲，并指导新娘完成繁缛的结婚仪式。
有的县份新郎亲自迎接新娘，堕民妇则作为女侍随行。
堕民妇女还充当栉工，为即将出嫁的女子开脸，或帮助大家妇女梳装。
堕民妇女还利用出入顾主内宅的方便，为女主人买卖某些化妆用品，所以又被称作“卖珠娘”。
从医。
堕民妇女有做接生婆的，为小儿看病的；堕民男子也有业医的。
丐户的通常职业，已如上述，它有着明显的特点：
一是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
丐户打铁、制柜、捕蛙，是生产性劳动，但不是他们的主要职业。
他们的基本劳动是所谓侍侯人，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他们的行业，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又是千百年来被人们看不起的，低等的。
二是为整个社会，特别是富贵之家服务。
每一个丐户，有一定的主顾，但作为丐户整体讲，它不是隶属于某一个家庭或家族，而是面向整个社会。
婚丧嫁娶是社会上各种家庭所不断发生的，节日的庆贺，拜神祀鬼的活动，已经成为全部社会的或地方上的风俗习惯，为这些活动而出现的职业的从业人员，自然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效力的，丐户的职业就是如此。
但是人们中最需要丐户职业的还是社全的上层——官僚、大地主，因为他们讲排场，摆阔气。
如在山阴，有钱的人家，即使平常的宴请亲友，也要“罗珍馐、列声乐，以丰侈为敦厚”。
堕民的吹唱，既是他们骄奢淫侈生活的玩物，又是表现他们富厚之家气势的点缀。
在夫为妻纲的封建社会，“男女有别”是神圣不可违犯的道德准则，而且越是世家大族，越加严重。
新昌县“名门右族，闺门严整，非至不相见，街市店肆中不见妇女往来”。
大家妇女被锁禁深宅白绣楼，她们生活上的某些要求，通过堕民妇女同外界联系，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所以富贵之家的男女都特别需要从事丐户职业的人为他们服务。
丐户的职业及其特点，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经济状况。
堕民男子为人抬轿、鼓吹、值堂，混顿饭吃，得点喜钱，“所谓抬到吃肉肉，袋里有铜铜（指铜钱）”。
堕民妇女的收入要比男子为多，她们担当的事务比男子重要，服务对象中有高门大户，只要侍奉好老爷、太太、小姐、少奶奶，就可多得赏钱，所谓“受役于殷实富贵之家，所获百倍于男”。
堕民的酬金，大体上不是以某一次的服役来定，而要看他的主顾的财力和应役状况。
所以堕民妇女出门时总要携带口袋，以便随时向顾主领取物品。
不管堕民领取报酬的方式如何，男女收入的差别怎样，他们所从事的卑贱职业，决定了他们中的多数人经济困窘。
也有的人比较富裕，拥有田产和金钱。
如沈德符所记载的在北京行医的绍兴堕民甄某“起家富厚”。
有的人积资产，开设戏局。
所以作为一个整体讲，丐户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但在其内部，经济上有所分化，有穷人和富人之别。
因此，我们认为丐户、堕民主要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概念。
四、堕民的身分地位
在官方的法令和民间的习惯上，堕民同倡优隶卒一样，为不齿于平民的贱民。
其卑贱的身份主要表现在：
不能读书应举。
据沈德符记载，堕民男子“不许读书”。
徐渭有同样的叙述——“禁其学”。
表明明朝政府不准许堕民进学为士人。
清朝政府也是如此。
雍正削除乐户等贱籍之后，陕西的乐户子弟毛光宗、钱宏业纳赀为监生，到了乾隆三十六年，中央政府认为此事办错了。
革去毛、钱的功名，处罚司事官员，并做出相应的规定：
从报官改业的人起，“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清白者，方准报捐应试，若仅一二世，及亲伯叔姑姊尚习猥业者，一概不许滥厕士类”。
包括堕民在内的贱民削籍之后，入学的条件尚如此苛刻，更可见削籍之前不能进学的限制的严格了。
不准做官。
科举，是唐朝以来人们出仕的通常途径，不许贱民参加科举，也就意味着不许他们做官。
明朝政府禁止堕民“充吏员、粮里长”；即家私万贯，亦“禁不得纳资为官吏”。
前面提到过的绍兴业医的甄姓堕民，离开老家，捐纳为通州的胥吏，他还想凭其资财改换门庭，捐纳京卫指挥使司经历（从七品的小官），被他的同乡掾吏们知道了，告发他是堕民，“安得登仕版”，害得他不敢就选，只得依旧当医生。
他因远离家乡，才能冒充民籍纳资为吏，若在本地，就很难冒籍了。
要之，统治者严禁堕民脱离贱籍，不许他们挤入上流社会。
不能与良人通婚。
良贱联姻，历来为法律所禁止。
堕民，“例不得与平民为婚姻”，“各以种类自相婚配”，从而繁衍出新的一代代的堕民。
同良人不能平等相处。
堕民对他服侍的主人，居于奴仆地位。
比如在称呼上，尊称有钱势的老年男子为老爷，妇女为太太，年青的男女为少爷、相公奶奶。
即使顾主为一般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也不许直呼其名，而必须称做“某官”。
堕民见一般良人，也不能像一般人之间那样行拱手礼，更不敢同坐。
明清两代，顾主与被顾者之间的称谓和相处礼节，是作为判定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根据。
被顾者若与顾主尔我相称，同坐共食，在明朝则可被当作介于良民与奴仆之间的雇工人，在清代则可被看作良人。
堕民称顾主为老爷、官人，虽无主仆名分，然实居贱民地位，屈居良人之下。
堕民在身份上处于贱民地位，封建政府和地方上的士绅还以繁多的生活习俗上的规定，标志贱民的卑贱身世。
在服饰上，堕民男子戴狗头型帽子，妇女穿青衣兰裙，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卷袖，不得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许戴耳环。
这样的穿着打扮，堕民到公共场所，人们一眼就可以识别出他们，所以徐渭说：
“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彼所服，盖四民向号曰：
是出于官，特用以辱且别之者也。
”在居住方面，堕民聚族而居，“低屋小房”，被称为“贫巷”或“
子巷”。
在行走方面，政府禁止堕民乘车马。
总之，堕民遭受非人的待遇，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有的只是被侮辱与被损害，他们属于最受压迫的阶级。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的阶级差别，是以居民的等级划分固定起来的。
在中国，封建的等级很多，粗略说来，有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小土地所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佃农、佣工、包括乞丐在内的无业游民、包括堕民在内的倡优隶皂和奴仆，堕民属于最低的等级，受的压迫最沉重。
五、雍正削除丐籍及其原因
说明了丐户的基本情况，有利于我们了解雍正削除丐籍的内容和原因。
丐户削籍的过程，在上面的行文中已有所涉及，而它的削籍又同山陕乐籍的除豁有密切关系，因一并作简单叙述。
浙江道监察御史，年羹尧的长子年熙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四月上疏请求削除山陕乐籍。
那时年羹尧正红得发紫，与雍正的关系极端密切。
雍正又将年熙指给另一宠臣隆科多作后人，因此年熙的建议如果不是出自雍正的授意，也是他看准了雍正的心思。
果然雍正认为他的奏议很好，交部议行，并下令查核类似的贱民，“概令改业”。
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响应，上书请除绍兴堕民丐籍，他说堕民在宋朝有应得之罪，“处之固宜，今已堕落数百年，生息蕃衍，岂可尽无廉耻，实因无路自新，伏乞皇上特沛恩纶，请照山陕乐籍，一并削除”。
经过户部讨论，雍正批准了这个建议。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江苏巡抚尹继善请削常熟、昭文丐户籍，他说该地丐户，“迩来化行俗美，深知愧耻，欲涤前污，请照乐籍、堕民之例，除其丐籍，列为编氓”，也为雍正批准实行。
这些事实说明雍正是削除贱籍政策的制订者，中央和地方大员赞同者甚多，这些命令的颁发并不费周折。
雍正削除丐籍，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原来的丐户经过申请，地方官批准，脱离丐籍，转入民籍，即由贱民转为良民。
二是丐户改籍，必须抛弃原来职业，别习新业，同时政府禁止地方绅衿逼勒丐户再操旧业。
三是丐户既转属平民，就要同平民一样向政府尽义务——当差，一句话，所谓削籍，不外是准许丐户改业，转为良民，并对国家纳税服役。
雍正为什么热衷于对贱民开恩呢？
有的载籍说是出于对贱民的可怜。
雍正是人道主义者吗？
我们看不出来。
他之削除贱籍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多种原因，盖为：
第一、新君以厘革前朝弊政，获取政治资本。
雍正皇帝的上台，经过了艰巨的斗争，登基后仍面临政敌的严重挑战，因此他急需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巩固帝位。
释放贱民，正是这种需要的产物。
雍正政府认为明成祖“压良为贱”产生的山陕乐籍，是“前朝弊政”，故“亟宜革除”。
至于堕民，对本朝并没有罪，可以“特沛恩纶”。
他们解除贱籍的理由，说得官冕堂皇，很正当。
你看明成祖对追随建文帝的忠臣义士横加报复，以致置之贱民地位，在封建伦理上也是讲不通的。
这样相沿几百年的弊政，把它改革了，贱民解放了，这不是皇恩浩荡吗，不就是仁政吗，不就会感发人的忠良，拥护当今的圣主吗？
噶尔泰说除堕民丐籍，“使尧天舜日之中，无一物不被其泽，岂独浙省堕民生者衔环，死者结草，即千万世之后，共戴皇恩于无既矣”。
雍正所希望的正在于此。
第二、肃风化，正人伦，以维持封建秩序和伦理。
在封建地主阶级中，对待贱民的态度，历来有两种：
一是坚持等级制度，残酷地奴役贱民；一是主张部分地赦免贱民，其目的是维护封建伦理和秩序，如明初人解缙说：
“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
此风化之所由也。
”
雍正君臣同于后一种人，他们的思想和其同类的先辈相一致，朝臣说：
“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像贱民那样“有伤风化”，理当清除。
雍正自己则说：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
”令贱民改业为良民，就是“厉廉耻，而广风化也”。
可见他们的动机是维护统治阶级自定的封建道德，同其内部自我破坏其道德准则的人作斗争。
第三、压抑绅权的一个措施。
雍正为强化中央集权，适当地压制士绅权力，如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明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禁止他们借此插手税务；两年后，重申前令，表现了他的坚决态度。
贱民主要为绅衿服务，也为他们所控制，雍正赦免贱民，包含同绅衿作斗争的内容，或者说是压抑绅权的一个侧面，一个组成部分。
第四、为消弭堕民的反抗斗争。
贱民所受的欺凌，迫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时或爆发一定程度的反抗。
如在明代，堕民愤于豪民，“摈己若是甚也”，乃“竟盟其党”，向政府告发他们。
但地方官多右豪民，以是常失败，但这更激发堕民团结一致，务期达到胜利。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对官府的幻想，却鼓舞他们斗争不息。
在长期的斗争中，对统治阶级加在他们身上的禁条也有所破坏，如在服装方面，狗头帽、横布裙，就不那么严格了，所以徐渭说：
“籍与业至于今不乱，服则稍僭而乱矣。
常熟丐户以制绳为业，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该地造船，勒派丐户交绳索，丐户陆三、周文等向江苏巡抚上告，反对额外差派，经苏州知府查明，是常熟县奸徒搞的鬼，“殊堪发指”，于是在该县立碑，写明嗣后造船，“不许仍前差派丐户承值”，否则“即严拿究解，官以失察指参，役以蔑功令处死”。
丐户通过斗争摆脱了不合理的差役。
贱民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关争，也迫使统治者改变对他们的治理办法，以致削除他们的贱籍。
第五、为金朝辩护。
满洲的先民女真人在历史上建立金朝，历来为汉人所诋毁，清朝为巩固对全国的统治，极力维护金朝。
堕民的投金的罪俘，被贬本身包含有是华夏非夷狄的内容，这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
这也可能成为雍正豁除堕民丐户的原因。
六、丐户从良之难及雍正削除丐籍的意义
乾隆中，萧奭谈到雍正削除丐籍令时说：
“堕民，多改业，无复往来市巷矣。
”他的话有很大夸张成分，只反映了一部分事实。
削籍令下之后，一些堕民改业为良，摆脱了屈辱的地位。
但这只是堕民问题解决的漫长过程的开始。
雍正之后，仍有相多数量的堕民没有改籍从良，如苏州府长洲、元和、吴县、常熟、昭文还有丐户，依旧承担他们的迎春扮演差役。
宁波的丐户保留较多，到清朝末年乃发生第二次削籍事件。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宁波人卢洪昶等深感压迫堕民的不合理，但碍于雍正年间宣布过削籍，不敢再提，于是想出开办堕民学校的法子，
顺带提出除籍问题，获得光绪批准，并允许堕民学校毕业生与良民学校毕业生“一体给予出身”。
于是二万多户堕民得以除籍。
这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之中，戊戌维新虽已失败，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节节开展，所以这次除籍与雍正时有明显的不同：
一是改籍条件降低了，堕民可以立即就学；二是卢洪昶等对堕民的同情有人道主义思想成分，卢说：
“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名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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