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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文史资料讨论学期报告.docx

1、六朝文史资料讨论学期报告試析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問題以支道林為例政大中文碩士班 洪嘉琳論文大綱1、 前言2、 世說新語與高僧傳重出之材料及其異同3、 世說新語中未見於高僧傳之材料4、 高僧傳中未見於世說新語的材料5、 結論論文提要玄佛交涉是魏晉南北朝的思想特色之一。關於此現象的材料的提供,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實為其中的重要文獻。然而一般魏晉南北朝的研究者,在採用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時,大多只是各取所需,似乎較少分判這兩本書在材料處理上的差異;因而也就忽略了此差異對其研究成果的影響。因此筆者擬以支道林為例,探討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在材料處理方面的問題及特色,以期在運用這兩本書的材料時,能有正確的認識

2、。縱觀高僧傳所描寫的支公,固然著重在其佛學方面的學歷、成就,但對於其參與魏晉風流的清談活動之描寫卻略顯不足;而相較於高僧傳之處處護,世說新語中所展示的支公,應更接近支公當時的真實面貌。關鍵字世說新語、高僧傳、支道林、支遁、支公、六朝、魏晉、玄學、清談、佛學、逍遙遊、小品、品評人物試析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問題以支道林為例1、 前言玄佛交涉是魏晉南北朝的思想特色之一。關於此現象的材料的提供,除了這其間思想家的論著作品之外,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實為其中的重要文獻。就這方面而言,世說新語的價值主要在表現了當時名士、高僧的活動情況,包括他們在社交、思想(尤其是玄學)方面的關懷與互動,因此成為研究魏晉知識份

3、子的重要文獻。而高僧傳則在保留當時高僧之學行事蹟(尤其是佛學)方面,為後代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線索。然而一般魏晉南北朝的研究者,在採用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的材料時,大多只是各取所需,似乎較少分判這兩本書在材料處理上的差異;因而也就忽略了此差異對其研究成果的影響。因此筆者擬以支道林為例,探討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在材料處理方面的問題及特色,以期在運用這兩本書的材料時,能有正確的認識。支遁(314366A.D.),字道林(時人又稱支氏、支公、林公、林道人、林法師,以下簡稱支公),是東晉時期著名的僧人之一。當時清談玄風盛行,而佛學亦逐漸開始流行,支公身為此時期的沙門,既能熟悉外典,以致得以躋身於清談名士之間;又

4、能精通內典,在佛學領域上創發新義。因此研究者或以支公為中、印兩大學術思想連類融會之代表人物,或認為支公對中國文化思潮由玄學向佛教的轉變,起了極重要的作用。可見支公確足為當時玄佛交涉的代表人物之一。關於支公的資料,世說新語中共有五十二條,筆者擬以高僧傳之材料與之相互比對,期能一探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在材料處理方面的特色與價值所在。基於論述方便起見,筆者擬將材料分為世說新語與高僧傳重出的部份、世說新語未列入高僧傳的部份,及高僧傳未見於世說新語的部分,其下亦依材料狀況各分成幾個小項目。其中並將選擇可以表現二書特色之材料於本文中加以討論;至於其餘材料,則放在附錄討論。2、 世說新語與高僧傳重出之材料及其異

5、同關於此部分,世說新語的材料共有十七條,以下乃就五個方面討論如下。(1) 支公個人生活表現方面筆者先就世說新語與高僧傳支公之傳記(以下簡稱本傳)中重出的材料來討論。大致分為支公在交遊方面的表現及生活嗜好方面的表現。而在交遊方面的材料有兩條:1.雅量第31條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虜亭。蔡子叔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蔡答曰:我本不為卿面作計。其後,二人俱不介意。值得注意的是,這條資料在世說新語中,其記述之目的乃在表現謝、蔡二人之雅量,故列於雅量篇

6、。因此對於蔡舉謝擲地、及二人對答之過程有所著墨,最後並記述道:其後,二人俱不介意。而在高僧傳中,則僅記述到蔡舉謝擲地,而謝不以介意。其後即接著慧皎之評論:其(支公)為時賢所慕如此。可見高僧傳引述這條資料的目的,乃在表現支公之受時賢之企慕,其目的不同於世說新語之表現當時時賢的雅量。由此可見二書著述面向之異。2.傷逝第11條傷逝第11條所討論的是支公對知己法虔的感情。這條資料在高僧傳中描述得較為簡略,曰: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于鍾子,推己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而世說新語則加了兩筆形容語句曰

7、: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 喪,風味轉墜。而在引述完昔匠石廢斤於郢人余其亡矣。一段話之後,世說新語旋道:卻後一年,支遂殞。可以說,高僧傳引述支公與法虔之事,除了表現出支公對法虔相知相惜之情外,更用意在以此帶出支公之死,並敘及其著作切悟章;而世說新語之記敘,則集中在表現支公對法虔之知己之情,故此則列入傷逝。以上兩條資料雖皆顯示出支公之當時名士所重,以及支公對同學法虔的珍重之情,但二書在記敘的目的與面向上,亦確有些許出入。關於支公生活嗜好方面的材料有兩條,皆在言語篇。其中言語第76條及高僧傳皆有提到支公養鶴一事。高僧傳記錄於支公養馬之事後:後有餉鶴者,遁謂鶴曰:爾沖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於

8、此條中所顯示的支公人格,是愛惜高潔之物的,亦與前所謂愛馬之神駿意義連貫。可知高僧傳記此事,乃在表示支公對於高潔神駿者之敬重。然而,世說新語顯然有不同的認知。言語第76條:支公好鶴,往剡東 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就世說新語之材料來看,支公最後固然有高僧傳所表現之敬重高潔神駿者,但更難得的記錄,是支公嘗鎩鶴之翮令不能飛去一事。若世說新語之記錄不妄,則支公之人格顯非始終一如高僧傳表現之高潔。而支公仍會因愛物而豢養之,亦曾有傷物以滿足己意的舉動。至於本傳以外重出之

9、材料僅有排調第28條: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許買山而隱。就世說的材料來看,深公嘲諷的意味頗濃,而嘲諷同時也意味著深公之量淺。而此段資料記錄在高僧傳卷四竺法潛(即竺法深、深公)傳中,深公之答語有兩句:欲來輒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則深公之語並非以嘲諷為主,反可表現出深公之開闊慷慨。若對照於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曰:遁得深公之言, 而已。則可知這段資料本來所表現的,似乎並非深公對支公的嘲諷,而是深公之開闊明白,以及支公之不明而荒謬。(2) 人物品評方面此部分包含支公對他人之品評與他人對支公之品評兩部分。在支公對他人之批評方面,同於本傳的材料在文學第42條: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

10、中。王長史宿構精理,並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敘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世說新語所表現的,是王長史與支公在多年之後重逢時,支公已有所長進,而認為王長史無論在義理或言談上皆未有成長。高僧傳亦引述此段資料,而謂王長史為王濛,但於濛慚而退焉後緊接著說:(濛)乃歎曰:(支公)實緇 之王、何也。此句評論亦出現在世說新語賞譽第110條:王、劉聽林公講,王語劉曰:向高坐者,故是凶物。復東聽,王又曰:自是釪後王、何人也。而劉孝標注引高逸沙門傳曰:王濛恆尋遁,遇祗洹寺中講,正在高坐上,每舉塵尾,常領數百言,而情理俱暢。預坐百餘人,皆結舌注耳。濛云

11、:聽講眾僧,向高坐者,是釪後王、何人也。依此言,則王為王濛。於此,王濛對支公先後有兩種不同的評價。但根據世說新語來看,後一評價似乎並非支道林住東安寺中時之事。而王曉毅認為,王濛與支公相遇、及其對支公有自是 釪後王、何人也的評價之事,當在永和元年到二年之間,地點在會稽山陰的祗洹寺;至於升平五年在東安寺與之清談者,當為王坦之。則就高僧傳之資料而言,可討論如下:其一,若將支公住東安寺時之事與評價支公為 釪後王、何人也的事件拆開來看。則支公在東安寺時期與之清談者確當為王坦之。若又依高僧傳所言,王、支公之清談與王之評價支公是同一件事,時間又在支公在東安寺時期,則王亦應非王濛,而當為王坦之。則高僧傳對於清

12、談與評價者的記載是錯誤的。其二,若將世說新語、高僧傳、高逸沙門傳三份材料相互比對,而以多數為準,則如王曉毅之考定,王長史與支公在東安寺清談一事(升平五年,361A.D.)實在王濛評價支公為 釪後王、何人一事(永和元年,345A.D.)之後。如此一來,高僧傳之記錄顯然顛倒了事件的順序,則其所言(濛)乃歎曰之乃字應如何解釋?若高僧傳之乃字無誤,則至少王、支之清談一事當在王濛評價之前。如此一來,似乎與高逸沙門傳言王濛於祗洹寺評價支公的記錄矛盾。其三,若高僧傳是將兩段不同時間地點的材料剪貼在一起的,但誤解了世說新語或二書同源材料的記錄,以為在東安寺與支公清談的王長史為王濛。則與支公清談的或為王坦之,而

13、評價支公者確為王濛。則與高逸沙門傳與世說新語賞譽之記錄皆無抵觸。因此,就資料的立場來看,王曉毅之考定是較為合理的。則高僧傳之剪貼兩段材料並顛倒了事件順序,似欲以簡潔之手法表現支公的卓然,以及支公在玄學或清談上地位之崇高。就世說新語而言,文學中記敘王、支清談一事,乃在表現王之不足與支之有餘;而賞譽引述王濛前後不同的評價,主要當在表現支公在祗洹寺時之卓越,及其在清談或玄學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就高僧傳所言,雖然誤將王為王濛,但其引述王、支清談一事,主要用意不在表現王之不自量力,而在引出緇 王何之說,也因此顛倒了事件發生之順序。由此可見高僧傳之取捨與筆法。在他人對支公之品評方面,共有五條資料,本文但討

14、論其中四條如下:1.賞譽第98條與賞譽第110條此二條實為相輔相成之資料。承前所言,賞譽第110條引述王濛前後不同的評價,主要當在表現支公在清談或玄學中具有崇高的地位;而賞譽第98條則曰:王長史歎林公:尋微之功,不減輔嗣。而此王長史究竟是王坦之抑或王濛?劉孝標注引支遁別傳曰:王仲祖稱其(支公)造微之功,不異王弼。可知此評價支公者當為王濛。則由此二則均可看出支公在魏晉玄學與清談中,實據有領袖群倫之地位。而此二則資料,除了賞譽第110條省卻了王濛早前謂支公為凶物之記錄外,其餘大致相同。由此亦可知高僧傳在支公之傳記中,實有所護。2.輕詆第24條輕詆第24條下劉孝標注所引支遁傳與高僧傳之記載相同,高僧

15、傳曰:(支公)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然輕詆第24條卻恰可匡正支遁傳與高僧傳之誤。以輕詆第24條所記,所謂(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駿逸。者,實非謝安所言。以謝安之答庾道季語來看,謝安認為此語實為裴啟語林自己編造出來的。若此,則可以世說新語正高僧傳之謬誤。然就高僧傳之記述而言,其重點乃在稱許支公之為學,能以意會,而不拘泥文字之特色。故正此一謬誤可視為對高僧傳之補充。而世說新語提及此語之目的,卻不在討論支公之為學,而在表示謝安對語林之評價,以及謝安評價在當時受重視的程度。當然從中也顯現出語林記載

16、之錯謬,及其對於草野傳聞,不加考辨的情況。3.品藻第67條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殷欲制支。高僧傳所載與此大同小異。依此所言,則謝安認為在清談方面,嵇康不如支公,而殷浩與支公各有所長。余嘉錫認為:本篇(品藻)載安答王子敬語,以為支遁不如庾亮。又答王孝伯,謂支并不如王濛、劉惔。今乃謂中散努力,纔得及支;而殷浩卻能制支,是中散之不如庾亮輩也。乃在層累之下也。夫庾、殷庸才,王仲祖亦談客耳,詎足上擬嵇公?劉真長雖有才識,恐亦非嵇之比。支遁緇流,又不足論。安石褒貶,抑何不平?雖所評專指清談,非論人品,然安石

17、之去中散遠矣!何從親接謦欬,而遽裁高下耶?此必流傳之誤,理不可信。世說新語此條資料表現的是支公與嵇康、殷浩在清談方面的高下。就清談而言,謝安認為支公遠勝嵇康,而殷浩特長在雄辯、支公特長在其超拔直上。而余嘉錫之認為此言不可信,筆者試從兩個方面來看:其一,余嘉錫於賞譽第50條下箋疏道:凡題目人者,必親見其人,挹其風流,聽其言論,觀其氣宇,察其度量,然後為之品題。其言多用比興之體,以極其形容。依余嘉錫之意,則當時人從事品評,必得親見其人。而謝安與嵇康年代相去甚遠,無由親見,自不應有品評之可能。但當時之清談卻也有談論古代人物以為品鑒理則者,如言語第23條及72條,分別記錄了王衍與王戎曾談論季札、張良之

18、事;以及伏滔與習鑿齒之論青、楚人物。在此品藻第67條中,嵇康或許不是作為謝安具體人物批評的對象,而是被當成一個清談人物典範,以襯托出支公在清談方面的評價;其後謝安又論支公與殷浩二人時,則確為具體人物批評,此時便適用於余嘉錫提出的原則。其二,當時名士常互相稱譽、標榜。謝安稱譽支公而貶抑嵇康,或許正緣由於嵇康去之甚遠,而支公卻是當時清談名流之一;至論同時期的支公與殷浩時,其品評便認為各有所長了。此外,就今日遺留下來的資料來看,嵇康雖善談,其對於魏晉清談主要的貢獻恐怕還是在於其著作。或許正因為嵇康所處的時期不利於清談,所以其清談的記錄亦不多見。而對於其清談方面的表現,自不似謝安與支公等人的成就如此顯

19、而易見。然此論終究只能是後見之明,謝安等人當時對嵇康的看法,今人亦不易盡悉,余嘉錫的懷疑也自有其道理。而就表現支公在清談方面的卓越此一目的而言,世說新語與高僧傳是相同的。但就表現殷浩之特長的方面,固然世說新語意在如此,但在高僧傳,因為本傳的敘述主角是支公,故殷浩之特長只是作為陪襯而已。由是亦可見二書在引述資料時亦有敘述脈絡上的不同。(3) 清談方面就清談方面而言,世說新語與本傳重出的材料分別為文學第36、40條。其中文學第36條與高僧傳皆提及王羲之與支公相會談論莊子逍遙遊之事,但兩段資料不盡相同。在高僧傳中: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經由于郡,王故

20、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衿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往靈嘉寺,意存相近。在此,王羲之是自己去找支公,有較量之意。末後拜服支公,而請支公往靈嘉寺,意存相近。然在文學第36條中則有不同的記載:王逸少作會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孫興公謂王曰: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卿欲見否?王本自有一往雋氣,殊自輕之。後孫與支共載往王許,王都領域,不與交言。須臾支退,後正值王當行,車已在門。支語王曰:君未可去,貧道與君小語。因論莊子逍遙遊。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於此,王羲之至會稽的時間比支公晚,而支公與王羲之相會時

21、還有孫興公作為穿針引線者,介紹二人認識。但王羲之自負其氣,未肯與支公交言,有輕視支公之意味。於是支公其後藉機與王羲之交談,且一談就是支公擅長的莊子逍遙遊,終於使王羲之折服。就兩段記載來看,世說新語與高僧傳各有詳盡之處。而高僧傳中的支公是被動地與王羲之談論莊子逍遙遊,其胸懷則似較世說新語之記載寬闊;而世說新語中,支公是感於王羲之之輕視而主動與王羲之談論,則似較為氣狹,未能無待於他人之寵辱。再者,高僧傳與世說新語用以描述支公論莊子逍遙遊之精采的形容詞略有小異。高僧傳作標揭新理,才藻驚絕,世說新語作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由此可知,高僧傳言此事,似較看重支公莊子逍遙遊義在義理上的新奇;而世說新語則較著重

22、在支公清談時的修辭技巧。此外,高僧傳隨後即道王羲之請支公往靈嘉寺,充分表現出王羲之對於支公的欽慕之情;也同時帶出支公往住靈嘉寺之事。然鑒於高僧傳常有剪接材料之舉,因此筆者以為王、支論莊子逍遙遊之事,與支公往靈嘉寺之事之間,或許還隔了一段時間,而非隨後即往。而與本傳之外的部分重出者,在於文學第45條: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後精漸歸支,意甚不忿,遂遁跡剡下,遣弟子出都,語使過會稽。于時支公正講小品。開戒弟子:道林講,比汝至,當在某品中。因示語攻難數十番,云:舊此中不可復通。弟子如言詣支公。正值講,因謹述開意。往反多時,林公遂屈。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由此可以得出以下幾點:1, 于法開在學問上與支

23、公意見相左,而後學界逐漸以支公見解為是。而法開意甚不平,仍以己解為優。2, 法開與支公皆精研小品,其意見相左處可能正包括小品。3, 支公在小品方面,一直都有理論上難通之處。及至法開遁跡、支公講經時仍未能通。4, 對於意見相左一事,兩人都不平於心,無法忘懷得失。故法開令弟子攻難,而支公責該弟子之受託於法開,實亦責法開之令支公難堪。關於此事,記錄於高僧傳之于法開傳中,並著明該弟子為于法威。而其餘諸事大抵相同,遂不復言。唯此事之未錄入本傳,或許正是因為這場辯難是法開勝支公,且顯示出支公的器量不足,故慧皎置之于法開傳中,以顯法開之能。而支公器量,於此又可見一斑。(4) 玄學方面關於支公在玄學方面的成就

24、,於世說新語中有四條資料皆與本傳重出;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文學第32條中有關支公逍遙義的記錄。莊子逍遙遊本是魏晉清談論辯的主題之一。此問題由向、郭之注莊開始受到玄學家和清談家的重視。而在支公以前,玄學家與清談家對於莊子逍遙遊的理解與認識,主要仍不出於向、郭之外。文學第32條曰:莊子逍遙篇,舊是難處,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後遂用支理。而高僧傳之記錄為: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 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

25、遙篇。群儒舊學,莫不歎服。此二處資料可互為補充,而其間有幾處略有差異,試析如下:其一,與支公在白馬寺談論的,或曰馮太常,或曰劉系之等,可見高僧傳與世說新語所引材料或本有所異;又或劉系之等即包括馮太常,而世說新語僅舉馮太常為例、高僧傳則僅以劉系之為例而略去其他人。又或者支公在白馬寺論及逍遙遊本不只一次,而二書各有所本、各自記錄而已。其二,依世說新語之資料來看,似乎意味著,支公是在與馮太常清談時提出自己的逍遙義,從而蔚為風尚;而高僧傳中則是於白馬寺與劉系之等清談後,退而注逍遙篇,而群儒歎服。若兩段記錄皆無訛誤,則或許與劉系之等清談之事在前,此次清談後支公回去注釋逍遙篇。而後在與馮太常清談時提出其逍

26、遙義,從此支氏逍遙義遂行。其三,高僧傳提示於讀者的是支公注逍遙遊的動機,也說明了支公之所以不贊成向、郭的逍遙義,乃在於其適性之說。而世說新語則敘述了支公逍遙義的特長,在於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義於眾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說明支氏逍遙義之所以盛行的原因。其四,高僧傳所欲表現的,當是支公對莊子逍遙遊深有所得,故其後並提及王羲之與支公論逍遙遊一事;而世說新語則意在表達支公對於玄學尤其是莊學的貢獻,故特地交代了魏晉學者理解莊子逍遙遊的情況,以及其來龍去脈。因此,高僧傳重在支公的學問;而世說新語則側重於逍遙義的理解趨向。此外,支公的逍遙遊注,除音義上的注釋有五條被保留在經典釋文逍遙篇之外,

27、其逍遙論今已佚失,唯一可見的即劉孝標本條注所保留的資料。在此資料,吾人可略窺支公的逍遙義所在。而劉孝標於文末言道:此向、郭之注所未盡。則或許劉孝標所引的內容,亦只是劉氏認為向、郭所不足的部分而已。而關於這段資料的內容主旨,前人已多有論述,故此處不再加以討論。(5) 佛學方面在佛學方面的材料與本傳重出者,在文學35條: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於高僧傳中,只述及支公著作即色論,卻未引述此條資料。或因此條資料顯示出王中郎之不服支公的即色論,故慧皎略而不談,只述及支公對當時佛學的貢獻,在於立即色義。而世說新語此則亦顯示出當時佛經流傳的情況

28、,至少有些已足成為名士們共同閱讀的文本,因此王坦之隨口即能以維摩詰經的內容作為典故。從以上世說新語與高僧傳中重出的材料來看,可看出以下幾點:一,世說新語與高僧傳皆表現出支公在清談、玄學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與崇高的地位,並為時賢所重。而世說新語雖呈現出支公在清談方面,及其對於莊子逍遙遊的領會確為時賢翹楚;但亦呈現出支公當時在參與清談活動時,亦未必盡得其義的情況。這點在高僧傳中是看不出來的。對於支公在清談時亦有氣狹而似已流於意氣之爭的情況,高僧傳將該資料記錄於他人的傳記中,顯見高僧傳在處理材料時確有所護。因此材料有不利於支公者,則或有所刪削,又或轉錄在他人的傳記中。二,世說新語與高僧傳二書在著述態度

29、上有所差異。同樣有與支公相關的材料,高僧傳側重於表現支公個人的學行風範。而世說新語側重在表現魏晉名士風流的事蹟,如征虜亭中蔡謝之雅量;也因此世說新語對於支公的材料可以善惡兼取,無所顧忌,而今日之讀者亦才能從中見得支公較真實的生活面貌。三,以世說新語輕詆第24條可以正高僧傳所訛傳聞之誤。3、 世說新語中未見於高僧傳之材料世說新語中關於支公的材料而未見於高僧傳者共計有三十五條,以下分從四個面向討論之。(1) 人物品評方面在人物品評方面,筆者分為支公對他人之品評與他人對支公之品評兩部分來討論。在支公對他人品評之方面,共有十一條資料,揀述如下。甲、評人物學問1.文學第30條文學第30條記載了一段支公與

30、北來道人講小品的資料: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於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設疑難,林公辯答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答。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從這條資料中可以看出支公的自負,及其對竺法深的輕視。按支公是即色宗的代表人物,而竺法深是本無異宗的代表人物,於此孫綽謂深公是逆風家,或許意味竺法深的本無異義和支公的即色義至少可以抗衡,故似應在支公與北來道人的論辯中發言。而支公顯然不以為然,反而認為竺法深未能與之較量。於此可知支公對於竺法深學問或清談方面的評價,以為必不如己。此外亦可見支公與竺法深對於小品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也當各有其見解。2.輕詆第21條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 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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