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志寰访谈录.docx

1、傅志寰访谈录少年时代的火车梦马国川：看简历，您的籍贯是辽宁省海城。傅志寰：籍贯是海城，但是我出生在哈尔滨的三棵树，所以我父亲顺嘴给我起了个名字-树生。直到我上学时，父亲按志辈，又翻字典查到寰字，才给我改名叫傅志寰。我父亲原来是海城的农民，后来在乡亲的介绍下来到哈尔滨，在铁路上干活，再后来成为火车司机。1938年我出生时，还是伪满洲国呢。小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马国川：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很厉害。傅志寰：非常厉害，大人也不敢告诉我们是中国人。当时日本人横行霸道，把我们看成下等人，大人和孩子都恨日本鬼子。马国川：您是铁路工人的孩子，从小就对铁路很熟悉吧。傅志寰：我们住的地

2、方离铁路只有一百多米，每时每刻都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小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成天围着火车转，有时把钉子放在钢轨上，火车轧过去，钉子轧成扁扁的，就做成一把小刀。天长日久，对火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喜欢火车，特别是蒸汽车。那种排气的声音，听了以后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听音乐一样，感到很悦耳。马国川：您的小学是在哈尔滨上的吗？傅志寰：开始是，后来我父亲从三棵树调到佳木斯，我随着他走，在几个地方上学读书。马国川：小时候情况怎么样？傅志寰：我七岁那年夏天，鬼子投降了，人们欢天喜地。不久来了共产党的部队，那时叫东北民主联军。他们挺和气，帮我们家里干活，有时还教孩子们唱歌。后来在佳木斯上了小学，在读书时加入了儿

3、童团，与大人一起站岗放哨，查路条。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上初中还顺利，高中考入了佳木斯一中。那是1952年，我14岁，在班里算是年龄最小的，长得也很矮小。学习很刻苦，因为知道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所以读书很用功。马国川：那时的理想是什么？傅志寰：自己是听火车汽笛声长大的，对铁路很有感情。我父亲是火车司机，我希望将来能够制造火车，超过我父亲。所以，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是唐山铁道学院蒸汽机车制造专业。马国川：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05年，一直是面向全国铁路的学校。傅志寰：当时佳木斯一中内定我可以报考留苏预备生，但还要和其他同学一样填志愿。我一直学习成绩稳定，不

4、怕考试，可是高考前一天失眠了，结果自己感觉考试成绩不理想，很郁闷。等了很久，有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的通知书。马国川：这意味着您可以到苏联留学了。傅志寰：留学是年轻人的梦想，尤其是到苏联留学更了不起，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在上世纪50年代，年轻人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读苏联小说。当我拿到从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非常高兴，母亲正在切菜，激动得把手切破了。因为像我这样的工人家庭，在解放前，根本没有条件供我上大学，更谈不上留学了。上北京，我背着铺盖，带着母亲煮的十几个鸡蛋，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当时还有前门火车站，我在那里下了车，坐了一辆三轮。经

5、过天安门时还觉得奇怪呢，天安门怎么变矮了？不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么高。马国川：到北京来是为了补习俄语吗？傅志寰：对，我们这一批学生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补习俄语，也进行政治学习。考大学时，我报的志愿是蒸汽机车制造。组织上跟我说，苏联大学已经淘汰了这个落后的专业，你还是学电力机车吧。我当然很高兴，从此我就和电力机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去苏联前国家出钱给每人制备了两套西服，还有大衣、衬衫、内衣，整整两个箱子。在苏联留学的日子马国川：1957年你们去苏联留学，还是坐火车吧。傅志寰：先坐中国自己的火车，然后到满洲里换上苏联的火车，开往莫斯科。我们穿越了整个辽阔的东西伯利亚和半个欧洲，路上走了七天七夜多。马

6、国川：感觉枯燥吗？傅志寰：一点儿也不。漫长的旅途本来是枯燥的，但对我这个十分向往苏联的年轻人，一切都很新鲜，只要天没黑，两眼就盯住窗外。看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新西伯利亚还有农村、森林。从前没见过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一路上看了个够。每次停站，我都要下火车，走到列车前面仔细看看火车头。一到莫斯科，我就给两个高中同学写了封长达十页纸的信，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兴奋和喜悦。马国川：在莫斯科您进的是莫斯科铁道学院。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傅志寰：莫斯科铁道学院是20世纪初建立的著名的老学校，在苏联很有名。但有些条件不如当时我国的名牌大学。教学楼不大，是由三个不同年代的建筑连接起来的。校园里没

7、有操场，得乘两站电车到公共体育场上体育课。但是，教师却是一流的。数学教授讲课不带讲义，只用粉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电机学教授把枯燥的原理讲得引人入胜。实验设施也是好的。与国内不同，大学里学习和生活都由学生自行安排，没有辅导员。这有利于锻炼我们的自立能力。马国川：初到苏联，上课听得懂吗？傅志寰：开始，上课听不懂，课堂笔记根本记不全，我们的俄语程度不行。由于语言不过关，常常闹出笑话。有一次到商店买猪油，售货员怎么都听不懂，原来是我把猪油说成牙油了。校方为了给外国留学生创造说俄语的环境，把我们安排和苏联同学一起住。我和两个俄罗斯及一个乌克兰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处得挺好，成为好朋友。苏联同学非常热情，课

8、下，借笔记给我们，还帮助解答问题。马国川：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特意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您参加了吗？傅志寰：参加了。那天我提前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但会场已经座无虚席，只好站在后面。当毛主席出现时，全场雷动，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湖南口音很重，讲了大约四十分钟。讲话富有哲理，十分风趣，他还不断地与台下的同学对话，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在座的同学个个

9、热血沸腾，领袖的殷切期望对年轻的留学生是巨大的鼓舞，也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激动之余，我们也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亲自聆听毛主席教诲的我们，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和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起早贪黑地苦读，不到凌晨一两点不睡觉。周末宿舍里举办舞会，我们基本不去，所以被称为不会生活的面包干。二年级，我的俄语听力有很大提高，各门功课全部是优秀。三年级，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上了光荣榜。马国川：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怎样？当时国内经济很困难。傅志寰：那时，国家为了保证留学生的学习，每个月发500卢布，用这些钱在国内可以养活六七个家庭。留苏五年，我尽量省吃俭用，钱都买了书，没买照相机，所以大学时代的

10、照片很少。除了在照相馆拍了几张，都是别人给照的。由于技术不过关，现在都发黄了。到苏联买的唯一大件就是一块莫斯科牌手表，因为没有手表没法掌握时间。马国川：在苏联五年学习生活，对于苏联的了解更深入了吧。傅志寰：五年里，总的来说对苏联的印象是好的。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深入地接触生活，逐渐感到苏联也并不都是那么美好：不少大学生旷课，考试作弊；酗酒，缺乏信仰；党、团组织凝聚力不强。1958年暑假，我与苏联同学一起坐几天火车去了哈萨克斯坦收小麦，国营农场管理之差令人吃惊。收下的粮食没人晒，发了芽；守着粮食没人做饭吃，人们饿着肚子不出工；9月末下雪了，庄稼还没收完。这一切都使我隐隐约约感到苏联在制度上出了点儿

11、什么问题，直到回国后才明白了一些道理。马国川：大学毕业前后的情况如何？傅志寰：1961年初，为收集写毕业论文的材料，我去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其规模之大，令人羡慕。我的论文写的是中国型交流电力机车。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想回国后可派上用场。我的导师叫扎哈尔钦科，是一位资深的电机专家，50年代到过中国。在他的指导下，我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我们是1961年夏天毕业回国的。大家都是年轻人，热情很高，想立即把学到的知识献给祖国，对于别的考虑得很少。在填写志愿时都表示：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几天后我接到了通知，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有人问我，你不想留在北京吗？我说能分在

12、北京，比如铁道科学研究院，当然很好。分到株洲，我坚决服从，因为那里有我的电力机车事业。马国川：这是你们那一代人的语言，总是充满豪情。傅志寰：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想法，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不是说空话，其实自己不是没有困难的。在报到之前，我回到了黑龙江，看望父母。当时母亲患的癌症已经扩散，十分痛苦。我告诉家人要去远离千里的湖南工作，母亲非常舍不得，但很理解。其实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到了株洲后时刻惦记着她。由于信件太慢，电话打不通，我隔几天就发一封电报询问病情。八个月后，她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还是偷偷地哭了几次。至今我仍记得与母亲分别的那一瞬间，她也许想

13、到可能是最后的离别了，消瘦的面孔淌着泪水，眼睛里闪着忧伤。而我出家门的时候，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刻成了永久的记忆。激情燃烧的岁月马国川：请讲讲您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情况。傅志寰：研究所并不在市区，而设在五公里外一个叫田心的小镇上，紧挨着田心机车厂。这个工厂原来是修理蒸汽机车的，1959年，铁道部决定在这里试制电力机车，同时成立电力机车研究所。当我来报到时，研究所只有两年历史，老技术人员只有几个，还有几十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由于刚刚建所，办公室也是借的，一间房子摆了二十几张桌子，一个人打电话，全屋不得安宁。马国川：条件很差，和您想象的不一样。傅志寰：不光是工作条件跟我想的有

14、很大不同，气候也不适应。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去湖南前，想象那里的冬天一定暖和，可是雨下得很多，非常冷，是从里面往外冷。那里一年到头离不开胶鞋和雨伞。马国川：现实与理想差距这么大，对您来说是一个考验啊。傅志寰：我是带着年轻人的美好愿望去株洲的，现实与理想差距确实大，但是没有消磨我的意志。我从小家境贫困，吃得惯苦。在事业面前，苦真的算不了什么。我国电力机车从1959年开始按照苏联的图纸试制。由于当时苏联同类机车也处在试验阶段并不成熟，所以头两台新试制的样机质量很差，不能上线使用。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专家撤走了，技术难题留给了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困难可想而知。为了实现技术突破，铁道部下决

15、心组织攻关。那时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憋了一口气，不相信离开洋人，就一事无成。发愤图强，日夜攻关。马国川：当时提倡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傅志寰：我们就是依靠自己奋斗，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进行攻关。当时办公室晚上灯火通明，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试验，对机车进行改进。我是研究所里少有的几个喝过洋墨水的人，知道大家对我抱有期望，所以更加努力。1962年初，我被派到北京环形铁道参加研究试验。半年以后，又去了宝鸡-凤州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90公里，电力机车在那里做运行考核。开始毛病很多，但通过处理故障，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就这样边干边学，实践使我对机车有了全面的了解。马国川：60年

16、代初的那几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的时期。傅志寰：那几年生活比较困难，常常饿肚子。人们对粮食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单身汉的眼睛都盯住了食堂。60年代在中国不怎么说客套话，而我却按苏联人的习惯，每次在食堂里买完饭就道一声谢谢。有一次卖饭的老太太生气了，她指着我：以后不要再说谢谢了，别人以为多给你打饭了。当时由于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所以大家的牢骚并不多，工作也很有劲头。我参加工作的第四年，由于山中无老虎，我被任命为研究所总体线路室的负责人。全室三十多人，没有别的头了，我是唯一的官，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段时期我开始谈恋爱，对象叫唐曾妍，她在北京有个很好的工作，是我在环形铁道试验

17、时认识的。为了能在一起，她宁愿调到条件较差的株洲。我们结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回东北已不可能，于是去了上海的岳父家。到了上海，娘家人见我穿得太差，由内弟陪同买了一身蓝布衣服。第二天请几位亲戚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婚事就算办完了。回到所里，由于没有住处，双方各过自己的单身生活。一年后分到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既没有卫生间，又没有厨房，由于通风需要在墙上打了个洞，邻居放个屁都能听到，被戏称为P型住宅。就这样我们已经感到不错了。马国川：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受到冲击了吗？傅志寰：文化大革命湖南折腾得很厉害，初期我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了多次批斗后下车间当了蒸汽机车修理

18、工。由于人缘不错，两年后获得解放，当上研究所的生产组组长。后来又被任命为副所长，负责研究开发工作。当时压力很大，非常忙。记得，在研制一种半导体器件时，多日没有回家。一天晚上，唐曾妍到试验室找我说，她去上夜班，两岁女儿已经睡了，要我回去陪陪，我满口答应。由于试验不顺利，我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邻居说，半夜孩子找不着妈妈，嗓子都哭哑了。房门上了锁，他们干着急。现在想起这件事还感到内疚。马国川：条件艰苦，又有政治运动，电力机车的科研进展如何？傅志寰：我们苦战了十年，经历多次失败，先后成功研制了韶山1型、韶山2型、韶山3型机车使我国电力机车技术实现了飞跃。马国川：为什么以韶山命名呢？

19、傅志寰：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以毛主席为骄傲，所以起了这个名称。马国川：改革开放后，研究所有什么变化？您对研究所的感情是不是很深？傅志寰：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团结一致，埋头苦干，株洲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几次搬迁，越建越大。不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所，而且还研制了一批新机车，在全国电气行业的知名度也很高。说实在的，我在株洲所工作的二十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1999年建所40周年时，我与老同事聚会，说了一番发自内心的话：研究所的变迁凝结了我们大家的心血。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都退休了，头发白了，有的牙也掉了，但是看到了我们现代化的研究所，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来所初期，吃不饱肚子，但是研究所的办

20、公室经常彻夜通明。小伙子没有穿过西装，姑娘们没有抹过口红我们是从困难中走过来的，但我们却非常自豪。在座的江慧写了一首诗，名叫无怨无悔，读后引起了我的共鸣。的确，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无怨无悔，感到最骄傲的是为铁路电气化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想想看，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机，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等国外品牌的汽车，但是在我们的铁道上，奔驰的是中华牌，是用我们的心血创造出来的韶山型机车。就是这一点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对个人的，而是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回报。我的一席话激起在场老同志的共鸣，有的甚至流出了眼泪。马国川：听说您认为田心最美丽，为什么？傅志寰：关于

21、什么是美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田心虽然是个小地方，气候不好，但它却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是我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还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那才是我最留恋的土地。提速的梦想马国川：您在株洲工作了二十三年，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变化？傅志寰： 1984年我离开电力机车研究所，调入铁道部科技局。在此之前，1981年我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一年多时间，先后在几个著名公司里进修，自己受益匪浅。德国发达的工业、优美的环境以及德国人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德国铁路为增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列车速度，也开拓了我的思路。马国川：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傅志寰：德国铁路的快速。当时德国铁路已经达到时

22、速200公里，而我国列车最高时速才100公里，整整差了一倍呢。人家的列车像风一样呼啸而过，而我们的火车一路都是哐当哐当声。之前，我们国家一直在闭关锁国，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德国之行让我开了眼，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梦想：中国的铁路也要达到这个速度！马国川：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在日本新干线，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觉：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傅志寰：中国也需要跑啊，不跑起来就追不上先进国家。让中国列车提速，后来一直是我追求的梦想。回国后不久，我调入铁道部科技局，先后任总工程师、局长，恰好用上了在德国学到的东西。科技局给了我一个托梦的平台。我在全国调研，寻找可以

23、进行提速实验的线路。1988年我来到广东，觉得广深线铁路比较特殊，它以客运为主，白天跑的多是客车，夜间大都是货车，互不干扰，和西德铁路运行方式十分相像。其长度为147公里，线路改造花钱不会多，且沿线经济发达，人们能承受提速后的较高票价。所以，回京后我立即向部领导建议将广深线作为提速试验线。马国川：铁道部领导支持吗？傅志寰：当时，公路、民航崛起，火车速度落伍，铁路客运市场份额持续下滑，铁老大被一些人称之为夕阳产业。部领导都认识到，再不提速，火车就没有竞争力了。他们同意把广深线作为提速试验线，并决定进行技术改造。马国川：听说您在提出建议不久就到哈尔滨工作了，是这样吗？傅志寰：是的。1989年3月我

24、正忙于筹划对广深线提速进一步调研时，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我问去什么地方，他说去铁路局。我提出，要去，最好不去哈尔滨，因为我生在那里，亲戚同学多，做一个铁路局局长，有这些关系不容易开展工作。后来组织上还是决定派我去哈尔滨了。事后才知道是要我熟悉铁路运输，经受实践锻炼。哈尔滨铁路局有近7000公里的铁路、27万职工，是一个大的铁路局，对于从未干过运输工作的我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安全情况不好，设备比较差，很多老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来不及培训就上岗，素质不佳。一年中要发生很多事故，这是最揪心的了。当地有一句话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半夜来电话肯定不是好事，睡觉也不安

25、稳，总是吊着一颗心。为了解情况搞好工作，我上机车、下现场，跑遍了管区内主要站段，请教有经验的老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思路。在哈尔滨工作虽然不到两年，但却如同上了一所社会大学，学习到过去不了解的知识，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那段时间，正如所预料的，有不少熟人来找我走后门，但基本上被我回绝了，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尤其是我的亲戚。马国川：回到铁道部您是不是又关心提速？傅志寰：1991年初我回到北京任铁道部副部长。当时我分管机车车辆工业、科技等工作，这些都和提速有关。1993年我到东北哈大线检查工作，无意中了解到，日伪时期蒸汽机车牵引的亚细亚号列车最高时速已达130公里，而解放后最

26、快的列车仍未达到这一速度。让我深感不安。所以我多次向别人提起这件事。几十年前日本人就做到的，难道我们就做不到？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我国铁路大面积提速势在必行，于是又向部党组提出了建议。恰好于1994年底广深线提速试验取得巨大成功，时速达到160公里，最高可达200公里，全路上下深受鼓舞。次年韩杼滨部长主持部长办公会议，作出在既有线大面积提速的决定。按分工我负责两项工作：一是领导研制新型提速机车车辆；二是组织提速试验。马国川：有反对声音吗？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傅志寰：是有不同声音。那些年安全大环境不如人愿，发生了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所以一些人提出，如果提速了，事故率会不会更高？出了事谁负责？马国

27、川：提速必须有机车车辆作保障。您分管工业生产，在提高我国的机车水平上做了哪些工作？傅志寰：当时我国机车车辆产量上得很快，但是产品质量不高。我提出今后主要不再是上能力，而是上质量、上水平。经过各企业和研究所的多年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相继研制了包括提速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动车组和客车在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车车辆系列，产品质量和档次有了很大提高，品种也增加了很多，同时还向国外出口。为了适应提速需要，我们安排了很多试验，检验机车车辆水平。1997年1月的一天，在北京环行线进行提速试验，我上了机车。列车不断加速，一直达到时速212公里，实现了中国铁路进入高速领域的突破，司机室里一片欢呼，极大地鼓舞了

28、广大科研人员的斗志。当天晚上本来不喝酒的我和大家一起共饮。事后有人问我，这是破纪录的试验，你不怕冒风险吗？我说，试验已做了充分准备，是有把握的，但既然是试验肯定会有风险，我作为主管副部长来承担责任，可增强大家的信心。由此可见，我们自行研制的机车车辆水平有很大提高。马国川：有个问题我感到不解：为什么要提速，而不直接建高速铁路？机车车辆自己研制而不是直接购买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德国列车在80年代初不就已经达到时速200公里了吗？傅志寰：当然提高列车速度的一种办法是跟着发达国家走，就是建设高速铁路。但是，工程决策不能只按照美好的愿望寻找理想答案，正确的决策应是在约束条件

29、下作出具有现实可能的决策。当时的约束条件是什么？我国铁路提速决策遇到的主要难点是资金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铁路建设由国家投资，每年只有几十亿元，不到目前水平的1/50-1/20，新线年投产不到200公里。高速铁路的造价是常规铁路的3-5倍，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建设高速铁路的路子是不现实的（京沪高速铁路论证了十五年才开工）。因此，当时提高客车速度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对既有铁路实行提速改造。虽然发达国家有成熟的包括机车车辆在内的先进技术设备，但对于中国铁路这样大规模、连续推进的提速工程来说，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引进，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铁路承受不了其高昂的价格。马国川：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外汇去购买

30、先进技术。傅志寰：有没有外汇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铁路工业已具有相当的基础，我们相信自己的技术研发能力。我不反对拿来主义，但核心技术必须是自己的，否则永远受制于人。事实证明市场是难以换到核心技术的。我们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路线。不能光引进，否则我们买来的是表面现代化，牺牲的是内在创造力。引进与自主开发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引进是手段，而培育自主开发能力才是目的。就这样提速之始，我们就明确打出了国产牌。为大提速预热，铁道部组织研制并批量生产了东风11型、韶山8型、韶山9型等提速机车、客车、电动车组系列，时速达到160公里、200公里，同时研发了信号、通信、轨道结构等新技

31、术。马国川：我国铁路提高列车速度的难度在哪里？与国外相比，我国铁路提速是不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傅志寰：中国铁路里程较少，运输强度是世界之最，是美国的3 9倍、法国的8倍。因此，在这样高强度运输，而且客货混跑的情况下，铁路提速不容易。日本的铁路速度比较高，因为日本的铁路主要跑客车；欧洲的铁路速度比较高，是因为白天跑客车，晚上跑货车。打个比方，高速公路汽车之所以跑得快，因为拖拉机、自行车不能上路。中国铁路繁忙干线运输能力十分紧张，客货列车共线运行，在同一条铁路线上既要开行特快旅客列车，还要开行大量重载货物列车，而后者是很难提速的。这就使各种列车之间出现了速度差。速度差越大，对列车密度和运输能

32、力的影响越大。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允许拖拉机上道，速度能跑200公里的奔驰车，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速度跑不到100公里。由于我们进行了技术创新、运输组织创新、安全管理创新，所以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深挖了世界上最繁忙铁路的潜力，在中国特殊复杂的运输条件下实施大面积提速。马国川：看来，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铁路提速。傅志寰：那时，我国铁路装备较差，管理水平不高，重大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很大。铁路提速会不会造成事故频发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一直有质疑之声。一些朋友也劝我三思，但我想，作为部领导，总得给铁路干点事，国外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到呢？外国的机车车辆水平高，我们的水平也不低啊，起码超过了俄罗斯，风险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加强管理加以化解。铁路再不提速，火车就没人坐了。为了化解提速的风险，我们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实行科学管理，尽可能把不确定因素转化成可控因素，使安全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至今铁路大提速已经超过十年，由于采取了很多措施，安全情况很好，没有因提速造成旅客伤亡事故。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