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志寰访谈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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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志寰访谈录
少年时代的火车梦
马国川：
看简历，您的籍贯是辽宁省海城。
傅志寰：
籍贯是海城，但是我出生在哈尔滨的三棵树，所以我父亲顺嘴给我起了个名字--树生。
直到我上学时，父亲按志辈，又翻字典查到"寰"字，才给我改名叫傅志寰。
我父亲原来是海城的农民，后来在乡亲的介绍下来到哈尔滨，在铁路上干活，再后来成为火车司机。
1938年我出生时，还是"伪满洲国"呢。
小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马国川：
"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对中国人的奴化教育很厉害。
傅志寰：
非常厉害，大人也不敢告诉我们是中国人。
当时日本人横行霸道，把我们看成下等人，大人和孩子都恨日本鬼子。
马国川：
您是铁路工人的孩子，从小就对铁路很熟悉吧。
傅志寰：
我们住的地方离铁路只有一百多米，每时每刻都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小时候我们一帮小孩子成天围着火车转，有时把钉子放在钢轨上，火车轧过去，钉子轧成扁扁的，就做成一把小刀。
天长日久，对火车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喜欢火车，特别是蒸汽车。
那种排气的声音，听了以后感到非常舒服，就像听音乐一样，感到很悦耳。
马国川：
您的小学是在哈尔滨上的吗？
傅志寰：
开始是，后来我父亲从三棵树调到佳木斯，我随着他走，在几个地方上学读书。
马国川：
小时候情况怎么样？
傅志寰：
我七岁那年夏天，鬼子投降了，人们欢天喜地。
不久来了共产党的部队，那时叫"东北民主联军"。
他们挺和气，帮我们家里干活，有时还教孩子们唱歌。
后来在佳木斯上了小学，在读书时加入了儿童团，与大人一起站岗放哨，查路条。
我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上初中还顺利，高中考入了佳木斯一中。
那是1952年，我14岁，在班里算是年龄最小的，长得也很矮小。
学习很刻苦，因为知道父母培养我不容易，所以读书很用功。
马国川：
那时的理想是什么？
傅志寰：
自己是听火车汽笛声长大的，对铁路很有感情。
我父亲是火车司机，我希望将来能够制造火车，超过我父亲。
所以，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是唐山铁道学院蒸汽机车制造专业。
马国川：
这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05年，一直是面向全国铁路的学校。
傅志寰：
当时佳木斯一中内定我可以报考留苏预备生，但还要和其他同学一样填志愿。
我一直学习成绩稳定，不怕考试，可是高考前一天失眠了，结果自己感觉考试成绩不理想，很郁闷。
等了很久，有一天我接到了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的通知书。
马国川：
这意味着您可以到苏联留学了。
傅志寰：
留学是年轻人的梦想，尤其是到苏联留学更了不起，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中，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
在上世纪50年代，年轻人都喜欢看苏联电影，唱苏联歌曲，读苏联小说。
当我拿到从北京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时，全家都非常高兴，母亲正在切菜，激动得把手切破了。
因为像我这样的工人家庭，在解放前，根本没有条件供我上大学，更谈不上留学了。
上北京，我背着铺盖，带着母亲煮的十几个鸡蛋，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
当时还有前门火车站，我在那里下了车，坐了一辆三轮。
经过天安门时还觉得奇怪呢，天安门怎么变矮了？
不像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么高。
马国川：
到北京来是为了补习俄语吗？
傅志寰：
对，我们这一批学生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补习俄语，也进行政治学习。
考大学时，我报的志愿是蒸汽机车制造。
组织上跟我说，苏联大学已经淘汰了这个落后的专业，你还是学电力机车吧。
我当然很高兴，从此我就和电力机车结下了不解之缘。
去苏联前国家出钱给每人制备了两套西服，还有大衣、衬衫、内衣，整整两个箱子。
在苏联留学的日子
马国川：
1957年你们去苏联留学，还是坐火车吧。
傅志寰：
先坐中国自己的火车，然后到满洲里换上苏联的火车，开往莫斯科。
我们穿越了整个辽阔的东西伯利亚和半个欧洲，路上走了七天七夜多。
马国川：
感觉枯燥吗？
傅志寰：
一点儿也不。
漫长的旅途本来是枯燥的，但对我这个十分向往苏联的年轻人，一切都很新鲜，只要天没黑，两眼就盯住窗外。
看了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新西伯利亚……还有农村、森林。
从前没见过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一路上看了个够。
每次停站，我都要下火车，走到列车前面仔细看看火车头。
一到莫斯科，我就给两个高中同学写了封长达十页纸的信，让他们也分享我的兴奋和喜悦。
马国川：
在莫斯科您进的是莫斯科铁道学院。
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
傅志寰：
莫斯科铁道学院是20世纪初建立的著名的老学校，在苏联很有名。
但有些条件不如当时我国的名牌大学。
教学楼不大，是由三个不同年代的建筑连接起来的。
校园里没有操场，得乘两站电车到公共体育场上体育课。
但是，教师却是一流的。
数学教授讲课不带讲义，只用粉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电机学教授把枯燥的原理讲得引人入胜。
实验设施也是好的。
与国内不同，大学里学习和生活都由学生自行安排，没有辅导员。
这有利于锻炼我们的自立能力。
马国川：
初到苏联，上课听得懂吗？
傅志寰：
开始，上课听不懂，课堂笔记根本记不全，我们的俄语程度不行。
由于语言不过关，常常闹出笑话。
有一次到商店买猪油，售货员怎么都听不懂，原来是我把猪油说成"牙"油了。
校方为了给外国留学生创造说俄语的环境，把我们安排和苏联同学一起住。
我和两个俄罗斯及一个乌克兰同学住在一间宿舍里，处得挺好，成为好朋友。
苏联同学非常热情，课下，借笔记给我们，还帮助解答问题。
马国川：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特意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您参加了吗？
傅志寰：
参加了。
那天我提前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但会场已经座无虚席，只好站在后面。
当毛主席出现时，全场雷动，高呼：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湖南口音很重，讲了大约四十分钟。
讲话富有哲理，十分风趣，他还不断地与台下的同学对话，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的那句名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在座的同学个个热血沸腾，领袖的殷切期望对年轻的留学生是巨大的鼓舞，也影响了我的一生。
在激动之余，我们也都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亲自聆听毛主席教诲的我们，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和自己肩负的责任，努力克服语言方面的困难，起早贪黑地苦读，不到凌晨一两点不睡觉。
周末宿舍里举办舞会，我们基本不去，所以被称为不会生活的"面包干"。
二年级，我的俄语听力有很大提高，各门功课全部是优秀。
三年级，我们很多中国学生都上了光荣榜。
马国川：
在苏联的留学生活怎样？
当时国内经济很困难。
傅志寰：
那时，国家为了保证留学生的学习，每个月发500卢布，用这些钱在国内可以养活六七个家庭。
留苏五年，我尽量省吃俭用，钱都买了书，没买照相机，所以大学时代的照片很少。
除了在照相馆拍了几张，都是别人给照的。
由于技术不过关，现在都发黄了。
到苏联买的唯一大件就是一块莫斯科牌手表，因为没有手表没法掌握时间。
马国川：
在苏联五年学习生活，对于苏联的了解更深入了吧。
傅志寰：
五年里，总的来说对苏联的印象是好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深入地接触生活，逐渐感到苏联也并不都是那么美好：
不少大学生旷课，考试作弊；酗酒，缺乏信仰；党、团组织凝聚力不强。
1958年暑假，我与苏联同学一起坐几天火车去了哈萨克斯坦收小麦，国营农场管理之差令人吃惊。
收下的粮食没人晒，发了芽；守着粮食没人做饭吃，人们饿着肚子不出工；9月末下雪了，庄稼还没收完。
这一切都使我隐隐约约感到苏联在制度上出了点儿什么问题，直到回国后才明白了一些道理。
马国川：
大学毕业前后的情况如何？
傅志寰：
1961年初，为收集写毕业论文的材料，我去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制造厂，其规模之大，令人羡慕。
我的论文写的是中国型交流电力机车。
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想回国后可派上用场。
我的导师叫扎哈尔钦科，是一位资深的电机专家，50年代到过中国。
在他的指导下，我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
我们是1961年夏天毕业回国的。
大家都是年轻人，热情很高，想立即把学到的知识献给祖国，对于别的考虑得很少。
在填写志愿时都表示：
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几天后我接到了通知，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工作。
有人问我，你不想留在北京吗？
我说能分在北京，比如铁道科学研究院，当然很好。
分到株洲，我坚决服从，因为那里有我的电力机车事业。
马国川：
这是你们那一代人的语言，总是充满豪情。
傅志寰：
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想法，我们真的是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不是说空话，其实自己不是没有困难的。
在报到之前，我回到了黑龙江，看望父母。
当时母亲患的癌症已经扩散，十分痛苦。
我告诉家人要去远离千里的湖南工作，母亲非常舍不得，但很理解。
其实我对母亲的感情很深，到了株洲后时刻惦记着她。
由于信件太慢，电话打不通，我隔几天就发一封电报询问病情。
八个月后，她永远离开了我们。
虽然男儿有泪不轻弹，我还是偷偷地哭了几次。
至今我仍记得与母亲分别的那一瞬间，她也许想到可能是最后的离别了，消瘦的面孔淌着泪水，眼睛里闪着忧伤。
而我出家门的时候，几乎是一步一回头,母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刻成了永久的记忆。
激情燃烧的岁月
马国川：
请讲讲您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的情况。
傅志寰：
研究所并不在市区，而设在五公里外一个叫田心的小镇上，紧挨着田心机车厂。
这个工厂原来是修理蒸汽机车的，1959年，铁道部决定在这里试制电力机车，同时成立电力机车研究所。
当我来报到时，研究所只有两年历史，老技术人员只有几个，还有几十个新来的大学毕业生。
由于刚刚建所，办公室也是借的，一间房子摆了二十几张桌子，一个人打电话，全屋不得安宁。
马国川：
条件很差，和您想象的不一样。
傅志寰：
不光是工作条件跟我想的有很大不同，气候也不适应。
我是在北方长大的，去湖南前，想象那里的冬天一定暖和，可是雨下得很多，非常冷，是从里面往外冷。
那里一年到头离不开胶鞋和雨伞。
马国川：
现实与理想差距这么大，对您来说是一个考验啊。
傅志寰：
我是带着年轻人的美好愿望去株洲的，现实与理想差距确实大，但是没有消磨我的意志。
我从小家境贫困，吃得惯苦。
在事业面前，苦真的算不了什么。
我国电力机车从1959年开始按照苏联的图纸试制。
由于当时苏联同类机车也处在试验阶段并不成熟，所以头两台新试制的样机质量很差，不能上线使用。
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专家撤走了，技术难题留给了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困难可想而知。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铁道部下决心组织攻关。
那时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憋了一口气，不相信离开洋人，就一事无成。
发愤图强，日夜攻关。
马国川：
当时提倡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傅志寰：
我们就是依靠自己奋斗，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进行攻关。
当时办公室晚上灯火通明，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试验，对机车进行改进。
我是研究所里少有的几个喝过"洋墨水"的人，知道大家对我抱有期望，所以更加努力。
1962年初，我被派到北京环形铁道参加研究试验。
半年以后，又去了宝鸡-凤州铁路。
这是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全长90公里，电力机车在那里做运行考核。
开始毛病很多，但通过处理故障，自己学到了很多知识。
就这样边干边学，实践使我对机车有了全面的了解。
马国川：
60年代初的那几年，正是国民经济困难的时期。
傅志寰：
那几年生活比较困难，常常饿肚子。
人们对粮食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较"，单身汉的眼睛都盯住了食堂。
60年代在中国不怎么说客套话，而我却按苏联人的习惯，每次在食堂里买完饭就道一声谢谢。
有一次卖饭的老太太生气了，她指着我：
"以后不要再说谢谢了，别人以为多给你打饭了。
"当时由于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所以大家的牢骚并不多，工作也很有劲头。
我参加工作的第四年，由于"山中无老虎"，我被任命为研究所总体线路室的负责人。
全室三十多人，没有别的"头"了，我是唯一的"官"，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这段时期我开始谈恋爱，对象叫唐曾妍，她在北京有个很好的工作，是我在环形铁道试验时认识的。
为了能在一起，她宁愿调到条件较差的株洲。
我们结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火车上人满为患，回东北已不可能，于是去了上海的岳父家。
到了上海，娘家人见我穿得太差，由内弟陪同买了一身蓝布衣服。
第二天请几位亲戚在家里吃了一顿饭，婚事就算办完了。
回到所里，由于没有住处，双方各过自己的单身生活。
一年后分到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既没有卫生间，又没有厨房，由于通风需要在墙上打了个洞，邻居放个屁都能听到，被戏称为"P"型住宅。
就这样我们已经感到不错了。
马国川：
"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受到冲击了吗？
傅志寰：
"文化大革命"湖南折腾得很厉害，初期我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了多次批斗后下车间当了蒸汽机车修理工。
由于人缘不错，两年后获得"解放"，当上研究所的"生产组"组长。
后来又被任命为副所长，负责研究开发工作。
当时压力很大，非常忙。
记得，在研制一种半导体器件时，多日没有回家。
一天晚上，唐曾妍到试验室找我说，她去上夜班，两岁女儿已经睡了，要我回去陪陪，我满口答应。
由于试验不顺利，我把这件事给忘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想起来。
邻居说，半夜孩子找不着妈妈，嗓子都哭哑了。
房门上了锁，他们干着急。
现在想起这件事还感到内疚。
马国川：
条件艰苦，又有政治运动，电力机车的科研进展如何？
傅志寰：
我们苦战了十年，经历多次失败，先后成功研制了韶山1型、韶山2型、韶山3型机车……使我国电力机车技术实现了飞跃。
马国川：
为什么以"韶山"命名呢？
傅志寰：
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湖南以毛主席为骄傲，所以起了这个名称。
马国川：
改革开放后，研究所有什么变化？
您对研究所的感情是不是很深？
傅志寰：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团结一致，埋头苦干，株洲所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几次搬迁，越建越大。
不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研究所，而且还研制了一批新机车，在全国电气行业的知名度也很高。
说实在的，我在株洲所工作的二十三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1999年建所40周年时，我与老同事聚会，说了一番发自内心的话：
研究所的变迁凝结了我们大家的心血。
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志都退休了，头发白了，有的牙也掉了，但是看到了我们现代化的研究所，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
来所初期，吃不饱肚子，但是研究所的办公室经常彻夜通明。
小伙子没有穿过西装，姑娘们没有抹过口红……我们是从困难中走过来的，但我们却非常自豪。
在座的江慧写了一首诗，名叫《无怨无悔》，读后引起了我的共鸣。
的确，虽然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无怨无悔，感到最骄傲的是为铁路电气化事业做出了贡献。
我们想想看，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机，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等国外品牌的汽车，但是在我们的铁道上，奔驰的是中华牌，是用我们的心血创造出来的韶山型机车。
就是这一点我们无怨无悔。
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对个人的，而是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回报。
我的一席话激起在场老同志的共鸣，有的甚至流出了眼泪。
马国川：
听说您认为田心最美丽，为什么？
傅志寰：
关于什么是美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标准。
田心虽然是个小地方，气候不好，但它却是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是我奉献青春年华的地方，还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那才是我最留恋的土地。
提速的梦想
马国川：
您在株洲工作了二十三年，以后的工作有什么变化？
傅志寰：
1984年我离开电力机车研究所，调入铁道部科技局。
在此之前，1981年我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
一年多时间，先后在几个著名公司里进修，自己受益匪浅。
德国发达的工业、优美的环境以及德国人对工作的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德国铁路为增强竞争能力不断提高列车速度，也开拓了我的思路。
马国川：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傅志寰：
德国铁路的快速。
当时德国铁路已经达到时速200公里，而我国列车最高时速才100公里，整整差了一倍呢。
人家的列车像风一样呼啸而过，而我们的火车一路都是"哐当哐当"声。
之前，我们国家一直在闭关锁国，我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不多。
德国之行让我开了眼，也让我产生了一个梦想：
中国的铁路也要达到这个速度！
马国川：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在日本新干线，他对随行的记者说乘坐新干线列车的感觉：
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傅志寰：
中国也需要跑啊，不跑起来就追不上先进国家。
让中国列车提速，后来一直是我追求的梦想。
回国后不久，我调入铁道部科技局，先后任总工程师、局长，恰好用上了在德国学到的东西。
科技局给了我一个托梦的平台。
我在全国调研，寻找可以进行提速实验的线路。
1988年我来到广东，觉得广深线铁路比较特殊，它以客运为主，白天跑的多是客车，夜间大都是货车，互不干扰，和西德铁路运行方式十分相像。
其长度为147公里，线路改造花钱不会多，且沿线经济发达，人们能承受提速后的较高票价。
所以，回京后我立即向部领导建议将广深线作为提速试验线。
马国川：
铁道部领导支持吗？
傅志寰：
当时，公路、民航崛起，火车速度落伍，铁路客运市场份额持续下滑，"铁老大"被一些人称之为"夕阳产业"。
部领导都认识到，再不提速，火车就没有竞争力了。
他们同意把广深线作为提速试验线，并决定进行技术改造。
马国川：
听说您在提出建议不久就到哈尔滨工作了，是这样吗？
傅志寰：
是的。
1989年3月我正忙于筹划对广深线提速进一步调研时，领导找我谈话，说你的工作要变动一下。
我问去什么地方，他说去铁路局。
我提出，要去，最好不去哈尔滨，因为我生在那里，亲戚同学多，做一个铁路局局长，有这些关系不容易开展工作。
后来组织上还是决定派我去哈尔滨了。
事后才知道是要我熟悉铁路运输，经受实践锻炼。
哈尔滨铁路局有近7000公里的铁路、27万职工，是一个大的铁路局，对于从未干过运输工作的我来说，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安全情况不好，设备比较差，很多老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来不及培训就上岗，素质不佳。
一年中要发生很多事故，这是最揪心的了。
当地有一句话就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
半夜来电话肯定不是好事，睡觉也不安稳，总是吊着一颗心。
为了解情况搞好工作，我上机车、下现场，跑遍了管区内主要站段，请教有经验的老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思路。
在哈尔滨工作虽然不到两年，但却如同上了一所社会大学，学习到过去不了解的知识，积累了经营管理经验，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
那段时间，正如所预料的，有不少熟人来找我走后门，但基本上被我回绝了，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尤其是我的亲戚。
马国川：
回到铁道部您是不是又关心提速？
傅志寰：
1991年初我回到北京任铁道部副部长。
当时我分管机车车辆工业、科技等工作，这些都和提速有关。
1993年我到东北哈大线检查工作，无意中了解到，日伪时期蒸汽机车牵引的"亚细亚"号列车最高时速已达130公里，而解放后最快的列车仍未达到这一速度。
让我深感不安。
所以我多次向别人提起这件事。
几十年前日本人就做到的，难道我们就做不到？
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我国铁路大面积提速势在必行，于是又向部党组提出了建议。
恰好于1994年底广深线提速试验取得巨大成功，时速达到160公里，最高可达200公里，全路上下深受鼓舞。
次年韩杼滨部长主持部长办公会议，作出在既有线大面积提速的决定。
按分工我负责两项工作：
一是领导研制新型提速机车车辆；二是组织提速试验。
马国川：
有反对声音吗？
反对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傅志寰：
是有不同声音。
那些年安全大环境不如人愿，发生了一些重大安全事故，所以一些人提出，如果提速了，事故率会不会更高？
出了事谁负责？
马国川：
提速必须有机车车辆作保障。
您分管工业生产，在提高我国的机车水平上做了哪些工作？
傅志寰：
当时我国机车车辆产量上得很快，但是产品质量不高。
我提出今后主要不再是上能力，而是上质量、上水平。
经过各企业和研究所的多年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相继研制了包括提速电力机车、内燃机车、动车组和客车在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车车辆系列，产品质量和档次有了很大提高，品种也增加了很多，同时还向国外出口。
为了适应提速需要，我们安排了很多试验，检验机车车辆水平。
1997年1月的一天，在北京环行线进行提速试验，我上了机车。
列车不断加速，一直达到时速212公里，实现了中国铁路进入高速领域的突破，司机室里一片欢呼，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科研人员的斗志。
当天晚上本来不喝酒的我和大家一起共饮。
事后有人问我，这是破纪录的试验，你不怕冒风险吗？
我说，试验已做了充分准备，是有把握的，但既然是试验肯定会有风险，我作为主管副部长来承担责任，可增强大家的信心。
由此可见，我们自行研制的机车车辆水平有很大提高。
马国川：
有个问题我感到不解：
为什么要提速，而不直接建高速铁路？
机车车辆自己研制而不是直接购买先进国家的先进技术？
世界上已经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了，德国列车在80年代初不就已经达到时速200公里了吗？
傅志寰：
当然提高列车速度的一种办法是跟着发达国家走，就是建设高速铁路。
但是，工程决策不能只按照美好的愿望寻找"理想答案"，正确的决策应是在约束条件下作出具有现实可能的决策。
当时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我国铁路提速决策遇到的主要难点是资金问题。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铁路建设由国家投资，每年只有几十亿元，不到目前水平的1/50-1/20，新线年投产不到200公里。
高速铁路的造价是常规铁路的3-5倍，在当时的情况下走建设高速铁路的路子是不现实的（京沪高速铁路论证了十五年才开工）。
因此，当时提高客车速度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对既有铁路实行提速改造。
虽然发达国家有成熟的包括机车车辆在内的先进技术设备，但对于中国铁路这样大规模、连续推进的提速工程来说，我们不可能单纯依靠引进，其中重要原因是中国铁路承受不了其高昂的价格。
马国川：
也就是说，没有足够的外汇去购买先进技术。
傅志寰：
有没有外汇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铁路工业已具有相当的基础，我们相信自己的技术研发能力。
我不反对拿来主义，但核心技术必须是自己的，否则永远受制于人。
事实证明市场是难以换到核心技术的。
我们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路线。
不能光引进，否则我们买来的是表面现代化，牺牲的是内在创造力。
引进与自主开发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引进是手段，而培育自主开发能力才是目的。
就这样提速之始，我们就明确打出了"国产牌"。
为大提速预热，铁道部组织研制并批量生产了东风11型、韶山8型、韶山9型等提速机车、客车、电动车组系列，时速达到160公里、200公里，同时研发了信号、通信、轨道结构等新技术。
马国川：
我国铁路提高列车速度的难度在哪里？
与国外相比，我国铁路提速是不是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傅志寰：
中国铁路里程较少，运输强度是世界之最，是美国的39倍、法国的8倍。
因此，在这样高强度运输，而且客货混跑的情况下，铁路提速不容易。
日本的铁路速度比较高，因为日本的铁路主要跑客车；欧洲的铁路速度比较高，是因为白天跑客车，晚上跑货车。
打个比方，高速公路汽车之所以跑得快，因为拖拉机、自行车不能上路。
中国铁路繁忙干线运输能力十分紧张，客货列车共线运行，在同一条铁路线上既要开行特快旅客列车，还要开行大量重载货物列车，而后者是很难提速的。
这就使各种列车之间出现了速度差。
速度差越大，对列车密度和运输能力的影响越大。
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允许拖拉机上道，速度能跑200公里的奔驰车，在这种情况下也许速度跑不到100公里。
由于我们进行了技术创新、运输组织创新、安全管理创新，所以能够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深挖了世界上最繁忙铁路的潜力，在中国特殊复杂的运输条件下实施大面积提速。
马国川：
看来，安全问题一直伴随着铁路提速。
傅志寰：
那时，我国铁路装备较差，管理水平不高，重大伤亡事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很大。
铁路提速会不会造成事故频发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一直有质疑之声。
一些朋友也劝我"三思"，但我想，作为部领导，总得给铁路干点事，国外能做到的，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做到呢？
外国的机车车辆水平高，我们的水平也不低啊，起码超过了俄罗斯，风险可以通过采用新技术、加强管理加以化解。
铁路再不提速，火车就没人坐了。
为了化解提速的风险，我们通过采用新的技术，实行科学管理，尽可能把不确定因素转化成可控因素，使安全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至今铁路大提速已经超过十年，由于采取了很多措施，安全情况很好，没有因提速造成旅客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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