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主张.docx

1、明清时期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周敦颐】（1017-1073） 北宋哲学家、教育学家。 周敦颐的教育主张以学为圣人为宗旨，认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们善恶归善，求得仁义中正。他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知识是为德育服务的工具。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要靠自己的学习和思索，也要有教师和朋友的指导作用。 他的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被后人编为周子全书和周濂溪集。邵雍(100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是北宋中期一位重要思想家，也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宋史卷427邵雍传述其学渊源说：“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雍对曰：幸

2、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颐索隐。妙悟神契。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李之才是宋初著名道士陈抟(字希夷)的三传弟子，南宋初朱震汉上易解：“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宋史卷435朱震传)陈抟之学对宋代士大夫影响极大，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虽然大多数理学家否认这种关系，但邵雍却并不讳言对陈抟的景仰之情。他称陈抟为“珍重至人”，(击壤集卷10)承认陈抟对他的影响。柳诒征先生说：“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中国文化史第2编第18章，希夷吸取老子的某些思想，当然并不全袭老氏。邵雍本人受老子、主子以及其他道

3、家代表人物的影响颇深，往往祖述老、庄。他说：“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观物外篇)又称赞老子“知易之体”。(同上)邵雍称赞庄子为“雄辨数千年一人而已”，“善通物”等，(同上)可见其推崇老、庄之一斑。宋儒喜研易学，邵雍便是一个衍易大师，其著皇极经世书如朱熹所说，是一部“易外别传”。周予同先生在谈到宋代理学之徒时指出：“易”与道通，由来已久，于是有意无意之间，潜受老庄学说之影响。”(朱熹第1章)此论极是。我们认为，在宋代理学六子(周、张、邵、二程、朱)中，邵雍是受老庄思想影响最多，也最为明显的一个。下面着重分析邵雍思想与老庄哲学思想相通的一面，其它思想渊源及“其所自得者”不与也。 一、先天道论

4、和阴本体论 邵雍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先天之学”中，据说是“本乎伏羲(按即前引宋史所谓宓羲)而备于文王”。(邵博闻见后录卷5)邵雍企图通过自己的一套烦琐而神秘的象数学体系，来追求宇宙的本原和推测自然、人事的变化。他认定：“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观物内篇)又说：“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同上)这就是说，“道”是天地的本原，是先天而有的，又是无形的。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

5、强字之日道。”(第25章)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2l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42章)庄子大宗师亦云，“道”是“无为无形”的，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成。”可见老，庄和邵雍所言之“道”，如果说其内涵不是完全一样，也是非常接近的。可以说，邵雍此论，实本子老、庄。 易传系辞上有“而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语，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看待的。邵雍则说：“太极”一也，不动生二。” (观物外篇)并将“太极”与“道”揉在一处说：“太极，道之极也。”(同上)太极成了道的最高范畴，二者并行不悖，都是宇宙的本原，故邵雍又说：“道为太极。”(同上)故太极、道、一三者一般

6、可通。 庄子知北游有一段庄子和东郭子的对白，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连屎溺中也有它的存在，它使“万物得遂其生”。庄子天地说：“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而邵子也认定：“万物各有太极，”(观物外篇)道是“出入有无生死者”，(同上)“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同上)“元有二：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同上)就是说，道或太极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又是无所不在的，天地和万物得遂其生，又各有所始。邵雍遥隔庄子一千多年，在这个观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张载说：“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经学理窟周礼)“的当之书”就是

7、正确的书，是“周公之意”。书中也可能有后人添入的，那就不是“周公之意”。 张载认为，“三代”之制中，主要的有三种制度：井田、封建(分封制)和肉刑。他说：“井田而不封建，犹能养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犹能教而不能养；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犹能教养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性理拾遗)就是说，这三种制度是互相支持、互相为用的，三者结合起来，成为“三代之制”的整个一套。 张载认为，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井田。井田的最大的优越性是“均平”。他说：“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经学理窟周礼) 张载认为，行井田并不困难，只须“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同上)皇帝下一命令，将天下土地收

8、为国有，然后测量，把土地分成棋盘式的小块，每小块一百亩，每一个农民分给一块。这样，自己没有耕地的农民都有了自己的耕田，他们自然拥护这种政策。原来的地主失去了田地，但皇帝可以封他们为一个地方的“田官”，即使对一个很大的地主，也可封他一个五十里大的国，这就超过他原有的土地了。其他地主，随其所有土地的多少，封他们或大或小的官，使他们在他们受封的范围内，征收租税。这使原来的富者都“不失故物”、“不失其为富”。他们所收的租税，以土地生产的十分之一为限，这比他们原来收自佃户的要少一些，但是这种办法既然得到农民的拥护，他们也只得拥护。 张载认为，“井田卒归于封建”，就是说，行井田的结果必然是“封建”。先命原

9、来的地主为“田官”，过一、二十年以后，“须别立法”。另立的原则是“择贤”，选择“有大功德”的人，封为国君。他认为分封制在原则上是好的，有优越性。他说：“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同上)对于分封制的批评，张载反驳说：“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朱熹的法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理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从他的万物起源于太极，万事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的哲学出发，认为人

10、间的人伦、礼制、国法都是天理的反映，先有此理，再有国法，因而具有了哲理化的自然法思想。 朱熹从儒家的“穷究通变，著于大易；损益可知，见于论语”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应该因事制宜，随着时代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作出调整。 儒家非常向往贤人政治，朱熹也不例外，他从立法为公、正纲纪、修身为政等几个方面出发，向统治者建言，要统治者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己的德行操守表现于外部，以实现德治。朱熹所处的时代已经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表现在朱熹的法律思想中就是朱熹虽然主张德治，但也强调严刑峻法、重典治国，甚至还提出了恢复肉刑的主张。同时，朱熹从维护封建君主专

11、制的立场出发，认为君主制度是“天理”的体现，提出了“尊君”的主张，并为君主专制披上了哲学的外衣。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

12、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明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明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

13、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题墓石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

14、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朔书授攽”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 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他认为明末一部分

15、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

16、”（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

17、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限制君权，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和哲学思想，其中政治思想最为突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从切身经历中痛感明末专制政治的腐败和 专制皇帝的昏庸，又在抗清斗争中长期和清朝专制政府对抗，因而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端和危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其中以黄宗羲最为激烈。黄宗羲彻底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为其服务的各种思想观念，如忠君思想。他说“不以万民之忧乐”为意的君主，其兴亡只是“一姓之兴亡”，臣下无需“从君而亡”，或者“杀身以事君”，这种“万民之忧乐”重于“一姓之兴亡”

18、的观念，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黄宗羲把“一家一姓”“天下万民”对立起来，指出封建法律只是君主“一家之法”，应该有反映天下万民利益的“天下之法”，这些，都表现出他的民主思想的色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还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就经济思想来说，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经世致用”，即研究学问要为现实服务，而社会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经济，“经世致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富天下，其次是强天下、安天下，也就是说要研究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整顿社会秩序，克服封建社会的危机，实际上是封建士大夫“救世”的呼声。但是由于它企图从理学的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