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主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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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主张

【周敦颐】（1017-1073）

北宋哲学家、教育学家。

周敦颐的教育主张以"学为圣人"为宗旨，认为教育的目的正是要使人们善恶归善，求得"仁义中正"。

他尤其强调德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认为"君子进德修业"是学习的根本，知识是为德育服务的工具。

在教育和学习方法上，他主张要靠自己的学习和思索，也要有教师和朋友的指导作用。

他的著作有《通书》、《太极图说》等被后人编为《周子全书》和《周濂溪集》。

　邵雍（1001—1077）字尧夫，谥号康节。

是北宋中期一位重要思想家，也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宋史》卷427《邵雍传》述其学渊源说：

“北海李之才摄共城令，闻雍好学，尝造其庐，谓曰：

‘子亦闻物理性命之学乎?

’雍对曰：

‘幸受教。

’乃事之才，受《河图》、《洛书》。

宓羲八卦六十四卦图象，之才之传，远有端绪，而雍探颐索隐。

妙悟神契。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

”李之才是宋初著名道士陈抟（字希夷）的三传弟子，南宋初朱震《汉上易解》：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

”（《宋史》卷435《朱震传》）陈抟之学对宋代士大夫影响极大，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很大关系，虽然大多数理学家否认这种关系，但邵雍却并不讳言对陈抟的景仰之情。

他称陈抟为“珍重至人”，（《击壤集》卷10）承认陈抟对他的影响。

柳诒征先生说：

“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

”（《中国文化史》第2编第18章，希夷吸取老子的某些思想，当然并不全袭老氏。

邵雍本人受老子、主子以及其他道家代表人物的影响颇深，往往祖述老、庄。

他说：

“《老子》五千言。

大抵皆明物理。

”（《观物外篇》）又称赞老子“知《易》之体”。

（同上）邵雍称赞庄子为“雄辨数千年一人而已”，“善通物”等，（同上）可见其推崇老、庄之一斑。

宋儒喜研《易》学，邵雍便是一个衍《易》大师，其著《皇极经世书》如朱熹所说，是一部“易外别传”。

周予同先生在谈到宋代理学之徒时指出：

“《易》”与道通，由来已久，于是有意无意之间，潜受老庄学说之影响。

”（《朱熹》第1章）此论极是。

我们认为，在宋代理学六子（周、张、邵、二程、朱）中，邵雍是受老庄思想影响最多，也最为明显的一个。

下面着重分析邵雍思想与老庄哲学思想相通的一面，其它思想渊源及“其所自得者”不与也。

一、先天道论和阴本体论

　　邵雍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先天之学”中，据说是“本乎伏羲（按即前引《宋史》所谓‘宓羲’）而备于文王”。

（邵博《闻见后录》卷5）邵雍企图通过自己的一套烦琐而神秘的象数学体系，来追求宇宙的本原和推测自然、人事的变化。

他认定：

“道为天地之本。

天地为万物之本。

”（《观物内篇》）又说：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

天地人物则异也，其于由道一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无形，行之则见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亿万年行之，人知其归者也。

”（同上）这就是说，“道”是天地的本原，是先天而有的，又是无形的。

《老子》所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

”（第25章）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第2l章）又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第42章）《庄子·大宗师》亦云，“道”是“无为无形”的，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成。

”可见老，庄和邵雍所言之“道”，如果说其内涵不是完全一样，也是非常接近的。

可以说，邵雍此论，实本子老、庄。

　　《易传·系辞上》有“而有太极，是生两仪”之语，是把“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看待的。

邵雍则说：

“太极”一也，不动生二。

”（《观物外篇》）并将“太极”与“道”揉在一处说：

“太极，道之极也。

”（同上）太极成了道的最高范畴，二者并行不悖，都是宇宙的本原，故邵雍又说：

“道为太极。

”（同上）故太极、道、一三者一般可通。

　　《庄子·知北游》有一段庄子和东郭子的对白，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连屎溺中也有它的存在，它使“万物得遂其生”。

《庄子·天地》说：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物得以生，谓之德。

”而邵子也认定：

“万物各有太极，”（《观物外篇》）道是“出入有无生死者”，（同上）“事无大小，皆有道在其间。

（同上）“元有二：

有生天地之始者，太极也；有万物之中各有始者，生之本也。

”（同上）就是说，道或太极既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又是无所不在的，天地和万物得遂其生，又各有所始。

邵雍遥隔庄子一千多年，在这个观点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张载说：

“《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诅之属，必非周公之意。

”（《经学理窟·周礼》）“的当之书”就是正确的书，是“周公之意”。

书中也可能有后人添入的，那就不是“周公之意”。

张载认为，“三代”之制中，主要的有三种制度：

井田、封建（分封制）和肉刑。

他说：

“井田而不封建，犹能养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犹能教而不能养；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犹能教养而不能使。

然此未可遽行之。

”（《性理拾遗》）就是说，这三种制度是互相支持、互相为用的，三者结合起来，成为“三代之制”的整个一套。

张载认为，三者之中最重要的是井田。

井田的最大的优越性是“均平”。

他说：

“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

周道止是均平。

”（《经学理窟·周礼》）

张载认为，行井田并不困难，只须“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

”（同上）皇帝下一命令，将天下土地收为国有，然后测量，把土地分成棋盘式的小块，每小块一百亩，每一个农民分给一块。

这样，自己没有耕地的农民都有了自己的耕田，他们自然拥护这种政策。

原来的地主失去了田地，但皇帝可以封他们为一个地方的“田官”，即使对一个很大的地主，也可封他一个五十里大的国，这就超过他原有的土地了。

其他地主，随其所有土地的多少，封他们或大或小的官，使他们在他们受封的范围内，征收租税。

这使原来的富者都“不失故物”、“不失其为富”。

他们所收的租税，以土地生产的十分之一为限，这比他们原来收自佃户的要少一些，但是这种办法既然得到农民的拥护，他们也只得拥护。

张载认为，“井田卒归于封建”，就是说，行井田的结果必然是“封建”。

先命原来的地主为“田官”，过一、二十年以后，“须别立法”。

另立的原则是“择贤”，选择“有大功德”的人，封为国君。

他认为分封制在原则上是好的，有优越性。

他说：

“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简则治之精，不简则不精，故圣人必以天下分之于人，则事无不治者。

……且为天下者，奚为纷纷必亲天下之事？

”（同上）对于分封制的批评，张载反驳说：

“今便封建，不肖者复逐之，有何害？

岂有以天下之势，不能正一百里之国，使诸侯得以交结以乱天下？

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

而后世乃谓秦不封建为得策，此不知圣人之意也。

”（

朱熹的法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理学思想基础之上的，他从他的万物起源于太极，万事万物都是“天理”的体现的哲学出发，认为人间的人伦、礼制、国法都是天理的反映，先有此理，再有国法，因而具有了哲理化的自然法思想。

朱熹从儒家的“穷究通变，著于大易；损益可知，见于论语”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应该因事制宜，随着时代和客观环境的变化而相应地作出调整。

儒家非常向往贤人政治，朱熹也不例外，他从立法为公、正纲纪、修身为政等几个方面出发，向统治者建言，要统治者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己的德行操守表现于外部，以实现德治。

朱熹所处的时代已经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表现在朱熹的法律思想中就是朱熹虽然主张德治，但也强调严刑峻法、重典治国，甚至还提出了恢复肉刑的主张。

同时，朱熹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立场出发，认为君主制度是“天理”的体现，提出了“尊君”的主张，并为君主专制披上了哲学的外衣。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

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

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

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

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

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

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

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

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

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

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

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

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

墨迹传世稀少。

《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

明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

明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

《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

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

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

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

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

《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春秋稗疏》等。

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其自题墓石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

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

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

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

背此者自昧其心。

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

并且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

　　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

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

炎武主张“经世致用”，“明道救世”。

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

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

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

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

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

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

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

顾炎武的这些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人曾有很大的影响。

限制君权，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

他们的思想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和哲学思想，其中政治思想最为突出。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从切身经历中痛感明末专制政治的腐败和专制皇帝的昏庸，又在抗清斗争中长期和清朝专制政府对抗，因而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端和危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其中以黄宗羲最为激烈。

黄宗羲彻底否定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为其服务的各种思想观念，如忠君思想。

他说“不以万民之忧乐”为意的君主，其兴亡只是“一姓之兴亡”，臣下无需“从君而亡”，或者“杀身以事君”，这种“万民之忧乐”重于“一姓之兴亡”的观念，完全否定了传统的封建纲常伦理。

黄宗羲把“一家一姓”“天下万民”对立起来，指出封建法律只是君主“一家之法”，应该有反映天下万民利益的“天下之法”，这些，都表现出他的民主思想的色彩。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还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

就经济思想来说，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

顾炎武、王夫之都主张“经世致用”，即研究学问要为现实服务，而社会最重要的现实就是经济，“经世致用”首当其冲的就是富天下，其次是强天下、安天下，也就是说要研究解决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的现实问题，整顿社会秩序，克服封建社会的危机，实际上是封建士大夫“救世”的呼声。

但是由于它企图从理学的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社会的变革，因此，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