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docx

1、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蒋冠宏/蒋殿春 2013-04-16 16:06:10来源：管理世界(京)2012年11期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10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征。除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和距离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经过检验我们有如下发现：中国投资发展中国家有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面影响；东道国政权稳定性和监管质量影响中国OFDI是否进入，但不影响投资规模；东道国法制对中国OFDI的规模有负面

2、影响；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有负面影响；中国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通过进一步考察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我们发现：中国OFDI偏向法制和腐败控制优于本国的东道国；东道国政府效率越高或越低都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东道国监管质量越好或与本国接近正向影响中国OFDI。【关 键 词】逆向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制度/Heckman模型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OFDI）问题备受关注（Buckley et al.，2008）。中国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使得中国OF

3、DI大量增加。目前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相对较小。中国OFDI不仅进入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发展中国家拥有潜力较大的消费市场、亟需开发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是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主要优势。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软、硬环境仍有较大缺陷。如，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软环境”和基础设施等配套服务方面仍有较大差距。这是阻碍发达国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之一。作为对外投资的后来者，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量增加。如表1所示，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且增速极快。200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

4、I为亿美元，而到2010年增加到了亿美元，8年增长了接近22倍，年均增长约70亿美元。虽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比重下降，但仍然占中国总投资的80%以上。因此，中国OFDI主要流向了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资本供给者。近年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Broadman，2007; Besada et al.，2008; Cheung et al.，2011）。但是，从实证角度来研究该问题的文献却不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分布特点。由此，本文基于20032010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Heckman

5、两阶段选择模型，研究了中国OFDI在发展中国家的区位选择问题。除了考察市场和资源等传统因素外，我们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制度风险是限制FDI进入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现有研究不仅表明东道国制度对FDI有显著影响，而且表明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也有影响（Habib and Zurawicki，2002）。同时，以往研究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中国OFDI有其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中国OFDI的主体是国有企业。而中国国有企业有“特定所有权优势”，如软预算、低息贷款等。第二，中国国有企业有“双重动机”。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有利润最大化动机，也有“非市场动

6、机”（Morck，2008）。第三，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内的市场和制度环境有特殊性。但与发展中国家却有较多的相似性。如法制缺陷和腐败等制度问题。因此，以往研究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有待进一步检验。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从政权稳定性、监管质量、政府效率、腐败控制和法制等角度全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考察了制度的绝对差异对中国OFDI的影响。我们利用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检验了中国OFDI的“制度接近性”。第三，基于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差异，考察了中国OFDI的制度偏向性。第四，利用Heckman两阶段

7、选择模型解决了样本自选择（Sample Self-selection）问题。第五，利用20032010年中国OFDI数据。本文数据有两个优点。首先，该数据是中国商务部以OECDIMF标准统计的，包含利润再投资，因而数据较为精确。其次，考虑到了中国OFDI的最新动向。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OFDI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因而中国OFDI的结构和趋势也发现了相应变化。所以，我们使用该数据捕捉到了这一变化趋势，使得结论更具时效性。总之，本文加深了对中国OFDI的认识，为中国企业投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接下来的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第四部分为模型

8、检验和结果分析；最后为全文总结。二、文献回顾本文的文献回顾主要从东道国制度对FDI的影响展开。Blonigen（2005）总结了近年来有关FDI区域选择的相关文献。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影响FDI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度环境恶劣增加了投资者资产被剥夺的风险，因而减少了投资的可能性。如产权制度的缺陷阻碍了投资。第二，规范市场运行的制度缺陷将增加投资成本，因而减少了投资活动。如寻租、腐败等问题增加了投资成本。第三，制度缺陷往往导致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司法体制、政府效率和监管等）质量低下，因而影响投资的预期收益。基于发达国家的FDI，从最近的实证研究来看，Wei（2000）、Globerm

9、an和Shapiro（2003）、Asiedu（2006）和Gani（2007）都认为东道国制度的优劣与FDI正相关。值得注意的是，Habib和Zurawicki（2002）利用7个发达国家对89个国家的FDI数据研究发现，双边制度的绝对差异与FDI负相关，即FDI不仅取决于东道国制度的绝对水平，也取决于制度的相对差异。他认为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的绝对差异越小，则双方更加容易适应彼此的交易规则和制度环境，因此有利于FDI的增加。从现在的经验事实来看，我们发现全球FDI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较小。这从经验事实上验证了Habib和Zurawicki（2002）的结论。然而，并

10、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以上结论。如Hines（1995）和Henisz（2000）的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和FDI的显著关系。特别是Benassy-Quere等（2007）认为，上述研究存在内生性问题，因而结论是有偏的。然而，Benassy-Quere等（2007）使用了新数据，并克服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后，其结论却支持传统观点。由此可见，以往研究基本认同东道国制度质量对FDI有正向影响，而制度的绝对差异对FDI有负向影响。但是，以往研究的FDI母国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特点是企业市场化运作和国家制度优越。然而，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再者，中国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动机”和“特

11、定所有权优势”。因此，上述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值得商榷。从目前有关中国OFDI的实证文献看，东道国制度只是作为中国OFDI规避风险的参考因素，并没有就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由于中国OFDI的“特殊性”，东道国制度对其影响是否与传统理论预期一致呢？Buckley等（2007）利用19842001年中国对49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特征。他们发现东道国越腐败，则中国OFDI规模越大。同样，Kolstad和Wiig（2010）利用20032006年中国对104个国家的OFDI数据也研究了相似问题。Kolstad和Wiig（2010）的结论进一步支持了Buckley等（2007）的

12、观点，并认为中国OFDI进入非OECD国家有显著资源寻求动机，而且东道国制度越差，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规模越大。Cheung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的OFDI数据研究认为，东道国腐败和法制缺陷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但是，Cheung和Qian（2009）利用19912005年中国对50个国家的OFDI进行研究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有显著影响。同时，Amighini等（2011）利用20032008年的中国OFDI数据进行了分行业检验，发现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取决于具体行业。他认为东道国制度对投资制造业的中国OFDI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投资资源行业的中国OFD

13、I，其结论与Kolstad和Wiig（2010）一致。总结中国OFDI的文献，就东道国制度而言，与传统理论相比，中国OFDI有“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东道国制度越恶劣，中国资源性投资越多。第二，中国OFDI的“制度风险规避”不明显。从国内研究来看，已经有部分学者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和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东道国政治风险不仅给投资者未来收益带来潜在不确定因素，也加大了投资者产权被非法剥夺或侵占的风险。因此，东道国政治风险对FDI的进入有负面影响。那么中国的OFDI是否与理论预期一致呢？事实上，韦军亮和陈漓高（2009）、高建刚（2011）和王海军（2012）等人的

14、研究发现东道国政治风险与中国OFDI是负相关的。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OFDI符合传统理论预期。从制度风险来看，董燕等（2011）利用中国对非洲的OFDI数据研究了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决定因素。他们发展非洲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不显著。邓明（2012）利用中国20032009年对73个国家的OFDI数据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法制制度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而发达国家的法制制度则是不显著的。同样，宗芳宇等（2012）利用上市企业20032009年的对外投资数据，研究了双边贸易协定和制度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他们发现双边贸易协定有助于弥补东道国制度缺位，因而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因此，

15、综合国内研究来看，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没有深化和细化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第二，没有考虑到东道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的差异。第三，普遍存在样本选择随意性。因此，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影响。总之，虽然上述研究加深了我们对中国OFDI的认识，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现有研究还没有全面考察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其次，现有研究结论混杂。就目前研究来看，还未就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具体影响达成共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跨国公司的企业所有制和国内经营环境都有较大差异。特别是母国制度，中国有较大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导致

16、中国OFDI可能与发达国家FDI有所差异。因此，发达国家的FDI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值得进一步检验。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选择制度环境与中国比较接近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系统研究东道国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因此，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背景下，我们展现了东道国制度对中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因而是有意义的。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一）Heckman模型在收集数据时，我们发现中国OFDI在很多东道国是不连续的。即某些年份为零，甚至为负投资。那么如何处理这些为零或负的投资呢？目前绝大部分关于中国OFDI的实证研究都将这些值忽略了。显然，如果将这些样本剔除或忽略，将不可避免导致估计结果有偏。原因就在于，只有当中国的OFDI为0或负是随机发生时，忽略或剔除这些样本才可能不会造成偏差。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在东道国的投资为0或负，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根据东道国经济和制度环境变化，所做出的投资决策。因此，如果忽略了这部分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