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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docx

1、清朝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清朝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保问题清朝农业生产,就粮食产量而言,虽较宋明时期有明显增加,但就小农经济传统经营方式而言,并无根本改变,而清朝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则比宋明时期加倍严峻,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人口大增给粮食供给带来的压力。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了一些解决办法,收到必然效果,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庞大的。长江流域,作为清朝重要财富之区,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十分严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本文欲在分析长江流域农业开发问题的基础上,试对清朝农业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做一点探讨。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影响,土地大量荒芜,人口稀少。长江流域,经济遭破坏

2、程度很深。就人口与耕地来讲,顺治十八年,长江流域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诸省,官方能统计到的仅九百零二万丁口(如按每丁折五口计算,约四千余万口)1,耕地也只有二百七十余万顷2。在农业生产水平不高的社会里,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多少与可耕地面积的大小。耕地和劳动力太少,严重制约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从顺治元年起,清政府就公布了一系列鼓励和发展生产的政策,其中较有成效者,即是招抚流亡和鼓励垦荒。清政府要求地方官务必广招流亡,垦荒拓地,并宣称对无资垦荒的贫民予以资助3;且公布了地方官劝垦考成法,将地方官的招垦成绩作为其迁降考核标准。在这些政策的增进下,通过

3、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清朝农村经济慢慢取得恢复。据统计,从顺治初到康熙末,全国主要省区(不包括边疆地域)共垦荒地四十三万八千余顷,其中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垦荒约二十七万二千余顷,占全国总额的%。由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域,长期于战争,农村经济破坏严重,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长江流域经济才转入全面恢复发展轨道。安徽合肥县,从顺治初即开始慢慢垦复抛荒田地,至康熙三十二年,才将“原额荒田俱经垦足”;四川地域,康熙三十一年以前,几乎没有垦荒地亩上报。据郭松义先生依据实录统计,康熙年间四川共垦荒地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余顷,皆为康熙三十一年以后陆续垦复清理升科的。从康熙三十

4、一年至雍正二年,长江流域九省区耕地增加了近百万顷;同期,人丁增加了约五十五万丁4。人口增加,耕地增加,为增加农业劳动力投入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提供了保证,增进了清前期经济的繁荣。可是,人口增加,耕地扩大,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前提。人口与耕地是不是可能同步增加?若是人口与耕地比例失调,会带来如何的社会问题?虽然顺康雍时期,清政府无男妇统计,只有人丁统计,但咱们仍可推算这段时期人丁与耕地增加状况。咱们发现,到康熙中后期,人丁增加的速度已现出大于耕地增加速度的眉目。在康熙四十九年,玄烨已感到人口压力。他曾说:历年来,外无兵革师旅饷馈之烦,内无工役兴作之费,但百姓生活却“未尽殷阜者,良由承平既久,户口日蕃

5、;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5。但他并无采取办法控制人口增加。五十一年公布了“盛世滋长人丁,永不加赋”的谕令;雍正时又实行“摊丁入亩”。这些政策虽在减弱农人、工匠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减轻人民负担方面有进步作用,但它刺激人口增加的消极作用亦不可轻忽。安徽无为州志即称:该州“自续生之赋罢,丁有定数,征乃可摊;均摊之例行,丁有定税,审亦可息。民咸乐生,户口所以日蕃”6。雍正帝自己也曾讲到:“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土地所出仅可赡给,倘遇荒欠,民食维艰。未来户口日增,何以为业?”那么,该如何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呢?在雍正帝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垦荒。雍正五年,“准云南、贵州二省广行开垦。凡

6、地方招募开垦及官生捐垦者,按户数多寡议叙”;同时,再定各地人民前去四川垦荒之例,准其入籍、考试。雍正年间,长江流域九省共垦荒约数百万亩。清朝农业,到乾隆中叶以后,已呈下降趋势,人民生活愈来愈艰难。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增加太快。如:乾隆十八年,长江流域九省人口约九千四、五百万口,到乾隆三十年前后,该地域人口已冲破一亿;到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六年,人口达到一亿五千六百余万口;嘉庆十七年达到二亿,道光二十至三十年间,人口更猛增至二亿四千余万口。百年之间,人口增加倍以上,同期,该地域耕地则只增加了大约三十分之一7。如此差异的增加比例,使得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从乾隆十八年的亩,下降到道光三十年左

7、右的亩依照那时生产力水平而论,南方地域五口之家,至少需要五、六亩耕地,并“佐以杂作”方可免去凶岁之饥。前述长江流域人均耕地占有量,即即是道光末期,似乎也大体合符这一标准。但这只是就平均数而言,没有考虑各地人口密度不同,和地主官僚对土地兼并等情况。清初,承战乱以后,人口稀少,很多农人成为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清中叶以后,自耕农大量失去土地,他们或为佃户,或为庸工,有的只好流落异乡,生活日趋艰难。乾隆中叶时,江南佃户辛苦一年,“尽所有以供富民之租,犹不能足”,生活十分清苦。乾隆初,湖广地域已是“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8。土地兼并,加重了人多地少的矛盾。人多地

8、少,农村生活困难,一部份无地或少地的农人便流入市镇。丰裕农业劳动力部份流入市镇,从事工商业经营并非就是坏事,从市镇经济方面看,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投入工商业经营,可以增进以工商业为主的市镇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如湖南巴陵县(今岳阳县),乾隆年间“十分其民工商居其四;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十分其力而佣力居其五”。四川嘉陵江沿岸,乾隆末以佣力为生,充当功夫海员者不下数万人。湖北汉口镇,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南北交汇枢纽,来此开栈设铺,以庸力为生者颇多。据民国湖北通志载:鸦片战争前夕,该镇“居奇贸化之贾,比廛而居,输转搬运者,肩相摩踵”。晏斯盛清设商社疏中亦称:“楚北汉口一镇,(乾隆十年时)户口二

9、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人类不一。日消米谷不下数千石”9。江苏吴江县盛泽镇,因“地产绸绫,商贩云集,五方杂处,民户繁多”,乾隆初不能不将吴江县迁至此镇,专司安全管理等事务。一部份农人流入城市,增进市镇经济的发展,这是合符历史发展趋势的。但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解决人口大量增加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生活日趋困难的压力眼前,更多的穷民则涌入山区。他们在那里拓荒种地,采矿砍木,摘茶种烟。雍正初,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已有大量穷民涌向山区,他们在那里搭棚居住,以种麻、种靛、开矿炼铁、造纸、种烟等维持生计,被称为棚民。川、楚、陕三省交壤之地,处于长江中上游,重

10、山峻岭,地形险要,有所谓南山、巴山老林等地,从来是贫苦农人招架封建统治者的据点。清初曾下令禁止百姓入此山区。乾隆年间,人口猛增,大量失去耕地的穷民,纷纷“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拓荒”。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阳六县,“俱是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至嘉庆初,川楚两省“穷民就食前来”者颇多;河南、江西、安徽等省“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拓荒,络绎不绝”,致使本地户口“骤增至十数余万”10。据东华续录(卷九六)载,乾隆四十七年九月,陕甘总督李侍尧奏称:“陕省兴安州地形险要,户口较前增至数十倍”,其中大部份是由外地迁来的。虽然清政府一再禁令百姓进入山区,但“各省生齿日盛,浸

11、有人满之虞,无业穷民势难禁其入山”。为取得更多而又廉价的土地,以知足人们生计需要,内地平原,则出现了毁塘、填沟、截河、围陂的拓地潮流,有的乃至垦种江海沙滩地。长江中游地域地势平坦,湖泊众多,明代以来,人们便大规模围湖造田,清朝则愈甚于明。仅乾隆初的十一年间,湖广地域就围垦洞庭湖达十万零七千余亩。湖南龙阳一县,乾隆初即前后围垦“滨湖积水荒地”共五万三千七百七十五亩。乾隆五年,清政府公布准予人们开垦零星边角地政策以后,湖广地域遂有“傍湖居民,招徕四方认垦之人,复以湖滨遍地筑堤垦田,号曰民围。数十年来,民围之多,视官围不止加倍。约计公私报册堤塍,不下九万余丈,积八十万步,当千里稍赢。往时受水之区,多

12、为今日筑围之所”11。乾隆十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在清严水池改田之禁疏中云:由于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乃自滋长日繁,荒土尽辟。愚民昧于远计,往往废水利而图田工。不独大江太湖之滨,及数里数顷之湖荡,日渐筑垦,尽失旧迹,即自己输粮管业数亩之塘,亦培土改田。一清之涧,亦裁流种稻”。乾隆十四年,曾下令“官地民业,凡有关水道之蓄泄者,一概不准报垦。倘有自恃己业,私将塘池波泽改垦为田,有碍他处民田者,察出重惩”。无奈人口太多,人们需要更多的耕地来养活自己,因此这道命令未能阻止人们向江湖腹地。乾隆十七年,湖南龙阳县又续垦湖田二万三千九十亩有奇。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抚明德上报该省垦得“官山、田地、洲塘共一千二百

13、九十四顷五十九亩有奇”。安徽合肥县,“高田为多,最须防旱,地既不近大江,全赖陂塘以资蓄泄”,但是嘉庆时却有清明塘、小官塘、大丰塘等近十处塘陂被改造成田。清人汪士铎曾这样讲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这虽然有些悲观,却也道出了清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人与自然争地,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川、楚、陕边界地域,乾隆中叶以前,这里山高水秀,古木参天,遮天蔽日,一片原始丛林。自从大量穷民涌入该地域后,他们大规模地砍伐丛林,刀耕火种,原始丛林大面积被毁。严如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涌入这里的穷民,开垦新地,必先砍木,“数

14、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下缱千钧巨石,就根斧据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借作施肥。由宝鸡经草凉驿、黄牛堡,过凤县、古陈仓、留坝厅至褒城县一带五百里山路中,乾隆初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然至乾隆末嘉庆初,“为川楚棚民开垦,路虽崎岖而树木已稀,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章”。长江流域山区的丛林,就这样一片一片地被砍伐,变成了耕地或童山!有学者以为:“人类生态系统实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_经济_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按此观点,则要求人类必需维持与社会、经济、自然的有机统一,即维持这个复合生态系统的内部平衡,若是平衡一旦破坏,人类就必然逃脱不了社会与自然所降临

15、的灾难。清朝中后期人口过快地增加,本身就已破坏了这一平衡。作为清统治者,本应从发展生产的角度,一方面控制人口增加,另一方面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可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这样做,结果造成人们滥垦滥伐,进而破坏生态环境,使已不平衡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灾难便不可避免。丛林被毁,土松易失,大量泥沙被雨水冲入江中,造成水土流失,增大灾害程度。汉水即是出名的“跑沙”河,“当夏秋涨发,(江)中有跑沙突起洪涛当中,神出鬼没,舟人步步留意。如不能避,则沙壅船头,瞬息之间,人舟均无踪矣”。江西九江等地,乾隆时期亦聚集了大量棚民,拓荒种地,种植薯、麦、菽、粟、高粱等杂粮,至使“林残石出。因此土壤松浮,山多赤露。每逢一雨

16、,沙土兼流。甚则冲塌奔腾,悬崖立溃,溪港淤滞,则溢上高田。浊流入江,而沙洲暴长”12。四川巫山县,仅县城所依之阳台山,历年垦辟,至使水土严重流失,“每因骤雨遂至,水石并行,填街塞巷,有时城门不可启闭”。严重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长江慢慢变成“黄河”,而且沙石随水而下,在中下游地域淤积成洲,垫高河床,从而增加了中下游地域洪灾的破坏程度。清人阮元指出:长江每一年“夏秋间,挟泥载沙浑流而下,几与黄河无异”;王柏心亦称:“夫江自岷蜀西塞,吞名山数十,所纳山谷溪涧不可胜数。重崖沓嶂,风雨之所摧裂、耕氓之所垦治,沙石杂下,挟涨以行五千里,自彝陵始趋平地”,“十数年来,江心骤高,沙壅为洲,枝分岐出,不可胜数”。同治枝江县志(卷三)“堤防”亦载:“上游秦蜀遍地垦山民人日众,土石掘松,山水冲御,淄挟沙行”,淤于江河当中,在枝江、石首、监利等地形成众多的洲滩。长江中下游地域,地势相对平坦,地形比较低湿,沿江湖各州县,几乎无县不设堤塍护城捍田,圩田大量存在。安徽无为州,四境之内“圩居强半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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