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音论.docx

1、介音论介音论王义然一、有一种音素叫介音学习化学知道，构成大千世界的一百多种元素，可分为金属和非金属两大类。所有金属元素的氧化物都显碱性，被称为碱性氧化物。所有非金属元素的氧化物都显酸性，被称为酸性氧化物。但有一种氧化物情况特殊，它既显碱性，又显酸性。这就是三氧化二铝。在构成汉语语音的要素中，也有这样一类要素，如同化学物质中的三氧化二铝，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属性。这样的特殊要素有三个，一个读如数字“一”，一个读如数字“五”，还有一个读如汉字“盂”。在1918年问世的注音字母方案中，这三个音素分别用符号、和来表示。本是数字“一”的字形，在横排版式下变为“”。是古文“五”字的原形。是象形字，是“盂

2、”字的古文字。可见，国人在制定注音字母方案确定这三个特殊音素的符号时，既借用了“一、五、盂”三字的字形，又借用了“一、五、盂”三字的字音。在现代语言学研究中，这三个音素被称为介音。介音在注音字母中被排列在最后，就是因为它既有别于一般的声母（单纯声母），又有别于一般的韵母（单纯韵母），同时具有声母和韵母两重属性。在汉语语音构成中，介音既可以独立地当声母，直接与韵母相拼合，又可以独立地当韵母，直接与声母相拼合，还可以处于声韵之间，作为连接声母与韵母的络合中介。如用注音符号拼写汉字读音时，“烟”字的读音标注为，属于介音独立作声母，直接与韵母相拼合；“里”字的读音标注为，属于介音独立作韵母，直接与声母

3、相拼合；“连”字的读音注为，属于介音作为连接声母和韵母的络合中介。介音有三个，也可以说有两个。因为和都是介音，都具有双重属性。可作声母，也可作韵母，二者相拼后，音值完全等同于。在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介音、被拉丁字母i、u、所取代。根据前面的论述，这里的也可用iu来代替。而根据介音在汉语语音构成中的作用，现代汉语拼音中的i、u可视为介音和的韵母形式，用于承担和作韵母和作络合中介的职能；而 y和w则可视为介音和的声母形式，用于承担和的声母职能。不难看出，构成汉语音节的要素有三类。一类是单纯声母，如现代汉语拼音中除j、q、x之外的所有声母，它们只能做声母，不能做韵母；一类是单纯韵母，如现代汉语拼音中

4、的a、o、e、an、en、ang等，它们只能做韵母，不能做声母；还有一类是介音，只有i、u、三个，它们既可做声母，又可作韵母，还可作为连接声韵的络合中介，是汉语语音构成中最活跃的音素。介音的两重属性和三个用途，使汉字读音有了三拼音节，有了无介和含介之分，有了含此介与含彼介之别，有了后来被国人称之为“开、齐、合、撮”的四类划分。所以，介音牵连着音韵学研究的诸多问题，是澄清传统音韵学领域许多是非得失的关键所在。正确认识介音的属性和功能，全面分析介音在汉语语音构成中的作用，至关重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望能引起学界注意。二、有个问题叫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自汉代末，国人开始用反切法为汉字注音。

5、反切注音是古人创造的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明读音的方法。其基本原则是“上字取声，下字取韵。”即把反切上、下字的读音都分成声、韵两部分，用反切上字的声母与反切下字的韵母相拼合，组成被反切字的读音。然而，由于介音的存在，使汉字的音节出现了含介的三拼音节。而反切注音法的规定却是一律用两个反切字为被反切字注音。这就是说人们在切分或重组字音的时候，所有字音均被视为由两部分构成，因而，只能进行一分为二或合二为一的一次操作。这样，对一些含介音节来说，在反切注音的实践中，在选择切分字音的分界点的时候，就会面临一个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例如“边”字的读音为bian。这个音节包含b、i、an三个音素。当我们

6、打算把这个音节一分为二的时候，既可以把切分点定在b、i之间，也可以把切分点定在i、an之间。前一种切分就属于介音从韵，而后一种切分则属于介音从声。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是在反切注音实际操作中回避不了的的问题。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无法对从声还是从韵做出统一的规定，具体怎样选择，全凭人们各自临机处断。正因为没有统一规定，所以在古今的研究资料中，既有介音一律从声的例子，也有介音一律从韵的例子，还有介音i从声、介音u从韵的例子。笔者在浅析三十六字母的缺陷一文中，通过分析“端”与“定”、“帮”与“并”、“照”与“状”、“禅”与“穿”四组现在看来是同声母的字对，发现其前后读音有共同的差异。“端”与“定

7、”、“帮”与“并”共同的前后读音差异是：前者的读音都不含介音i，后者的读音都含有介音i；而“照”与“状”、“禅”与“穿” 共同的前后读音差异是：前者的读音都不含介音u，后者的读音都含有介音u。据此作出判断，三十六字母中的“并”与“定”是按介音i从声的原则选定的，而“状”和“穿”则是按介音u从声的原则选定的。选定三十六字母时的介音处置总原则是介音从声。在同一篇文章中，笔者用同样方法分析了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断定，李汝珍在厘定三十三个声母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i一律从声，而介音u一律从韵。在兰茂的早梅诗和李汝珍的字母表一文中，笔者断定，兰茂在早梅诗中厘定二十个声母时所遵循的介音处

8、置原则是：不管介音i还是介音u，都一律从韵。国人1918年拟定的注音字母方案，从字母的排列顺序看，、被排列在最后，从注音的实例看，、既可直接做声母，也可直接做韵母，还可充当三合音节的中介音素。无疑，注音字母方案所采取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单列。正因为是介音单列，所以在注音实例中，既适用两拼法，又适用三拼法。如在教学中“镰” 字读音的拼读过程标注为，读若“勒一里、里安连”。这就是典型的三拼法。195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沿用了注音字母方案的全部声母，废止了拼读过程的三拼法，并为介音i和u拟定了两个担当其声母职能的符号y和w，显然，其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介音一律从韵。可见，从古到今，人们在音

9、韵学研究中所遵循的介音处置原则是各不相同的。而介音处置原则的不同，就是不同学者之间意见分歧的关键所在。所以，在反切注音规则下，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是音韵学者一直在考虑且一直未取得统一意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三、先秦古人知介音西汉王充（27约97）在论衡中提到一位齐国的东郭牙先生，他能够根据齐桓公的动作表情和说话时“口垂不噞”的口形，断定齐王与管仲所言是伐莒之事。可见这位后来被管仲举荐为监官的东郭牙对构成“莒”字读音的韵母介音的研究，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先秦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可见一斑。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早在先秦时期，国人就已经认识到在构成汉语语音的要素中有介音这样一类音素。并且很明白，这类

10、音素既可以直接用作声母，又可以直接用作韵母，还可以置于声韵之间作为连接声韵的络合中介。当然，古人对介音的这种认识，找不到文字记载。因为当时诸如声母、韵母、介音之类的现代语言学概念尚无明确的语言称谓，无法纳入文字记载的内容。因而，这种认识只能存在于当时人们的思维状态之中，形不成能够言传笔记的资料，没有可供世代传承的典籍可考。但是，古人对于介音这类音素的认识水平却仍然是有据可寻的。因为据笔者研究，在古人的造字方法体系中有合音造字法和复合造字法。汉字构成类型除了传统六书之说界定的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假借字、转注字之外，还有合音字和复合汉字。合音字的构成原理如同反切注音，通过切分重组音节拼

11、合汉字的读音。复合汉字是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字方法制造一个汉字。复合汉字一般都有一个用合音法制造的表音偏旁。既然要切分和合成字音，那就躲不过三拼音节，无法回避对介音的处置问题。所以，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必然会反映在古人制造合音字和复合汉字的过程中，表现在造字者在切分和重组音节时对介音的处置原则上。所以，古人对介音的认识状况，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解读合音字和复合汉字参悟出来。下面，便是笔者通过剖析一些汉字构成原理，揭示先秦古人对介音认识状况的例子。1、用介音直接作声母或韵母。关于“寅”字构成的解释。“寅”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穴”、从“一”、从“申”，造字者用“穴”字表达“寅”的字义

12、，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申”字读音的韵母en合成“寅”字的读音yn。据此笔者断定，“寅”字的本义是地窖，“寅”是“窨”的本字或异体字。关于“余”字构成的解释。“余”字应是一个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人”、从“一、木”，“人”是形旁，表字义。“一、木”是声旁，表字音。造字者用“人”字表达“余”的字义人之自称，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木”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余”字的读音y。关于“玉”字构成的解释。据篆文字形“”，“玉”字应是一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上从“一”、下从“土”，“一”是声部，“土”是韵部，造字者用“一”字读音的声母y和“土”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玉”字的读音y。关于“立”字构成的解释。

13、“立”字应是一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上从“六”、下从“一”，“六”是声部，“一”是韵部，造字者用“六”字读音的声母l和“一”字读音的韵母i合成“立”字的读音l。关于“朮”字构成的解释。“朮”字应是一个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卜”、从“十、兀”，“卜”是形旁，表字义。“十、兀”是声旁，表字音。造字者用“卜”字表达“朮”的字义卜巫祈祝之类的技能，用“十”字读音的声母sh和“兀”字读音的韵母u合成“朮”字的读音sh。显然，在复合汉字“寅、余”和合音字“玉”的构成中，都是用介音i直接作声母，而在合音字“立”和复合汉字“朮”的构成中，则是用介音i和u直接作韵母。2、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从声原则。关于“量

14、”字构成的解释。“量”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里”、从“旦”，“里”是声部，“旦”是韵部。造字者用“里”字的读音li与“旦”字的方言韵母ang合成“量”字的读音ling。“旦”字的韵母被视为ang，是受anang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旦”如“宕”，形声字中存在的“赣戆、半胖、石宕”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关于“桓”字构成的解释。“桓”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从“木”、从“”、从“旦”。“木”是形旁，“”是声部，“旦”是韵部。造字者用“木”字表达“桓”的字义，说明“桓”是一种树木，用“”字读音hn的声母h、介音u与“旦”字的韵母an合成“桓”字的读音hun。“”，玉篇

15、注：古文“昏”字。这里“桓”字的声旁不是现成已有“亘”字，而是用音节合并的办法，由“、旦”二字临时合成。“、旦”二字字形合并采用公用笔画“日”，故与“亘”字形偶合。 显然，在合音字“量”和复合汉字 “桓”的构成中，“量”字读音的介音i和“桓”字读音的介音u都取自声母，属于介音从声原则。3、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从韵原则。关于“”字构成的解释。笔者根据“边”字的一个篆文字形“”右边由“白、天、囗”三部分组成推定，“”是古代“边”本字。“”字应属复合汉字，其构成应为下从“囗”，中从 “天”，上从“白”。“囗”是形旁，表字义，“白、天”是声旁，表字音。造字者用“囗”字说明围成一定图形的轮廓、周缘谓之

16、“边”，用“白”字读音的声母b和“天”字读音的韵母ian合成“边”字的读音bin。关于“黄”字构成的解释。经仔细观察，认真对照“黄”字的篆体字形“”和“光”字的篆文异体字形“”，笔者发现，“”实际上就是在“”的中间加入了一个“申”字。于是悟出：据“黄、光”篆体字形，“黄”字应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申”、从“光”，“申”是声部，“光”是韵部，造字者用“申”字方言读音（hin）的声母h和“光”字读音的韵母uang合成“黄”字的读音hung。可见“黄”字是一个用两拼法制造的合音字。这里“申”字读音的声母被视为h，是受shh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申”如“欣”。形声字仲存在的“术訹、舌絬、

17、晌向、湿显”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显然，在复合汉字“” 和合音字“黄”的构成中，“”字读音的介音i和“黄”字读音的介音u都取自韵母，属于介音从韵原则。4、组成三拼音节时，按介音单取原则。除了构成类型念的，其构成应为从“金_关于“卞”字构成的解释。“卞”字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卜”、从“一”、从“丶”，造字者用“卜”字读音的声母b、“一”字读音的韵母i和“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卞”字的读音bin。关于“截”字构成的解释。“截”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属从“隹”、从“十”、从“戈”，“隹”是声部，“十、戈”是韵部。造字者用“隹”字读音的方言声母z、“十”字读音的韵母i和“戈”字

18、读音的韵母e合成“截”字的读音ji(zi)。“隹”字读音的声母被视为z，是受zhz混读方言特征影响所致，造字者读“隹”如“最”（阴平）。形声字中存在的“捉足、庄赃、乍咋、斩錾”等声旁关系，就是这种方言特征的反映。关于“贵”字构成的解释。“贵”字的构成其实很简单。据“贵”字的篆文字形“”和“入”字的篆文字形“”，“贵”字应属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从“入”、从“贝”，“”是声部，“入、贝”是韵部，造字者用“”字读音的声母g、“入”字读音的韵母u和“贝”字读音的韵母ei合成“贵”字的读音gui。可见“贵”字是一个用三拼法制造的合音字。 “”，说文解字徐铉注音，居入切。读音应为ju(giu)，属于

19、现代声母j来源于古声母g的范围。关于“短”字构成的解释。“短”字是个合音字，其构成应为从“豆”、从“午”、从“丶”，“豆”是声部，“午、丶”是韵部，造字者用“豆”字读音的声母d、“午”字读音的韵母u和“丶”字读音的韵尾an合成“短”字的读音dun。“午、丶”二字字形合并，其形如“矢”。这是偶然的巧合，笔者称之为汉字构成中的字形偶合问题。很显然，以上四例在“卞、截、贵、短”四字读音的合成中，介音i和u是作为独立的音素来处置的，属于介音单列原则。大量事实证明，古人对介音i和u的认识水平是相当惊人的。在汉字构成中表现出来的介音从声、介音从韵和介音单取三种处置方法并存于世的事实，充分说明，先秦国人不仅

20、已经发现了介音的存在，而且已经能够在制造表音汉字和汉字表音偏旁的实践中，得心应手地处置三拼音节中的介音问题。这是了不起的事情，是华夏古代文明的骄傲。四、方言特征中的介音特征1、介音特征的表现形式和描述方法。笔者曾反复强调，在普通话出现之前，在汉语语音发展史上，既没有客观上独立存在的标准语音，也没有人为制定的语音标准，只有方言。方言是汉语语音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形式。那么，从语音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应当如何去描述一种方言特征呢？笔者分析认为，如果撇开声调问题不谈，汉语音节系由声、介、韵三要素构成。方言语音的音变也理所当然的就表现在这三个方面。因而，研究方言语音，描述方音特征，就要贴近实际，紧紧围绕这三

21、要素去分析。以三要素作为区别标志，笔者把方音特征分为三类，即声母特征、韵母特征和介音特征的。研究发现，介音特征的音变形式与其他两类有明显的不同。声母特征和韵母特征的音变形式是混读，即把一个声母或韵母读成另一个声母或韵母；而介音特征的音变形式则表现为介音的添加或舍弃。如在吴方言中有一种“同、洞”不分的方言特征，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声母t混同为d；在南方不少地方有一种“回、徊”不分的方言特征，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开口呼韵母ei混同为ai。所以描述方言的声母特征和韵母特征，只要把一对相互混同的声母或韵母列示出来就可以了。介音特征则不然。如上海话把“江”读若“缸”，把“鞋子”读若“孩子

22、”， 很明显，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丢掉了介音i；在扬州方言中把“慢”读若“面”，把“山”读若“仙”， 很明显，这种方言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添加了介音i。所以，要描述方言的某个介音特征，就必须说清楚，这个特征的表现形式是添加还是舍弃介音，添加还是舍弃了哪个介音。2、介音特征的的伴随现象。在湘方言、赣方言和四川话中，有一种方言特征，把“非”读若“灰”，把“饭”读若“换”。笔者把这种方言特征称之为fh混读特征，因为从声母音变角度看，这种特征的音变形式就是把现代汉语拼音中的声母f混同为h。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类方言特征在把一个声母混同为另一个声母的同时，还伴随着介音的添加。前面所举的两个例子，就是

23、在声母fh混读的同时，韵母也添加了介音u。笔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介音特征的伴随现象。有一种方言特征，把“展”读若“减”，把“陈”读若“琴”，这种方言特征属于zhg混读声母特征伴随添加介音i的例子。介音特征的伴随现象，在本文引用的1图“根”摄章和“干”摄章（见附件）都有清晰的表现。图中在“非、敷、奉、微”四母下，一、二 、四等韵都是空白，只有三等韵合口呼排得满满的。韵图把“分、芬、反、凡”之类的字，都按三等韵合口呼来处理，这就是韵图编纂者fh混读方言特征伴随介音u添加的典型例子，证明编纂者读“分”如“昏”，读“凡”如“桓”。无疑，在其心目中，这些字的韵母都含有介音u，所以被视为合口呼。3、介音特征

24、在注音错误识别中的作用。笔者发现，在现在通行的字典上，有些字的读音标注是不符合古今汉语语音实际的。如在各种字典上，“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其读音都用jie、xie两个音节来标注。笔者认为这种标注与现实语音不符。这种不符，可以用一种介音添减特征来验证。如在上海等地，把“世界”读若“四盖”，把“鞋子”读若“孩子”。这种方言特征的表现形式就是丢掉了介音i。据此分析，既然“界、鞋”二字的读音丢掉介音i后就与“盖、孩”二字读音相同，韵母变成了ai，那么在介音丢失前，这些字的读音韵母就应是iai。所以可断定，用jie和xie标注“皆、解、界、戒”和“谐、鞋、懈、械”等字的读音是错误的，

25、应当予以纠正。以上判断的正确性，可通过反切注音和有关古今诗词的用韵情况加以证明。如在唐韵中，“介、界、戒”三字的注音均为（古拜切），“解”字的注音为（佳买切）。其反切下字“拜、买”等字韵母都是ai。唐代张籍的五律赠太常王建藤杖笋鞋，全文是：“蛮藤剪为杖，楚笋结成鞋。称与诗人用，堪随礼寺斋。寻花入幽径，步日下寒阶。以此持相赠，君应惬素怀。”诗中“鞋、阶”二字与“斋、怀”押韵，证明所有韵脚读音都含有开口呼韵母ai。闻一多的诗死水中有：“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诗中“界”字与“在”押韵，韵尾也都是ai。据以上诸多实例，笔者断言，“皆、解、界、

26、戒”和“谐、鞋、懈、械”等字的读音，声母古从g、h，韵母就是iai，确凿无疑。现代字书上这些字的注音属于错误，应当改正，现代汉语拼音韵母表中没有这个韵母，属于遗漏，应当增补。不难看出，通过方言语音的某些介音特征，判定某些汉字现代注音的错误，是非常有效的。五、尖音、团音与含介声母j、q、x在构成汉语语音的音节中，有一类音节被人们称为尖音，如“尖、千、鲜”等字的读音；有一类音节被称为团音，如“坚、牵、掀”等字的读音。从音节构成要素的角度观察，尖音与团音都有显著标志，很容易区分。所谓尖音，就是以发音部位属舌尖的z、c、s为声母的含有介音i的音节；所谓团音，就是以发音部位为上腭的g、k、h为声母的含有

27、介音i的音节。李汝珍在镜花缘一书中的字母表里厘定了三十三个声母，其中包括“将、枪、厢”和“姜、羌、香”两组字母。这两组字母就恰好分别与尖音和团音相对应。所以，笔者认为，李汝珍之所以要按照介音i一律从声、介音u一律从韵的原则编制字母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区分尖音与团音。虽然从要素构成上分析，尖音与团音既有鲜明的共性，又有显著的区别，但在现实的文字训诂领域，在注音字母方案和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中，却存在着尖、团混淆甚至是尖、团颠倒的错误。关于这类错误的各种表现，笔者在现代汉语拼音中的j、q、x一文中有具体例子，不复赘述。这里只对形成这些错误的根源稍作探究，以期学界重视。笔者研究认为，注音字母方案的颁

28、布，是造成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起点。前已论及，注音字母方案是以介音单列为基本原则的。既然介音单列，在整个方案中，就不能再有含介声母和含介韵母。但实际情况却是方案中既有含介声母、，又有含介韵母。这一方案的拟定，说明当时国人对介音的认识还有些混乱，在介音的处置原则上还有违同一律。、三个字母，来源于三个古汉字的字形。即古文“纠”字，古声母从g；即古文“畎”字，古声母从k；即古文“下”字，古声母从h。从这三个符号的取形来源看，当时所确定的这三个含介声母是仅限于g、k、h与介音i相结合而形成的团音声母。但从应用实例看，所有以z、c、s为声母的尖音音节也都以、为声母去标注。如“精、青、星”三字，其唐韵或

29、广韵注音分别为子盈切、仓经切和桑经切，声母分别为z、c、s无疑，但注音字母却把它们的读音分别标注为、。很显然，、三个字母的采用，抹杀了舌尖音z、c、s与上腭音g、k、h同介音i相结合之后的区别，把尖音音节和团音音节混为一谈，合二为一。从而，使语音标注与语音实际相背离。这就是造成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发端。1958年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承袭了注音字母方案的缺陷，使尖、团混淆甚至尖、团颠倒的历史错误进一步固化。据笔者所知，国人在制定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经过了一场相持不下的关于尖音存废的争论，最后无果而终，只好糊里糊涂，以默认、的形式，废止了尖音。在确定j、q、x这三个声母时，只是本着

30、拉丁化的原则，简单地为、指明了三个对应符号了事。尖、团混淆的历史错误，一刀割断了古今汉语语音联系，使古今汉字读音标注的对应性遭到严重破坏，为人们学习汉语、研究汉语平添了不少障碍。如“见、贱”二字，其现代注音的声母、韵母、声调都完全相同，但其唐韵注音则大相径庭。“见”字的唐韵注音为古甸切，其声母从g，而“贱”字的唐韵注音为才线切，其声母从c。明明声母都是j，却一个变成了g，一个变成了c。相信绝大多数的汉语使用者都会感到难以理解。而在汉语教学与研究中，要讲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恐怕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奏效的。汉语拼音方案以国家名义颁布，成为华夏大地语音教学的标准，面对尖、团混淆乃至尖、团颠倒的事实，学

31、界哑然，见怪不怪，百姓习以为常，历史错误就这样凝固了。笔者慨叹，如果当初注音字母方案不设、，那该有多好！六、声母、韵母知多少唐末，人们开始编制等韵图，试图把构成汉语语音的所有音节的声、韵拼合匹配情况反映在一个图表上。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前已论及，构成汉语音节的要素包括声、介、韵三类，而等韵图只能是一个声、韵相交的二维矩阵图表，因而，所有的汉语音节都只能划分为声、韵两部分。另外，反切注音用两个汉字为一个汉字注音的基本原则，也要求人们在切分字音的时候，只能一分为二。这两个方面的要求，都迫使人们不得不对切分含介音节时的分界点做出选择，认真考虑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的问题。而无论介音从声还是介音从韵，都会直接影响声母和韵母的多少。对声母而言，如果介音从声，声母的总数就应包括所有单纯声母和所有含介声母。如果介音从韵，声母的总数就只包括单纯声母。二者的差别是很大的。对韵母而言，也是一样。所以，人们很难回答构成汉语语音的声母和韵母到底有多少。在这方面，国人从来也没有取得统一意见，从来也没有编制出一个介音处置原则统一，声母、韵母界定确切的声母表和韵母表。在此，笔者对传统的三十六字母、李汝珍的字母表、兰茂的早梅诗、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