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docx

1、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一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两种书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

2、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着名学者杨联陞教授说：“老、朴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

3、些讨论。朝鲜李朝世宗五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世宗八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以前。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多有未解处。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

4、成宗当即下令：“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这条记载说明：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事业便发展了起来。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李朝肃宗三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和

5、单字解，而不是辑览。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旧本”、“今本”，“两书旧本”、“新本”，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说法比较灵活。杨联陞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

6、。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朱先生已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例证，我在这里想再作一些补充。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台上四个将军，引证辍耕录“大汉”条，注意的显然是镇殿将军。但“大汉将军”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而大明殿则非元代莫属。它是元代宫城中的正殿。明代宫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又如，朴通事谚解卷中记买卖人口，文书开头写的是：“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称

7、，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时改北京。又如，书中多用达达、回回、汉儿人等称呼，这正是元代的特色。下面还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未里，且早里。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说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盘缠”。这段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很难理解。“京都”“驾”起，前往何处？为什么要在“八月初头”？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但只要我们了解元代的两都制度，这段话就很容易理解了。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有四条

8、交通路线，来回约二千里左右。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上都是元朝的夏都。皇帝一行，动在万人以上，随行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骚扰极大。有的皇帝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损坏农作物。如元英宗时，“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帝曰：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这就是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的原因。皇帝一行到上都，许多商人也随之而往，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大都商人的口气。朴通事谚解卷上记，“午门外”“两个舍人操马”。其中之一“白绒毡袜上，拴着一付鸦青段子满刺娇护膝。”注

9、文中说：“质问云：以莲花、荷叶、耦、鸳鸯、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绒绣，或用彩色画于段帛上，谓之满刺娇。今按，新、旧原本皆作池，今详文义作刺是。池与刺音相近而讹。”注文作者显然从刺绣来理解，以为应作“满刺娇”，其实不然。元代中期诗人柯九思曾在宫中任职，他的宫词一十五首是脍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柯氏自注云：“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时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诗人张昱有宫中词，其一是：“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着御大明朝。”其意与柯九思诗相同。由以上二诗可知“满池娇”是一种宫廷中

10、服装图案的名称，描写的是池塘中的花、鸟景色，因而得名。宫廷中所好必然影响到宫廷之外，首先是上层贵族、官僚。朴通事谚解记述的“操马”“舍人”，无疑是贵族官僚子弟，他们最容易效法宫廷的生活方式。因此，正确的是“池”不是“刺”，朴通事的“原本”是对的，谚解本改“池”为“刺”是错的。朴通事谚解卷上记，有人得到“开诏”的差使，旁人问：“往哪个地面里去？”回答道：“往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等处开去。”这是几个相互毗邻的地区，位于大都的东北方向，元设大宁、辽阳、开元、沈阳诸路，属辽阳行省；设永平路，直属中书省。永平路治卢龙，明改永平府。大宁路治大宁，明初一度改大宁府，后废。辽阳路治辽阳，明初废，改设辽

11、东都司。开元路治在今吉林农安，明初废。沈阳路治今辽宁沈阳，明废，改设沈阳中卫。元代辽阳行省管辖的地区在明代有很大的变化，将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朴通事谚解卷上还有一段文字记“西湖景”。其中说：“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琉璃阁，远望高接云霄，近看时远侵碧汉。”“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个玉石玲珑卓儿。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这里提到的“玉泉”，

12、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脚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围有较大的变化。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护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顺三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间便称之为西湖寺，这个名称后来亦见之于官方文献。大承天护圣寺有“二阁在水中坻，东曰园通，有观音大士像；西曰寿仁，上所御也”。这二阁就是朴通事中所说湖心中的两座琉璃阁，富丽堂皇，为两湖增添了景色。元顺帝至正年间，“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水旱频仍，公私俱乏，不宜妄举大役。议遂寝。”显然，这次火灾使护圣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明代，承天护圣寺改称功德寺，有关文献中，再没有提到湖心双阁。有的记载说：“功德寺旧名护圣，前有古台三，

13、相传元主游乐更衣处，或曰：此看花钓鱼台也。”这三处古台无疑就是双阁和双阁中间石桥的遗迹，两阁应毁于元末火灾之中。朴通事中所描写的，是大承天护圣寺落成后、火灾发生前的西湖景致。从以上所述来看，朴通事所载，以元朝史实和典章制度为其内容，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从满池娇出现和大承天护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断定此书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顺三年。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高丽僧人步虚的事迹，认为“当作于至正六年以后、元亡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也是言之成理的。总之，我们可以断定朴通事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老乞大一书，重点是记载商业活动，此书开头，记述高丽商人来中国，途中有人对他们说：“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

14、出歹人来”。并举出两个拦路打劫的例子。同书又记，商人们在一处投宿时，客店主人说：“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则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政府保护使长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的语法、词汇，也富有时代特色。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两书都用口语写成，虽然后来经过修改，但仍保

15、存了许多元代的口语资料。当然，明代初期的口语，与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杨联陞先生所说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话史料。杨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从略。二是蒙古语法的影响。杨先生指出，两书中常见“根底”、“上头”等字样，“这都像是受了蒙古语法的影响”。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些都是蒙古语语法在硬译文体中的表现。所谓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在元代相当流行。原来仅限于公牍，后来影响到其他文体和口语。以“根底”来说，它是硬译文体中的常用词，蒙语后置介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意思。“上头”是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杨先生提到的另两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有”的用法。老乞大中有一段对话：“你的师傅是什么人？”“是汉儿人有。”“多少年纪？”“三十五岁了。”这段话，如从汉语角度理解，很可能断为“是汉儿人。”“有多少年纪？”老乞大集览上对此加以说明：“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在句末出现“有”是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特有现象，元典章所载公牍中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