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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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相隔一衣带水，自远古以来，一直存在着密切的交往。

元朝建立时，统治朝鲜半岛的是高丽王朝。

元与高丽之间，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便是这种联系的很好的例证。

一

《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鲜李朝时期流行的两种汉语教科书。

一般认为，《老乞大》中的“乞大”即契丹，老乞大即老契丹。

《朴通事》中的“通事”是翻译的称呼［①ａ］，朴通事即姓朴的翻译。

两种书名可能暗示作者的身分，但其具体情况已不可考［②ａ］。

《老乞大》总共不到二万字，分上、下卷。

此书以高丽商人来中国经商为线索，用对话的形式，表现道路见闻、住宿饮食、买卖货物等等，中间插入一些宴饮、治病的段落。

《朴通事》的字数约比《老乞大》多三分之一，分成上、中、下三卷。

全书用对话或一人叙述的方式，介绍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宴会、买卖、农业、手工业、词讼、宗教、游艺、景物等多项内容。

两书反映的是中国北方特别是都城的社会生活。

从内容来看，两书显然又兼有旅行指南、经商指南的作用。

着名学者杨联陞教授说：

“《老》、《朴》两书的史料价值，非常之高。

从史学看，有许多难得的关于元、明两代风俗事物的记载。

从语学看，有很多珍贵的元末明初的口语史料。

”［③ａ］这一评价是很恰当的，只是所说时代需稍加修正。

语言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两书的价值［①ｂ］，相比之下，史学界似乎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

关于两书反映的时代还可以作一些讨论。

朝鲜李朝世宗五年，为了便于“读者传写诵习”，政府令“铸字所印出”《老乞大》、《朴通事》等书［②ｂ］。

这是官方文献中关于两书的首次记载。

世宗八年八月，司译院在报告中明确说《老乞大》、《朴通事》是“译学”的教材，要“通事”背诵［③ｂ］。

十六世纪初，李朝语言学家崔世珍为《四声通解》一书作序，其中说：

“夫始肆华语者，先读《老乞大》、《朴通事》二书，以为学语之阶梯”［④ｂ］。

可见二书在李朝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这些记载也说明《老》、《朴》成书应在世宗五年以前。

朝鲜李朝成宗十一年十月，侍读官李昌臣向国王启奏道：

“前者承命质正汉语于头目戴敬，敬见《老乞大》、《朴通事》曰：

‘此乃元朝时语也，与今华语顿异。

多有未解处。

’即以时语改数节，皆可解读。

请令能汉语者尽改之”。

成宗当即下令：

“选其能汉语者删改《老乞大》、《朴通事》。

”［⑤ｂ］这条记载说明：

《老》、《朴》二书的语言是“元朝时语，”两者成书应在元代。

十五世纪下半期便已开始对两书从语言角度进行修改。

正是在十五世纪，李朝创制了“训民正音”，也就是谚文，“谚解”事业便发展了起来。

到了十六世纪，崔世珍编写了《朴通事谚解》和《老朴辑览》，后一篇是“汇二者要语而注解者”［⑥ｂ］，也就是《老》、《朴》两书的重要词汇注释。

崔氏的《朴通事谚解》后佚。

李朝肃宗三年，司译院正边暹、朴世华等根据《老朴辑览》重作《朴通事谚解》，此书序文说，“而以《辑览》及《单字解》附其后”［⑦ｂ］。

又有《老乞大谚解》，成书情况不详。

这两种《谚解》常见的是汉城《奎章阁丛书》本。

本文论述即以此为据。

但此本《朴通事谚解》后附的是《老乞大集览》和《单字解》，而不是《辑览》。

这是因为原来《老朴辑览》中与《朴通事》有关部分，已作为注文收入《朴通事谚解》一书中，剩下有关《老乞大》部分，自行成篇，便成了《老乞大集览》。

序文所说以《辑览》附其后是不够准确的。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老》、《朴》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不断的加工整理。

现在《朴通事谚解》和《单字解》中，提到“新旧原本”，“旧本”、“今本”，“两书旧本”、“新本”，便反映了两书变化的痕迹。

关于两书的写作年代，太田辰夫先生认为，“大致可以推想它们是在元代产生的”。

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

“仍可推测该书原本是在元代写成的，或是在去元代不远的明初，或比这再稍迟些。

”［①ｃ］说法比较灵活。

杨联陞先生认为，两书产生于“元、明时代”或“元末明初，”已见前述。

朱德熙先生则“根据书中所记故实及典章制度”，断定是“元代的作品”［②ｃ］。

我很同意朱先生的看法。

如果单从语言学角度考虑，明初和元代很难说有明显的区别，判断两书产生于元末明初亦可说得过去。

但如看重从历史事实和典章制度方面进行考察，则两书应断定为元代作品。

朱先生已举出一些比较重要的例证，我在这里想再作一些补充。

例如，朱先生提到大明殿月台上四个将军，引证《辍耕录》“大汉”条，注意的显然是镇殿将军。

但“大汉将军”明代尚有，不能充分说明问题，而大明殿则非元代莫属。

它是元代宫城中的正殿。

明代宫城中的正殿是奉天殿，后改皇极殿。

又如，《朴通事谚解》卷中记买卖人口，文书开头写的是：

“大都某村住人钱小马”。

大都是元代北京的名称，明太祖攻下大都，改名北平，成祖时改北京。

又如，书中多用达达、回回、汉儿人等称呼，这正是元代的特色。

下面还可以举几个明显的例子。

“哥，你听的么，京都驾几时起？

”

“未里，且早里。

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

”

“今年钱钞艰难，京都也没甚买卖，遭是我不去。

往回二千里田地，到那里住三个月，纳房钱空费了。

”

“说的是，不去倒快活，省多少盘缠”［③ｃ］。

这段对话从字面上来看很难理解。

“京都”“驾”起，前往何处？

为什么要在“八月初头”？

为什么要等“田禾都收割了”？

“往回二千里地”又何所指？

但只要我们了解元代的两都制度，这段话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里的“京都”，指的元代上都开平，在今内蒙正蓝旗境内。

在大都与上都之间，有四条交通路线，来回约二千里左右［④ｃ］。

元朝皇帝每年三月前后便由大都出发，前往上都避暑，八、九月间再由上都返回大都。

上都是元朝的夏都。

皇帝一行，动在万人以上，随行马匹及其他牲畜甚多，沿途骚扰极大。

有的皇帝为了表示关心百姓，便下令在秋收以后再返回大都，以免损坏农作物。

如元英宗时，“左右以寒甚，请还京师。

帝曰：

‘兵以牛马为重，民以稼穑为本。

朕迟留，盖欲马得刍牧，民得刈获，一举两得，何计乎寒！

’”［⑤ｃ］这就是为什么“把田禾都收割了，八月初头起”的原因。

皇帝一行到上都，许多商人也随之而往，这段对话实际上是两个大都商人的口气。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午门外”“两个舍人操马”。

其中之一“白绒毡袜上，拴着一付鸦青段子满刺娇护膝。

”注文中说：

“《质问》云：

‘以莲花、荷叶、耦、鸳鸯、蜂、蝶之形，或用五色绒绣，或用彩色画于段帛上，谓之满刺娇。

’今按，新、旧原本皆作‘池’，今详文义作‘刺’是。

‘池’与‘刺’音相近而讹。

”注文作者显然从刺绣来理解，以为应作“满刺娇”，其实不然。

元代中期诗人柯九思曾在宫中任职，他的《宫词一十五首》是脍炙人口之作，其中一首云：

“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

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

”柯氏自注云：

“天历间御衣多为池塘小景，名曰满池娇。

”［①ｄ］天历是元文宗的年号。

时代略晚于柯九思的诗人张昱有《宫中词》，其一是：

“鸳鸯鸂鶒满池娇，彩绣金茸日几条。

早晚君王天寿节，要将着御大明朝。

”［②ｄ］其意与柯九思诗相同。

由以上二诗可知“满池娇”是一种宫廷中服装图案的名称，描写的是池塘中的花、鸟景色，因而得名。

宫廷中所好必然影响到宫廷之外，首先是上层贵族、官僚。

《朴通事谚解》记述的“操马”“舍人”，无疑是贵族官僚子弟，他们最容易效法宫廷的生活方式。

因此，正确的是“池”不是“刺”，《朴通事》的“原本”是对的，《谚解》本改“池”为“刺”是错的。

《朴通事谚解》卷上记，有人得到“开诏”的差使，旁人问：

“往哪个地面里去？

”回答道：

“往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等处开去。

”这是几个相互毗邻的地区，位于大都的东北方向，元设大宁、辽阳、开元、沈阳诸路，属辽阳行省；设永平路，直属中书省。

永平路治卢龙，明改永平府。

大宁路治大宁，明初一度改大宁府，后废。

辽阳路治辽阳，明初废，改设辽东都司。

开元路治在今吉林农安，明初废。

沈阳路治今辽宁沈阳，明废，改设沈阳中卫。

元代辽阳行省管辖的地区在明代有很大的变化，将永平、大宁、辽阳、开元、沈阳并提，只能是元代的事情。

《朴通事谚解》卷上还有一段文字记“西湖景”。

其中说：

“西湖是从玉泉里流下来，深浅长短不可量。

湖心中有圣旨里盖来的两座琉璃阁，远望高接云霄，近看时远侵碧汉。

”“两阁中间有三叉石桥，栏干都是白玉石，桥上丁字街中间正面上有官里坐的地白玉玲珑龙床，西壁厢有太子坐的地石床，东壁也有石床，前面放一个玉石玲珑卓儿。

北岸上有一座大寺，内外大小佛殿、影堂、串廊，两壁钟楼、金堂、禅堂、斋堂、碑殿。

诸般殿舍且不索说，笔舌难穷”。

这里提到的“玉泉”，就是今天北京西郊的玉泉山，而位于玉泉山脚的西湖，就是今天昆明湖的前身，只是范围有较大的变化。

西湖北岸上的大寺叫做大承天护圣寺，建成于元文宗至顺三年，由于它位于西湖之畔，民间便称之为西湖寺，这个名称后来亦见之于官方文献。

大承天护圣寺有“二阁在水中坻，东曰园通，有观音大士像；西曰寿仁，上所御也”［①ｅ］。

这二阁就是《朴通事》中所说湖心中的两座琉璃阁，富丽堂皇，为两湖增添了景色。

元顺帝至正年间，“承天护圣寺火，有旨更作，乃上言：

‘水旱频仍，公私俱乏，不宜妄举大役’。

议遂寝。

”［②ｅ］显然，这次火灾使护圣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明代，承天护圣寺改称功德寺，有关文献中，再没有提到湖心双阁。

有的记载说：

“功德寺旧名护圣，前有古台三，相传元主游乐更衣处，或曰：

此看花钓鱼台也。

”［③ｅ］这三处古台无疑就是双阁和双阁中间石桥的遗迹，两阁应毁于元末火灾之中。

《朴通事》中所描写的，是大承天护圣寺落成后、火灾发生前的西湖景致。

从以上所述来看，《朴通事》所载，以元朝史实和典章制度为其内容，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

从满池娇出现和大承天护圣寺的完成年代，可以断定此书上限不能早于元文宗至顺三年。

朱德熙先生根据书中所记高丽僧人步虚的事迹，认为“当作于至正六年以后、元亡以前的二十余年之间”。

也是言之成理的。

总之，我们可以断定《朴通事》成书于十四世纪中叶。

《老乞大》一书，重点是记载商业活动，此书开头，记述高丽商人来中国，途中有人对他们说：

“从年时天旱田禾不收，饥荒的上头，生出歹人来”。

并举出两个拦路打劫的例子。

同书又记，商人们在一处投宿时，客店主人说：

“如今官司好生严谨，省会人家不得安下面生歹人。

”“新近这里有一个人家，则为教几个客人宿来，那客人去了的后头事发，那人们却是达达人家走出来的。

因此将那人家连累，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

似这般带累人家，怎么敢留你宿！

”“达达”即蒙古，“达达人家走出来的”指从蒙古人家中逃出来的奴隶。

政府保护使长对奴隶的所有权，逮捕逃奴，“官司见着落跟寻逃走的”即指此。

这正是元代社会特有的带有普遍性的现象，足以说明其成书时代。

《老乞大》和《朴通事》两书的语法、词汇，也富有时代特色。

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

一是两书都用口语写成，虽然后来经过修改，但仍保存了许多元代的口语资料。

当然，明代初期的口语，与元代相近，因而也可以如杨联陞先生所说保存了元末明初的白话史料。

杨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从略。

二是蒙古语法的影响。

杨先生指出，两书中常见“根底”、“上头”等字样，“这都像是受了蒙古语法的影响”。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

这些都是蒙古语语法在硬译文体中的表现。

所谓硬译文体，就是不顾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律和用语习惯，直接从蒙古语原文机械地翻译过来的文体，在元代相当流行［①ｆ］。

原来仅限于公牍，后来影响到其他文体和口语。

以“根底”来说，它是硬译文体中的常用词，蒙语后置介词的对译，有“在”、“向”、“从”、“同”、“把”等多种意思。

“上头”是蒙语介词的对译，意思是“因为”、“所以”。

杨先生提到的另两个例子也是很有意思的。

一个是“有”的用法。

《老乞大》中有一段对话：

“你的师傅是什么人？

”

“是汉儿人有。

”

“多少年纪？

”

“三十五岁了。

”

这段话，如从汉语角度理解，很可能断为“是汉儿人。

”“有多少年纪？

”《老乞大集览》上对此加以说明：

“元时语必于言终用‘有’字，如语助而实非语助，今俗不用。

”在句末出现“有”是元代蒙古语硬译文体的特有现象，《元典章》所载公牍中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