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奇逢征君门生半朝廷上Word下载.docx

1、孙奇逢父亲孙丕振以秀才身份授一卑微儒官，训育学生，其孝友嘉行为乡里所推重。孙奇逢7岁入小学，11岁学文，14岁中秀才，17岁在顺天乡试中得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14岁那年，父亲带他拜谒明代名臣杨继盛的儿子杨补庭。杨补庭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外无救兵，内无粮草，该怎么办？”孙奇逢应声回答：“效死勿去！”杨补庭对其少年便有此志向称赞不已，对孙奇逢的父亲说：“凭这话就足以推知这孩子的终身啊。”正当孙奇逢踌躇满志，在科举的道路上继续拼搏的时候，不幸在他22岁和25岁时，父母先后亡故。22岁时，孙奇逢赴京应试，途中闻父亲过世，随即弃考归乡。一准古制，服丧服，筑室墓旁，为父亲守丧3年。偏偏祸不单行，3年期

2、过又遭母丧，孙奇逢心伤之余，一仍父礼，为母亲服丧3年。按当时礼制，他在22岁至28岁的6年中，只能一直在家居守父母丧礼。孙奇逢的“倚庐六载”，乡里提及，每每称颂不已。双亲的离世使他求取功名之心大大降低，开始心灰意冷，转而专意学问。此后，又多次参加会试，屡试不第。孙奇逢由淡泊功名，进而绝意仕途。科举时代只有取得进士功名，为官才是名正言顺。没有进士身份的士人，也可经过荐举得到官职，但孙奇逢认为自己只是举人身份，只有半截功名，不宜做官，非如此便是辱身降志。孔子讲，学而优则仕，孙奇逢自称：“学而不优，怎可言仕。”当然，孙奇逢不愿为官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看到明末政权腐败不可挽回，宁为一介寒儒，也不愿同

3、流合污。对于异族统治的清朝，孙奇逢基于强烈的民族气节，宁愿背井离乡终老山林，也不愿为入侵者服务。孙奇逢生活的年代正值明清易代更迭之际。天启年间，阉宦魏忠贤擅权专朝政，大兴党狱，茶毒忠良，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先后被诬下狱。为抗击阉党的暴行，声张正义，孙奇逢不避艰险，挺身而出，四处联络志士，与鹿正、张果中一起，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冒死营救，集资营救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因而有“范阳三烈士”之誉。明儒学案称：“燕赵悲歌慷慨之风久湮，人谓自先生再见。”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一伙对魏大中、左光斗、周顺昌进行酷刑拷打，三人被诬陷受贿，各被“追赃”。三人都是两袖清风的寒士，根本无力缴纳所谓的赃款，孙

4、奇逢便与鹿善继的父亲鹿正、张果中等人，在竭尽家资的基础上商订募捐筹款，义助完“赃”。他们在酷暑烈日中奔走数百里，四处筹款，声闻沸腾，祸且不测。孙奇逢说：“人固当有死，为三君死，死而无憾，况且死生有命，阉党能把我怎样。”当筹集的义款送至京师时，三君子已先后惨死于酷刑之中。孙奇逢又把酬金返还捐助者，有不受者，则返还其家。崇祯九年（1636），清兵入关劫掠。七月，容城周边的定兴、雄县、安肃、安州等相继失守。容城没有政府军队驻守，加之当时阴雨连绵，城墙倒塌，情况万分危急。孙奇逢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怀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积极组织义勇队，守城自保，抗御清兵对容城的围攻，深受世人敬佩。他率领宗族乡党，调和

5、官绅，修补城垣。在城墙倒塌最严重的西北角，他亲自带领民众建筑土墙，阻击清兵。容城坚守七昼夜，打退了清军两千多骑兵的数次围攻。容城周边的县镇相继陷落，独容城得以保全。此后清兵又不断大举进犯，孙奇逢觉得容城颓垣断壁，牛羊能上，很难再抵挡清兵进攻。他再三请求官府改筑城墙，但没人相应。孙奇逢认为大势已去，容城断难再守。他三次率领家人、子弟门人、乡亲诸友六七百家数千人，深入易州五峰山（又名五公山）结寨自保，而远近闻风来依附者众多。他一面兴修武备，一面讲学论道，干戈扰攘之时，有礼乐弦颂之声，遂开始了多年的避地讲习生活。有人把孙奇逢比作三国时代的燕赵名士田畴。孙奇逢在五峰山寨制订了一系列约法规章，要求同心报

6、国、团结协作、严肃纪律，对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粮秣供应等进行了具体规定。孙奇逢在当时政局混乱的局面下，通过努力，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社会。清朝统治者定都北京后，开始圈占土地作为满洲贵族的庄园。孙奇逢的田园也被圈占，他不得不于顺治三年（1646）63岁高龄的时候，开始了数年的颠沛流离生活。清顺治六年（1649）十一月初十，寒风凛冽、黄沙蔽天，66岁老翁孙奇逢洒泪告别故乡，举家南迁。众乡亲哭泣送别，直至数十公里之外。孙奇逢作诗一首，记录下了这次艰难的跋涉：“垂老出门值岁寒，萧萧书剑伴征鞍。离家百里烟云隔，冻馁方知行路难。”南迁历时半年之久，行程500余公里。顺治七年（1650）四月，孙奇逢辗转南

7、徙到达河南辉县苏门山。孙奇逢在友人的陪同下游百泉，过百泉书院，只见颓废一片。同行者说：“二十年前尚可观，三十年前极盛时也。”又登孙登之啸台，过邵雍之安乐窝。孙奇逢感慨不已，于当天的日记中赋诗3首，来纪念他所敬仰的苏门先贤。其中一首邵窝：“易学渊源另有传，不炉不扇历多年。欲寻安乐今何在，岂向先生问渡船。”由燕赵迁居此地的宋代大学者邵雍，曾在百泉讲学著述。孙奇逢决定仿效先贤，在此定居。在他到达苏门山的最初两年间，全家40余口，衣食无着，这是他一生最艰难的时期。适逢天下大旱，生活十分贫苦。他鼓励随行众人，要在苦难中磨炼意志，砥砺情操，并幽默的把他们居住的茅屋命名为“共饥斋”。七月，卫河使马光裕慕名来

8、访，孙奇逢写诗相赠。十一月，马光裕为孙奇逢刻板印刷苏门诗。顺治八年（1651）四月，孙奇逢夫人杨氏不幸去逝，在马光裕的资助下，葬于夏峰村。顺治九年（1652），因得罪朝廷而被罢官回山西原籍的马光裕将其在夏峰的住宅、田地“不受分毫之价”赠送给孙奇逢。孙奇逢感激地说：“友朋之谊，真足千古！”“此乃近世绝无之事。”对马光裕的无咎获罪，孙奇逢极为同情，在马光裕回山西时，特以一履、一巾、一茶相赠。礼物虽轻而寓意深厚，孙奇逢解释说：“履取无咎，君子之贞也。巾取拂尘，日新之象也。茶取涤秽，清虚之府也。由无咎，而日新，而清虚，圣功毕矣！”意思是说，鞋子取其无过错之意，代表了君子的正直。毛巾取其清除尘埃之意，表

9、现了日日更新的意象。茶取其荡涤污秽之意，是清高淡泊的象征。由无咎，至日新，再至清虚，圣贤的功业德行也就完备了。马光裕回到山西老家后，二人持续书信往来，切磋学问，赠诗不断。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孙奇逢在夏峰建成宅院一座，取名“兼山堂”。孙奇逢把马光裕所赠的田地分给同来的弟子和乡亲，从此孙氏一家才真正安顿下来。二、始于豪杰，终以圣贤孙奇逢在夏峰村生活的后25年，主要做两件事：讲学，著述。早在游学京师时，他就开始授徒讲学，定居夏峰后，更是专心讲学，其规模蔚为大观。当时，国内聚徒讲学有三支重要力量，一是南方的黄宗羲在浙东讲学，二是西北的李颙在关中讲学，三就是孙奇逢在北方讲学。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

10、并称清初三大儒。学术界亦有“南黄北孙”之说。民国徐世昌编撰的清儒学案说北方学者大都出于孙奇逢的门下，国家在丧乱之余，仍然有讲学和传播文化的风气，孙奇逢的功劳不可泯灭。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说他：“因为年寿长，资格老，人格又高尚，性情又诚挚，学问又平实，所以同时人没有不景仰他，门生子弟遍天下。”从全国各地前来夏峰问学的弟子络绎不绝，先后有两千人之多，其中有的父子同为弟子，有的祖孙三代皆为弟子，有地位尊贵的翰林，也有显达的高官。孙奇逢逝世后，仍有问学者远道而来，因未能当面领受教诲而深自悲痛，面对遗像以所学相质证，边诉说边泣下，观者无不感动。孙奇逢一生可划分为明末和清初两大时期。明末时期国难

11、当头，孙奇逢参与了许多重大事件：斗阉党、营救东林志士、固守容城、结寨自保等。国破家亡之际，孙奇逢因家宅被圈占，不得不流离失所，几度迁徙，最终定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至此方安定下来。此后的二十几年过的是纯粹的学者生涯。夏峰村一时成为中国北方学术交流中心，也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儒家思想才不因清朝入主中原而中断。孙奇逢虽一生不曾为官，但他的弟子中为官者并不少，康熙年间曾传“征君门生半朝廷”。他的学生申涵光称老师“始于豪杰，终以圣贤”。清朝初期的北方学术界，受孙奇逢影响极深，出其门下的著名弟子有：汤斌、费密、耿介、魏一鳌、王余佑、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等，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等也无不尊其

12、为老师宿儒。寓居扬州的四川学者费密，年近五十，其父亲读孙奇逢著述而心服其学，特命他来投师问学，这是路途最远的弟子。登封耿介来学时，因翰林出身，官至直隶大名道，颇有政绩。孙奇逢不忍其在弟子列，而耿介坚持执弟子礼，每日晨起，随门人侍坐。同是翰林出身的汤斌，在仕途通达时，辞官追随孙奇逢十余年，在其过世后，汤斌应诏举博学鸿儒，后官至礼部尚书、工部尚书，为政清廉。魏一鳌曾任山西忻州知州，为官清廉，多有惠政，孙奇逢南迁后，他辞官离职，追随孙奇逢，成为孙氏的得意弟子。孙奇逢的讲学方式别具一格，据汤斌、耿极编撰的孙夏峰先生年谱记载，孙奇逢与诸弟子约定，在孟城每月聚会两次。每次聚会使弟子就先儒异同，或礼制、祠祀

13、、钱谷之事，提出自己意见相互质证、讨论，最后由先生解答。这种集体讨论的教学方式，至今日仍然被公认为最好的教学法。孙奇逢非常反对单方面的灌输教学，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一位地方官把本县学生召集到百泉书院，请孙奇逢讲学，但孙奇逢认为，登坛演讲，聚众而谈，是佛教“禅门家数”，因而拒辞。孙奇逢笔耕不辍，著述甚丰，所著文字超过三百万字。按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经、史、集。经部著作有：四书近指晚年批定四书近指书经近指读易大指四礼酌等；史部著作有：理学宗传日谱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新安县志苏门纪事取节录两大案录（已佚）大难录（已佚）等；集部著作有：夏峰先生集夏峰孙先生诗钞等。理学宗传是孙奇逢

14、的倾力之作，是先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一部学术史著。全书二十六卷，三易其稿，几乎倾注了毕生心血。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作者晚年的理学观点，特别是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所持的态度。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记录了周子（即周敦颐）、二程子、张子、邵子（即邵雍）、朱子、陆九渊、薛瑄、王守仁、罗洪先、顾宪成，作为直接道统的传人。后人编有夏峰集孙夏峰先生全集孙夏峰遗书（一函十二册）孙奇逢集（三卷，张显清编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等。孙奇逢的学术著作大部分出自晚年，尤其是定居夏峰村以后，他不分寒暑，笔耕不辍，他这样叙述自己的治学经历：“七十岁工夫较六十岁而密，八十岁工夫较七十岁而密，九十岁工夫较八十岁而密。此念无时

15、敢懈，此心庶几少明。”有学者称孙奇逢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学者。学术界评价其“上继往圣、下开来学”“振三百年儒者之绪，而为当朝理学之大宗”。钱钟书谈艺录认为，“方苞写孙奇逢传，人家看了不满意，认为孙奇逢的为人，有三个特点：一是他的讲学宗旨比较突出，主张身体力行；二是他的义侠之迹，在明末乱世，他能够率领几百家据守险要，保全乡里；三是他的门墙广大，教育了很多人才。”孙奇逢弟子汤斌评价孙奇逢之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汤潜庵集征君孙钟元先生墓志铭）。孙奇逢极为重视“慎独”，他说：“慎独是一统的功夫，千圣万贤，总只是这一件事，无内外，无精粗，无大小，一以贯之。”（孙奇

16、逢集）由主张躬行实践，进而形成了孙奇逢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他认为，理学不仅需要尽心知性，体认天理的心性修养，还需要事功节义，经世宰物的现实实践。理学家既需要理论，也需要实践。孙奇逢治学还有一重大特点便是不拘门户，兼采众家之长，归本孔子之道。他认为宋明诸儒是同源而异流，殊途而同归，虽然学术思想各不相同，但都是从各自角度对儒学的阐发，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此他主张对儒学两大派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推进儒学的发展。孙奇逢的学术思想，兼采融通程朱陆王之学，归本于孔子的义理宗旨，既强调尽心知性体认天理，又坚持躬行实践、学以致用，力矫明末以来的清谈空疏陋习，开辟了清初黜虚务实的一代学

17、风。梁启超盛赞孙奇逢说：“许多人见他一面，听他几旬话，便奋志向上做人。要之，夏峰是一位有肝胆有气骨有才略的人。晚年加以学养，越发形成他的人格之尊严，所以感化力极大，屹然成为北学重镇。孙奇逢平易近人，生平从未以道学先生自居，不好为人师，不强人所难。居乡村、食粗粮，念念不忘民生社稷。他说：“老百姓为善，可以调养自己一身；公卿大夫为善，可以安抚救助一世。我没有能力为百姓做什么，只愿官家减一分害，百姓受一分利。”有千里百里来问学者，无论何人，他从不歧视。在他81岁的时候，曾有人以文字狱相诬陷。他听后从容地说：“天下事只论有愧无愧，不论有祸无祸。”他的自信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因查不出证据，他最终毫发未损。 孙奇逢画像傅山送孙奇逢诗札（1）傅山送孙奇逢诗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