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儒林外史.docx

1、中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儒林外史中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六） 儒林外史阅读【作品赏析】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

2、所在。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XX，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

3、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那些所谓的“儒生”，他们满口“之乎者也”，可实际上并无什么才学，表面上对功名不屑一顾，可实际上醉心于功名利禄，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由于这种极端的野蛮的疯狂的追求，导致了官场的黑暗龌龊，许多读书人的心灵被扭曲，甚至变态。可若要究其错源，归根结底是是黑暗的社会，是封建科举制度给了他们“信念”、“理想”，让他们到死都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腐朽、虚伪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开创了八股文科举，这可让多少有志之士宁可“处江湖之远”亦不愿“居庙堂之高”。

4、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

5、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读完整部书，让人感慨万千，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我们应持着辩证的眼光去看待，虽然通过科举选出了一大批文人志士，可是科举也成为读书人疯狂追求的唯一对象，可黑暗的官场又让他们的心灵扭曲，彻底败坏了“儒生”这个名头。如今时代不同了，我们生活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及科举这类的话，也没有了书中迂腐的现象。但是，我们常常看见家中老人为了让下下代的认凌晨排队报课外班，诸多考生因为中考高考日以继夜读书，有些考上的扔书庆贺，有些考不上的跳楼自杀。没有人为了什么“秀才”、“举人”磕头撞板，却有人为“硕士”、“博士”不择手段。很多人拿着文凭大吃大喝

6、。不知以后是否还会有一本“儒林次史”来讽刺这个时代的制度。【艺术成就】一、儒林外史最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它富有民族特色的讽刺艺术，它将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作者能秉持公心，把握分寸，针对不同的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对贪官污吏是无情揭露和严厉鞭挞，对迂腐儒生是既同情又讽刺，对正面人物是在肯定中略显微词，做到了“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而且，作者的讽刺还往往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2.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起来。儒林外史的讽刺，能够面向现实，挖掘其社会根源，使诙谐的讽刺

7、与严肃的写实得到高度的统一；在表现讽刺对象的喜剧性特征时，绝不以主观好恶去阉割客观形象的丰富性、整体性，而是通过一系列的真实场景使其获得“讽刺的生命”。3.作者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儒林外史能真实地展示出喜剧性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锋利冷峻，振聋发聩，使讽刺包含有深邃的社会批判和巨大的文化容量；同时也形成了“戚而能谐”、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表现出其独特的艺术品格。4.作者善于运用含蓄、婉曲的讽刺手法，冷静超然，不动声色。在作品中作者往往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既不介入事件的讲述，也不带任何褒贬色彩，而是把合理的夸张和客观的描述有机结合，使讽刺的深意通

8、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在蕴藉中见出锋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真正做到了“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二、与以往的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特点。1.儒林外史继承并发展了金瓶梅的写实观念，真正完成了古代小说从传奇性向现实性的转变，是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美学内涵的一大跃进；与此相适应，儒林外史已从故事型小说跨入到性格型小说，它有意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2.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已经突破类型化的模式，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化。与前此的通俗说部相比，它在艺术形象的审美特点上

9、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人物形象从超常性变为平凡性；人物特征从单色素转为多色素；人物性格从稳定性走向流动性；肖像描写从脸谱化转向具象化。3.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了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的叙事角度也随之发生变化，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三、在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的结构形式颇有特色。它没有贯穿首尾的中心人物与主要事件，而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

10、各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故鲁迅称它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实际上全书以对儒林的厄运进行反思为中心题旨，将各自独立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社会生活内容统摄起来，因此结构仍不失谨严完整，布局也不失和谐统一。四、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单纯明净，清新洗炼，同时也吸收了文言语体的艺术传统，实现了白话语体的雅洁化和韵味化。其语言描摹世态，曲尽人情，常常寥寥数笔，就使人物穷形尽相，画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写景则充盈着自然情趣，洋溢着诗韵画意，不愧为灵活驾驭语言的圣手。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

11、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的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加以典型的概括，从而显露出幽默的讽刺锋芒。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同时，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总之，儒林外史运用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的讽刺手

12、法，其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儒林外史语言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常以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样，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面前。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儒林外史的结构，正如鲁迅言“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全书没有一线到底的人物和

13、情节，而以同一主题贯串全书。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难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

14、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

15、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作者简介】吴敬梓（1701-1754年），清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晚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安徽全椒人。雍正诸生。早年生活豪纵，后家业衰落，移居江宁。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托病不赴，穷困以终。工诗词散文，尤

16、以长篇小说儒林外史成就最高。又有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诗说等。吴敬梓出身望族。曾祖父和祖父两代人科第仕宦多显者（程晋芳文木先生传），共有六名进士，其中榜眼、探花各一名。而其父吴霖起是康熙年间的拔贡。吴敬梓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考取秀才，同年父亲病逝。由于不善于治理生计，他过着挥霍浪子生活。1729（雍正七年），他应科举时，被斥责为文章大好人大怪，遭到侮辱。后愤懑离开故土，靠卖文和朋友接济为生。1736年（乾隆元年），吴敬梓参加博学鸿词科预试。安徽巡抚赵国麟正式荐举他入京廷试，但他坚以疾笃辞，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至晚年，常处于饥寒交迫。这样的个人经历，令他本人对考八股、开科举等利弊感受尤深。他把这些观点反映在儒林外史里，以讽刺的手法，对丑恶的事物进行深刻的揭露。【故事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