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章与翻译Word下载.docx

1、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章太炎曾与夏曾佑书云：“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指訄书儒术真论）示之，必当有索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高傲之太炎先生如此“礼贤下士”，并不多见。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严复的译著是其心悦诚服的关键。回望晚清民初，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古文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

2、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前因后果，意味深长。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一、 从几则“告白”谈起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

3、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昌言报馆白。”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二十五年正月（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罕有其匹。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再于头版“告白”：“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

4、出人意表。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询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下略） 昌言报馆代白。”汪穰卿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的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携，耐人寻味。（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

5、时务之要书；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此白。这则“告白”，言简意赅，面面俱到，天演论文章之雄伯、西学之精义、时务之要书、科场之秘本、传播之广远尽收眼底。倘若熟悉严复研究史料，不难发现其中包容的丰富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重并非一视同仁。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

6、显然没有象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綵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本馆告白”是这样表述的：“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惜未及译全。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環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

7、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二、 游走边际的古文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炳堃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苏轼所言：“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

8、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因此，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

9、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它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

10、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自然合乎情理。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至于五十余年后钱钟书的著名剖析：“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可谓慧眼明察，入木三分；但这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念的微观精妙阐释。问题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返回现场，虽然深刻，却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

11、否则，钱先生令尊钱基博之语：“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那就难以理喻了。换句话说，钱氏父子，一个是持“纯文学”观的微观之言，一个是以“杂文学”观的宏观而论。在我看来，两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严复、林纾以桐城古文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

12、纶为师的结果。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俞樾、谭嗣同、梁启超、章士钊、柳亚子、于省吾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流。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梁文之“报章”、柳文之“劲健”、章文之“逻辑”，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是被刘氏收入门下的严复，其“雄伯”之文也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

13、“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至于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根深蒂固，他可能觉得林纾以古文创作、翻译小说太出格，“有伤风化”；尽管其“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以看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其实，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林纾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主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林纾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个人意见”，不足为凭。由此，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

14、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三、 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则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

15、惯。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

16、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尽管四试不第，但天资聪慧的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当他无意科举，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奇”，一鸣惊人。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林纾的情况比较单一，自幼熟读经史，尤好左史八家；七试春官

17、，虽只得到举人身份，但就其对桐城古文的熟谙而言，当在严复之上。因此，他以古文译小说，自是轻车熟路，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将古文的“小说笔法”，“共振”与“转换”于小说翻译和创作之中。虽然当时，以古文述逸闻趣事、写小说笑话颇有市场，好之者众，如俞樾这位经学大师也喜撰“笑话新雅”，但文笔均不及林纾；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小说，更是“举世无双”；于是，“严林”并举，天下景从。林纾将桐城古文“浅化”，翻译西洋小说，古朴顽艳，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闲情偶寄”的审美好尚。恽毓鼎“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云：“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

18、。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看来，不管林纾喜欢与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誉也一样得力于桐城文章。与林纾译小说“耳受手追”、“运笔如风落霓转”之畅快淋漓相比，严复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则“一名之立，旬月蜘躇”，译文古奥尔雅。“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的遗训可谓至理名言。梁启超就曾提醒严复：“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而严复对此的答复是：“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

19、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这就“天机泄露”，严复用桐城文章翻译是专供“多读中国古书”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够转换士林风尚的“上层”读者；其“别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他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由此看来，严复、林纾通过桐城文章来译述，显然，把翻译文体的“级别”提高了。换句话说，倘用白话译述，不仅林译小说将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通俗读物，难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

20、泰西”的严译学理，亦难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识文化群体的偏见。夫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值得认真思考。更有甚者，在当时，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扬的“魏晋文章”，也难堪此任，其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表述能力明显不及严译，因而其传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前述的几则“告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晋文章”译小说也不成功。阿英对此解释道：“周氏兄弟译本，完全用着深奥的古文，又系直译”，“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诘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平心而论，“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晋文章”高明，从“析理绵密”和“玄远深幽”上，“桐城家法”远逊“魏晋风度”；但以“清

21、通”的实用性而言，“魏晋文章”则显然要甘拜下风。倘若再去读一读严复、林纾的文字则更能加深理解：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天演论开场白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这种

22、“音调铿锵”、清雅可诵的文字，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转换，确实能使读者“忘其为译”。仅此，就远非“枯涩”的“魏晋文章”所能代替。正如胡适所评：“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内容论，又远胜那些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在当时，倘若不以这种“清通”的桐城文章来翻译，其译述文章便难以风行天下，更难以“移风易俗”；做“通”了桐城文章实在是译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别无他途。还是胡适说得好：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顺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谈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历史长河，大浪淘沙。时至今日，我们重

23、温胡适的评论，不能不敬佩其通达而精辟的学术眼光；适之先生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诸多深邃见解，如醇厚老酒，历久弥香。四、 “场屋秘本”与“国文读本”桐城文章作为译述的最佳工具，不仅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还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可能连严复、林纾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论等“严译名著”一度成为“场屋秘本”和学堂教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竟成为当时青少年的“国文读本”。之所以如此，当然与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转变大有干系。“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有此“温床”，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而同时，科举制度也因时而变，八股取士被

24、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时务策论。山西士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就详细地记录了这期间科考“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种种情形。1899年印行的严复天演论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 的科考时务策论的最佳“秘本”。因而前述“告白”云其为“西学通径时务要书”、“场屋秘本”，既是诚恳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实在的经验所得。吴玉章就明言：因为阅读了天演论，“1902年参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不仅如此，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还广泛地被各地书院、学堂作为西学教科书使用。据王天根考索，直隶、关中、湖湘、江浙、上海、两广等地的书院、学堂，或

25、在课堂讲授天演论，或作师生重点研读的人文读物。无独有偶，胡适曾在四十自述里就描绘了上海澄衷学堂国文老师杨千里以天演论教学的动人场面：“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天演论通过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其实也不例外，尽管其不能进入科考和教学课堂，但却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着那时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好尚。郭沫若就称林琴南译

26、的小说，是其童年时代嗜好的一种读物，感动得为之泪流满面，并对日后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钱钟书也坦言：“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两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说明“林译小说”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更有甚者，周作人说：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据张俊才考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施蛰存更以切身感

27、受概括道：“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由此看来，“林译小说”是在课堂之外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既提高了他们的国文水平，又使他们得以“睁眼看世界”。因此，其功效较天演论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桐城文章作为科考范文和学子读本并非自严、林始。前文已述桐城古文与科考时文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将桐城文章作为学子读本实起于姚鼐，其编定的教科书古文辞类篹中就有27篇方苞、刘大櫆之文。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谦各自编定的续古文辞类篹则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诸家文章。问题

28、是，桐城先贤之古文承载的是孔孟程朱之“义理”，清正雅洁；而严、林译述较之则显然有别。蔡元培曰：严复“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严复也自云，他对“达恉”的种种经营，其实就是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达易“西儒”之“精理微言”，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洁文字来承载西儒之“天演”思想。其滔滔雄辩、“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逻辑文”，既规避了“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又在“辞章”上扩容了崇尚“醇厚老确”、“措语平淡”的桐城古文；而且，更在“义理”层面，将孔孟程朱替换成西儒思想。桐城文章成了严复的“达恉”的“借壳”。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学新旧学，既达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怀，轻易间难以体察，故其

29、云“学我者病”。吴汝纶对此心有灵犀，他在阅读了严复天演论之后，赞为“高文雄笔”，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欣然为之作序。但周作人在几十年后却对这篇序文“很奇怪”，认为吴汝纶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对此，鲁迅也有同感。其实，周氏兄弟可能是给这篇序文的春秋笔法给蒙蔽了。作为桐城宗师的吴汝纶凭其学养和眼光，对严复的“义理”更替和“达恉”幽怀，岂能不“明察秋毫”？只是世风时运，桐城古文的扩容和新学的输入于国运有助；尽管气纵才露、其文闳肆的严复文章相对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纯粹，但吴汝纶此

30、时既“吾恐西学不兴”、又忧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因此，当“音调铿锵”的严复雄文横空出世，识时务的“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自然“感动”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纾以古文“笔述”西洋小说的情形，与严复大同小异。林译小说讴歌纯洁的爱情，鼓吹个性解放，乃至于热心实业，倡维新救国等，都为古旧桐城义理所不曾包容，与严译异曲同工。尤其是“收容量颇大的”小说语言，虽然“胎息史汉”，但不避新语、俗语、佻巧语，滑稽风趣，风流蕴藉；从“纯文学”观来看，已是典型的“小说家言”；与“雅洁”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远，确如钱钟书所言，其文体已不是纯粹的古文了。刘声木将林纾摒弃在桐城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但恰恰因为林纾用这

31、种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译小说，使得青年学子激动不已，爱不释手；有意与无意之中，展现了古文的魅力，强化了桐城文章的影响。有趣的是，严复“达恉”的幽怀与林纾笔述的风流并不仅仅“诉诸文字”，严、林由此生发的教育情怀亦颇为世人瞩目。1912年，清朝亡、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他带领师生同北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作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胜利；并藉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续，同时也为日后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导夫先路；严复此举，对北大、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取向之影响极为深远。桐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