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章与翻译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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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纯粹”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但由“桐城家法”训练而成的桐城文人其眼光、学识和文化情怀仍然令人称道，其中的佼佼者由桐城文章“旁逸斜出”，在文化教育领域的诸多建树，仍然名动京师，称誉天下。

章太炎曾与夏曾佑书云：

“鄙人乞食海上，时作清谈，苦无大匠为施绳削。

又陵适至，乃以拙著二种（指《訄书》《儒术真论》）示之，必当有索纠正，亦庶几嵇康之遇孙登也。

”高傲之太炎先生如此“礼贤下士”，并不多见。

之所以如此，在我看来，严复的译著是其心悦诚服的关键。

回望晚清民初，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文人以古文翻译西学，绍介新知，别开生面，为桐城古文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为时人所推重和景从。

桐城文章作为新学的文化载体，也由此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时代魅力。

但是，“暴得大名”的严复、林纾，连同桐城文章，却好景不长，失落于五四新文化大潮，被无情遗弃；

“光焰”了二百年的桐城派也由此以“桐城谬种”恶谥黯然而熸。

前因后果，意味深长。

本文试图就此钩稽史料，展开论述，以严、林为中心，解读桐城文章与翻译的“别样风景”。

一、从几则“告白”谈起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纾译述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甫经脱手，就被慧眼识珠的友朋刻印成书。

翻阅1898、1899两年的晚清报刊，便可发现多则《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天演论》的发售“告白”。

读来饶有意味，不妨择其最早、最有意味者转录如下：

（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1899年4月24日）头版刊载《巴黎茶花女遗事》、《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三种合印发售“告白”：

“《巴黎茶花女》小说，情节变幻，意绪凄恻。

前经福建某君译出付刊，现本馆特向译书之人用巨资购得，另用铅字排印发各省销售，并附《新译包探案》、《长生术》二种，不日出书。

如有喜阅者请至本馆及各书坊购取可也。

昌言报馆白。

”1897年夏，林纾笔述成《巴黎茶花女遗事》，光绪二十五年正月（1899年2月）以“畏庐藏版”在福州正式印行，不到三个月，在上海的昌言报馆即发布重印广告。

其传播速度之快，即在今天亦罕有其匹。

大概是觉得上述“告白”未能尽述译作风采，于是，四月二十四日（6月2日）再于头版“告白”：

“此书为西国著名小说家所撰，书中叙茶花女遗事历历如绘，其文法之妙、情节之奇，尤出人意表。

加以译笔甚佳，阅之非独豁人心目，且于西国俗尚亦可略见一斑，询为小说中当行之品，非寻常小说所可同日语也。

…（下略）昌言报馆代白。

”

汪穰卿主办的《昌言报》乃维新派的舆论阵地，对《巴黎茶花女遗事》如此快捷地印售、宣传，显然是看重了其“旁采泰西”的巨大文化启蒙价值；

而拈出“叙事”“文法”“情节”“译笔”“西国俗尚”加以褒扬，更凸现了维新派人士新旧兼容的文学好尚和敏锐闳通的文化眼光，灵犀一点，惺惺相携，耐人寻味。

（二）《苏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1898年12月20日）头版刊载《天演论》“告白”：

“是书上十八篇，下十七篇。

英国名士赫胥黎所撰，格致之精义也。

侯官严复所译，文章雄伯也。

深言之，为西学之通径，时务之要书；

浅言之，亦为场屋之秘本。

侯官友人嗜奇精舍集资石印，以广流传，纸墨精良，款式雅驯，洵有目共赏。

每部收回工料实洋四角，趸买八折。

寄苏报馆账房及四马路中市古香阁书坊、老巡捕房对南广学会、惠福里游戏报馆、棋盘街南首天禄书局六先书局、三马路申报馆间壁格致书室分售，所印无多，先睹为快者请速移玉各处向购可也。

此白。

这则“告白”，言简意赅，面面俱到，《天演论》文章之雄伯、西学之精义、时务之要书、科场之秘本、传播之广远尽收眼底。

倘若熟悉严复研究史料，不难发现其中包容的丰富信息。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传播界对译述著作的推重并非一视同仁。

笔者在翻阅这几年的晚清报刊过程中发现，类似的翻译“告白”虽不时出现，但文辞显然没有象对《天演论》和《巴黎茶花女遗事》那样推崇备至。

例如，同样是译述斯宾塞尔文章，《昌言报》在为“湘乡曾广铨綵译、余杭章炳麟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本馆告白”是这样表述的：

“斯宾塞尔为英之名儒，生平著述甚多。

专讨求万事万物之根源，每假格致之说，显微妙之理，实为考究新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早为欧洲人士所推重。

前天津《国闻汇编》译其《劝学篇》，读者莫不心餍意惬。

惜未及译全。

兹本馆觅得其全集，特按期译登报端，以饷同志。

其文新理络绎，妙义環生，当亦诸君所深许也。

”且不说为章、曾译述“广而告之”还要拉严复译述“助威”，仅以其一句赞语，也无法和前述之严、林译述“告白”之遣辞措语相提并论。

看来，时人推崇严、林译述，不仅仅在于其“新学”的内容，“译笔甚佳”、“文章雄伯”更是其广为传诵的重要原因。

因此，严复、林纾借以翻译的“桐城文章”值得深究。

二、游走边际的古文

关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体，陈炳堃认为，“他们（严复、林纾）运用古文翻译西洋近世思想的书或近世文学的书，他们替古文延长了二三十年的运命。

”将其视为古文，这其实是晚清民初学界的普遍认同，检索史料，触目皆是，毋庸赘言。

而溯波讨源，所谓“古文”，发乎唐代韩柳古文运动。

其形式，系与典俪偶韵的骈文相对而言，以先秦两汉之奇句散行文体为宗，气盛言宜，明白晓畅。

苏轼所言：

“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精炼地概括了韩柳“古文”的文道功用。

文以载道，“古文”的文统、道统，经唐宋八家、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的倡扬，规模千年，成为“文章”之“正统”。

而“桐城三祖”，又以“义法”将“古文”再次“雅洁”；

孔孟程朱，伦理纲常，体清气洁，法度谨严，成为桐城古文的风貌特征；

天下翕然号为正宗，笼罩百年。

由于“古文”善于操练“有节制的表演”，在科举制度下，便与“时文”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以“古文为时文”是桐城古文的拿手好戏，它“很好地接通了‘古文’与‘时文’，它所讲究的‘义法’，有审美意义，但更有实用价值。

”因此，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文化群体，古文，主要是桐城古文成为其必备的训练项目和写作技能。

晚清朝廷近臣恽毓鼎对此深有体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古文义法当师桐城派”。

“古文断不可不学，凡论事叙事，识见虽好，必须文笔足以达之，方能通达简明。

试观古今有名大人物，无不通文笔者，其为用甚大。

若骈体一道，以言情怡性，未始无趣，以言有用则未也”。

他对自己“因草封奏，遇事理难显之处，竟不能曲折畅达，或格格不吐，或冗沓失裁，”归之于“平日未能专治古文”，而深感愧恨。

正是这种带有“普及化”的古文训练和“古文意识”，使古文成了文言的化身。

日记、尺牍、公牍、笔记，乃至于便函等等一切无韵之文的写作，常常以古文为皈依。

而这种“古文意识”笼罩文言写作的结果必然导致古文的边际游走，即古文自身自觉与不自觉地扩容与宽泛，旁逸斜出，穿插甚至包容其它文体，其自身的边界也由此日益模糊。

因此，虽然受过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感同身受于这种“杂文学”景象的胡适脱口而出：

“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自然合乎情理。

同样，国学功底深厚的鲁迅、周作人、陈独秀、钱玄同等众多晚清民初学者相同或类似的表达也同样是这种“杂文学”观的自然流露。

至于五十余年后钱钟书的著名剖析：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有弹性的文言”；

“林纾并没有用‘古文’译小说，而且也不可能用‘古文’译小说。

”可谓慧眼明察，入木三分；

但这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念的微观精妙阐释。

问题是，持今日之“纯文学”观来观照、分析晚清“杂文学”的混沌现象，返回现场，虽然深刻，却往往“捉襟见肘”，难以周全地展露晚清那驳杂而又生命淋漓的文学史现象。

否则，钱先生令尊钱基博之语：

“纾初年能以古文辞译欧美小说，风动一时，信足为中国文学别辟跷径。

”那就难以理喻了。

换句话说，钱氏父子，一个是持“纯文学”观的微观之言，一个是以“杂文学”观的宏观而论。

在我看来，两者互为补充，并不矛盾。

而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首先是桐城文人自己运作的结果。

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等桐城大家以古文记日记、写尺牍、草奏章、撰考察报告，在文体与语言上已打破桐城三祖狭隘的古文禁忌；

不仅文体广泛，而且文中亦有尺牍语、时文语、注疏语，其外来语和俗语更是常见，雅洁的要求已经放宽。

但正因如此，却使桐城古文变得“更有实用价值。

”严复、林纾以桐城古文翻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拜吴汝纶为师的结果。

这样，只要在文言写作中胎息史汉、有“义法”，那就被视为古文，其佼佼者或被纳入桐城门下，或被视为桐城盟军。

一个典型的例证是，龚自珍、俞樾、谭嗣同、梁启超、章士钊、柳亚子、于省吾等明显不属于桐城派的文人也被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纳入桐城派作家之流。

以刘声木这样学养深厚的桐城门人岂不知龚文之“奇霸”、梁文之“报章”、柳文之“劲健”、章文之“逻辑”，与“雅洁”之桐城古文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

即使是被刘氏收入门下的严复，其“雄伯”之文也不是纯粹的桐城古文。

于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时人心目中的“桐城古文”的概念已经大为宽泛，范围几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只要不太出格，那些写作古文“言有序、言有物”且师从或私淑桐城的文人都可入刘氏之法眼。

至于林纾被摒弃在外，那是因为刘氏“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偏见根深蒂固，他可能觉得林纾以古文创作、翻译小说太出格，“有伤风化”；

尽管其“纯粹”的古文创作完全可以看作桐城古文，但将其收入桐城门下实在“有失家风”。

其实，从诗文唱和及史料检索来看，吴汝纶、马其昶、二姚等“正宗”桐城文人与林纾互相推重，早就打成一片，视为知己。

林纾为桐城护道和张目，亦人所共知，视其为晚清民初桐城“主力”，始终是学界的普遍认同。

林纾的“出局”，可以说乃刘氏“个人意见”，不足为凭。

由此，严复、林纾以古文翻译西洋学术和文学，其实是桐城古文边际游走、范围扩大的结果，昭示了桐城古文在文化转型期的泛化和变革；

虽前所未有，却意义重大。

因此，以“杂文学”观视野下的“桐城文章”来表述放大了的桐城古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

晚清的文化转型，其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这一转型是在列强入侵、危机深重的情况下进行的。

面对国运衰微，士大夫阶层则既恋恋不舍于孔孟之道，又冀望以西学而自强。

儒学一尊被彻底打破，意识形态领域因此诸家并出，异说蜂起。

这样，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桐城古文的边际游走，恰逢时运，再一次获得了展露功效的“表演舞台”。

应运而生的严复《天演论》、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不仅在文化启蒙方面振聋发聩，而且其译述工具——古雅的桐城文章正好迎合了此时士大夫的文化趣味和阅读习惯。

因而，甫经脱手，即“不径走万本”。

前述之“告白”恰好从传播方面反映了这一文化奇观。

但值得重视的是，严复、林纾译述文体不仅“迎合”时尚，而且也是时势所然的“由衷之言”。

严复当年留学英伦，尽管驻英公使郭嵩焘对其赞誉有加，曰：

“文行亦跌宕，其才气横出一世”。

但继任者曾纪泽却对其文章不以为然。

他在日记中写道：

“（严复）近呈其所作文三篇…于中华文字未甚通顺，而自负颇甚。

余故抉其疵弊而戒厉之，爱其禀赋之美，欲至之于成也。

”严复回国后交游的同乡郑孝胥亦云：

“观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

因此，尽管曾纪泽对严复存有偏见，但严复此时的古文水平，应该说功夫未到、火候欠佳。

大概是意识到自己的这一不足，严复回国的第二年（1880年）即拜“桐城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面对“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又重科第出身，受此刺激，严复再“发愤治八比。

”尽管四试不第，但天资聪慧的严复由此而得到的“桐城家法”之“强化训练”，已使他的古文水平今非昔比。

当他无意科举，一心著述时，果然文章“雄奇”，一鸣惊人。

而由桐城文章译著的《天演论》，更是蜚声海内，博得了士大夫阶层的由衷喝彩和价值认同。

严复可能没有想到，他那“身份认同”的刻苦磨练和痛苦挣扎，其实是“种豆得瓜”，绝佳的桐城文章是这位“译界泰斗”得以天下扬名的得力工具，日后的“赐文科进士出身”，于此也实为因果。

林纾的情况比较单一，自幼熟读经史，尤好左史八家；

七试春官，虽只得到举人身份，但就其对桐城古文的熟谙而言，当在严复之上。

因此，他以古文译小说，自是轻车熟路，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将古文的“小说笔法”，“共振”与“转换”于小说翻译和创作之中。

虽然当时，以古文述逸闻趣事、写小说笑话颇有市场，好之者众，如俞樾这位经学大师也喜撰“笑话新雅”，但文笔均不及林纾；

尤其是以桐城文章翻译西洋小说，更是“举世无双”；

于是，“严林”并举，天下景从。

林纾将桐城古文“浅化”，翻译西洋小说，古朴顽艳，自然上下相通、左右逢源，合乎士大夫“闲情偶寄”的审美好尚。

恽毓鼎“灯下听雨，阅西小说《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云：

“此书情事既佳，文笔渊雅激昂，尤可歌可泣。

…畏庐得力于《史记》，故行文悉中义法。

欲通西学必精中文，观于此而益信。

”看来，不管林纾喜欢与否，“今之蒲留仙”的美誉也一样得力于桐城文章。

与林纾译小说“耳受手追”、“运笔如风落霓转”之畅快淋漓相比，严复翻译西方学术思想著作则“一名之立，旬月蜘躇”，译文古奥尔雅。

“古文不宜说理”，曾国藩的遗训可谓至理名言。

梁启超就曾提醒严复：

“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

况此等学理邃颐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

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

”而严复对此的答复是：

“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

…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

且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颐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这就“天机泄露”，严复用桐城文章翻译是专供“多读中国古书”的士大夫，是冀望于能够转换士林风尚的“上层”读者；

其“别有用心”，恰如王佐良所云：

“他又认识到这些书（译著）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多么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士大夫们所心折的汉以前的古雅文体。

雅，乃是严复的招徕术。

”由此看来，严复、林纾通过桐城文章来译述，显然，把翻译文体的“级别”提高了。

换句话说，倘用白话译述，不仅林译小说将被视为“不入流”的低级通俗读物，难入士大夫法眼，即便“旁采泰西”的严译学理，亦难以打破精通文史的上流知识文化群体的偏见。

夫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值得认真思考。

更有甚者，在当时，即使是太炎先生倡扬的“魏晋文章”，也难堪此任，其笔述的《斯宾塞尔文集》表述能力明显不及严译，因而其传播、接受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

前述的几则“告白”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而作为太炎先生的弟子，周氏兄弟用“魏晋文章”译小说也不成功。

阿英对此解释道：

“周氏兄弟译本，完全用着深奥的古文，又系直译”，“既没有林纾意译‘一气到底’的文章，又有些‘诘屈聱牙’，其得不到欢迎是必然的”。

平心而论，“桐城文章”并不比“魏晋文章”高明，从“析理绵密”和“玄远深幽”上，“桐城家法”远逊“魏晋风度”；

但以“清通”的实用性而言，“魏晋文章”则显然要甘拜下风。

倘若再去读一读严复、林纾的文字则更能加深理解：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

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

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

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开场白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

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

情好日深，交游日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

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

——《巴黎茶花女遗事》一段

这种“音调铿锵”、清雅可诵的文字，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两种不同价值体系间的转换，确实能使读者“忘其为译”。

仅此，就远非“枯涩”的“魏晋文章”所能代替。

正如胡适所评：

“以文章论，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

以内容论，又远胜那些无数‘言之无物’的古文。

”在当时，倘若不以这种“清通”的桐城文章来翻译，其译述文章便难以风行天下，更难以“移风易俗”；

做“通”了桐城文章实在是译述的最佳工具，除此别无他途。

还是胡适说得好：

桐城文章“使古文做通顺了”，“桐城古文的长处只是他们甘心做通顺清谈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

学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数还可以做到一个‘通’字；

再进一步的，还可以做到应用的文字。

”历史长河，大浪淘沙。

时至今日，我们重温胡适的评论，不能不敬佩其通达而精辟的学术眼光；

适之先生那些具有历史穿透力的诸多深邃见解，如醇厚老酒，历久弥香。

四、“场屋秘本”与“国文读本”

桐城文章作为译述的最佳工具，不仅符合和满足了当时“特殊”读者群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标准，而且还与教育发生了深刻的联系。

可能连严复、林纾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天演论》等“严译名著”一度成为“场屋秘本”和学堂教科书，《巴黎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竟成为当时青少年的“国文读本”。

之所以如此，当然与1899年之后的文化教育体制的转变大有干系。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有此“温床”，各地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竞相出现。

而同时，科举制度也因时而变，八股取士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时务策论。

山西士子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就详细地记录了这期间科考“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的种种情形。

1899年印行的严复《天演论》自然成了“所最重者外洋之法”的科考时务策论的最佳“秘本”。

因而前述“告白”云其为“西学通径时务要书”、“场屋秘本”，既是诚恳的“高考”指南，可能也是实在的经验所得。

吴玉章就明言：

因为阅读了《天演论》，“1902年参加考秀才，府考得了第一。

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

不仅如此，轰动一时的《天演论》还广泛地被各地书院、学堂作为西学教科书使用。

据王天根考索，直隶、关中、湖湘、江浙、上海、两广等地的书院、学堂，或在课堂讲授《天演论》，或作师生重点研读的人文读物。

无独有偶，胡适曾在《四十自述》里就描绘了上海澄衷学堂国文老师杨千里以《天演论》教学的动人场面：

“有一次，他教我们班上买吴汝纶删节的严复译本《天演论》来做读本，这是我第一次读《天演论》，高兴得很。

他出的作文题目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

这种题目自然不是我们十几岁小孩子能发挥的，但读《天演论》，做‘物竞天择’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风气。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

《天演论》通过教育活动对青少年有如此大的影响，“林译小说”其实也不例外，尽管其不能进入科考和教学课堂，但却在更广泛的层面影响着那时的青少年的思想和好尚。

郭沫若就称林琴南译的小说，是其童年时代嗜好的一种读物，感动得为之泪流满面，并对日后的“文学倾向上有决定的影响。

”钱钟书也坦言：

“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

”“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

两位大文人的如此直白，说明“林译小说”对青少年的潜移默化之功有多么巨大。

更有甚者，周作人说：

林译小说“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学里去，一方面又使我渐渐觉到文言的趣味。

…我的国文都是看小说来的”据张俊才考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出版的由沈雁冰校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就是供中学生作课外“国文”读本用的。

施蛰存更以切身感受概括道：

“传统的知识分子，看小说书一般都在青少年时期，十四五岁到二十四五岁。

”林译小说“文体既不是唐人传奇，内容又不同于《红楼梦》，于是，他们对小说另眼相看，促成了文学观念的一大转变。

”由此看来，“林译小说”是在课堂之外强烈地吸引着青少年，作为课外读物，既提高了他们的国文水平，又使他们得以“睁眼看世界”。

因此，其功效较《天演论》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然，桐城文章作为科考范文和学子读本并非自严、林始。

前文已述桐城古文与科考时文千丝万缕的联系。

而将桐城文章作为学子读本实起于姚鼐，其编定的教科书《古文辞类篹》中就有27篇方苞、刘大櫆之文。

后起的黎庶昌、王先谦各自编定的《续古文辞类篹》则收入了更多的桐城诸家文章。

问题是，桐城先贤之古文承载的是孔孟程朱之“义理”，清正雅洁；

而严、林译述较之则显然有别。

蔡元培曰：

严复“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严复也自云，他对“达恉”的种种经营，其实就是要“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以达易“西儒”之“精理微言”，是以有序有物、“文理密察”的雅洁文字来承载西儒之“天演”思想。

其滔滔雄辩、“駸駸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逻辑文”，既规避了“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又在“辞章”上扩容了崇尚“醇厚老确”、“措语平淡”的桐城古文；

而且，更在“义理”层面，将孔孟程朱替换成西儒思想。

桐城文章成了严复的“达恉”的“借壳”。

其良苦用心，是以新学新旧学，既达西儒之恉，又抒本人之幽怀，轻易间难以体察，故其云“学我者病”。

吴汝纶对此心有灵犀，他在阅读了严复《天演论》之后，赞为“高文雄笔”，并“手录副本，秘之枕中，”欣然为之作序。

但周作人在几十年后却对这篇序文“很奇怪”，认为吴汝纶根本不看重天演的思想，“只因严复用周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因此，“《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

”对此，鲁迅也有同感。

其实，周氏兄弟可能是给这篇序文的春秋笔法给蒙蔽了。

作为桐城宗师的吴汝纶凭其学养和眼光，对严复的“义理”更替和“达恉”幽怀，岂能不“明察秋毫”？

只是世风时运，桐城古文的扩容和新学的输入于国运有助；

尽管气纵才露、其文闳肆的严复文章相对于“正宗”的桐城古文而言，不那么纯粹，但吴汝纶此时既“吾恐西学不兴”、又忧心“桐城光焰自是而熸”，因此，当“音调铿锵”的严复雄文横空出世，识时务的“桐城派的老头子”吴汝纶自然“感动”不已、褒掖有加了。

林纾以古文“笔述”西洋小说的情形，与严复大同小异。

林译小说讴歌纯洁的爱情，鼓吹个性解放，乃至于热心实业，倡维新救国等，都为古旧桐城义理所不曾包容，与严译异曲同工。

尤其是“收容量颇大的”小说语言，虽然“胎息史汉”，但不避新语、俗语、佻巧语，滑稽风趣，风流蕴藉；

从“纯文学”观来看，已是典型的“小说家言”；

与“雅洁”之桐城家法已相去甚远，确如钱钟书所言，其文体已不是纯粹的古文了。

刘声木将林纾摒弃在桐城门外，其“愤怒”由此亦可理解。

但恰恰因为林纾用这种不是“古文”的“古文”翻译小说，使得青年学子激动不已，爱不释手；

有意与无意之中，展现了古文的魅力，强化了桐城文章的影响。

有趣的是，严复“达恉”的幽怀与林纾笔述的风流并不仅仅“诉诸文字”，严、林由此生发的教育情怀亦颇为世人瞩目。

1912年，清朝亡、民国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严复任校长。

他带领师生同北洋政府企图停办北大作了艰苦而坚决的斗争，赢得了胜利；

并藉此阐明，“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将保留北大与保留中华文明等同起来，一举两得，不仅事关北大存亡绝续，同时也为日后北大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导夫先路；

严复此举，对北大、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取向之影响极为深远。

桐城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