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仓储制度稳定功能之检讨Word文档格式.docx

1、嘉慶四年（1799）的一次諭令中就透露倉穀已有虧缺，因此下令各省督撫加以稽察。7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卞_ 2 大清會典事例（1899年版，臺灣中文書局影印）190：5b，192：8b。 3 參見全漢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收在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547566。 4 大清會典事例190：3b5a。 5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91：9b15b，“豐年備儲”項下各條。由康熙十九年（1680）至乾隆十年（1745），因豐年而撥款買穀存倉之事件，康熙間四次，雍正間五次，乾隆十年以前七次。6 大清會典事例191：5ab。7 同上，191：16a。士雲又奏請“飭直省嚴核常平倉儲”。8這

2、一清查花了四年功夫才取得結果。這就是上面提到的道光十五年各省常平倉實存的總數。當時户部歸纳倉穀减少之原因，有下列諸項：9由以上諸種原因看來，常平倉穀之减少大部份是由於歷年動缺而未買補所致。换言之，常平倉制度之運行已經鬆懈。“各州縣玩視倉儲，既不慎重出納，該管上司復不實力稽察”。在盛世時運行良好的制度，在嘉慶、道光年間已漸露衰態。這種倉穀日絀之情形，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就更顯出空虚，乃至於連倉廒都根本毁壞不存的實况。再就各地的情形來看，在資料許可的範圍内僅能取得若干不太完整的圖像。大多數地方志雖然都有倉儲的記録，所記的數字往往只是“額儲”，而其數額又多與官書所記的相同。地方志中保留了幾個時期不

3、同的數字而可供觀察倉儲量變動的州縣並不多，因此，我們所能描繪的僅僅是如圖一至五所示的零碎的畫面。不過，資料儘管不全，這些圖仍有若干參考價值。8 嘉興府志（1879）25：6b7b。9 大清會典事例192：8b10a。圖一至五所表示的别离是直隸（河北）五州縣，山西十州縣，湖北五州縣，湖南十縣，和廣東八縣常平倉儲穀量變動的情形。我們的做法是按各地方志所記的數字，在各時點上點出，然後把各點以直線連上。這樣表現的圖像只能告訴我們一些較明顯的趨勢。圖上所示之州縣，有的存穀多，有的存穀少，可是很明顯地有兩個一路的趨勢：（1）儲穀量的增加多数發生在1800年以前，尤其是在17301760年期間；（2）儲穀量

4、的减少發生在1800年以後，特别是1850年以後常發生倉穀用盡的情形。這一路的趨勢與上述全國總儲量增减之勢大略相合，與初探一文中所舉四川各州縣之情形亦頗相似。 在一路的趨勢外，还有特殊的情形值得加以注意。例如，山西若干州縣常平倉穀的枯竭時間不在咸豐年間（1850年代），而在光緒初年（1870年代）。遣顯然是與發生於光緒三至五年（18771879）的大旱災有關。除圖二所示的州縣外，山西許多地方志都記載當時動用常平倉穀賑災。在災後，地方官雖受命買穀還倉，並未能完全恢復舊額。10至於在那次大旱災時，倉穀發揮多大的赈濟作用，留待下面再加以討論。 總之，由全國與州縣個别的常平倉儲穀量變動情形來看，我們可

5、以取得一個結論：在清朝盛世期間，常平倉儲量曾不斷擴充，但隨著清朝由盛而衰，存穀亦逐漸空虚以致於枯竭。 二、常平倉功能之一：平糶清朝各地方政府運用常平倉存糧以調節糧價波動的辦法主如果“平糶”。早在順治十七年（1660）就有平糶的規定：“常平倉穀，春夏出糶，秋冬糴還，平價生息，務期便民。”11换言之，大体的辦法是春糶秋糴，以平抑季節性之糧價波動。在最初，政府平糶的價格是依照市價，例如康熙三十年（1691）的規定是：“每一年三四月照市價平糶。”12可是，碰到災歉的時候也有减價平糶的情形發生。13後來，减價平糶的臨時办法也逐漸制度化，於是，乾隆七年（1742）規定：“成熟之年，每石照市價核减五分；米貴

6、之年，每石照價市價减一錢。” _10 補修徐溝縣志（1881）2：22a；交城縣志（1882）3：10b；續修曲沃縣志（1880）15：3ab；翼城縣志（1881）9：37a；太平縣志（1882）2：1a2a；汾西縣志（1882）2：4b5a；永濟縣志（1896）5：40a；榮河縣志（1881）3：26b；續猗氏縣志（1880）上：43a，長治縣志（1894）3：14ab；長子縣志（1882）4：8ab；屯留縣志（1885）3：16b18b；襄垣縣續志（1880）9：31ab；潞城縣志（1885）2：31ab，壺關縣志（1881）上：21ab；續高平縣志（1880）7：1b2b；平定州志（18

7、82）9：36b；忻州志（1880）17：3a；代州志（1880）5：12ab，安邑縣續志（1880）1：15ab；夏縣志（1880）4：11b12a；芮城縣志（1881）1：11a；絳縣志（1880）5：22ab；沁源縣續志（1881）1：武鄉縣續志（1879）1：32ab。11 大清會典事例275：1a。12 同上。 13 同上，275：1b3a，康熙三十三年，雍正十二年等條。到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進一步規定，减價平糶倉糧，“每石不得過三錢”；若是必須大加酌减，則由各督撫臨時奏請核准。14另外，對於出糶倉穀之數量，雖以存七糶三為原則，在災歉或豐收時也可以没必要拘泥必然的比例。15由

8、以上這些規定可知，清政府對於平糶之規定最初只限於季節性波動之調節，後來才逐漸涉及周期性波動之調節。 我們知道，就清朝物價的長期趨勢來看，十八世紀當中呈現的是上漲的趨勢。16面提到的關於平糶價格之規定，實際上反映了清政府針對物價趨勢而作適應的調整。康熙年間之規定照市價平糶，因為那時物價上漲之勢尚未形成。乾隆初年之規定减價平糶，正是物價上漲之勢已成之办法。另外，其他實例更可證明在糧價過度高漲時，减價可以超過規定。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京師倉米每石市價155兩，而平糶價格為12兩，减價達035兩。嘉慶七年（1802），江西南昌瑞州等地之糧價，按市價之高低（每石2425兩，2628兩，2931

9、兩，3234兩）而有减銀二、三、四、五錢之相對办法。17值得注意的是，嘉慶七年江西之减價平糶表現出糧價愈高，則减價幅度愈大之情形（由低價至高價，别离是8，11，13，15）。18可見乃至在清朝盛世之末，政府仍能適時控制糧價之波動，使之趨於輕微。這正符合我們在初探一文中所作的推测。19當然，這一時一地之情形是不是足以代表整個清朝盛世之情形，頗可存疑，而衰世之情况目前更無實例可援，故整個糧價波動如何平抑之問題尚待故宫檔案資料整理完竣後，才能進一步討論。_ 14 乾隆七年之規定是依乾隆四年蘇撫奏請者，見大清會典事例275：6b7a。至於“不得過三錢”之規定見275：12b；户部則例（1865）16：

10、13b，將這些規定併在一條，未註明年份。 15 詳見户部則例16：12a15b。 16 Yeh-chien Wang, The Seculare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Vol. V. No. 2（1972）, p. 362. 17 大清會典事例275：9b，15ab。18 這些數字是由02245008，0533015而求得。19 初探，頁12。至於以常平倉穀平

11、抑周期性糧價波動之實際情形，可以由平糶頻數及所用糧米之來源作一個可能的觀察。根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自康熙三十三年至光緒三年（16941877），經過奏准的平糶事件共計九十七次。這些事件因為都是特别經過奏准，所以可能是代表著常例之外的周期性波動之調節。在九十七次中，標明以各地方常平倉穀平糶者共六十三次，还有六次是由同一省份其他州縣之倉穀撥來平糶。這兩頊合計，則以常平倉穀平糶之次數共為六十九次，佔總平糶次數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他二十八次，則或截撥漕糧，或撥款赴豐收之鄰省採買，或撥京通各倉存米，或勸捐集貲購糧，種種辦法皆用以補充常平倉平糶功能之不足。20尤可注意者，在咸豐以後（1850年以後），十五次

12、平耀中僅有六次是用常平倉穀。换言之，在清季，常平倉發揮調節周期性糧價波動之功能已經大不如前了。 三、常平倉功能之二：出借 常平倉穀除用於平耀以調節糧價波動外，另一頊功能是出借給農民作為籽種口糧，以解决一部份青黄不接時農村發生的困難，並達到倉穀出陳易新之目的。一般的辦法是春借秋還，還時加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即借一石收息一斗），歉年則只收穀本而不收息。21至於每一年出借的倉穀是多少?出借和平糶是不是同時舉行呢?官書上没有明確的條款，但地方志中有若干記載。例如，山西陝西有些地方志說，常平倉在穀貴時存七糶三，在價平時存七借三，加一收息，收成在七分以下之年免息。22可知，以常平倉穀出借或平糶，大約是各地因

13、時制宜的，總是用每一年必需出陳易新的部份（約為儲量的百分之三十）來舉辦。 20 詳見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七五。 21 官書申明文規定之記載，見大清會典事例276：3ab，乾隆二年條。 22 山西的壺關縣志（1770）4：lOa；介休縣志（1819）4：10a；忻州志（1747）2：49a；陝西的咸陽縣志（1751）3：10ab，常平條規中亦言及存七出三。出借的倉穀是不是都能如期收還呢?我們從地方志中固然搜集到一些常平倉出借倉穀收息的記録（如表二所列），這些事件並不算多，而且大部份是發生於乾隆年間。除這些直接的證據外，若干間接的證據似乎也暗示著，出借倉穀的辦法並未運行得很好。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

14、58）一次諭令中說：“若不如期催領完納，而以舊欠作新領，則出借之項，年復一年，不肖胥役從中影射，日久遂致無著，大非慎重儲積，賑恤困倦之意。嗣後各督撫務當實力奉行，除緩徵州縣外，所有民欠倉穀，令依限還倉。”23 另外，從蠲恤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乾隆四年至六十年（17391795），蠲免民欠倉穀的事件共十九次，而嘉慶以後，蠲恤事項就再也不包括民欠的常平倉穀。24顯然，在乾隆年間，民借倉穀就已經常未還倉，故嘉慶六年（1801）就决定：“各省常平倉穀，如遇災歉必須接濟之年，仍查明果係農民，按名平斛面給。其無災年份，概不准出借。”25這項决定終止了常平倉在平時發揮借貸的功能，而只能在災荒時救濟貧窮的農

15、民。山西通志荒政記詳細列出嘉慶道光年間以倉穀貸给災民之事蹟，共達十四次，可以佐證上述之决定。26以常平倉穀借給農民，其大体精神與宋朝王安石的青苗法是類似的，就是要解决短时间農業資金需要的問題。不同的是，在青苗法之下，農民償還貸款必須易穀為錢，無形中加倍重了利息的負擔，因此蒙受反對而不能實行下去。27那麽，清朝以常平倉穀出借，借穀還穀，利息亦較宋朝青苗法為低，為何還是無法行之久遠呢?這個問題牽涉到的是地方行政效率。例如，在表二列出的例子中，只有曲沃縣在1755年和1756年的出借收回完全清楚，其他則都是含糊的“歷年”數字。也許這是地方志編纂者選擇史料之缺失，但各地方政府的原始資料（如縣册、采訪録

16、等）是不是维持完全也是頗有疑問的。除由記録缺陋而反映出行政效率之問題之外，清朝各地方之行政效率，既然操之於胥役之手，可能是因地而異或因人而異的。這個問題似可專文討論，在此從略。 23 大清會典事例276：8a。 24 同上，266：2b、12ab、12b13a、14b15a、17a、20a、21b、21b22a、24a、24b、25a、26a、30b31a、31b、34a、39b、40a、40b41a各條。嘉慶以後之蠲免事項見卷二六七。 25 同上，276：16b。26 山西通志（1892）82：7b8b。27 初探，56及附録二。四、常平倉功能之三：賑濟常平倉的第三個功能是在嚴重災荒時，以倉

17、穀賑濟災民。順治十七年（1660）的規定，除平耀外，又說：“如遇凶荒，即按數給散災民貧户。”28積穀以備荒歉引发的周期性波動是政府設立公共糧倉的重點，其道理在初探一文中已經討論過了。29在此，將略就所掌握的资料來探討在嚴重災荒時，常平倉之賑濟功能。_28 大清會典事例275：29 初探11。大清會典事例記載賑飢的篇幅長達四卷（271274），其中特别指明動用倉穀的事件列於表三。這些事件在清朝賑饑活動中佔多少分量是很難估計的。可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嚴重災荒時，僅賴常平倉穀是不足以救濟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光緒初年的大旱災。光緒二年（1876），直隸開始發生旱災，當時動用倉穀設立粥廠或查户放賑的地方有大

18、名（1 950石）、元城（2 009石）、灤州（8 000石）、長垣（2 130石）、平鄉（1 200石）、慶雲（315石）。30次年，旱災擴及山西。山西各地方志對於動用倉穀賑災的情形頗有記述，表四所列即是當時動用的倉穀與常平倉額儲量的比較。在二十五州縣中，除四縣的動用穀數不明之外，其他二十一州縣動用倉穀佔常平倉額儲的比率，最少的佔21，最多的佔90。可見常平倉儲穀量雖不足以救恤大災荒，但在災荒初生之時，至少還能濟急於一時。31_ 30 畿輔通志（1884）108：4320。 31 參見山西通志（1892）82：19ab，賑册。常平倉賑濟功能之限度，主要在於倉存量不足以應付嚴重的災害。清朝賑災

19、早就有以銀代穀或銀米兼放的情形，而乾隆四十一年（1776）更正式規定了各省折賑的定價。32如此，災民若要以政府賑给的銀子買米，便要依賴民間的存糧或商人之販運。災情嚴重時則往往需賴外地之接濟。 五、其他公共糧倉 除常平倉外，清政府為調濟地區間糧食的流通，另外設立了幾個特别的糧倉，别离叙述於下： （1）河南漕倉：河南漕倉興建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當時在河南府（洛陽）成立倉廒293間，並在沿汴水和洛水周围的祥府、中牟、汜水、鞏縣、澠池、偃師、陝州、靈寶和閔鄉等地建倉71問，共計倉廒364間，收貯漕米465 682石，其中以235 682石收貯於河南府，以230 000石收貯於其他各地。以河南府

20、為重心，因為該地“居數省当中”，而且近便山西陝西。河南漕倉之主要目的就是為“賑濟山陝之需”而設。在平時，漕倉的存穀“每一年於青黄不接之時，出陳易新，照依三分之一，借给農民，秋後還倉。”33换句話說，河南漕倉的功能是以防備鄰省的週期性波動為主，而以調節本省的季節性波動為輔。 至於河南漕倉儲量之變動如何?乾隆十三年（1748）儲穀775143石，則較上述康熙四十四年之數，增加了66。34可是，乾隆十三年之數可能是一個頂點，因為根據户部則例所載，河南漕倉額儲穀總計是697 000石。35（2）安徽裕備倉：安徽省的裕備倉設立於乾隆四十二年（1777）。在鳳陽府之壽州、鳳陽、鳳台及穎州府之阜陽、颍上、霍

21、邱、亳州、蒙城、太和等九州縣别离收儲豆、麥、雜糧共二十萬石，目的在於“備鳳陽泗州二屬災賑之用”。平時則亦照常平倉之例糶易。3632 大清會典事例272：6ab。33 大清會典事例192：2b3a。34 同上，192：5b。 35 户部則例18：31b32a。 36 大清會典事例192：7ab；户部則例17：4a；18：33b34a。 （3）江寧倉：江寧倉於康熙年間存儲捐米，康熙四十三年（1704）存穀達87 000石，因恐久儲浥爛，决定照常平倉之例，每一年存七糶三，秋成買補。37到了乾隆十三年，江寧倉儲穀僅12 000石，顯然减少了很多。38 （4）臺灣倉：臺灣倉之設立是專為接濟福建之需要。雍

22、正四年（1726）以正項錢糧運米十萬石於邊海地方建倉備儲。雍正七年（1729）又以官莊存米之價銀73 400餘兩採買。到了乾隆十一年（1746）更决定以四十萬石永為定額。而乾隆十三年實存396 716石，與定額頗為接近，可見當時確曾盡力使存穀足額。39 （5）廣西備貯廣東穀（或稱備東穀）：乾隆二十四年（1759）决定：廣西在常平倉額穀之外，另於桂林、平樂、梧州、潯州四府加貯穀十萬石，以備廣東平糶之用。原來廣西所產之稻米有餘，一贯藉商人之販運而接濟廣東。乾隆二十三年（1758）因米價昂貴（地方官將原因歸諸於商販居奇）而撥廣西常平倉穀十萬石接濟廣東。事後經地方官奏准成為定例，於是，廣西在常平倉原額

23、外加貯十萬石作為備東穀。乾隆三十五年（1770）曾略為調整存穀的地點，但數額不變。40 以上所述河南漕倉、安徽裕備倉、江寧倉、臺灣倉和廣西備東穀都是特為調濟地區間之需要而設立之倉儲。它們都在常平倉系統之外，但運行的辦法則類似。另外，還有浙江永濟倉、玉環同知倉及廣東廣糧通判倉也是在常平倉系統外的糧倉，皆因地制宜而設。至少在乾隆十三年時，這些糧倉皆有相當數額之存糧。41以上所述是政府設立的糧倉。至於民間設立的則有社倉和義倉。社倉和義倉雖說是由民間自己管理，因為每一年要報官查竅故實具有半官方的性質；乃至在陝西和廣西兩省，社倉之穀本是由常平倉撥出，更可說是完全屬於官方的性質。以下就討論社倉和義倉及其補

24、助常平倉之功能。_37 大清會典事例192：2ab。38 大清會典事例192：39 同上，192：3a、3b、5ab、6a。40 廣西通志（1800）162：2b3b。41 大清會典事例192：6a。清政府對於社倉和義倉之規定最先在康熙十八年（1679）。當時决定由“地方官勸諭官紳士民捐輸米穀，鄉村立社倉，市鎮立義倉”。42可見社倉和義倉的主要不同是在於所在地 42 大清會典事例193：15a。有鄉村和市鎮之不同。可是，這個定義並不是绝對的。實際上鄉村或市鎮之界限並不嚴格，有些地方設在市鎮的也稱為社倉，有些地方設在鄉村的也稱為義倉。無論名稱之互用，社倉之管理辦法是：“春則支借，秋成還倉。設正副

25、社長司其出纳，每歲報該管地方官查核。”43至於收息之規定，據雍正二年（1724）定例是：“每石收息二斗，小歉减息之半，大歉全免其息，止收本穀。至十年後，息已二倍於本，止以加一行息。”44由這項規定可見，由康熙至雍正，其間社倉之成立並未普遍，才有十年後减息之預先規定。可是這“十年後减息”之辦法，似乎並非按各地社倉成立之年份起算。例如，雍正十三年（1735）雲南成立社倉，就採用“加一還倉”之利率。45總之，百分之十的利率不僅是常平倉也是社倉通用的收息標準。 社倉的本穀於每一年青黄不接時出借，以輔助常平倉，其息穀在乾隆年間曾作為地方水利建設之資金。例如，安徽、山西、福建、江西和湖南等省的社倉息穀已積得相當多（如山西458 700石，江西323 856石），因此别离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四十年（1775），四十四年（1779）和四十六年（1781）奏准，以大部份的息穀糶賣，變價所得之銀兩存布政司，以作為地方民田水利之用。46一省之息穀能够積至三四十萬石，可見那時社倉辦理得相當有成效。至於社倉（或義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