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转中国都市文学的梦想与纠结Word格式.docx

1、在都市，他们不仅看到了人类创造的新的奇迹，而且在新环境中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都市对人们来说，繁华、五光十色、富有创造能力。在中国，都市化实际上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虽然这里包含着一种很大的误解。而就后者来说，在都市生活的人总是把乡村想象为“世外桃源”，尤其当他们厌倦了都市的喧闹，或者在激烈的竞争中由于疲于奔命而身心交瘁，或者对都市中人情的淡漠、人性的扭曲已感到不可忍受时，至少在精神上他们会希望向乡村的田园生活回归，他们希望在乡村再次寻回恬静，寻回淳朴的感情和优美的人性。现代文学中持续不断的“乡土小说”和当代文学中的“寻根文学”，就明显地表现了这一倾向。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生

2、活中这种都市与乡村的对峙，正是这种对峙，使中国都市文学拥有了自己明显的特征。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都市与乡村的某种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使得中国都市文学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因此，中国的都市文学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不同的文化氛围和地域气候中，会有不同的风采。就此来说，在世界文学格局中来探讨中国的都市文学创作，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既古老又新鲜、既具有世界性又带有中国特殊性的文学现象，它所表现出的一切，包括在丰富、生动、创新之另一面的幼稚、浅薄和饥不择食，都无不具有自己独有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拥有强大的生命活力。都市文学，或者说一种强烈的求变、创新与异类的文化倾向和样态，作

3、为中国20世纪以来文学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或一个鲜明特色，进入21时期后，呈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急速爆发性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文学领域中，从王安忆、张爱玲的作品，一直延伸到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清末民初的情色小说，一再成为人们追逐和探讨的热点，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中国的沿海地区，其都市化的速度是惊人的，似乎是在一夜之间，许多小镇、渔村变成了都市，田地上盖起了工厂，农民打起了领带或者穿起了工服，随之而来的有“迷你裙”、牛仔服、酒楼和会所，以及“卡拉OK”、美剧韩潮、网聊网购、微博微信、社交圈子等，当然还有吸毒、宿娼、赌博、性病流行、假冒伪劣、环境污染等各种城市病出现等，这些洞悉不

4、断刺激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但是，无论有多少不适和负面效应，都市依然承载着大多数中国人对未来的希望，是大多数中国人渴望已久的“梦想之地”，刺激着他们的欲望和想象，寄寓着他们的文化渴望和心理需求。所以，直到21世纪，陈丹燕还如此定义20世纪初的上海：“一九三一年的上海，是一个血色鲜活的少年，每天都在长大，每天都在接近梦想，让所有看到他的人都说，他的前途未可限量。”1实际上，在新一轮都市化大潮中，很多作家在重温和继续建构这种都市梦，只不过这是一个百感交集的过程，在不同作家笔下，有不同苦辣酸甜的文化体验。这是一种独特和奇妙的都市化过程与文化建构方式。这不仅表现在它直接给中国人带来了希望和

5、实惠，而且因为它发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中国人民既经历了长期精神和物质双重匮乏的压抑，又饱受了用“农民式”的指导思想来搞城市建设的苦楚。经历过多次“回到农村”的磨难，中国形成了不顾一切向现代化和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潮流。正是在这一民族精神历史转变的节骨眼上，都市文学吸引了学术界的眼球，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目，其本身成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符号与标志，都市文学在中国也获得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崛起机会，因为它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两方面都有基础。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作为文化和精神意识的一种展演方式，无疑也获得了一次新的历史机会，在都市化生活过程中重新塑造自己，并由此来张扬自己的声势和个性。上海无疑是中国都市

6、文化和文学的一面重要镜子，这不仅因为上海是中国最早崛起的都市，并呈现了国际化的文化形态，而且因为其蕴含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承受了历史冲突和有了文化担当。二 大流转：中国都市文学的纠结与张力显然，这种大流转不仅为中国都市文学提供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为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大变革创造了历史语境和奇迹。那么，中国都市及都市文学的这种显著特征又是如何呈现的呢？纠结。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中国都市，主要是指近代以来崛起的都市，就精神文化层面来说，无论其位于何处，都如同两种或多种社会文化潮流与线索在中国地理版图上打的一个“结”，凝聚着新与旧、中与西、乡土文化与都市文化、雅与俗、

7、农耕意识与商业精神、全球化与地方性、国际体系与帮会规则等领域及层面的矛盾和冲突。当然，其中也充满和孕育了机遇、希望和创新，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开辟了新的方向与空间。这种纠结既是各种新的文化聚集、交流和创新的枢纽与平台，又有可能形成一个社会拥堵、文化对立、腐水不流、黑帮骗子云集、权钱交易、强人相互血拼的场所。尤其就精神文化层面来说，都市很有可能形成某种难解难分的情结，形成各种不同思想领域、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对立与隔绝，甚至造成难以弥合的心理分歧与裂痕，犹如身体上的“瘀痈”，导致整个社会文化经脉不通、血管堵塞、气血不畅，最后导致历史用开膛破肚、伤筋动骨的暴力方式疏通经脉，以避免整个国家和民族文化

8、肌体“坏死”。就此而生，中国都市文学似乎一直在面对这种纠结，试图以艺术的方式打通这种郁结与隔离。例如，早期的都市文学多是在妓院等娱乐场景中展开的，这些地方不仅是传统道德与商业文明交会的地方，而且活跃着各种不同文化因素，为不同的人性选择提供了空间。20世纪以来，中国都市文化的变迁已经经历了如此暴烈的洗礼，而都市文学也随之不断在纠结和转型中发展。例如，张爱玲之所以推崇韩庆邦的海上花列传，就在于其故事发生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是中国都市化语境中的人性镜像，因而是“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来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2她还对上海人有过以下评述。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

9、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3这里不仅依然怀揣新旧之间的纠结，而且透露了一种强烈的突围意识，即从传统好坏观念中超越而出，在都市的生存环境和语境中获取文学的生机和魅力。当然，这种都市文学的纠结不会因为张爱玲的一番话就烟消云散，百年甚至千年积累的新旧、中西和社会贫富差异的冲突、对立和隔阂，也不可能仅仅通过艺术方式加以化解。这不仅由于当时中国的都市化进程刚刚起步，尚任重而道

10、远，中国文学依然在各种新旧文化因素挤压中顽强求生，而且由于中国人，包括中国作家，无法摆脱这种纠结和困局，不能不以一种“不甚健康的”“奇异的智慧”来应变，来进行文学书写和批评。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中能够点石成金的钱锺书在围城中关于主人公方鸿渐身世的介绍很有意思。他虽然现在二十七岁，早定过婚，却没有恋爱训练。父亲是前清举人，在本乡江南一个小县里做大绅士。他们那县里人侨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种行业的十居其九：打铁，磨豆腐，抬轿子。土产中艺术品以泥娃娃最出名；年轻人的大学，以学土木最多。铁的硬，豆腐的淡而无味，轿子的容量狭小，还加上泥土气，这算他们的民风。就是发财做官的人，也欠大方。4透过这种叙述的语气，我

11、们就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中国都市的独特体味和感受。至于钱锺书对上海人的评述，就更有意思了。他先引用了波德莱尔的一首诗，并谈了自己的感受，然后写了如下一段，笔者试译如下。如同“北京人”更能代表过去的中国人一样，“上海人”似乎体现了中国人的现在时，但是，谁知道呢？或许更能代表未来也说不定。而在当下，在中国文学中，“上海人”似乎成了巴比特式人格5的代名词，精明，讲究效率，自傲，还有点粗鲁。他事事求全，有一种健康的天真的灵性。财神之上，一切都可以用钱搞定！正像诗中所说，上海人是天生的，不是做出来的。但是，不是所有生活，甚至死在上海的人，都能够获取上海人资格的，例如，像我们这些穷记者可能就没资格获得这个美誉

12、，声称自己是上海人。还有结对成群的草莽大众，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人仅仅只是谋生糊口而已，他们不适应上海，上海也不待见他们。我还知道，很多人尽管在上海呆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是最终还是这块土地上的陌生人。6这篇最先发表于1934年英文杂志中国评论（China Critic）上的文章，依然保持着那种独有的嘲讽口吻，用一种模棱两可、欲盖弥彰的话语方式，揭示了中国都市文化和都市人的尴尬处境。按照钱锺书的逻辑，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对“海派”文化及其文人的反感和抵牾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他一直在声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一直不能不忍受都市生活带来的歧视和压力，因而也一直对自己家乡湘西怀抱一种近似乌托邦的

13、向往之情，如果他住在上海，那也注定一辈子都是异乡人，他不可能完全接受和认同都市的文化观和价值观。因此，他对“海派”文化及其文人做了如下评价。“名师才情”与“商业竞买”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般人却模模糊糊的。且试为引申之：“投机取巧”，“见见风使舵”，如旧礼拜六派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到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弟子，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义的左倾，勇如狮子

14、，一看情形不对时，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7沈从文原本在文坛也算是个平和低调之人，素以谦逊为人，何以对“海派”如此尖刻，有如此的愤懑？这当然不单单是个人性格爱好所能解释的，背后还有深刻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缘由。于是，在中国都市文学书写中，都市本身就不时表现出一种文化异类，甚至“怪兽”的意象。茅盾子夜中的上海就是例证，吴老太爷从乡下来到上海，迎接他的不仅是“子不语”的怪物汽车，而且有他完全不能接受和适应的都市景观。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地又没有了；光秃秃的平

15、地拔立的路灯杆，无穷无尽地，一杆接一杆地，向吴老太爷脸前打来，忽地又没有了；长蛇阵似的一串黑怪物，头上都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啵啵地吼着，闪电似的冲将过来，准对着吴老太爷坐的小箱子冲将过来！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都抖了。8这种对都市的恐惧和反感，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文化的。不仅被刻画成冥顽不化的吴老太爷是这样的，而且很多接受了新思想，甚至游历过欧洲的文化人，也有类似的情结。于是，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这样一种作家、艺术家的大流转：他们最初通过各种渠道受到了新思想的感召，由于不堪忍受乡土文化的封闭、偏狭和家族制度的压抑，纷纷从中国乡村的四面八方云集到上海、广州、北京、武

16、汉等都市，寻找新的人生归宿和精神家园。但是他们的身世、人生阅历和文化构成并不能完全接受及融入都市生活与文化，都市也并不能容纳他们，结果就使得他们失业、失落、失望、绝望，天堂成了地狱，昔日理想的激情变成了现实反抗的愤怒，最后促使他们逃离都市，走向内地，走向乡村，走向延安，走向革命。这种作家、艺术家的大流转，同时也构筑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大流转，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独特的流向和景观，构成了新文学从乡土到都市，再从都市到乡土的循环往复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学史上的“复调”或“双重奏”现象。就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来说，我们甚至可以勾画出这种大流转的几个重要时间节点：20世纪初，作家和艺术家走出乡村或乡

17、村、走向都市；20世纪30年代，在时代变局中，作家、艺术家，特别是新一代作家、艺术家开始被迫脱离都市，走向边缘、乡村和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作家、艺术家又回到都市；20世纪60年代前后，由于各种政治和经济原因，作家、艺术家再次主动或被迫离开都市，走向边缘和乡村；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作家、艺术家重归都市。三 都市是否终结？关于“看不见的城市”的传奇显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作家有不同的选择和体验，而每一次流转的历史语境和状态都有自己的特点，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同的印记。例如，20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就与前辈作家有不同的体验，如沈从文、巴金、丁玲、萧红、萧军等，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以不同

18、的方式选择和体验了这种文化历程，其命运几乎都与这种大流转息息相关。就拿丁玲来说，其整个人生就在大流转中度过，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她20世纪20年代末从湖南乡村来到上海，经历了“革命+恋爱”的文学历练；不久就踏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路程，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49年后来到北京，俨然是都市的新主人，但是不久就被打成“右派”，再次流落到东北农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又回到北京。此时的中国已经开始了新一轮的都市化浪潮，大批农民工从乡村浩浩荡荡进入城市，都市文学也逐渐更加引人注目。正是在这种大流转中，都市文学形成了一种漫延之势，不仅不断越过都市的边界走向乡村和原野，而且不断消融城乡之间的界限，

19、不断消解自己原本的面貌与特点，因为作家大流转、文学大流转背后是文化的大融合。在这种大流转中，都市本身成了多元化的“万花筒”，成为各种人群、物质、信息、爱好和精神需求交接与沟通的平台及场域。在这种语境中，不仅有“都市中的乡村”，而且有“乡村中的都市”，有各种族群和文化的停靠站与栖息地，自然也有万象更新的“熟悉”和熟视无睹的“陌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大流转不仅表现在中国的城乡之间、中心和边缘之间、各个不同的地域之间，而且表现在不同人群之间、不同场域和领域之间，迅速跨越了国界，蔓延到了世界各地，形成了一种跨国界、跨文化的大流转，迅速融入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信息的大流转。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都市

20、形态已经开始瓦解和消失，都市文学实际上正在面对一座座“看不见的城市”。这也是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年）一部小说的题目，中国作家王小波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它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后来评论家张定浩在评论王小波作品的时候，再次提到了它。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短文，在里面他谈到看不见的城市的写法：“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是这么个故事：马可波罗站在蒙古大汗面前，讲述他东来旅途中所见到的城市，每一座城市都是种象征，而且清晰可见。看完那本书做了一夜的梦，只是一座座城市就如奇形怪状的孔明灯浮在一片虚空之中。一般的文学读者会说，好了，城市我看到了，讲这座城市的故事罢对卡尔维诺这个无所不能的

21、头脑来说，讲个故事又有何难。但他一个故事都没讲，还在列举着新的城市，极尽确切之能事，一直到全书的结束也没举完。”9为什么卡尔维诺列举了那么多城市而不讲城市的故事呢？这是个问题。显然，卡尔维诺是在讲一个“无形的城市”的故事，是在表达对都市的一种综合感觉，其具有无限的绵延性和可能性。换句话说，“无形的城市”比实体的、物质的、看得见的城市更加广阔幽深，更加有文化内涵，更加有魅力。由此可见，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不仅是一种想象，而且是一种预言和象征。如今的都市已经远远不再是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而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无处不在、无处不到的信息网络、互联网平台、远程交流、川流不息的空中走廊、跨越国境

22、的物流商贸等。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城市，无论你在何处、在干什么、需要什么，城市都围绕着你，不肯离开你，把你纳入其中。它不仅为都市文学的崛起创造了机遇，而且给文学本身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提出了挑战（否则卡尔维诺为什么不讲故事了呢？）。关于这种挑战，王蒙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四条：第一，在一个世俗化、正常化、务实化的社会里，文学渐渐靠边；第二，现代的信息艺术特别发达、特别方便，而视听技术，你只要有视觉、有听觉就可以欣赏，可以不动多少脑筋；第三，网络的发达使人们慢慢地不用拿着书看了；第四，和网络同时产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众化。10王蒙在这里并没有提都市及都市文学，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挑战都是由都市产生的

23、，而且绝不仅仅局限于“看得见的城市”。相反，“看得见的城市”正在全球化的大流转中逐渐走向终结，正像数不清的既定逻辑、观念、思想、概念、话语随着时空变迁注定要成为“古董”和“遗产”一样，旧有的都市的疆界也会从人们的意识世界中消失。就此来说，中国都市文学的转型特点就显得特别明显，就是从“有形的城市”向“无形的城市”转移。前者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紧紧追随都市化大潮的文学作品。它们敏感于都市生活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及时并且尽情地表现立交桥、灯光夜市等新气象，表现女老板、公关小姐、经济强人等新人物，着力之处在都市的新奇魅力。第二个层面是表现都市化过程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的作品。这些作品突出

24、的是社会生活和人物身份的“转型”，人们如何从旧的文学形态中解脱出来、如何接受新的生活和新的身份，许多知青作家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三个层面是关注于都市生活中的人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的作品。它们主要表现的是人本身，想在都市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生存的意义。当然，不能不说，这三个层面的文学创作基本勾画了中国都市文学的基本镜像和脉络，但是最终都会被淹没在无边无际的“看不见的城市”的风景中，因为只有融入这种无穷无尽的城市长河、消弭了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之后，化有形的城市为无形的精神文化语境，都市的真相才能真正向文学展现。正像红楼梦中贾宝玉告别红楼和梦幻一样：“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

25、干净！”那么，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都市文学将会走向何方，书写一种什么样的传奇呢？这时，都市或许不再是勇往直前的“欲望号街车”，也不再是繁花似锦的天堂，而只是在想象中挣扎、在空虚中创造的文化追梦者和思想流浪汉的集散地，作家无非在借助一切新奇、魔幻和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创造一种介于现实与非现实的意象世界。他们至少不再为都市骄傲，而俨然是“看破红尘”的边缘人，不可能对都市生活仍然怀抱某种“黄金美梦”，并且情愿为它痛苦，经受心理磨难，情愿自己用艺术的剪刀一下下把它剪成碎片，撒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留下来的或许只是人类走向未来过程中被撕裂的精神碎片，这些碎片中或许有以下这样的片段。十七岁那年，我父亲出走的

26、纪念日，我在大学的宿舍里开始创造一种两个人的语言。当我恋爱时，我与我的那一位，要用这种语言交流。除了我们，任何人听不懂。我在创造这套语言的过程里，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当然，我也没有谈上恋爱，我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用着自己创造的那套语言讲。别人都说我是疯子，他们知道什么！疯子才会真诚。有一次我在火车站候车室里，看见一位从精神病院里逃出来的女疯子，她非要说她边上的男青年是他的恋人，男青年和他的家人只是笑，周围的人也是笑。她也不急，只是十分肯定地说，他就是我的爱人，不信，我俩抽血化验。11尽管这不是都市的全部，但是它暗示了一种属于都市的精神欲望，这就是无时无刻不在企图逃离既成的规范，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创造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这是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最后，我还是想说一句，中国都市文学最大的看点就是“百感交集”，它可能是作家、艺术家尽情戏耍和享受的有形的“大观园”，也可能是卡尔维诺无形的城市中的梦游者。-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