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维画的品评在唐代并不是最高的,唐朝名画录把吴道子、李思训、张?b列在神品,而把王维放在妙品,与李昭道并肩,可见他的地位在唐代不如吴、李、张三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论画山水树石中,对于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叙述,指出几个阶段以及有关的标志性人物:“山水之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树石之状,妙于韦偃,穷于张通。”在介绍了这些阶段和标志性人物后,才说到“又若王右丞之重深,杨仆射之奇赡。朱审之浓秀。王宰之巧密,刘商之取象,其余作者非一,皆不过之。”张彦远把王右丞放在后世不知名的杨仆射、朱审、刘商等一列,而极重吴、李、张、韦诸家。更认定王维的设色为“重深”,又说他指挥工人布色的画:“原野簇或远树,过于朴拙,复务
2、细巧,翻更失真。”这都是贬辞,是以说明王维在唐代绘画美学理论家的心目中地位不高。因此,俞剑华认为:王维在画界的地位,在唐、宋、元以及明代中期也都不甚高,并无成宗作祖的资格。到了董其昌,始尊为南宗文人画之祖。而徐复观则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从宋代就已经开始有对于王维画的开始推崇。但不管怎么说,王维在唐代画史上的地位低于吴道子和张躁,还不算最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到了北宋,文人画兴起,王维在画坛上倍受推崇,其地位超过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苏轼在那首著名的题王维、吴道子画中云:“吴生虽妙绝,尤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问言。”以苏东坡在北宋文
3、坛地位,以及他对书画的高超见解,和作为宋代文人画理论的开拓者身份,由他道出王维更高于吴道子的话来。对于宋代士大夫和宋代绘画的影响自然是无人可及的。而与此相随,王维的地位和影响的上升,也就是很自然的。沈括图画歌评价了许多画家,而对于王维则给予极高评价。诗歌一开头就说“画中最妙言山水,摩诘峰峦两面起。李成笔夺造化工,荆浩开图论千里,范宽石澜烟树深,枯木关仝极难比,江南董源僧巨然。淡墨轻岚为一体。”在上面几句诗中,虽然没有分宗立祖的意味,但他对王维的推崇之情却早已溢于言表了。宣和画谱卷十对王维更是推崇备至,谓“至其卜筑罔川,亦在图画中,是其胸次所存,无适而不潇洒。移志之于画,过人宜矣后来得其仿佛者。
4、犹可以绝俗也。正如唐史论杜子美,谓残膏剩馥,沾丐后人之意,况乃真得维之用心处耶”。以诗圣杜甫的诗比王维的画“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得王维画“仿佛者,犹可以绝俗也”。从这可以看出,王维的地位已经被推崇到了无法在高的程度可以和诗圣杜甫相媲美了。二、宋人推崇王维的原因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宋太祖赵光胤有鉴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割据、武人跋扈,从一开始就实行崇文抑武的政策,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通过“杯酒释兵权”,开始了由武人专权向文人治政的转换,并言下誓规,“不欲以言罪人”,“不杀士大夫”且“优待文士”。自此,重文轻武,成为宋代一项长治国策。如果说唐以前的历史成就以武功彪炳于史册,那么,宋代正是有名的文治
5、盛世。宋太宗曾对宰相李肪等说“天下之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众,以副任用。”明确表明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宋太宗即位后,一次贡举取士就达五百多人。正是由于宋代的“文德政治”。士大夫阶层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隆盛时代,其现实境遇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提高,直接促进和刺激了他们在心理、精神面貌的多重变化。唐代以前,绘画主要是工匠之事,且地位低下,文人士大夫虽有所染指,但为数很少。唐太宗时官至右相的阎立本,曾以“画师”之名为耻。有一次,太宗和众臣在游春苑泛舟时下令召其描绘。宫人传呼“画师阎立本”,立本时任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青,目瞻坐宾,不胜愧赧。退戒其子日: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
6、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此事表明士大夫在观念上还是把绘画看作为人服役的匠师手艺,地位卑下,所以自己就感到羞耻。到了宋代,随着士大夫阶层人数急剧增长,文化素养普遍提高,多才多艺成为士大夫的一个普遍特征。对于绘画之功用,郭熙在林泉高致开篇便开山明意道出“世之所以贵画山水之本意”在于“快人意”。他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首先对君子喜爱山水画的理由做了如下陈述,他说:君子之所以爰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鱼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直以太平盛日,君亲之心两隆,苟洁一身,出处节义斯系。然则
7、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混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在这里,追求山水,归心自然是人之常情,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是发乎于内心的(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深受儒家经世精神浸染的士人们更在于积极出仕,实现抱负,这不仅是士人们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他们匡时济世,成就“大我”的唯一途径,优美的山水画正是对人们出仕之后“尘嚣缰锁”、令人厌倦的贵仕生活的一个丰富,一个补充,它不仅成就了君子的人生理想,解决了“尘嚣缰锁”与“林泉之志”之间的矛盾,弥补官宦生活中的不足,而
8、且引起人们对山林的回忆与联想,足不出户的就可以从自然中得到美的享受。而又不违“君亲之心”,这也是“太平盛日”山水画兴盛的原因,也是君子喜爱山水画的理由。至于“白驹之诗、紫芝之咏”的隐居生活,那皆是士人们不得已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是无可奈何的逃避,是忘却忧愁、解脱人世的途径。绘画成为“翰墨之余”的消遣。这就使得传统美术,尤其是绘画的技能素质和艺术追求发生新的变化。改变了传统对于绘画的观 念和对绘画的功能认识,以绘画的创作和鉴赏来陶冶性情成为主流。苏轼在书朱象先画后一文中说“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日: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昔阎立本始以文学进身,卒蒙画史之耻,或者以是为病
9、。余以为不然。”在苏轼看来,重要的不是在于是否从事绘画而被人视为画工加以轻视,而在于绘画的目的。以绘画为进身之阶不免被人以画师使之,失去了个体自由。如果是“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只以“画以适吾意”为目的,则不仅获得了个体的身份自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获得了生命的自由、愉悦。“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就是要求看画要看象外之意,不能只看画的像不像。看文人士大夫的画,只要“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就好,不能像画匠那样,“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士大夫阶层进入了绘画领域,他们师法前辈,更师法自然,继而推崇“人化的自然”,唐代的佛学,宋代的理
10、学,以及唐宋以来的文学都对他们的思想情操、审美观念以及笔墨技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家虽然仍以自然界的事物为描绘对象,但已不是单纯自然事物的再现,其中体现着强烈的情感和有力的人文理想。作品“讲究人性、物态,重情趣,画分谨严,风气肃整,意境悠深,笔墨温润,崇尚平淡天真。不装巧趣,讲究烂漫天成。”力求洗去铅华而趋于平淡素雅,崇尚天真清新的风格,宋人在艺术领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占据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也就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建树。宋代士大夫一方面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受到重视。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的群体。另一方面,他们受到的思想束缚和精神压抑又是非常沉重的。宋代君主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
11、兵变得天下。却深知“文德致治”之理,对文人即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来稳定人心,因此,宋代的考试内容集中于“儒学”,立论须依据儒家经典,不合乎儒家思想者一概不得采用。考试内容的硬性规定,束缚了士人思想的自由。而作为一个以平民为主体的新兴的统治阶层,其文化素养、精神追求普遍具有对自由的渴望与追求,要想保持这种自由,只能脱离仕途要想获得仕途的成就,则必须依附国家的政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而个人的独立与自由也就不得不屈从于此了。因此,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渴望在精神上远离尘嚣就成为普遍和必然的精神需求。在中国传统专制社会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士;
12、率士之滨,莫非王臣”。士大夫的精神家园只能是一个精神的虚幻世界,竹林七贤所隐遁的的“竹林”,陶渊明所心向往的“桃花源”。其实都是存在于“世外”的精神世界之中。古往今来,士大夫都有一种天然的忧患意识,对国家的希望、人生的追求都会在“消遣”中表露出来,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导致人们远离尘嚣,返回艺术之境,并在那里寻觅能够满足自己精神需要的东西,这犹如我们今天,面对沉重的工作压力,紧张的生活节奏,繁复的人事关系,每个人都会感到身心疲惫,这也许就是“农家乐”流行的原因吧!王维的画中体现的洒脱超然、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迎合了宋代士大夫的心灵。体现出安详静穆、闲适优游的气态。作为文人,往往不是以此博取功名,只
13、是用以“娱乐情性”,“自适其乐”,这样就不必迎合世俗的情趣,自己的情趣又清净雅淡。同时,王维博学多才,业余的性质和自娱的目标且非职业画家。这样无疑就暗合了宋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不仅成为一种自我人生的表达,而且直接成为追求诗性生存的一种方式。因此,宋代以苏轼为代表的士大夫,对于王维的推崇,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山水画的影响。而且还是由于他杰出的诗歌成就,更进一步则是因为王维思想与中国文人的相通性。他们或者对国家与人民并不抱有太大的责任,或者干脆放弃功名利禄,用作画来自娱。共同的思想基础,熔铸了共同的审美情趣,从而开创出了中国画典型的水墨艺术风格。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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