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论文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Word格式.docx

1、庄子说：“道恶乎隐而有真伪 ”（3），以真与伪对待。在老子书中，与真字相当的是信。老子云：“信言不 美，美言不信。”（4）与真字意义相同的还有诚，易传云：“修辞立其诚。”（5），诚即真实之义。价值是后起的名词，在古代，与现在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是“贵”。贵字的本义指爵位崇高，后来引申而指性质优越的事物。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也，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6）赵孟之所贵， 指爵位而言。人人有贵于己者，便是人所固有的价值了。价值观的主要问题有二：一为价值的类型与层次的问题，二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问题。价值不止一两个，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真为认识的价

2、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等。一件事物对人有用，可以说具有功用价值。如果对人有用的即有价值，人本身也应该有一定的价值。价值虽有不同的类型，但又必有共同的本质，这即为价值的意义所在。价值更有基本的标准，符合一定标准才能称为价值。此标准何在?这是一个 更根本的问题。这些关于价值的问题都是非常抽象的问题。关于价值的学说是高度的抽象思维，但是我们不能因其高度抽象而否认其重要意义。关于价值的思维对于立身处世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庄子秋水的寓言中设问：“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吾终 奈何?”秋水篇虽然以“夫固将自化”否定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否定不了 的。“辞受趣舍”就包含了价值的问

3、题。人生有无价值?人生的价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价值?这些是每一个要求自觉的人所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人生价值问题也就包含关于真 美善的价值的问题。试以时代先后略述春秋以来重要哲学家的价值观。一、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左传襄公二十四记载：“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立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 废，此之谓不朽。”穆叔即鲁国贵族叔孙豹。所谓太上就是最有价值的。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就是肯定德、功、言都有价值，而以立德为最上，即肯定德的最高价值。这“三不朽”之说对于后人有深远的影响。二、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孔子提

4、出“君子义以为上”（7）、“好仁者无以尚之”（8）的命题，认为道德是至上的。上字和尚字相通，都是表示价值。孔子所谓义指道德原则，义的内容就是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义还是一个“虚位”范畴，而不是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韩愈原道区别了定名和虚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孔子没有以仁义并举（仁 义并举，始于墨子）。孔子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9）“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即不以仁为手段，而以仁为目的。“知者利仁”，是有所为而为；“仁者安仁”则是无所为而为。“仁者安仁”即认为仁具有内在的价值。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内在的价值论。孔

5、子以道德为最高价值，所以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0）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安仁、利仁的情况，仁与生并无矛盾。但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与仁不能两全，便应牺牲生命以实现仁德。在杀身成仁之际，就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把“道”“义”与富贵区别开来，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1）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2）又说：“饮疏食，饮水，同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3）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贵，有“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前者不悖于道义，后者则是“不义而富且

6、贵”。在孔子看来，富贵的价值是相对的，道与义才是最高价值（孔子承认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即肯定等级差 别是正当的，这表现了他的阶级性）。道义与富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孔子区别了义与利，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4）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5），但认为义具有比利更高的价值。孔子以为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其实际意义是认为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更为重要。人的基本的精神需要就是要有独立的人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人格。这就是道德的基本原则。孔子肯定人人有独立的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也志。”（16）有独立意志即有

7、独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伯夷叔齐是“求仁而得仁” ，又说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肯定伯夷叔齐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而不惜牺牲生命。孔子又区别了力与德，他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71）这表现了重德轻力的倾向。孔子也说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18 ）这也肯定了力的作用，但总的倾向是强调德的价值，比较忽视力的价值。力与德的关 系问题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问题。西周末至春秋之时有关于“和同”的评论，史伯与晏子都强调和的重要。孔子亦讲：“ 君子和而不同。”（19）孔子弟子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20）所谓和即多样性的统一。史伯宣称：“夫和实

8、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1）这就是认为“和”是有价值的，“同”则无价值。这种“ 和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个“和”字，到战国时期，被理解为随顺不争之意，其实在春秋时代是指不同事物的结合。三、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墨子与孔子不同，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而最重要的是“用之”。“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22）。“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最重要的。墨子强调“兴天下之利”，他说：“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

9、，除去天下之害。” （23）墨子以利为言论行动的最高准则：“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24）墨子也讲“义”，认为“万事莫贵于义”（25）。而义所以可贵，在于义是有利人民的。他说：“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从，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26）墨经更以“利”来解“义”，说：“义，利也。”（27）此利指公利而言，义就是公利。墨子非乐，尝和儒者辩论乐的问题。“子墨子问于儒者曰：何故为乐?曰：乐以 为乐也。子墨子曰：子未我应也。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

10、室以为室也。”（28）墨子认为，任何事物民有一定的用处，才有存在的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荀子批评墨子说：“上功用，大俭约而亻+曼差等”（29）。墨子的价值观可以称为功用价值论。与儒家不同，墨子比较重视“力”的价值。墨子认为人与别的动物不同，必须靠用力才能生存：“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赖其力生者，不赖其力者不生。” （30）他所谓力是广义的，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农夫的“耕稼树艺”，妇女的“纺纟+责织纟+壬”，都属于用力。他强调力的重要：“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31

11、）墨子以“力”与“命”对立起 来，而没有把“力”与“德”对立起来。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力与德是统一的。四、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孟子明确提出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称为“良贵”，亦称“天爵”。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32）又说：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3 3）人人有贵于己，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的，是不可能剥夺的。世间爵位之贵是当权者给予的，那是可以剥夺的

12、。这固有的“天爵”、“良贵”就是道德品质。孟子认为人人有“耳目”、“口腹”的物质要求，又有内心的精神要求，其间有价值的不同。“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 ，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饮 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34）又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 得也。”（35）这就是说，饮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追求饮食，就是一个无价值的人了。人有道德意识，

13、这道德意识才是人的价值之所在。人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这种道德的自觉依靠心的思维作用。孟子肯定人的价值，所以要求人与人之间应相互爱敬。“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36）要把人当人看待，这是孟子的基本观点。孟子讨论了“生”与“义”的问题，他认为，生是重要的，义也是重要的；如果二者不能两全，应舍和而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37）他更举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事例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

14、乞人不屑也。（38）饥饿已甚的人，也不肯接受“嗟来之食”。生命固然重要，人格尤其重要，孟子“舍生取义”的名言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与生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义利问题，孟子严格区分了义与利。他告诫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9）他更警告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与墨家不同，孟子所谓利指私利而言。孟子更将“利”与“善”对立起来。他尽力反对追求私利，但也不谈公利。他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孟子更区别了德与力，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40）把“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立起来。事实上，汤武“革命”，不仅是有德，而且是有力的。但孟子也不是完全轻视力，尝说：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41）圣人也可谓有力。他是认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