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论文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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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3),以真与伪对待。
在《老子》书中,与真字相当的是信。
《老子》云: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4)与真字意义相同的还有诚,《易传》云:
“修辞立其诚。
”(5),诚即真实之义。
价值是后起的名词,在古代,与现在所谓价值意义相当的是“贵”。
贵字的本义指爵位崇高,后来引申而指性质优越的事物。
孟子说: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
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贵也,非良贵也。
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6)赵孟之所贵,指爵位而言。
人人有贵于己者,便是人所固有的价值了。
价值观的主要问题有二:
一为价值的类型与层次的问题,二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问题。
价值不止一两个,可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等。
一件事物对人有用,可以说具有功用价值。
如果对人有用的即有价值,人本身也应该有一定的价值。
价值虽有不同的类型,但又必有共同的本质,这即为价值的意义所在。
价值更有基本的标准,符合一定标准才能称为价值。
此标准何在?
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这些关于价值的问题都是非常抽象的问题。
关于价值的学说是高度的抽象思维,但是我们不能因其高度抽象而否认其重要意义。
关于价值的思维对于立身处世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庄子·
秋水》的寓言中设问:
“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
吾辞受趣舍,吾终奈何?
”《秋水》篇虽然以“夫固将自化”否定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否定不了的。
“辞受趣舍”就包含了价值的问题。
人生有无价值?
人生的价值何在?
如何生活才有价值?
这些是每一个要求自觉的人所不得不回答的问题。
人生价值问题也就包含关于真美善的价值的问题。
试以时代先后略述春秋以来重要哲学家的价值观。
一、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
《左传》襄公二十四记载: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
古人有立曰,死而不朽,何谓也?
……穆叔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穆叔即鲁国贵族叔孙豹。
所谓太上就是最有价值的。
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就是肯定德、功、言都有价值,而以立德为最上,即肯定德的最高价值。
这“三不朽”之说对于后人有深远的影响。
二、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
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7)、“好仁者无以尚之”(8)的命题,认为道德是至上的。
上字和尚字相通,都是表示价值。
孔子所谓义指道德原则,义的内容就是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
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义还是一个“虚位”范畴,而不是一个具体的道德规范(韩愈《原道》区别了定名和虚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孔子没有以仁义并举(仁义并举,始于墨子)。
孔子又说: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9)“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
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即不以仁为手段,而以仁为目的。
“知者利仁”,是有所为而为;
“仁者安仁”则是无所为而为。
“仁者安仁”即认为仁具有内在的价值。
这种观点可以称为内在的价值论。
孔子以道德为最高价值,所以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10)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安仁、利仁的情况,仁与生并无矛盾。
但在一定的条件下,生与仁不能两全,便应牺牲生命以实现仁德。
在杀身成仁之际,就达到了道德的最高境界。
孔子把“道”“义”与富贵区别开来,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11)又说: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12)又说:
“饮疏食,饮水,同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13)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贵,有“不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前者不悖于道义,后者则是“不义而富且贵”。
在孔子看来,富贵的价值是相对的,道与义才是最高价值(孔子承认有“以其道得之”的富贵,即肯定等级差别是正当的,这表现了他的阶级性)。
道义与富贵的关系问题也就是道德原则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
孔子区别了义与利,他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14)孔子并不完全否定利,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15),但认为义具有比利更高的价值。
孔子以为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其实际意义是认为人的精神需要比物质需要更为重要。
人的基本的精神需要就是要有独立的人格,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各自的独立人格。
这就是道德的基本原则。
孔子肯定人人有独立的意志,他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也志。
”(16)有独立意志即有独立的人格。
孔子肯定伯夷叔齐是“求仁而得仁”,又说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就是肯定伯夷叔齐为了坚持自己的独立意志而不惜牺牲生命。
孔子又区别了力与德,他说:
“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71)这表现了重德轻力的倾向。
孔子也说过: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18)这也肯定了力的作用,但总的倾向是强调德的价值,比较忽视力的价值。
力与德的关系问题是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问题。
西周末至春秋之时有关于“和同”的评论,史伯与晏子都强调和的重要。
孔子亦讲:
“君子和而不同。
”(19)孔子弟子有子说:
“礼之用,和为贵。
”(20)所谓和即多样性的统一。
史伯宣称: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21)这就是认为“和”是有价值的,“同”则无价值。
这种“和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个“和”字,到战国时期,被理解为随顺不争之意,其实在春秋时代是指不同事物的结合。
三、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
墨子与孔子不同,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
墨子提出“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而最重要的是“用之”。
“于何用之?
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22)。
“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最重要的。
墨子强调“兴天下之利”,他说:
“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23)墨子以利为言论行动的最高准则:
“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
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24)
墨子也讲“义”,认为“万事莫贵于义”(25)。
而义所以可贵,在于义是有利人民的。
他说:
“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从,刑政必治,社稷必安。
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
而义可以利人。
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
”(26)《墨经》更以“利”来解“义”,说:
“义,利也。
”(27)此利指公利而言,义就是公利。
墨子非乐,尝和儒者辩论乐的问题。
“子墨子问于儒者曰:
‘何故为乐?
’曰:
‘乐以为乐也。
’子墨子曰:
‘子未我应也。
今我问曰:
何故为室,曰:
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是犹曰:
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28)墨子认为,任何事物民有一定的用处,才有存在的价值;
否则就没有价值。
荀子批评墨子说:
“上功用,大俭约而亻+曼差等”(29)。
墨子的价值观可以称为功用价值论。
与儒家不同,墨子比较重视“力”的价值。
墨子认为人与别的动物不同,必须靠用力才能生存:
“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赖其力生者,不赖其力者不生。
”(30)他所谓力是广义的,王公大人的“听狱治政”,农夫的“耕稼树艺”,妇女的“纺纟+责织纟+壬”,都属于用力。
他强调力的重要:
“昔桀之所乱,汤治之;
纣之所乱,武王治之。
……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
……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遂得光誉令闻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
又以为力也。
”(31)墨子以“力”与“命”对立起来,而没有把“力”与“德”对立起来。
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力与德是统一的。
四、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
孟子明确提出关于人的价值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称为“良贵”,亦称“天爵”。
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诗云: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
’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
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32)又说: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
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33)人人有贵于己,人人都有自己固有的价值,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的,是不可能剥夺的。
世间爵位之贵是当权者给予的,那是可以剥夺的。
这固有的“天爵”、“良贵”就是道德品质。
孟子认为人人有“耳目”、“口腹”的物质要求,又有内心的精神要求,其间有价值的不同。
“人之于身也,兼所爱;
兼所爱则兼所养也。
……体有贵贱,有小大。
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
今有场师,舍其梧木+贾,养其木+贰棘,则为贱场师焉。
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则为狼疾人也。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饮食之人无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
”(34)又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35)这就是说,饮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仅追求饮食,就是一个无价值的人了。
人有道德意识,这道德意识才是人的价值之所在。
人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这种道德的自觉依靠心的思维作用。
孟子肯定人的价值,所以要求人与人之间应相互爱敬。
“食而弗爱,豕交之也。
爱而不敬,兽畜之也。
”(36)要把人当人看待,这是孟子的基本观点。
孟子讨论了“生”与“义”的问题,他认为,生是重要的,义也是重要的;
如果二者不能两全,应舍和而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37)他更举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事例说: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
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
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38)饥饿已甚的人,也不肯接受“嗟来之食”。
生命固然重要,人格尤其重要,孟子“舍生取义”的名言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与生义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义利问题,孟子严格区分了义与利。
他告诫梁惠王说: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39)他更警告说: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与墨家不同,孟子所谓利指私利而言。
孟子更将“利”与“善”对立起来。
他尽力反对追求私利,但也不谈公利。
他认为道义的价值高于一切物质利益。
孟子更区别了德与力,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
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
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
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40)把“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对立起来。
事实上,汤武“革命”,不仅是有德,而且是有力的。
但孟子也不是完全轻视力,尝说:
“智,譬则巧也;
圣譬则力也。
”(41)圣人也可谓有力。
他是认为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