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精品教育doc.docx

1、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精品教育doc数学家杨乐回忆1977年恢复职称评定旧闻轶事今年不仅是恢复高考30周年，同时也是恢复职称评定30周年。此中意义，结合当时学界状况乃至社会背景，方能进行较准确的评估。本刊特发表学者邢小群对数学家杨乐的专访，以资读者诸君思考.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邢小群(以下简称“邢”)：1977年，中央决定将陈景润从助理研究员提升为研究员，您和张广厚从研究实习员提为副研究员。这意味着恢复职称评定制度，是当时中国进入“科学的春天”的举措之一。此事到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当时的三人只有您一人在世了。今天，请您谈谈这件事的背景情况。杨乐(以下简称“杨

2、”)：先谈谈我们的学历背景吧。我和张广厚1956年到1962年在北京大学学习。那时较多大学学习苏联，实行五年制。我们本来的学制是五年，应该在1961年夏天毕业，但到了1960年，学校宣布我们再延长一年。理由是因为中苏关系已经破裂，苏联专家都撤走，中国要自己培养有更高水准的人才。这就决定让北大、清华的学制从五年延长到六年。而北大呢，只让理科延长一年，文科不动。那时对社会科学还不够重视。这样，我们就延长到1962年毕业了。1962年毕业也有好处，那时正在“右倾回潮”。1949年以后，大学本科学制一般为四年，稍后延长为五年，没有招收研究生。1956年要向科学进军，招过一批研究生，数量非常少。1958

3、年大跃进，研究生制度被破除。到了1962年，才又开始招研究生，直到“文革”前。那时的研究生没有学位的概念，学历也不统一。在大学，研究生学三年；在科学院，研究生要学四年。研究生数量也很少。我和张广厚是1962年通过考试，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66年毕业。1966年春天，我们已经把毕业论文作好，装订好，送到各处去审查，准备论文答辩时，“文革”开始了。我和张广厚还是幸运的，“文革”前受到了大学和研究生的完整教育和培养，学术训练也较完整。但从另一方面看，刚刚学到一点本领，准备发挥作用了，“文革”开始了。当然，我们在大学时，也参加反右、大跃进、教育革命等各项运动，读研究生时参加“四清”。我说的完

4、整的学习和训练是相对于大学没读完就被迫参加“文革”的人。邢：“文革”开始以后呢？杨：“文革”开始时，我们还都住集体宿舍。我没有结婚，张广厚结了婚，也住集体宿舍。大家要么政治学习、写大字报，要么到北大、清华等周围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所谓的运动情况。那时候，办公室是完全不能看专业书做研究了。图书馆还开门我们数学所有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院也有图书馆但没有人敢去看书。我们住集体宿舍，6人一个房间，本来条件就很差，更可怕的是，一旦被人发现你还在看书，就会受到批判，说你走白专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当时和反革命也差不多了。如果有自己的住房，有点空，可以看书，别人不知道，也管不了你。陈景润就有这么点优越条件。他

5、的情况非常特殊，身体太差，内脏和很多器官都有毛病，所以运动一来，他到医院，能开出全病休的假条。陈景润这个人也非常怪，与他人根本不能同住在一起，习惯和常人不一样。他上世纪80年代才结婚。我们1962年刚到数学所当研究生时，没有正规的集体宿舍，就把单元房子当做集体宿舍，陈景润把一处单元房其中没有用过的卫生间当做了他的住房。到了1964年，我们搬到集体宿舍楼里，这座楼的楼下有个锅炉房，三层与锅炉房相同地方有一个很小的房间，他就一人住进去了。如果有人偶然去敲他的门，他就把门开那么一点点缝儿，说完了两三句话后赶紧把门关上。他可以全休，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了。我和张广厚从1966年到1968年就处

6、在这么一种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中。那时，1966年和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都分配不出去，只好先到部队农场劳动，包括研究生在内。我和张广厚从1968年的8月到1970年的1月在解放军农场劳动。去的时候没有告诉要多长时间，已经做了永久性的打算。而且部队的管理，完全把我们当做十几岁刚入伍的兵一样。1970年初回来以后，还不正常。陈伯达还在台上管着科学院。陈伯达提出科学院要三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面向中小学。所以从部队农场回来后，我还到石景山的北京九中教了几个月的书，又到北京东南郊的有机化工厂工作了几个月，经过了批判极“左”思潮与清查“516”运动，直到林彪垮台。“文革”初期，科学院的运动，周恩来总

7、理一直是过问的。周总理差不多一两个星期到科学院来一趟，主持大辩论，辩论科学院党委执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发挥的作用又大了一些，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了。科学院在“文革”期间已经变成连排编制，1971年底恢复科室编制。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1年国内所有的学术期刊都停止出版了，科学院与大学的研究工作全部停止，大学生、研究生也停止招生，直到1972年，一些大学才可以招工农兵学员。但是，即使科学院可以恢复研究工作，我想，依当时的条件，也只有数学所的极少数人个人可以搞些研究。其他研究所，特别是要依靠试验室搞研究的，还是不能开展工作。因为那里的课题组还是要组织一

8、些人，立项目。而当时大的背景，仍在指责搞研究就是留恋过去的路线，回到修正主义的老路上去。在这种气氛下，除了数学所个别人有可能做些研究工作，绝大多数人，是不做的。有些人可以去做家具、装收音机，也不愿意恢复研究。多数人认为可能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了，批判起搞研究的人，还是和批判反革命一样。这时，我和张广厚开始恢复研究工作有些主客观原因。从主观讲，觉得林彪垮台以后，周总理在过问科学院的工作，研究环境开始好转了。“文革”前我们一直处在学习阶段，学到了一些数学方面的知识，具有了一定的水平，到这时还没有用上，有点不甘心。我们隐隐约约地感觉这个国家总不能这个样子，科学还是要发挥作用吧？客观原因是，1972年尼克

9、松访华后，像陈省身、杨振宁这样的科学家开始回国访问，他们看到中国的状况，曾婉转地表示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有意义的。这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的就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了这个背景，我和张广厚就从1971年底1972年初开始比较努力地做研究工作了。中国科学和数学学报1973年正式复刊。中国科学是综合性的季刊，一期发表两篇左右的数学文章，一年大约发表8篇数学方面的论文。数学学报也是季刊，当时很薄，八九十页，还登一些批判内容，一本一般发表七八篇文章。我和张广厚计算过，那时全国每年能发表的数学文章仅三四十篇。那几年，我们的研究工作比较顺利，但我们不希望锋芒毕露。我们私下说，我们俩一年发表两篇文

10、章就不错了，占的份额也不少了。比如，有一期发表我和张广厚文章的中国科学，上面的另一篇数学论文是华罗庚、王元搞的多重积分的近似计算。可以看到当时也就这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在搞研究。这样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邢：您还能回忆起对您和张广厚大力宣传的情况吗？杨：我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多数人已经明白，“文革”期间这样对待教育、对待科研、对待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问题太大了，就要拨乱反正。拨乱反正比较好做的是，先从正面树立典型吧。但是真正要树立典型时，困难也不少，因为这个典型总得要做出一些成绩来。我们那时与世界隔绝，怎么证明这个典型具有世界性水平与意义呢？怎么能得到世

11、界的承认呢？1976年5月有一个美国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数学除了应用部分，我们国内叫基础数学，国外叫纯粹数学。这个代表团包括理论与应用两方面的学者。我们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团，一方面表明尼克松访问后，两国有所接触，而数学领域能回避敏感问题。中国科学院外事局事前给我们打招呼说，人家是来摸底的，想深入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研究水平到底怎么样。“文革”十年，包括“文革”前，我们与世隔绝，使人家对中国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对于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中国方面是很认真接待的，想通过他们向外界表明，我们的“文革”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在其他方面也有很大成就。所以，中方非常重视，在科学院、北大、复旦等重点大

12、学组织了60多个报告。意思是，拿出点东西给人家看看。还是盲目自大，认为我们自己的水平很不错，其实根本不了解外面的情况。这个美国数学代表团来的时间比较长。代表团一共10个人，除了一位工作人员外，其他9位都是水平很高的数学家，5位是搞纯粹数学的，4位搞应用数学，都是有声望、有判断力的专家。他们单在我们数学所就听了十多个演讲。又去了北大，去了上海、东北的一些院校，听了很多报告。他们做事很认真，最后出了一本100多页的访问中国的书，书中最主要的几页还在美国数学会的一个学术期刊上发表。那本书也寄给了我们。该书与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数学研究是与外界隔绝的。他们对中国数学的总体评价相当一般，但指出纯

13、粹数学有的领域，确实是第一流的。其中几次特别提到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与杨乐、张广厚研究的“函数值的分布理论”，用了相当高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的工作和成果水准。1976年7月，中国科学院出了一份内部的简报，介绍了美国数学代表团在国外对我国数学研究的介绍。但是很快，就是毛泽东去世，粉碎“四人帮”，内部简报也就搁置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张广厚受到了重视。到了1977年2月，开始了对我和张广厚的宣传。我们也没有想到宣传的态势那么大。新华社国内部记者周长年，采访了我们好多次，我们原以为也许是在内参上有那么一小块报道罢了。没想到1977年2月26日几个大报都在头版第二条位置上，报道了杨乐、张广厚在函

14、数领域做出了具有世界水平的贡献。那天引用的毛泽东语录是“又红又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京的所有成员都画了圈邢：您当时的研究是否还得依赖国际间的信息交流？杨：实际上现代的数学基础研究还是要依赖信息交流。但是过去我们做不到这些。早在1964年我和张广厚就有一个合作研究。1965年1月投稿，在当年9月份的中国科学上发表。1964年英国皇家学院的W.K.Hayman在伦敦举办过一个函数论会议，他提出与汇集了在学术界我们这个领域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到了1969年美国一个数学家发表了一篇论文，是在国际顶级的数学杂志上。这篇论文说我和张广厚在1965年发表的论文解决了W.K.Hayman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当

15、时根本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因为他是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提出的，而当时，我们不要说去参加这种会议，就连1964年在伦敦举行这次会议我们都不知道。W.K.Hayman把他提出的问题，正式出版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1967年出版。中国1967年在搞“文革”，根本没有进来这本书。1971年底我们开始做研究工作，看到那个美国数学家发表的那篇论文。而这时我们还没有看到W.K.Hayman的书。直到1975年我才托黄且圆(杨乐夫人)的一个亲戚在美国给我买这本书。W.K.Hayman的书1967年出版，发行量很小，买不到，这个亲戚就在大学图书馆找到给我复印了一本寄来。我收到的时间是197

16、5年9、10月份，这时我才知道W.K.Hayman提出的是什么问题。我们在1965年发表的文章确实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在我们做研究的时候与外界完全处在隔绝状态，这些信息都不知道，只有将国内图书馆拥有的图书与文献作为研究的基础。现在情况不同了，仅仅从网上马上就知道很多信息。1977年报道的内容，实际上是我们做了能够做的事情，并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但也不一定非要在全国范围内搞那么大的宣传。因为我和张广厚北大六年有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跟着熊庆来先生学到好多东西，也是比较好的学生。我猜测中央是要改变“文革”期间“左”得不能再“左”的知识分子政策，需要树立正面典型，又找不到多少正面的典型，就拿我们当例子罢了。说到国际同行的认同，一方面有那个美国数学代表团的承认，另一方面1974年还有一个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相当于科学院的院士)与我们的会见。他年纪比较大，是函数论的专家，叫A.C.Offord。他1974年10月到中国访问前，已经在中国科学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