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Word文件下载.docx

1、前文已指出，河东薛氏南祖、西祖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南祖最重要的人物薛安都就是凭借军功出仕的典型代表，而其子孙也大都以军功入仕。由于南祖成员长期担任军职，并主要活动于危险的军事斗争环境，长久的戎马生涯根本无法给其带来任何文化熏陶，因此，南祖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武勇豪侠之风。不过，南祖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薛憕。史书载其“早丧父，家贫，躬耕以养祖母，有暇则览文籍”1，由于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条件，再加上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所以薛憕一直未被擢用，为此他常发出感叹，表示不愿低头倾首，俯仰向人，而是要有所作为。当回归河东后，他“不交人物，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2，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的这一举

2、动还引来族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他毫不介意，依然整日苦读。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的仕途变得通达了：普泰中，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武帝西迁，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封夏阳县男；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进爵为伯。不仅如此，他还曾为朝廷参定仪制，也曾在大统四年，为宣光、清徽殿的建成以及置于清徽殿前的两件奇器做颂。虽然，颂文的内容我们无法看到，但是能够为此做颂，其文才一定不凡，正如史书所说“学称该博，文擅雕龙”3。西祖则不然。最初，西祖的发展依然要凭借军功，但是，当其获得一定政治地位后，对于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便成为家族成员的主动选择。而这一选择与其所处的环境也大有关系。据张华博

3、物志所载，河东地区在两汉时期还很落后，但是，从曹魏开始，河东的文化得到显著发展。建安十年（205），杜畿出任河东太守之时，开始大力推行教化，“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4。此外，河东大儒乐详对于河东地区浓厚文化氛围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裴注引魏略曰：“少好学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於是河东学业大兴”5。正是在杜畿、乐详的引导、教育与影响下，河东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身处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再加上以诗礼传家的衣冠大族裴氏、柳氏潜移默化的影响，河东薛氏西祖深受文化的熏陶，而家族性质就在这一进程中缓慢

4、地发生变化。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西祖的部分成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薛辩，字允白，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兴，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谥曰庄。祖涛袭爵，位梁州刺史，谥曰忠惠。京都倾覆，皆以义烈著闻。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辩幼而俊爽，俶傥多大略，由是豪杰多归慕之。子谨，字法顺。容貌魁伟，高才博学。谨自郡迁州，威恩兼被，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更兴。”6由此可知，从薛兴、薛涛、薛强、薛辩到薛谨，性质已由“以义烈著闻”的豪强特征向“高才博学”的士族特征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子

5、孙的发展轨迹。首先，谨长子初古拔一支。初古拔，本名洪祚，“沈毅有器识”7；拔弟洪隆长子驎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驎驹长子庆之，“颇有学业，闲解几案”8；庆之弟英集子端，“有志操”、“与弟裕励精笃学，不交人事”9；端子胄，“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10；胄从祖弟濬，“幼好学，有志行”11。其次，洪隆弟湖支。湖，“少有节操，笃志于学；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湖子聪，“博览坟籍，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12；聪子孝通，“博学有俊才”13，且有文集六卷；善弟慎，“好学，能属文，善草书”

6、、“有文集，颇为世所传”14。另外，薛寘，“幼览篇籍，好属文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15。这些充分说明河东薛氏西祖成员大都博学多识，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甚至某些成员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且有文集传世，惜已散佚。同时，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西祖的大多数成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而且这种才能在个别成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又与家族的士族化互为因果。可见，河东薛氏西祖性质的转变已势不可挡，从而为以后其成员在文学方面出众的表现奠定了坚实基础。二 、隋唐时期的河东薛氏与文学隋唐之际，河东薛氏在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无论是文学家的数量与文学作品

7、的数量，还是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成就，都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充分说明，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河东薛氏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最具示范意义与影响力的当属薛道衡：他以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创作实践为子孙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薛道衡，“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16，而且其诗作因接近南朝诗歌的风格，深得南朝士人的喜爱：“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17。虽然，他留存的作品数量非常少，但足以确立他在隋代诗坛的地位。昔昔盐历来被认为是薛道衡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带有浓郁的南朝色彩，将闺怨表现得既细腻又缠绵。“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

8、啼”就把女子自丈夫别后的生活状态描绘出来，而“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则传达出女子独居的孤寂与凄凉，其悲苦情怀被衬托出来。整首诗歌深切地表达了妇人对征人的思念，情感真挚，风格清新，而“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向来为人称道。薛道衡不仅创作出具有南朝诗歌特征的作品，同时还创作出带有浓郁北方色彩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塞二首，真实地刻画出边塞独特气候特征以及风貌，展现出边塞激烈的军事斗争场景，诗人赞美了那些身处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将士们，特别是展现了将士们斗志昂扬、信心百倍的精神状态。总之，“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寻找新巧的构思方式和新颖的艺

9、术形象。尤其乐府，对于当时沿袭旧题旧意的格套有较大的突破。”18由此可见，薛道衡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不仅成为隋代诗坛成就最大的一位文学家，也成为河东薛氏家族中文学成就卓著的成员之一，从而奠定了其在家族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薛收，道衡子，才思敏捷、才华横溢，为文一蹴而就，不假思索。当太宗陪高祖游后园获一条白鱼时，命其作献表，他“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赡而速”19。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收集十卷”，惜其诗歌已佚，只有全唐文收录文三篇。薛收所作白牛溪赋曾得到初唐诗人王绩的高度评价：“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尝语吾曰：

10、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答冯子华处士书）20这足以表明薛收的文学才能非同一般。薛元超，收子，好学，善属文，文思非常敏捷，即刻成章。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三十卷，惜已散佚。对于薛元超的文学成就，崔融撰墓志云：“唯公神韵潇洒，天才磊落。陈琳许其大巫，阮籍称其王佐。立辞比事，润色太平之业；述礼正乐，歌颂先王之道。擅一时之羽仪，光百代之宗匠。”薛曜，元超子，亦以文学知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曜集二十卷”。全唐诗收录八首诗。薛稷，薛收孙。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稷集三十卷”。全唐诗收录十三首。其中，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尤为出色，被视为初唐五古名篇，深得杜甫称赞。张说曾高度评

11、价其文学才能：“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21薛奇童，元超孙。全唐诗收录诗七首。其中，拟古塞下曲云中行三首，颇具北方文学的特质，而吴声子夜歌则具有南方文学的气质。可见，在薛奇童的诗歌创作中兼具南北文学之风。薛据，早孤，为伯母林氏抚养。由于林氏博涉文史，薛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以文学闻名：“雄辞变文名，高价喧时议。下笔盈万言，皆合古人意”（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22。高适也评价其“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23。薛逢，进士及第。艺文志四著录诗集十卷、别纸十三卷、赋集十四卷，只是大部分已散佚，极少数作品存世。薛廷珪，逢子。中和年间，登进士第，亦以文学知名，尤长于辞赋制诰

12、，著有凤阁书词十卷。薛涛，精通声律，工于书法，更以工诗著称于世。她不仅与历任西川的节度使有酬唱，如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还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彼此唱和。与这些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文学“精英”的交往、唱和，使跻身其中的薛涛耳濡目染，不仅得以洞悉西川政局，了解时政得失，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创作。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著录锦江集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录薛涛集一卷。薛涛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成就突出，深得诗评家的赞赏。胡震亨称其“工绝句，无雌声”24；钟惺则云“缥缈幽秀，绝句一派，为今所难”25；章学诚称赞其诗“雅而有则，真而不秽”26。其代表作春望词四

13、首写得含蓄委婉，将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以及爱而不能的无奈抒写得深沉、细腻，诗中融入了对自身命运多舛、身世飘零的无限感慨，真实地表达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乐妓”的孤独与凄凉。既是“望春”，诗人应当被春天的勃勃生机所感染，而恰恰相反，诗人在望春时流露出了无限的悲愁：当花开花落时无人与其同悲喜；当容颜渐衰时佳期却依然渺渺；揽草欲遗知音以结同心，结果却是独自神伤。“愁”、“哀”两字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薛涛的诗歌不仅真切地展现了风尘女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还表达了她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人生的理性思考与评判。如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27，就表达了她对时局的

14、关注，规劝诸将一切应以国事为重，切勿贪图一己之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其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裾所及，宜其名重一时。”正因为如此，薛涛不仅在唐代女性文学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确立了她在薛氏家族中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三、 河东薛氏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隋唐时期，河东薛氏取得了较高的文学创作成就，这与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武后时期开科举尤重诗赋的风气，对于其家族成员文学创作才能的培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河东薛氏家族的兴衰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家族特色”。前文曾指出，隋唐是河东薛氏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而这种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