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河东薛氏与文学概述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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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指出，河东薛氏南祖、西祖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

南祖最重要的人物薛安都就是凭借军功出仕的典型代表，而其子孙也大都以军功入仕。

由于南祖成员长期担任军职，并主要活动于危险的军事斗争环境，长久的戎马生涯根本无法给其带来任何文化熏陶，因此，南祖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武勇豪侠之风。

不过，南祖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薛憕。

史书载其“早丧父，家贫，躬耕以养祖母，有暇则览文籍”[1]，由于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条件，再加上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所以薛憕一直未被擢用，为此他常发出感叹，表示不愿低头倾首，俯仰向人，而是要有所作为。

当回归河东后，他“不交人物，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2]，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的这一举动还引来族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他毫不介意，依然整日苦读。

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

此后，他的仕途变得通达了：

普泰中，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

武帝西迁，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封夏阳县男；

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进爵为伯。

不仅如此，他还曾为朝廷参定仪制，也曾在大统四年，为宣光、清徽殿的建成以及置于清徽殿前的两件奇器做颂。

虽然，颂文的内容我们无法看到，但是能够为此做颂，其文才一定不凡，正如史书所说“学称该博，文擅雕龙”[3]。

西祖则不然。

最初，西祖的发展依然要凭借军功，但是，当其获得一定政治地位后，对于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便成为家族成员的主动选择。

而这一选择与其所处的环境也大有关系。

据张华《博物志》所载，河东地区在两汉时期还很落后，但是，从曹魏开始，河东的文化得到显著发展。

建安十年（205），杜畿出任河东太守之时，开始大力推行教化，“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4]。

此外，河东大儒乐详对于河东地区浓厚文化氛围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国志·

魏书·

杜恕传》裴注引《魏略》曰：

“少好学……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於是河东学业大兴”[5]。

正是在杜畿、乐详的引导、教育与影响下，河东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身处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再加上以诗礼传家的衣冠大族裴氏、柳氏潜移默化的影响，河东薛氏西祖深受文化的熏陶，而家族性质就在这一进程中缓慢地发生变化。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西祖的部分成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

“薛辩，字允白，河东汾阴人也。

曾祖兴，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谥曰庄。

祖涛袭爵，位梁州刺史，谥曰忠惠。

京都倾覆，皆以义烈著闻。

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

……辩幼而俊爽，俶傥多大略，由是豪杰多归慕之。

……子谨，字法顺。

容貌魁伟，高才博学。

……谨自郡迁州，威恩兼被，风化大行。

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

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更兴。

”[6]由此可知，从薛兴、薛涛、薛强、薛辩到薛谨，性质已由“以义烈著闻”的豪强特征向“高才博学”的士族特征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子孙的发展轨迹。

首先，谨长子初古拔一支。

初古拔，本名洪祚，“沈毅有器识”[7]；

拔弟洪隆长子驎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

驎驹长子庆之，“颇有学业，闲解几案”[8]；

庆之弟英集子端，“有志操”、“与弟裕励精笃学，不交人事”[9]；

端子胄，“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

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10]；

胄从祖弟濬，“幼好学，有志行”[11]。

其次，洪隆弟湖支。

湖，“少有节操，笃志于学；

专精讲习，不干时务；

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

湖子聪，“博览坟籍，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

词辩占对，尤是所长”[12]；

聪子孝通，“博学有俊才”[13]，且有文集六卷；

善弟慎，“好学，能属文，善草书”、“有文集，颇为世所传”[14]。

另外，薛寘，“幼览篇籍，好属文……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

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15]。

这些充分说明河东薛氏西祖成员大都博学多识，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甚至某些成员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且有文集传世，惜已散佚。

同时，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西祖的大多数成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而且这种才能在个别成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又与家族的士族化互为因果。

可见，河东薛氏西祖性质的转变已势不可挡，从而为以后其成员在文学方面出众的表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隋唐时期的河东薛氏与文学

隋唐之际，河东薛氏在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无论是文学家的数量与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成就，都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充分说明，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河东薛氏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

其中，最具示范意义与影响力的当属薛道衡：

他以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创作实践为子孙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薛道衡，“专精好学。

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

其后才名益著”[16]，而且其诗作因接近南朝诗歌的风格，深得南朝士人的喜爱：

“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17]。

虽然，他留存的作品数量非常少，但足以确立他在隋代诗坛的地位。

《昔昔盐》历来被认为是薛道衡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带有浓郁的南朝色彩，将闺怨表现得既细腻又缠绵。

“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就把女子自丈夫别后的生活状态描绘出来，而“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

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则传达出女子独居的孤寂与凄凉，其悲苦情怀被衬托出来。

整首诗歌深切地表达了妇人对征人的思念，情感真挚，风格清新，而“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向来为人称道。

薛道衡不仅创作出具有南朝诗歌特征的作品，同时还创作出带有浓郁北方色彩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塞二首》，真实地刻画出边塞独特气候特征以及风貌，展现出边塞激烈的军事斗争场景，诗人赞美了那些身处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将士们，特别是展现了将士们斗志昂扬、信心百倍的精神状态。

总之，“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寻找新巧的构思方式和新颖的艺术形象。

尤其乐府，对于当时沿袭旧题旧意的格套有较大的突破。

”[18]

由此可见，薛道衡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不仅成为隋代诗坛成就最大的一位文学家，也成为河东薛氏家族中文学成就卓著的成员之一，从而奠定了其在家族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

薛收，道衡子，才思敏捷、才华横溢，为文一蹴而就，不假思索。

当太宗陪高祖游后园获一条白鱼时，命其作献表，他“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赡而速”[19]。

《旧唐书·

经籍志下》《新唐书·

艺文志》四著录“薛收集十卷”，惜其诗歌已佚，只有《全唐文》收录文三篇。

薛收所作《白牛溪赋》曾得到初唐诗人王绩的高度评价：

“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

高人姚义尝语吾曰：

‘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

’”（《答冯子华处士书》）[20]这足以表明薛收的文学才能非同一般。

薛元超，收子，好学，善属文，文思非常敏捷，即刻成章。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三十卷，惜已散佚。

对于薛元超的文学成就，崔融撰《墓志》云：

“唯公神韵潇洒，天才磊落。

陈琳许其大巫，阮籍称其王佐。

立辞比事，润色太平之业；

述礼正乐，歌颂先王之道。

擅一时之羽仪，光百代之宗匠。

”

薛曜，元超子，亦以文学知名，《新唐书·

艺文志》四著录“薛曜集二十卷”。

《全唐诗》收录八首诗。

薛稷，薛收孙。

《新唐书·

艺文志》四著录“薛稷集三十卷”。

《全唐诗》收录十三首。

其中，《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尤为出色，被视为初唐五古名篇，深得杜甫称赞。

张说曾高度评价其文学才能：

“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

[21]

薛奇童，元超孙。

《全唐诗》收录诗七首。

其中，《拟古》《塞下曲》《云中行》三首，颇具北方文学的特质，而《吴声子夜歌》则具有南方文学的气质。

可见，在薛奇童的诗歌创作中兼具南北文学之风。

薛据，早孤，为伯母林氏抚养。

由于林氏博涉文史，薛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以文学闻名：

“雄辞变文名，高价喧时议。

下笔盈万言，皆合古人意”（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22]。

高适也评价其“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23]。

薛逢，进士及第。

艺文志》四著录诗集十卷、别纸十三卷、赋集十四卷，只是大部分已散佚，极少数作品存世。

薛廷珪，逢子。

中和年间，登进士第，亦以文学知名，尤长于辞赋制诰，著有《凤阁书词》十卷。

薛涛，精通声律，工于书法，更以工诗著称于世。

她不仅与历任西川的节度使有酬唱，如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还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彼此唱和。

与这些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文学“精英”的交往、唱和，使跻身其中的薛涛耳濡目染，不仅得以洞悉西川政局，了解时政得失，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创作。

《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著录《锦江集》五卷；

《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录《薛涛集》一卷。

薛涛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成就突出，深得诗评家的赞赏。

胡震亨称其“工绝句，无雌声”[24]；

钟惺则云“缥缈幽秀，绝句一派，为今所难”[25]；

章学诚称赞其诗“雅而有则，真而不秽”[26]。

其代表作《春望词》四首写得含蓄委婉，将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以及爱而不能的无奈抒写得深沉、细腻，诗中融入了对自身命运多舛、身世飘零的无限感慨，真实地表达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乐妓”的孤独与凄凉。

既是“望春”，诗人应当被春天的勃勃生机所感染，而恰恰相反，诗人在望春时流露出了无限的悲愁：

当花开花落时无人与其同悲喜；

当容颜渐衰时佳期却依然渺渺；

揽草欲遗知音以结同心，结果却是独自神伤。

“愁”、“哀”两字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

薛涛的诗歌不仅真切地展现了风尘女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还表达了她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人生的理性思考与评判。

如《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27]，就表达了她对时局的关注，规劝诸将一切应以国事为重，切勿贪图一己之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

“其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裾所及，宜其名重一时。

”正因为如此，薛涛不仅在唐代女性文学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确立了她在薛氏家族中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

三、河东薛氏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

隋唐时期，河东薛氏取得了较高的文学创作成就，这与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

特别是武后时期开科举尤重诗赋的风气，对于其家族成员文学创作才能的培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河东薛氏家族的兴衰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家族特色”。

前文曾指出，隋唐是河东薛氏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而这种上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