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docx

1、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关于秦桧归宋的讨论 金人如何放秦桧归宋，若能留下详实的历史记录，反而应是怪事。诚如已故爱国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早已指出，“一般印象总疑心秦桧是女真金人的奸细”，“这只是怀疑，并没有实证”。刘先生的思路是“从他的亲戚里去找，线索有了”。“秦家和他们的亲戚，有的帮宋高宗，有的帮刘豫，私下联系，两头活动”。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史学家们一般还是认定秦桧就是奸细，例如被公认为是中国宋史界泰斗的已故的邓广铭先生，就在其岳飞传（增订本）第页中使用了“女真贵族阴遣汉奸秦桧归南宋”的标题。近年来，对秦桧是奸细提出异议者，是何忠礼先生，他在岳飞研究第辑老学庵笔记中所见的秦桧和南宋史稿第至页中，主要

2、是以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为证，他说，“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所以能够南归的原因，且众说不一，从而成了历史的悬案。一种人以为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分析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可是，与秦桧生于同一时代的朝士，且见多识广，力主抗战，对秦桧又极无好感的陆游，却作了与朱胜非截然相反的记载。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已是秦桧死后四十年以后的事

3、，此时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所顾虑，陆游更无必要为他讳护。故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今将老学庵笔记卷载：“秦会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完颜挞懒）？会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归，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会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两宋史研究汇编秦桧的亲友第

4、页。首先，从年龄上说，陆游与秦桧虽仍是耳目相接，却不能算“同一时代的朝士”。何忠礼先生认为陆游“无必要”为秦桧“讳护”，是有道理的；但说“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就可以商榷。因为从时间上说，后两书出现较晚，决非两个作者亲历现场，了解秦桧归宋的底细，无非是得之道听途说。老学庵笔记的成书大约在秦桧死后三、四十年，时间相隔不近。如果稍为了解一点金史的话，依金太宗时的政制，就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在“东朝廷”的地位而论，他放一个秦桧归宋，绝对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根本无须承担多少政治责任。上引记载的对话，如“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之类，就是不合

5、情理的。这就多少反映了道听途说的不可信。朱胜非与陆游不同，是与秦桧同时代的宰相，他与吕颐浩的私人关系不错，而与李纲、赵鼎、秦桧等人都有嫌隙，这些在秀水闲居录中所反映。但何忠礼先生说他“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却是不符起码的史实。朱胜非任相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是坚决主张并支持岳飞军克复襄汉。绍兴五年（公元），宋高宗依赵鼎的建议，命令前任宰执上奏，条陈对金政策。从三朝北盟会编所载的朱胜非奏看来，他的主张是与李纲、吕颐浩等人相似的，而与他们相对立的正是秦桧和汪伯彦。今摘引朱胜非上奏的一段最重要的话如下：“今内外劲兵无虑三十万众。兵既众矣，患无可作之气，今则勇气可作。气既作矣，患无可乘之机，

6、今则机会可乘。不于此时，速谋进取，使既作之气复堕，当乘之机复失，以数年尝胆之勤，为一旦噬脐之悔，可胜惜哉！”如果硬要将朱胜非归之于投降派，岂非是太冤枉了。何宗礼先生引用秀水闲居录，摘自中兴小纪卷，其实，此段文字经清人修四库全书时篡改，如将“挞辣”改译为“达兰”，“虏”改为“金”之类。他另在注中说：“会编卷二二所载略同。”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用较原始的记录和版本的常识性问题，即应当尽量避免使用四库全书。今存较原始的秀水闲居录有关摘录正见於三朝北盟会编卷，因为此段文字未经清人篡改。然而何宗礼先生对此问题似乎并不在意，类似的情况在南宋史稿中并不罕见，这只怕有一个史学的基本素养问题。以下摘录会编原文，从秦

7、桧拜相开始：“未几，桧果相。次年，植党以排吕颐浩，上乃悟，尽逐其徒，桧亦罢政。前一日，召当制学士綦崇礼，谕以桧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北、河东人还金虏，以中原人还刘豫，如斯而已。令载之制词。至四年，虏使李永寿、王翊来聘，参见中华书局标点本老学庵笔记前言注。三朝北盟会编（以后简称会编）卷，按众宰执上奏时间，会编系于绍兴七年，应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绍兴五年三月所载为准。首言此事，正与桧语合。盖桧自京城随虏北去，为彼大酋挞辣郎君任用。虏骑渡江，与俱来，回至楚州，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仲山别业在济南府，为取数千缗，赆其行。其后挞辣统兵犯淮甸，朝廷遣魏良臣、王伦奉使至其军中，数问桧，

8、且称其贤。乃知桧之策出于虏意也。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按何宗礼先生摘引的中兴小纪文字无开头到“正与桧语合”一段，亦无“其后挞辣统兵”到“出于虏意也”一段，“婢仆亦如故”的“如”作“无”，当然以“如”为优。朱胜非的记录旨在说明秦桧“北人归北”的建议乃“出于虏意也”，这当然是证明秦桧身份重要线索。此外，“桧之初归，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这当然也是秦桧自己留下了重要的破绽。何宗礼先生说：“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朱胜非的这段话，就会知道其攻讦成分多于事实，不足令人凭信。”他又具体分析说：“胜非闲居八年，绍兴十四年（）卒。闲居录正是他晚年

9、退居秀水（今浙江嘉兴）时作。但是，本书既有不利于秦桧的内容，在胜非生前是决不可能流传于世的，反之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这是疑问之一。楚州距济南有上千里之遥，未知金人豢养秦桧为奸细，何必非从那里取王仲山别业之钱以赆其行？这是疑问之二。有宋铜钱，一缗重五斤。千缗则达五千斤，桧长途跋涉去南宋，让他携带这么重的货币以行，未知为了达到什么目的？若谓并非铜钱而是金银，胜非又安得而知之？这是疑问之三。宋代国史及秦桧北征纪实皆言桧借故逃脱，并未有“自言杀虏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之语，而胜非为何要作如此记载？这是疑问之四。”按宋史卷艺文志著录有“朱胜非秀水闲居录二卷”。文献通考卷载：“秀水闲居录三卷，陈氏（振

10、孙）曰：丞相汝南朱胜非藏一撰，寓居宜春时作，秀水者，袁州水名也。”此段是摘录直斋书录解题卷。今存说郛有此书残编七条，类似笔记小说。按朱胜非最后“奉祠八年，寓居湖州僧舍”而病死，并非寓居秀州，即今嘉兴，何宗礼先生说他“晚年退居嘉兴”，系误。至于他何时寓居宜春县，已难于稽考。宋人对秀水闲居录的作者并未提出怀疑，如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大史书中都广泛引用此书，李心传又往往在要录注中作了考辨和取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绍兴十二年三月乙卯注，可知秀水闲居录中时间最晚的一条记载，可能是叙述当年科举的舞弊：“是年有司观望，所荐温士四十二名，桧与参政王次翁子侄预选者数人。前辈诗云：惟有糊名公道在，孤

11、寒宜向此中求。今不然矣！”李心传在注中引用此说，是作为正文的依据。诚如何宗礼先生的要录卷绍兴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推断，秀水闲居录得以躲过当时很厉害的文禁，是很不容易的，但此书毕竟在文禁后传世了。何宗礼先生认为，“很难说没有后人附益之辞”，作为“疑问之一”，是有可能的，但应当按照胡适先生早已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原则，进行求证。李心传在要录注中已经对秀水闲居录的记载正误有所考辨，却没有提出“后人附益”的问题，八百年后的今天，只怕更难以作“小心的求证”。至于何宗礼先生的第二、三条疑问，似并不涉及多大的实质性问题，但据秦桧自撰的北征纪实，他从金人那里逃归，是“许重赂”于“舟人”，到达宋军寨中，“有副将刘靖者，宿议相图，以取囊橐”。此处不妨引用三朝北盟会编卷中兴姓氏录的记载：“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舰，全家厚载而还，俾结和议，为内助。桧至涟水军贼丁寨。诸将度曰：两军相拒，岂有全家厚载逃归者，必大金使来阴坏朝廷，宜速诛之，以绝后患！贼军参议王安道、机宜冯由义力保护之。”按何宗礼先生说：“还有两种是无名氏的林泉野记和中兴姓氏录，不过他们的说法与秀水闲居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沿袭秀水闲居录而来的。”此说又123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