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蜀学五事论稿“蜀学”五事论稿 摘要 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
2、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 关键词 蜀学;三皇五帝;五常七德;阴阳五行;老子入蜀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02810 巴蜀地区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使巴蜀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古史传承体系,它既与中原文化有血肉联系,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征。20世纪初,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 (又有蜀学系传)曾探源索隐,勾深发微,为读者展示了巴蜀文明的别样风神。其文摭拾传世文献,参酌历史传说,对巴蜀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经典体系、学术创造和思想成果等,都进行了简要概述,提出了“蜀有学,先于中国”的论断。这在当时无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不
3、过因其说过创,不合时宜,以致该文的学术价值一直未引起学人重视。为了从此文获得了解和研究巴蜀上古学术文化的参考与启迪,兹特掇取数事,加以疏证,用发其覆,以见其概。其有不妥,幸识者教焉。 一古史体系:“三皇五帝”与“大禹” 谢先生在蜀学会叙开篇即说:“天造蜀国,于万斯年。垂学播文,圣哲代作。传曰:蜀肇人皇之际,爰及神农降巴黔,禹兴乎广柔,名施焕诸夏,制作侔天地,蔑以加已。” 说自开天辟地以来,蜀人经历了万年以上的历史衍变。蜀人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学术和文化,圣贤睿哲代有其人。又说蜀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皇之世,神农和大禹都降生于此(或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盛名光辉华夏史册,他们的创造堪与天地同久。这些
4、夸赞感情充沛,肯定程度很高,读之令人兴起,但是他这样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这里单举“三皇五帝”和“大禹”籍贯问题,加以考察。 “三皇五帝”无疑是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也可视为上古帝王和古先神圣的概称。巴蜀文献和中原文献对此都有记载,但是在具体称名上却互有差异。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这是今传文献中对蜀人始祖(即人皇)的明确记载,然其根据却远远早于此者。宋人太平寰宇记卷七二:“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云云。罗泌路史卷四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罗苹注指出其所依文献也是:“世本、扬雄蜀纪、
5、华阳志、本蜀论等语。”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李冬梅,舒大刚:“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可见“蜀出人皇”之说渊源有自,早在战国以前成书的世本中就已经如此记载了,当时中原还没有关于“三皇”是何许人也的具体记录。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李斯等奏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司马贞索隐:“泰皇,当人皇也。”王符潜夫论卷八:“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又可见人皇是与“天皇”“地皇”相配对,这个系统实起于巴蜀。 中原文献言“三皇”的具体名目,则与巴蜀大异。大致而言,中原以具体人名释“三皇”(如“伏羲、女娲、神农”等,但并不一致),巴蜀则是以
6、“三才”言之(如“天皇、地皇、人皇”),前者趋于实指,后者则多神话,时代早晚显然可见。如周礼等中原文献,只提“三皇五帝”集合名词,如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但三皇五帝具体是哪几位人物,却并不清楚。至汉、魏而下,乃实称其名,而又每每互异:伏生尚书大传(佚文)举“燧人、伏羲、神农”;应劭风俗通义?三皇引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班固白虎通义?号列“伏羲、神农、祝融”;皇甫谧帝王世纪称“伏羲、神农、黄帝”。都不一致,于是王符潜夫论卷八乃曰:“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遂(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7、。”可见中原各说意见不一,是信是疑,莫可肯定。说“蜀出人皇”的世本山海经,显然比伏生(尚书大传)为早,继之者扬雄(蜀王本纪)也在应劭(风俗通义)、班固(白虎通义)等人之前。可见以“三才”言“三皇”比以人物释“三皇”起源更早。 蜀人的“三皇”观念后来进入中原,逐渐成为中原祀典的内容之一。首先是道教经典,他们弥缝了巴蜀三皇与中原三皇的矛盾现象,将二者统一起来,以“伏羲、女娲、神农”等为“后三皇”,而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中三皇”,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原“三皇”晚于巴蜀“三皇”的缘故。但道教为将人类历史与天地生成结合起来,又在“中三皇”前添加一组“初三皇”,即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或“天地初开”的浑沌
8、氏),其理论依据则是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信仰,特别是列子所谓“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的构架,用以模拟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始状态。天地之体,其数本四,而所用者三,存一不用者,一者太极,非实指实形的数,故只称“初三皇”。 宋人罗泌著路史,参用道、儒两界文献,正式将蜀之三皇,与中原三皇、道之三皇资料统统抄入,以成开篇前纪之首二卷。罗苹于该书卷一“初三皇纪”之“纪三灵而复著夫三皇也”下,注曰:“诸书说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君,而以伏羲、女娲、神农为后三皇。周官大戴礼六韬三略文列庄子、不韦春秋有三皇之说,而刘恕以为孔门未有明文。孔安国曰:伏
9、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世遂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郑康成注书中候?仁肌罚?乃依春秋运斗枢,绌黄帝而益以女娲,与洞神之说合。然白虎通义乃无女娲而有祝融,甄曜度与梁武帝祠像碑则又易以燧人,盖出宗均援神契注与谯周之史考。纷纭不一,故王符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宝七载,始诏以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于京城内”云云。于“三皇”之渊源、异说、流衍,以及正式成为皇家信仰的过程,言之甚明,唯其对“三皇”始于蜀地则未能指明,是为遗憾。 至于“大禹”的族属,汉以后亦多说,然考诸早期文献,实与巴蜀有关。史记?六国表序:“禹兴于西羌。”皇甫谧注:“孟子称禹生石
10、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皇甫所引“孟子”之说,不见于今传孟子书中。不过唐代注家对此并不怀疑,说明另有依据。如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国,皆西羌。”杨?注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说:“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也许禹生于蜀的说法,自是战国、秦汉以来的公论,非出一时之杜撰。三国志?蜀书?秦宓传秦宓就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松之注引帝王世纪:“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帝纪。”后世学人还纷纷考证,必欲为上述引文找出孟子脱文所在:明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上于“舜卒鸣条”下:“史记?六
11、国表云禹兴于西羌,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疑在此条之下,而今无此语。故知书之逸遗者多矣,可胜惜哉!”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卷二也在皇甫谧上述引文后加按语说:“离娄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无禹生石纽之说。华阳志云禹生于石纽村。寰宇记云石纽在茂州汶川县北。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纽。岂别有据邪?”征诸地方史志,石纽、刳儿坪、禹庙等,都能在今四川汶川、北川境内找到历史遗迹。可见禹兴西羌为蜀人,自是战国以来相承的传说,禹所创造的种种文化成果,视为蜀学之早期成就可矣。 二文化渊源:洪范与连山 谢先生说:“然余所闻,邃古之先,天下有学,盖由蜀。”又说:“蜀有学,先于中国。国人数千年崇戴为教宗者,惟儒
12、惟道,其实皆蜀人所创,彬乎遐哉!”又说:“儒之学,蜀人所创。其最古经典,蜀人所传。为二别:一、原始儒学禹创;一、易学商瞿传。儒家者流,明尊卑贵贱之等,叙仁义礼智之德,察于吉凶祸福之乡,称天以为治。其原盖出于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因河图画卦,禹受洛书乃制洪范,洪范于人事详已,儒者所法,故禹纯然儒学之祖。易广大而不可测,深切著明,莫如洪范。箕子曰: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范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刘歆以为即洛书本文也)洪范于儒家众说,范围而不过,实自禹起。盛若仲尼,而曰:禹,吾无间然矣。王制至禹始备,儒者称先王,大抵自禹以下。(详见量所造“禹书”及“洪范”证闻)儒家尊六艺曰经。经莫大
13、于易,易自伏羲而降,群圣相授。余经孔子所述,皆有所删定,不得与易并。原夫伏羲画卦,神农重卦之象(重卦之人,传者异词,今从郑玄等说。隋志亦有神农重卦经)。其后有连山、归藏、周易,曰三易。连山禹制之,汉时藏于兰台(或曰神农号连山氏。然桓谭亲见连山数万言,当是禹所为。久佚。后传刘炫伪本,亦亡。惟扬雄太玄有云益拟连山者)”云云。 这里涉及儒的起源、洪范的制作、连山的制作、学术的源头、易学传授等问题,在历史上聚讼颇多。 儒家创自孔子,自无异议。但是关于“儒”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争议。近代以前,一直以为是“出于司徒之官”。如汉书?艺文志就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
14、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司徒之官设于尧舜,因于姬周,掌土地、人民、教化,除了其官方身份、地位外,其职掌和功能正好与后来儒家相符。但自近代以来这一说法却受到挑战,又生出种种新的说法,其最有影响者,乃章太炎、胡适和徐中舒三氏。章氏以“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故“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1910年初版于日本东京,1915年收入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铅印本。所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平原导读本,2003年。胡、徐二氏皆以为“儒”起源于殷世,是祭司或神职人员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193
15、4年12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后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现在看来,谢先生又提出儒者始于夏人说了。 无可否认,影响后世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必然始于孔子。庄子?渔父就借子贡之口说:“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这样有思想主张(“性服忠信”)、有行为风范(“身行仁义”)、有文化追求(“饰礼乐”)、有学术重心(“选人伦”),并且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上忠”“下化”“利天下”)的学派,只有孔子具备。
16、但是作为官守的“儒”,在孔子之前确已存在。周礼有“师儒”两种掌教化的职业。周礼?天官“大司徒”职:“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美)宫室,二曰族(同族相聚)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又“太宰”职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在九种维系邦人的手段中,就有表率万民的“师”(“师以贤得民”)和博学多方的“儒”(“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17、;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师”是有德行的人,是德育、政治教员;“儒”有六艺,是知识、技能教员。这种职业在孔子之前是存在的。 因此胡适和徐中舒先生都在殷人中寻找证据,这是有价值的。不过,在谢先生看来那还不是最早的渊源。他认为儒的职业和功能在夏代就出现了。他举出的两条最突出的证据,一是禹制洪范连山,二是禹时形成了“先王”制度,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称道。 上古经典,莫早于易卦之阴阳,莫奇于洪范之五行。周易?系辞传述易之起源时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是谁呢?相传即伏羲、大禹是也。汉书?五行志刘歆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18、。”张衡东京赋也说:“龙图授羲,龟书畀姒。”羲即伏羲,姒即禹姓。都说上古之世,黄河出“龙图”,洛水出“龟书”,伏羲根据龙图造成了八卦,是即易的起源;禹根据龟书造成了洪范,后来箕子向武王所陈洪范,即来源于大禹。尚书?洪范序载箕子之言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者大也,范者法也,用今天的话说,洪范即是大经大法,是治国的“大宪章”。禹得到了“天锡”洪范九畴,才使民间日常伦叙得到规范和条理。根据箕子所陈,“九畴”即是九类治世理民的大原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尚
19、书?洪范)刘歆认为这段文字就是禹所造。 五行是讲水、火、土、金、木五种物质的特性和功能,五事是讲人的五种感觉和思维,八政是讲政治的八个要务,五纪是讲五种天象历法,皇极是讲为君之道,三德是讲三种美德,稽疑讲处理疑难问题的方法,庶征是讲预示吉凶的气象,五福是讲人有善德将获五种福祉,六极是讲人有恶行将受六种灾殃,“九畴”涉及面相当广泛。每一种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说明,也都是先民的经验总结和政治智慧的结晶,如果这真出禹之所传,那禹肯定是具有极高智慧的。所以当武王听完箕子所陈后,非常高兴,立即“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不把他当成普通臣子对待。 关于连山,首载于先秦文献周礼“大卜”职:“(大卜)掌三易之法
20、,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春官)又:“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春官筮人)可见连山与周易是同一类型的书,一样都是由经卦、别卦组成的“易书”,而且是用来占筮的。汉人注说,连山是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为周人的易。连山首艮,艮为山,山下山上,象山之相连无绝,一说“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故称“连山”。归藏首坤,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称“归藏”。周易首乾,乾者健也,健行不已,周还复始,故曰“周易”。山海经说:“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连山居“三易”之首,影响
21、于归藏和周易。 周易今天还在流传,义例彰彰。连山、归藏今已亡佚,谜团多多。据说二易汉代还有流传,桓谭新论就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还有称引,如淮水注引连山易:“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余即启或均)。”可见连山实有其书,而且其中还有夏代故实,应当与禹有联系,可惜后世竟然失传了。 连山为“三易”之首,“三易”掌于太卜,“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易”是蝉联相承的,其哲学基础和表意元素,都是以阴阳二画为基础。洪范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行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
22、也是影响物质运动转化的基本属性。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后来成为儒家哲学,也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范畴。因此说“儒起于禹”实不为过。至于易学在蜀中的传授,就更是源远流长了,这里不再多赘。 三经典体系:“五经” “七经”与“十三经”谢先生说:“若夫其学,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及蜀人治之独胜者,并著以为型,而衍众人遗说。”这让我们想起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和扩展,因得蜀学而后广,也得蜀学而后定。 儒家经典,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四经”“六经”,再到“五经”的演变,巴蜀则完成自“七经”而“十三经”的定型。 早期“四教”: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传世旧法之史”(庄子?天下)的状态,诸书皆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
23、一的集合名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w衰称赞?S?e“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管子?内言?戒:“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房玄龄(实尹知章)注:“四经,谓诗书礼乐。”这是早期“四教”,主于实用。 孔子“六经”: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语见史记?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解详金景芳:孔子与六经,载孔子研究创刊号,1986年第1期。,“序易传” 此约史记?孔子世家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
24、子家语?本姓解亦称:“(孔子)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历史上颇多怀疑。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王重民通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易掌大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似乎孔子对“六经”毫无用功之处,实为过激之辞。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
25、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说:“春秋以前,所谓易诗书礼乐春秋,大体都是某类文献的通称,每类文献,或有性质相类的典籍,或有不同的传本。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孔子的整理、编订、传授,才推动了战国儒家研习和重视,并最终导致了易、书、诗、礼、易、春秋至西汉开始普遍尊崇的特殊地位。就此而言,可以说,六经实借孔子而得进一步弘扬,孔子则因整理、传授六经而愈见其重要历史贡献。”尚不失为持平之论。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运篇也称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秦汉
26、之际,儒家经典又称“六艺”。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家“五经”: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或曰“乐本无经”,或曰“乐亡秦火”,但其未被博士用以教授生徒则一。又考汉代文献,乐尚处处使用,时时演奏。可见,乐并未亡佚,只是未列入博士官传授而已。参蒙文通:经学抉原?焚书,见蒙文通文集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
27、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代名词。 蜀学“七经”:首次对儒家“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文翁在成都兴办的石室“蜀学”。文翁于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按:秦宓说文翁所遣“司马相如”,常璩说是“张叔等十八人”,秦说无征,常璩之言与班固汉书?循吏传合,可从。学人谓汉书“
28、(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散骑常侍”的记载,证明司马相如成才和成名在文翁守蜀之前。我们又从益部耆旧传佚文中,找到了司马相如真正的老师临邛隐者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说明相如学术自有渊源,非文翁所教而成。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比之中原还多两经。“七经”具体所指历来解者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后汉书?张纯传:“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李贤注:“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9、张纯是光武时人,当时谶纬盛行,当时纬书中有乐纬不假,李贤注“七经谶”有乐家是对的;但是作为经书,乐经在西汉已无传授,遑论东汉呢?因此李贤以乐经注“七经”又是错误的。 ,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 杭士骏:经解,见皇清文颖卷一二,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皆四言,而阙其一。”
30、(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校点本),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 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一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江藩撰两汉通经诸儒,举“其治七经者则有:张宽、汝阴荀爽、成都赵典、梓潼杨充、涪人李?N、南阳许慈” 江藩:经解入门卷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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