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五事论稿.docx

1、蜀学五事论稿“蜀学”五事论稿 摘要 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

2、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 关键词 蜀学；三皇五帝；五常七德；阴阳五行；老子入蜀 中图分类号 B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5）06002810 巴蜀地区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使巴蜀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古史传承体系，它既与中原文化有血肉联系，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征。20世纪初，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 （又有蜀学系传）曾探源索隐，勾深发微，为读者展示了巴蜀文明的别样风神。其文摭拾传世文献，参酌历史传说，对巴蜀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经典体系、学术创造和思想成果等，都进行了简要概述，提出了“蜀有学，先于中国”的论断。这在当时无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不

3、过因其说过创，不合时宜，以致该文的学术价值一直未引起学人重视。为了从此文获得了解和研究巴蜀上古学术文化的参考与启迪，兹特掇取数事，加以疏证，用发其覆，以见其概。其有不妥，幸识者教焉。 一古史体系：“三皇五帝”与“大禹” 谢先生在蜀学会叙开篇即说：“天造蜀国，于万斯年。垂学播文，圣哲代作。传曰：蜀肇人皇之际，爰及神农降巴黔，禹兴乎广柔，名施焕诸夏，制作侔天地，蔑以加已。” 说自开天辟地以来，蜀人经历了万年以上的历史衍变。蜀人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学术和文化，圣贤睿哲代有其人。又说蜀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皇之世，神农和大禹都降生于此（或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盛名光辉华夏史册，他们的创造堪与天地同久。这些

4、夸赞感情充沛，肯定程度很高，读之令人兴起，但是他这样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这里单举“三皇五帝”和“大禹”籍贯问题，加以考察。 “三皇五帝”无疑是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也可视为上古帝王和古先神圣的概称。巴蜀文献和中原文献对此都有记载，但是在具体称名上却互有差异。华阳国志?蜀志：“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这是今传文献中对蜀人始祖（即人皇）的明确记载，然其根据却远远早于此者。宋人太平寰宇记卷七二：“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云云。罗泌路史卷四也说：“蜀之为国，肇自人皇。”罗苹注指出其所依文献也是：“世本、扬雄蜀纪、

5、华阳志、本蜀论等语。”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6期李冬梅，舒大刚：“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可见“蜀出人皇”之说渊源有自，早在战国以前成书的世本中就已经如此记载了，当时中原还没有关于“三皇”是何许人也的具体记录。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李斯等奏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司马贞索隐：“泰皇，当人皇也。”王符潜夫论卷八：“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又可见人皇是与“天皇”“地皇”相配对，这个系统实起于巴蜀。 中原文献言“三皇”的具体名目，则与巴蜀大异。大致而言，中原以具体人名释“三皇”（如“伏羲、女娲、神农”等，但并不一致），巴蜀则是以

6、“三才”言之（如“天皇、地皇、人皇”），前者趋于实指，后者则多神话，时代早晚显然可见。如周礼等中原文献，只提“三皇五帝”集合名词，如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但三皇五帝具体是哪几位人物，却并不清楚。至汉、魏而下，乃实称其名，而又每每互异：伏生尚书大传（佚文）举“燧人、伏羲、神农”；应劭风俗通义?三皇引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班固白虎通义?号列“伏羲、神农、祝融”；皇甫谧帝王世纪称“伏羲、神农、黄帝”。都不一致，于是王符潜夫论卷八乃曰：“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其一者或曰遂（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7、。”可见中原各说意见不一，是信是疑，莫可肯定。说“蜀出人皇”的世本山海经，显然比伏生（尚书大传）为早，继之者扬雄（蜀王本纪）也在应劭（风俗通义）、班固（白虎通义）等人之前。可见以“三才”言“三皇”比以人物释“三皇”起源更早。 蜀人的“三皇”观念后来进入中原，逐渐成为中原祀典的内容之一。首先是道教经典，他们弥缝了巴蜀三皇与中原三皇的矛盾现象，将二者统一起来，以“伏羲、女娲、神农”等为“后三皇”，而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中三皇”，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原“三皇”晚于巴蜀“三皇”的缘故。但道教为将人类历史与天地生成结合起来，又在“中三皇”前添加一组“初三皇”，即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或“天地初开”的浑沌

8、氏），其理论依据则是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信仰，特别是列子所谓“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的构架，用以模拟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始状态。天地之体，其数本四，而所用者三，存一不用者，一者太极，非实指实形的数，故只称“初三皇”。 宋人罗泌著路史，参用道、儒两界文献，正式将蜀之三皇，与中原三皇、道之三皇资料统统抄入，以成开篇前纪之首二卷。罗苹于该书卷一“初三皇纪”之“纪三灵而复著夫三皇也”下，注曰：“诸书说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君，而以伏羲、女娲、神农为后三皇。周官大戴礼六韬三略文列庄子、不韦春秋有三皇之说，而刘恕以为孔门未有明文。孔安国曰：伏

9、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世遂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郑康成注书中候?仁肌罚?乃依春秋运斗枢，绌黄帝而益以女娲，与洞神之说合。然白虎通义乃无女娲而有祝融，甄曜度与梁武帝祠像碑则又易以燧人，盖出宗均援神契注与谯周之史考。纷纭不一，故王符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宝七载，始诏以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于京城内”云云。于“三皇”之渊源、异说、流衍，以及正式成为皇家信仰的过程，言之甚明，唯其对“三皇”始于蜀地则未能指明，是为遗憾。 至于“大禹”的族属，汉以后亦多说，然考诸早期文献，实与巴蜀有关。史记?六国表序：“禹兴于西羌。”皇甫谧注：“孟子称禹生石

10、纽，西夷人也。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皇甫所引“孟子”之说，不见于今传孟子书中。不过唐代注家对此并不怀疑，说明另有依据。如张守节史记正义说：“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国，皆西羌。”杨?注荀子?大略“禹学于西王国”说：“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也许禹生于蜀的说法，自是战国、秦汉以来的公论，非出一时之杜撰。三国志?蜀书?秦宓传秦宓就说：“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裴松之注引帝王世纪：“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又引谯周蜀本纪曰：“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见世帝纪。”后世学人还纷纷考证，必欲为上述引文找出孟子脱文所在：明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上于“舜卒鸣条”下：“史记?六

11、国表云禹兴于西羌，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疑在此条之下，而今无此语。故知书之逸遗者多矣，可胜惜哉！”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卷二也在皇甫谧上述引文后加按语说：“离娄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无禹生石纽之说。华阳志云禹生于石纽村。寰宇记云石纽在茂州汶川县北。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纽。岂别有据邪？”征诸地方史志，石纽、刳儿坪、禹庙等，都能在今四川汶川、北川境内找到历史遗迹。可见禹兴西羌为蜀人，自是战国以来相承的传说，禹所创造的种种文化成果，视为蜀学之早期成就可矣。 二文化渊源：洪范与连山 谢先生说：“然余所闻，邃古之先，天下有学，盖由蜀。”又说：“蜀有学，先于中国。国人数千年崇戴为教宗者，惟儒

12、惟道，其实皆蜀人所创，彬乎遐哉！”又说：“儒之学，蜀人所创。其最古经典，蜀人所传。为二别：一、原始儒学禹创；一、易学商瞿传。儒家者流，明尊卑贵贱之等，叙仁义礼智之德，察于吉凶祸福之乡，称天以为治。其原盖出于禹。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因河图画卦，禹受洛书乃制洪范，洪范于人事详已，儒者所法，故禹纯然儒学之祖。易广大而不可测，深切著明，莫如洪范。箕子曰：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范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刘歆以为即洛书本文也）洪范于儒家众说，范围而不过，实自禹起。盛若仲尼，而曰：禹，吾无间然矣。王制至禹始备，儒者称先王，大抵自禹以下。（详见量所造“禹书”及“洪范”证闻）儒家尊六艺曰经。经莫大

13、于易，易自伏羲而降，群圣相授。余经孔子所述，皆有所删定，不得与易并。原夫伏羲画卦，神农重卦之象（重卦之人，传者异词，今从郑玄等说。隋志亦有神农重卦经）。其后有连山、归藏、周易，曰三易。连山禹制之，汉时藏于兰台（或曰神农号连山氏。然桓谭亲见连山数万言，当是禹所为。久佚。后传刘炫伪本，亦亡。惟扬雄太玄有云益拟连山者）”云云。 这里涉及儒的起源、洪范的制作、连山的制作、学术的源头、易学传授等问题，在历史上聚讼颇多。 儒家创自孔子，自无异议。但是关于“儒”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争议。近代以前，一直以为是“出于司徒之官”。如汉书?艺文志就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

14、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司徒之官设于尧舜，因于姬周，掌土地、人民、教化，除了其官方身份、地位外，其职掌和功能正好与后来儒家相符。但自近代以来这一说法却受到挑战，又生出种种新的说法，其最有影响者，乃章太炎、胡适和徐中舒三氏。章氏以“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故“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1910年初版于日本东京，1915年收入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铅印本。所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平原导读本，2003年。胡、徐二氏皆以为“儒”起源于殷世，是祭司或神职人员胡适：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193

15、4年12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徐中舒：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后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现在看来，谢先生又提出儒者始于夏人说了。 无可否认，影响后世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必然始于孔子。庄子?渔父就借子贡之口说：“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这样有思想主张（“性服忠信”）、有行为风范（“身行仁义”）、有文化追求（“饰礼乐”）、有学术重心（“选人伦”），并且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上忠”“下化”“利天下”）的学派，只有孔子具备。

16、但是作为官守的“儒”，在孔子之前确已存在。周礼有“师儒”两种掌教化的职业。周礼?天官“大司徒”职：“以本俗六安万民：一曰?（美）宫室，二曰族（同族相聚）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郑玄注：“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同师曰朋，同志曰友。”又“太宰”职说：“以九两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在九种维系邦人的手段中，就有表率万民的“师”（“师以贤得民”）和博学多方的“儒”（“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

17、；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师”是有德行的人，是德育、政治教员；“儒”有六艺，是知识、技能教员。这种职业在孔子之前是存在的。 因此胡适和徐中舒先生都在殷人中寻找证据，这是有价值的。不过，在谢先生看来那还不是最早的渊源。他认为儒的职业和功能在夏代就出现了。他举出的两条最突出的证据，一是禹制洪范连山，二是禹时形成了“先王”制度，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称道。 上古经典，莫早于易卦之阴阳，莫奇于洪范之五行。周易?系辞传述易之起源时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是谁呢？相传即伏羲、大禹是也。汉书?五行志刘歆说：“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18、。”张衡东京赋也说：“龙图授羲，龟书畀姒。”羲即伏羲，姒即禹姓。都说上古之世，黄河出“龙图”，洛水出“龟书”，伏羲根据龙图造成了八卦，是即易的起源；禹根据龟书造成了洪范，后来箕子向武王所陈洪范，即来源于大禹。尚书?洪范序载箕子之言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洪者大也，范者法也，用今天的话说，洪范即是大经大法，是治国的“大宪章”。禹得到了“天锡”洪范九畴，才使民间日常伦叙得到规范和条理。根据箕子所陈，“九畴”即是九类治世理民的大原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尚

19、书?洪范）刘歆认为这段文字就是禹所造。 五行是讲水、火、土、金、木五种物质的特性和功能，五事是讲人的五种感觉和思维，八政是讲政治的八个要务，五纪是讲五种天象历法，皇极是讲为君之道，三德是讲三种美德，稽疑讲处理疑难问题的方法，庶征是讲预示吉凶的气象，五福是讲人有善德将获五种福祉，六极是讲人有恶行将受六种灾殃，“九畴”涉及面相当广泛。每一种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说明，也都是先民的经验总结和政治智慧的结晶，如果这真出禹之所传，那禹肯定是具有极高智慧的。所以当武王听完箕子所陈后，非常高兴，立即“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不把他当成普通臣子对待。 关于连山，首载于先秦文献周礼“大卜”职：“（大卜）掌三易之法

20、，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春官）又：“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春官筮人）可见连山与周易是同一类型的书，一样都是由经卦、别卦组成的“易书”，而且是用来占筮的。汉人注说，连山是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为周人的易。连山首艮，艮为山，山下山上，象山之相连无绝，一说“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故称“连山”。归藏首坤，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称“归藏”。周易首乾，乾者健也，健行不已，周还复始，故曰“周易”。山海经说：“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连山居“三易”之首，影响

21、于归藏和周易。 周易今天还在流传，义例彰彰。连山、归藏今已亡佚，谜团多多。据说二易汉代还有流传，桓谭新论就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还有称引，如淮水注引连山易：“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引连山易：“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余即启或均）。”可见连山实有其书，而且其中还有夏代故实，应当与禹有联系，可惜后世竟然失传了。 连山为“三易”之首，“三易”掌于太卜，“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易”是蝉联相承的，其哲学基础和表意元素，都是以阴阳二画为基础。洪范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行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

22、也是影响物质运动转化的基本属性。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后来成为儒家哲学，也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范畴。因此说“儒起于禹”实不为过。至于易学在蜀中的传授，就更是源远流长了，这里不再多赘。 三经典体系：“五经” “七经”与“十三经”谢先生说：“若夫其学，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及蜀人治之独胜者，并著以为型，而衍众人遗说。”这让我们想起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和扩展，因得蜀学而后广，也得蜀学而后定。 儒家经典，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四经”“六经”，再到“五经”的演变，巴蜀则完成自“七经”而“十三经”的定型。 早期“四教”：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传世旧法之史”（庄子?天下）的状态，诸书皆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

23、一的集合名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w衰称赞?S?e“说礼乐而敦诗书”。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管子?内言?戒：“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房玄龄（实尹知章）注：“四经，谓诗书礼乐。”这是早期“四教”，主于实用。 孔子“六经”：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语见史记?儒林列传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解详金景芳：孔子与六经，载孔子研究创刊号，1986年第1期。，“序易传” 此约史记?孔子世家文：“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

24、子家语?本姓解亦称：“（孔子）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历史上颇多怀疑。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义?原道（王重民通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易掌大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似乎孔子对“六经”毫无用功之处，实为过激之辞。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

25、学（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说：“春秋以前，所谓易诗书礼乐春秋，大体都是某类文献的通称，每类文献，或有性质相类的典籍，或有不同的传本。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孔子的整理、编订、传授，才推动了战国儒家研习和重视，并最终导致了易、书、诗、礼、易、春秋至西汉开始普遍尊崇的特殊地位。就此而言，可以说，六经实借孔子而得进一步弘扬，孔子则因整理、传授六经而愈见其重要历史贡献。”尚不失为持平之论。庄子?天下篇：“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天运篇也称孔子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秦汉

26、之际，儒家经典又称“六艺”。陆贾新书?六术：“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史记?太史公自序） 汉家“五经”：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或曰“乐本无经”，或曰“乐亡秦火”，但其未被博士用以教授生徒则一。又考汉代文献，乐尚处处使用，时时演奏。可见，乐并未亡佚，只是未列入博士官传授而已。参蒙文通：经学抉原?焚书，见蒙文通文集第三册，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

27、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代名词。 蜀学“七经”：首次对儒家“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文翁在成都兴办的石室“蜀学”。文翁于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汉书?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三国志?蜀书?秦宓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按：秦宓说文翁所遣“司马相如”，常璩说是“张叔等十八人”，秦说无征，常璩之言与班固汉书?循吏传合，可从。学人谓汉书“

28、（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散骑常侍”的记载，证明司马相如成才和成名在文翁守蜀之前。我们又从益部耆旧传佚文中，找到了司马相如真正的老师临邛隐者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说明相如学术自有渊源，非文翁所教而成。常璩也说：“（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比之中原还多两经。“七经”具体所指历来解者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后汉书?张纯传：“乃案七经谶、明堂图。”李贤注：“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29、张纯是光武时人，当时谶纬盛行，当时纬书中有乐纬不假，李贤注“七经谶”有乐家是对的；但是作为经书，乐经在西汉已无传授，遑论东汉呢？因此李贤以乐经注“七经”又是错误的。 ，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 杭士骏：经解，见皇清文颖卷一二，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考之汉书?平帝纪：“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经说”：“春秋正义云：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皆四言，而阙其一。”

30、（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校点本），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 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姜肱传），等。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一下载：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江藩撰两汉通经诸儒，举“其治七经者则有：张宽、汝阴荀爽、成都赵典、梓潼杨充、涪人李?N、南阳许慈” 江藩：经解入门卷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张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