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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学五事论稿
“蜀学”五事论稿
[摘要]从阐释谢无量《蜀学会叙》入手，初步总结出“蜀学”的五个特征：
一是独特的古史体系，即以“天皇、地皇、人皇”为内涵的“三皇”体系，和以“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为世系的“五帝（王）”体系。
二是大禹所创《洪范》之“五行”、《连山》之“阴阳”等观念，为后世儒家奠定了哲学基础。
三是有别于中原“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观念，蜀学自严遵以下构建了“道德仁义礼”（或“道德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四是在孔子“六经”、汉人“五经”和唐人“九经”的构架上，蜀学每每有所突破，率先构建起“七经”和“十三经”的经典体系，并为正统儒学所接受。
五是蜀中自古流传的“皇人”信仰、仙道传统，造成了老子入蜀修仙的传说，也成就了张道陵入蜀创教的功绩。
[关键词]蜀学；三皇五帝；五常七德；阴阳五行；老子入蜀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5）06―0028―10
巴蜀地区因其独有的地理位置，使巴蜀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古史传承体系，它既与中原文化有血肉联系，同时又有自己鲜明的地域特征。
20世纪初，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又有《蜀学系传》）曾探源索隐，勾深发微，为读者展示了巴蜀文明的别样风神。
其文摭拾传世文献，参酌历史传说，对巴蜀的历史渊源、文化特征、经典体系、学术创造和思想成果等，都进行了简要概述，提出了“蜀有学，先于中国”的论断。
这在当时无异石破天惊，振聋发聩。
不过因其说过创，不合时宜，以致该文的学术价值一直未引起学人重视。
为了从此文获得了解和研究巴蜀上古学术文化的参考与启迪，兹特掇取数事，加以疏证，用发其覆，以见其概。
其有不妥，幸识者教焉。
一古史体系：
“三皇五帝”与“大禹”
谢先生在《蜀学会叙》开篇即说：
“天造蜀国，于万斯年。
垂学播文，圣哲代作。
传曰：
‘蜀肇人皇之际，爰及神农降巴黔，禹兴乎广柔，名施焕诸夏，制作侔天地，蔑以加已。
’”
――说自开天辟地以来，蜀人经历了万年以上的历史衍变。
蜀人历史上创造了许多学术和文化，圣贤睿哲代有其人。
又说蜀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人皇之世，神农和大禹都降生于此（或在这一带活动过），他们的盛名光辉华夏史册，他们的创造堪与天地同久。
这些夸赞感情充沛，肯定程度很高，读之令人兴起，但是他这样说有没有历史依据呢？
这里单举“三皇五帝”和“大禹”籍贯问题，加以考察。
“三皇五帝”无疑是中国上古史的传说时代，也可视为上古帝王和古先神圣的概称。
巴蜀文献和中原文献对此都有记载，但是在具体称名上却互有差异。
《华阳国志?
蜀志》：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
”这是今传文献中对蜀人始祖（即人皇）的明确记载，然其根据却远远早于此者。
宋人《太平寰宇记》卷七二：
“按《世本》、《山海经》、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
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云云。
罗泌《路史》卷四也说：
“蜀之为国，肇自人皇。
”罗苹注指出其所依文献也是：
“《世本》、扬雄《蜀纪》、《华阳志》、《本蜀论》等语。
”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李冬梅，舒大刚：
“蜀学”五事论稿读谢无量先生《蜀学会叙》札记
可见“蜀出人皇”之说渊源有自，早在战国以前成书的《世本》中就已经如此记载了，当时中原还没有关于“三皇”是何许人也的具体记录。
《史记?
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李斯等奏曰：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司马贞《索隐》：
“泰皇，当人皇也。
”王符《潜夫论》卷八：
“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
”又可见人皇是与“天皇”“地皇”相配对，这个系统实起于巴蜀。
中原文献言“三皇”的具体名目，则与巴蜀大异。
大致而言，中原以具体人名释“三皇”（如“伏羲、女娲、神农”等，但并不一致），巴蜀则是以“三才”言之（如“天皇、地皇、人皇”），前者趋于实指，后者则多神话，时代早晚显然可见。
如《周礼》等中原文献，只提“三皇五帝”集合名词，如《春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注：
“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
”但三皇五帝具体是哪几位人物，却并不清楚。
至汉、魏而下，乃实称其名，而又每每互异：
伏生《尚书大传》（佚文）举“燧人、伏羲、神农”；应劭《风俗通义?
三皇》引《春秋运斗枢》“伏羲、女娲、神农”；班固《白虎通义?
号》列“伏羲、神农、祝融”；皇甫谧《帝王世纪》称“伏羲、神农、黄帝”。
都不一致，于是王符《潜夫论》卷八乃曰：
“世传三皇五帝，多以为伏羲、神农为三皇。
其一者或曰遂（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娲。
其是与非未可知也。
”可见中原各说意见不一，是信是疑，莫可肯定。
说“蜀出人皇”的《世本》《山海经》，显然比伏生（《尚书大传》）为早，继之者扬雄（《蜀王本纪》）也在应劭（《风俗通义》）、班固（《白虎通义》）等人之前。
可见以“三才”言“三皇”比以人物释“三皇”起源更早。
蜀人的“三皇”观念后来进入中原，逐渐成为中原祀典的内容之一。
首先是道教经典，他们弥缝了巴蜀三皇与中原三皇的矛盾现象，将二者统一起来，以“伏羲、女娲、神农”等为“后三皇”，而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中三皇”，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原“三皇”晚于巴蜀“三皇”的缘故。
但道教为将人类历史与天地生成结合起来，又在“中三皇”前添加一组“初三皇”，即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或“天地初开”的浑沌氏），其理论依据则是《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信仰，特别是《列子》所谓“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的构架，用以模拟天地万物生成的原始状态。
天地之体，其数本四，而所用者三，存一不用者，一者太极，非实指实形的数，故只称“初三皇”。
宋人罗泌著《路史》，参用道、儒两界文献，正式将蜀之三皇，与中原三皇、道之三皇资料统统抄入，以成开篇《前纪》之首二卷。
罗苹于该书卷一“初三皇纪”之“纪三灵而复著夫三皇也”下，注曰：
“诸书说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君，而以伏羲、女娲、神农为后三皇。
《周官》《大戴礼》《六韬》《三略》《文》《列》《庄子》、不韦《春秋》有‘三皇’之说，而刘恕以为‘孔门未有明文’。
孔安国曰：
‘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
’世遂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之三皇。
斯得正矣。
至郑康成注《书中候?
仁⊥肌罚?
乃依《春秋运斗枢》，绌黄帝而益以女娲，与《洞神》之说合。
然《白虎通义》乃无女娲而有祝融，《甄曜度》与《梁武帝祠像碑》则又易以燧人，盖出宗均《援神契注》与谯周之《史考》。
纷纭不一，故王符云：
‘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
’至唐天宝七载，始诏以时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于京城内”云云。
于“三皇”之渊源、异说、流衍，以及正式成为皇家信仰的过程，言之甚明，唯其对“三皇”始于蜀地则未能指明，是为遗憾。
至于“大禹”的族属，汉以后亦多说，然考诸早期文献，实与巴蜀有关。
《史记?
六国表序》：
“禹兴于西羌。
”皇甫谧注：
“《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传曰‘禹生自西羌’是也。
”皇甫所引“孟子”之说，不见于今传《孟子》书中。
不过唐代注家对此并不怀疑，说明另有依据。
如张守节《史记正义》说：
“禹生于茂州汶川县，本冉?
国，皆西羌。
”杨?
?
注《荀子?
大略》“禹学于西王国”说：
“大禹生于西羌，西王国，西羌之贤人也。
”也许禹生于蜀的说法，自是战国、秦汉以来的公论，非出一时之杜撰。
《三国志?
蜀书?
秦宓传》秦宓就说：
“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裴松之注引《帝王世纪》：
“有莘氏女曰志……生禹于石纽。
”又引谯周《蜀本纪》曰：
“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
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
见《世帝纪》。
”后世学人还纷纷考证，必欲为上述引文找出《孟子》脱文所在：
明陈耀文《经典稽疑》卷上于“舜卒鸣条”下：
“《史记?
六国表》云‘禹兴于西羌’，皇甫谧曰：
‘《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疑在此条之下，而今无此语。
故知书之逸遗者多矣，可胜惜哉！
”明陈士元《孟子杂记》卷二也在皇甫谧上述引文后加按语说：
“《离娄》下篇‘文王，西夷之人也’，无‘禹生石纽’之说。
《华阳志》云‘禹生于石纽村’。
《寰宇记》云‘石纽在茂州汶川县北’。
《路史》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纽’。
岂别有据邪？
”征诸地方史志，石纽、刳儿坪、禹庙等，都能在今四川汶川、北川境内找到历史遗迹。
可见禹兴西羌为蜀人，自是战国以来相承的传说，禹所创造的种种文化成果，视为蜀学之早期成就可矣。
二文化渊源：
《洪范》与《连山》
谢先生说：
“然余所闻，邃古之先，天下有学，盖由蜀。
”又说：
“蜀有学，先于中国。
国人数千年崇戴为教宗者，惟儒惟道，其实皆蜀人所创，彬乎遐哉！
”又说：
“儒之学，蜀人所创。
其最古经典，蜀人所传。
为二别：
一、原始儒学禹创；一、易学商瞿传。
儒家者流，明尊卑贵贱之等，叙仁义礼智之德，察于吉凶祸福之乡，称天以为治。
其原盖出于禹。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伏羲因《河图》画卦，禹受《洛书》乃制《洪范》，《洪范》于人事详已，儒者所法，故禹纯然儒学之祖。
《易》广大而不可测，深切著明，莫如《洪范》。
箕子曰：
‘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洪范》初一至六极六十五字，刘歆以为即《洛书》本文也）《洪范》于儒家众说，范围而不过，实自禹起。
盛若仲尼，而曰：
‘禹，吾无间然矣。
’王制至禹始备，儒者称先王，大抵自禹以下。
（详见量所造《“禹书”及“洪范”证闻》）儒家尊六艺曰经。
经莫大于《易》，《易》自伏羲而降，群圣相授。
余经孔子所述，皆有所删定，不得与《易》并。
原夫伏羲画卦，神农重卦之象（重卦之人，传者异词，今从郑玄等说。
《隋志》亦有《神农重卦经》）。
其后有《连山》、《归藏》、《周易》，曰‘三易’。
《连山》禹制之，汉时藏于兰台（或曰神农号连山氏。
然桓谭亲见《连山》数万言，当是禹所为。
久佚。
后传刘炫伪本，亦亡。
惟扬雄《太玄》有云‘《益》拟《连山》者’）”云云。
这里涉及儒的起源、《洪范》的制作、《连山》的制作、学术的源头、《易》学传授等问题，在历史上聚讼颇多。
儒家创自孔子，自无异议。
但是关于“儒”的起源，历史上却有争议。
近代以前，一直以为是“出于司徒之官”。
如《汉书?
艺文志》就说：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
”司徒之官设于尧舜，因于姬周，掌土地、人民、教化，除了其官方身份、地位外，其职掌和功能正好与后来儒家相符。
但自近代以来这一说法却受到挑战，又生出种种新的说法，其最有影响者，乃章太炎、胡适和徐中舒三氏。
章氏以“儒之名盖出于需。
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
故“儒本求雨之师，故衍化为术士之称”。
章太炎：
《国故论衡?
原儒》，1910年初版于日本东京，1915年收入《章氏丛书》，上海右文社铅印本。
所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平原导读本，2003年。
胡、徐二氏皆以为“儒”起源于殷世，是祭司或神职人员胡适：
《说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卷第3期，1934年12月，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6年；徐中舒：
《甲骨文中所见的儒》，《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4期，后收入《徐中舒历史论文集》下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8年。
。
现在看来，谢先生又提出儒者始于夏人说了。
无可否认，影响后世的有经典、有纲领、有徒众的儒家学派，必然始于孔子。
《庄子?
渔父》就借子贡之口说：
“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
”这样有思想主张（“性服忠信”）、有行为风范（“身行仁义”）、有文化追求（“饰礼乐”）、有学术重心（“选人伦”），并且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上忠”“下化”“利天下”）的学派，只有孔子具备。
但是作为官守的“儒”，在孔子之前确已存在。
《周礼》有“师儒”两种掌教化的职业。
《周礼?
天官》“大司徒”职：
“以本俗六安万民：
一曰?
?
（美）宫室，二曰族（同族相聚）坟墓，三曰联兄弟，四曰联师儒，五曰联朋友，六曰同衣服。
”郑玄注：
“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
同师曰朋，同志曰友。
”又“太宰”职说：
“以九两系邦国之民：
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
”在九种维系邦人的手段中，就有表率万民的“师”（“师以贤得民”）和博学多方的“儒”（“儒以道得民”）。
郑玄注：
“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
”“师”是有德行的人，是德育、政治教员；“儒”有六艺，是知识、技能教员。
这种职业在孔子之前是存在的。
因此胡适和徐中舒先生都在殷人中寻找证据，这是有价值的。
不过，在谢先生看来那还不是最早的渊源。
他认为儒的职业和功能在夏代就出现了。
他举出的两条最突出的证据，一是禹制《洪范》《连山》，二是禹时形成了“先王”制度，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称道。
上古经典，莫早于《易》卦之阴阳，莫奇于《洪范》之五行。
《周易?
系辞传》述《易》之起源时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圣人是谁呢？
相传即伏羲、大禹是也。
《汉书?
五行志》刘歆说：
“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
”张衡《东京赋》也说：
“龙图授羲，龟书畀姒。
”羲即伏羲，姒即禹姓。
都说上古之世，黄河出“龙图”，洛水出“龟书”，伏羲根据龙图造成了八卦，是即《易》的起源；禹根据龟书造成了《洪范》，后来箕子向武王所陈《洪范》，即来源于大禹。
《尚书?
洪范》序载箕子之言说：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洪者大也，范者法也，用今天的话说，洪范即是大经大法，是治国的“大宪章”。
禹得到了“天锡”《洪范》九畴，才使民间日常伦叙得到规范和条理。
根据箕子所陈，“九畴”即是九类治世理民的大原则：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尚书?
洪范》）刘歆认为这段文字就是禹所造。
五行是讲水、火、土、金、木五种物质的特性和功能，五事是讲人的五种感觉和思维，八政是讲政治的八个要务，五纪是讲五种天象历法，皇极是讲为君之道，三德是讲三种美德，稽疑讲处理疑难问题的方法，庶征是讲预示吉凶的气象，五福是讲人有善德将获五种福祉，六极是讲人有恶行将受六种灾殃，“九畴”涉及面相当广泛。
每一种下面还有许多具体的说明，也都是先民的经验总结和政治智慧的结晶，如果这真出禹之所传，那禹肯定是具有极高智慧的。
所以当武王听完箕子所陈后，非常高兴，立即“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不把他当成普通臣子对待。
关于《连山》，首载于先秦文献《周礼》“大卜”职：
“（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春官》）又：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
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春官》筮人）可见《连山》与《周易》是同一类型的书，一样都是由经卦、别卦组成的“易书”，而且是用来占筮的。
汉人注说，《连山》是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为周人的易。
《连山》首艮，艮为山，山下山上，象山之相连无绝，一说“似山出内气，连天地也”，故称“连山”。
《归藏》首坤，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故称“归藏”。
《周易》首乾，乾者健也，健行不已，周还复始，故曰“周易”。
《山海经》说：
“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
”《连山》居“三易”之首，影响于《归藏》和《周易》。
《周易》今天还在流传，义例彰彰。
《连山》、《归藏》今已亡佚，谜团多多。
据说二易汉代还有流传，桓谭《新论》就说：
“《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
《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
”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还有称引，如《淮水注》引《连山易》：
“有崇伯鲧，伏于羽山之野。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亦引《连山易》：
“禹娶涂山之子，名曰攸女，生余（余即启或均）。
”可见《连山》实有其书，而且其中还有夏代故实，应当与禹有联系，可惜后世竟然失传了。
《连山》为“三易”之首，“三易”掌于太卜，“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三易”是蝉联相承的，其哲学基础和表意元素，都是以阴阳二画为基础。
《洪范》讲“金木水火土”五行的，五行是构成物质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物质，也是影响物质运动转化的基本属性。
因此阴阳、五行学说后来成为儒家哲学，也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范畴。
因此说“儒起于禹”实不为过。
至于《易》学在蜀中的传授，就更是源远流长了，这里不再多赘。
三经典体系：
“五经”
“七经”与“十三经”谢先生说：
“若夫其学，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及蜀人治之独胜者，并著以为型，而衍众人遗说。
”这让我们想起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和扩展，因得蜀学而后广，也得蜀学而后定。
儒家经典，在中原地区经历了“四经”“六经”，再到“五经”的演变，巴蜀则完成自“七经”而“十三经”的定型。
早期“四教”：
孔子之前，儒家赖以删述的文献处于“传世旧法之史”（《庄子?
天下》）的状态，诸书皆以类为称，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集合名词。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晋?
w衰称赞?
S?
e“说《礼》《乐》而敦《诗》《书》”。
《礼记?
王制》：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
”《管子?
内言?
戒》：
“内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泽其‘四经’而诵学者，是亡其身者也。
”房玄龄（实尹知章）注：
“‘四经’，谓《诗》《书》《礼》《乐》。
”这是早期“四教”，主于实用。
孔子“六经”：
春秋末年，孔子（前551前479）“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作《春秋》”语见《史记?
儒林列传序》（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解详金景芳：
《孔子与六经》，载《孔子研究》创刊号，1986年第1期。
，“序《易》传”此约《史记?
孔子世家》文：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
”《孔子家语?
本姓解》亦称：
“（孔子）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
”（《四部丛刊》影印明黄鲁曾覆宋本），将旧传“诗书礼乐”四类文献编成可供教学的《诗》《书》《礼》《乐》四经，晚年再加《易》和《春秋》，于是形成了儒家早期经典“六经”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历史上颇多怀疑。
龚自珍《六经正名答问一》（《龚自珍全集》，王佩诤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
”章学诚《校雠通义?
原道》（王重民《通解》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
《易》掌大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
”似乎孔子对“六经”毫无用功之处，实为过激之辞。
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济南：
齐鲁书社，1994年）说：
“春秋以前，所谓‘易’‘诗’‘书’‘礼’‘乐’‘春秋’，大体都是某类文献的通称，每类文献，或有性质相类的典籍，或有不同的传本。
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孔子的整理、编订、传授，才推动了战国儒家研习和重视，并最终导致了《易》、《书》、《诗》、《礼》、《易》、《春秋》至西汉开始普遍尊崇的特殊地位。
就此而言，可以说，‘六经’实借孔子而得进一步弘扬，孔子则因整理、传授‘六经’而愈见其重要历史贡献。
”尚不失为持平之论。
。
《庄子?
天下篇》：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天运篇》也称孔子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秦汉之际，儒家经典又称“六艺”。
陆贾《新书?
六术》：
“是故内法六法，外体六行，以与《书》、《诗》、《易》、《春秋》、《礼》、《乐》六者之术，以为大义，谓之‘六艺’。
”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指》：
“儒者以六艺为法。
六艺经传以千万数。
”（《史记?
太史公自序》） 汉家“五经”：
西汉时，《乐经》已经不用来传授生徒或曰“《乐》本无经”，或曰“《乐》亡秦火”，但其未被博士用以教授生徒则一。
又考汉代文献，《乐》尚处处使用，时时演奏。
可见，《乐》并未亡佚，只是未列入博士官传授而已。
参蒙文通：
《经学抉原?
焚书》，见《蒙文通文集》第三册，成都：
巴蜀书社，1995年。
，汉时博士弟子所习皆只“五经”，汉武帝所设经学博士也只有“五经博士”。
《史记》《汉书》的儒林传叙述诸经传授线索，也只分《诗》学、《书》学、《礼》学、《易》学、《春秋》学五大群体。
于是“五经”就构成汉代儒家经典的基本范式，《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就是当时整个儒家经典代名词。
蜀学“七经”：
首次对儒家“五经”概念有所突破的是文翁在成都兴办的石室“蜀学”。
文翁于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乃选……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受业博士”；“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县邑吏民……争欲为学官弟子。
”（《汉书?
循吏传》）东汉末秦宓述其事说：
“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当作张叔）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三国志?
蜀书?
秦宓传》（北京：
中华书局，1959年）。
按：
秦宓说文翁所遣“司马相如”，常璩说是“张叔等十八人”，秦说无征，常璩之言与班固《汉书?
循吏传》合，可从。
学人谓《汉书》“（司马）相如事孝景帝为散骑常侍”的记载，证明司马相如成才和成名在文翁守蜀之前。
我们又从《益部耆旧传》佚文中，找到了司马相如真正的老师临邛隐者胡安（《蜀中广记》卷一三）。
说明相如学术自有渊源，非文翁所教而成。
常璩也说：
“（文）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
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
”常璩：
《华阳国志》卷三，刘琳校注本，成都：
巴蜀书社，1984年。
秦宓和常璩都说文翁化蜀的教材是《七经》，比之中原还多两经。
“七经”具体所指历来解者异辞，有“六经”加《论语》说《后汉书?
张纯传》：
“乃案《七经谶》、《明堂图》。
”李贤注：
“《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
”（北京：
中华书局，1965年）张纯是光武时人，当时谶纬盛行，当时纬书中有《乐纬》不假，李贤注“七经谶”有《乐》家是对的；但是作为经书，《乐经》在西汉已无传授，遑论东汉呢？
因此李贤以《乐经》注“七经”又是错误的。
，有“五经”加《论语》、《孝经》说杭士骏：
《经解》，见《皇清文颖》卷一二，清乾隆十二年武英殿刻本。
。
既然《乐经》在汉代不以教学，文翁石室当然也不例外，故“六经”加《论语》说为无征。
考之《汉书?
平帝纪》：
“征天下通知逸经……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
”已将《论语》《孝经》与“五经”并列；晋傅咸作《七经诗》，其中也有《论语》《孝经》王应麟：
《困学纪闻》卷八“经说”：
“《春秋正义》云：
‘傅咸为《七经诗》，王羲之写。
’今按《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皆四言，而阙其一。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校点本），可见“五经”加《论》《孝》之说为可信。
中央太学传“五经”，蜀郡石室传“七经”。
中原人士熟读群经称“五经兼通”云云，许慎号“五经无双”，所撰也是《五经异义》（《后汉书?
许慎传》）；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后汉书?
桓谭传》）；张衡“通五经、贯六艺”（《后汉书?
张衡传》）；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后汉书?
姜肱传》），等。
而蜀学人士熟习群经，却多以“七经”誉之，如《后汉书?
赵典传》注引《谢承书》：
成都人赵典“学孔子《七经》……靡不贯综”；《华阳国志》卷一○下载：
梓潼人杨充“精究《七经》”云云；江藩撰《两汉通经诸儒》，举“其治七经者则有：
张宽、汝阴荀爽、成都赵典、梓潼杨充、涪人李?
N、南阳许慈”
江藩：
《经解入门》卷二，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
张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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