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docx

1、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戚其章 【作者简介】戚其章250002济南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 题】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渐多，数十年间逐渐蔚为风气。关于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即萌发(1840-1861)、重倡(1861-1874)、趋实(1874-1879)、深化(1879-1884)和高潮(1884-1894)。由于海防问题在中国是和近代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海防思想之由理论走向实

2、践，必然会不仅带来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关 键 词】海防思想/三次海防大讨论/启动近代化进程 【正 文】 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清史稿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注：清史稿，第138卷，第538页。）诚哉斯言！鸦片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设有水师，也“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注：清史稿，第135卷，第524页。）。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渐多，数十年间逐渐蔚为风气，

3、推动了海防建设的发展，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今天审视其发展历程，探讨其历史地位和价值，无疑仍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课题。 一、晚清海防思想发展之轨迹 在整个晚清时期，海防思想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或断或续，时而曲折甚至迟滞，在艰难的探求中缓慢地取得进展。兹按其发展之轨迹，试分作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论述。 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1861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萌发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莅任广州后，认识到“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必须“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注：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3页。）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他一面将“以守为战”（

4、注：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762页。）和“久持困敌”（注：林则徐集，中华书局1965年版，奏稿中，第883-884页。）作为海防战略的基本方针，一面主张建立一支“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注：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林则徐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虽在生前未能实现，却使他成为晚清倡建近代海军之第一人。魏源继承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而又有所发展。他提出以守为战要与走精兵之路相结合（注：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的海权思想，求索1996年第2期。）；主张实行内守与外攻相结合的海防战略，“内守既固，乃御外攻”（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

5、年版，下册，第865页。）；并建议设厂造船，先在广东训练新式水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下册，第870页。）。按照他的构想，然后可仿粤省之例，由粤海而闽浙，而上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注：魏源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86页。）他还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来概括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海防运动虽在东南沿海数省一度掀起高潮，却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趋于式微。 第二阶段，从1861年到1874年，是海防思想的重倡时期

6、。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亟思救国之策。冯桂芬特别称赞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说（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光绪下酉聚丰坊校刻本，卷下，第70-72页。）。于此同时，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注：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册，第330-332页。），左宗棠主张“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7卷、第25页。），李鸿章更建议“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注：海防档，台北，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本，机器局，第1册，第3页。）。在他们的重倡下，“师夷长技”说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成为晚

7、清海防思想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重倡近代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制造轮船。从而，创建海军的问题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他于1867年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30艘，分为北洋、中洋、南洋三路，派提督一员统之（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翌年，又在条款的基础上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创设外洋水师的具体方案。其主要内容有四：（一）购置兵轮、特别是大兵轮，以创设外洋海军；（二）在中国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三）创立三洋海军，分区设防；北洋提督驻天津，东洋提督驻吴淞，南洋提督驻南澳，“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

8、，根驳轮船十号”；（四）精设机器局，不但制造轮船、枪炮，还要发展民用工业（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8卷，第24-27页。）。海防思想重倡之后，洋务派进一步将“师夷长技”说付诸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特别是创设外洋水师方案的提出，不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产生，而且表明晚清海防思想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从1874年到1879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趋实时期。1874年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争论的波及面甚广，几乎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都被卷入，尽管各有侧重，意见纷纭，但其效果却基本上是积极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基本正确性。于是，不仅规复新疆的

9、计划得以实现，而且海防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明发上谕：“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此时，议海防者思想更趋向实际，从此发展海军问题开始进入具体筹划的阶段。当时，多数海防论者皆主张筹建三支海军，也有主张分为四镇者，李鸿章则认为设防“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并以大沽、北塘一带为“最要”，吴淞至江阴一带为“次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页。）。清政府决定筹办南北洋海防，并降谕酌度情形先购铁甲船一两只，即系采纳李鸿

10、章的建议。这次海防议结束之时，正是北洋海军准备筹建之日。1875年以后，李鸿章开始向外国订造军舰。1879年，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不久，又派其督操炮船。这实际上是为北洋海军初建进行准备。 第四阶段，从1879年到188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深化时期。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再次唤起朝野对海防问题的关注。薛福成上筹洋刍议十四篇，鉴于日本定购铁甲船，不无忧虑地指出：“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穷亦必取偿于我。”（注：薛福成：筹洋刍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王先谦上疏条陈洋务，对海防问题亦有建言。他反对“以守为战”之说，认为

11、“守之不可尽恃”，“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此时，李鸿章的认识亦有所变化，由以陆防为主发展为海陆并重，承认“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7卷，第34页。），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他觉察到日本必为中国永远之大患，认为必须拥有铁甲船才“足以言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78卷，第17页。）。其后，何如璋也就海防问题向朝廷建言，提出立营制、编舰队、勤训练等项，所论多系整顿水师应办事项（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2、，第2册，第532-534页。）。当时，马建忠已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正为李鸿章办理洋务，披览何之奏章，对其所陈颇有同识，因就其所论加以引申和诠释，并附以己见，上于李鸿章。上书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海军的深切了解，对于海军的领导体制、教育与训练、人才之选拔、营制之建立、规章制度之制订、舰队编成等等，都做了非常具体而深入的说明（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第3卷，第1-28页。）。并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醒当政者切勿错过这一百载难逢的发展海军的机遇。数年之内，议海防者极其活跃，所论皆主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从而推动了海军筹建的步伐。1879年，李鸿章曾致函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700

13、0吨级的铁甲船两艘。1881年，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驶回中国。至此，北洋已拥有13艘舰船。于是，李鸿章奏请丁汝昌为统领，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海军旗，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初步建成。 第五阶段，从1884年到189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发展的高潮时期。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愈加感到了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性。1884年春，总理衙门提出：“以沿海七省宜专设一海防衙门，举各省水师船政、营制、炮台、海径、机器、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画。”先是在前一年，总理衙门曾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如今要将海防股升格为海防衙门，自然是一个进步。李鸿章立表赞同，但认为以“海防”名衙门不妥，盖“海防二字，顾名思义，

14、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因此主张径设“海部”。并建议在北洋某口建置水师提督衙门，以便往来海面梭巡会哨（注：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第15卷，第29-30页。）。其后，廷谕以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兼署船政大臣。张奏称：“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并力主“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时，在海防犹为先。”（注：张佩纶：涧子集，奏议四，第2-6页。）1885年春，左宗棠鉴于马江之失，分析“水战不足恃”的原因，认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应“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

15、武备第一要义。”（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64卷、第6-8页。）中法和约签订后，清廷随即发布上谕：“当此事定之后，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于是，左宗棠、李鸿章等十几位大臣先后复奏，提出了许多积极性的建议。第三阶段，从1874年到1879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趋实时期。1874年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这场争论的波及面甚广，几乎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都被卷入，尽管各有侧重，意见纷纭，但其效果却基本上是积极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基本正确性。于是，不仅规复新疆的计划得以

16、实现，而且海防问题也受到了更多的重视。清政府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并明发上谕：“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此时，议海防者思想更趋向实际，从此发展海军问题开始进入具体筹划的阶段。当时，多数海防论者皆主张筹建三支海军，也有主张分为四镇者，李鸿章则认为设防“惟有分别缓急，择尤为紧要之处”，并以大沽、北塘一带为“最要”，吴淞至江阴一带为“次要”（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24卷，第16页。）。清政府决定筹办南北洋海防，并降谕酌度情形先购铁甲船一两只，即系采纳李鸿章的建议

17、。这次海防议结束之时，正是北洋海军准备筹建之日。1875年以后，李鸿章开始向外国订造军舰。1879年，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不久，又派其督操炮船。这实际上是为北洋海军初建进行准备。 第四阶段，从1879年到188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深化时期。1879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再次唤起朝野对海防问题的关注。薛福成上筹洋刍议十四篇，鉴于日本定购铁甲船，不无忧虑地指出：“彼欲骋所长，其势必迫我交锋；否则，彼所购之铁甲船三号，其穷亦必取偿于我。”（注：薛福成：筹洋刍议，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页。）王先谦上疏条陈洋务，对海防问题亦有建言。他反对“以守为战”之说，认为“守之不

18、可尽恃”，“必能战而后能防”（注：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卷，第12页。）。此时，李鸿章的认识亦有所变化，由以陆防为主发展为海陆并重，承认“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7卷，第34页。），是其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他觉察到日本必为中国永远之大患，认为必须拥有铁甲船才“足以言海战”（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78卷，第17页。）。其后，何如璋也就海防问题向朝廷建言，提出立营制、编舰队、勤训练等项，所论多系整顿水师应办事项（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册

19、，第532-534页。）。当时，马建忠已从法国获博士学位回国，正为李鸿章办理洋务，披览何之奏章，对其所陈颇有同识，因就其所论加以引申和诠释，并附以己见，上于李鸿章。上书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海军的深切了解，对于海军的领导体制、教育与训练、人才之选拔、营制之建立、规章制度之制订、舰队编成等等，都做了非常具体而深入的说明（注：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第3卷，第1-28页。）。并披肝沥胆，大声疾呼，提醒当政者切勿错过这一百载难逢的发展海军的机遇。数年之内，议海防者极其活跃，所论皆主积极防御的海防战略，从而推动了海军筹建的步伐。1879年，李鸿章曾致函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7000吨级的

20、铁甲船两艘。1881年，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驶回中国。至此，北洋已拥有13艘舰船。于是，李鸿章奏请丁汝昌为统领，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海军旗，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初步建成。 第五阶段，从1884年到1894年，是晚清海防思想发展的高潮时期。中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愈加感到了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性。1884年春，总理衙门提出：“以沿海七省宜专设一海防衙门，举各省水师船政、营制、炮台、海径、机器、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画。”先是在前一年，总理衙门曾设海防股，掌南北洋海防之事。如今要将海防股升格为海防衙门，自然是一个进步。李鸿章立表赞同，但认为以“海防”名衙门不妥，盖“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

21、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因此主张径设“海部”。并建议在北洋某口建置水师提督衙门，以便往来海面梭巡会哨（注：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第15卷，第29-30页。）。其后，廷谕以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兼署船政大臣。张奏称：“欲求制敌之法，非创设外海兵船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立水师衙门不可。”并力主“以水师一军应七省之防”，“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时，在海防犹为先。”（注：张佩纶：涧子集，奏议四，第2-6页。）1885年春，左宗棠鉴于马江之失，分析“水战不足恃”的原因，认为“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陋就简”，应“择要设立船政炮厂，专造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

22、要义。”（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64卷、第6-8页。）中法和约签订后，清廷随即发布上谕：“当此事定之后，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版，光绪元年四月，光绪十一年五月）于是，左宗棠、李鸿章等十几位大臣先后复奏，提出了许多积极性的建议。二、晚清海防议所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结果 在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从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即从同光之交到光绪前期的十几年间，是最关键的时期。在这十余年里，曾先后出现过三次海防大讨论：第一次，是1874年由日军侵台引起的；第二次，是1879年由日本吞并琉球引起的；第三次，是1885年由中

23、法战争引起的（注：一般认为只有1874年和1885年两次海防议，其实，1879年这次讨论更为深入，意义和影响尤为深远，似不能简单地看成是1874年海防议的继续，而应作为一次单独的海防议来看待。）。这三次海防议涉及到许多有关海防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争论颇为热烈。大致说来，当时争论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海军分区设防与统一调度的关系。自丁日昌提出海军分设三路以后，虽有不少官员表示赞同，但究竟设几支为宜，认识仍不一致。也有的主张设“四镇”（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192页。）或“四大支”，即北洋为一支，南洋为一支，闽洋为一支，粤洋为一支（注：张文襄公全

24、集，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13卷，第3页。）。甚至还有主张立五军或十军的（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59页。）。李鸿章并不反对分三区或四区设防，但更倾向于分“最要”、“次要”两区，实际上是主张南北洋分区设立海军（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第35卷，第28页。）。看来，设几支海军应从实际出发，本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重要的问题在于：海军既分区设防，其指挥权归谁？张佩纶觉察到这是一个问题：“海防之事，督抚终难不问；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尽化町畦。”（注：张佩纶：涧子集，奏议四，第3页。）左宗棠也为之忧心忡忡地说：“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

25、，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三提督共办一事，彼北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纷，难言实效，必由乎此，不可不慎也。”（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14卷、第56页。）确实如此。要设立海军，就必须解决统一调度的问题，而这在当时又是一个难以真正解决的问题。 按清朝体制，沿江沿海各省水师，循明朝旧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概归各省督抚节制。迄于晚清，此制相沿未改。如1870年，福建洋面轮船渐多，船政大臣沈葆桢即会同闽渐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英桂，奏请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嗣后，清廷发布上谕，即命英桂等“传谕该提督

26、，务当申明纪律，严加约束，以肃营规。”（注：船政奏疏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6卷，第18页。）可见，轮船统领初设之时，就是在总督节制下履行职务的。到1875年第一次海防议期间，闽浙总督李鹤年更明确提出：“今海防紧要，沿海疆臣均属责无旁贷。第无统帅专任此事，讲求实际，仍恐意见分歧，临事毫无把握。请饬下南北洋大臣督办海防，以重事权，南洋北洋分设轮船统领，由该大臣节制调度，先尽现有轮船，配齐弁兵炮械，归两统领训练，以后陆续添造，分隶两洋。”（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100卷，第19页。）北洋海军初建后，薛福成曾草成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十四条，其第七条即是添设外海水师提督，建阃津沽，

27、受北洋大臣节制（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9页。）。后来，制订北洋海军章程时，便吸收了此条内容，特在“钤制”一节中明确规定：“北洋海军提督有统领全军之权，凡北洋兵船无论远近，均归调度，仍统受北洋大臣节制调遗。”（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下册，第1027页。）海军统领对总督是从属的关系，即指挥权归总督，这是以“懿旨”批准的形式而确定下来的。既然如此，那么，各洋海军之间怎样才能做到消除“畛域攸分”而“联为一气”呢？丁日昌提出用“会哨”的办法，建议“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

28、982年版，第11页。）左宗棠认为不一定限定半年一次，可经常会哨，称：“海防一水可通，有轮船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注：左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书牍，第64卷、第6-8页。）但是，“会哨”既不能违背事权各有攸属的原则，也必然有个以谁为主的问题。李鹤年想了个折中兼顾的办法：“每年春秋二季会哨，春至北洋，秋至南洋。”（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7卷，第60页。）他们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未免脱离实际，在执行中是难以行得通的。后来，海军会操一共才有三次，而且都在北洋：第一次，是在1886年5月，南洋派南琛、南瑞、开济三船来北洋会操

29、；第二次，是在1891年5月，南洋派寰泰、南琛、南瑞、开济、镜清、保民六船北来会操，广东之广甲船已先在北洋，一同随操；第三次，是在1894年5月，南洋仍派寰泰等六船，广东派广甲、广乙、广丙三船，皆来北洋会操。后两次会操，其实就是三年一次的校阅。本来，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南洋各船“调归北洋合操，即暂归北洋提督节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不得稍分畛域。”（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下册，第1042页。）事实上，在两支海军各有隶属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分畛域的。 总署章京周家楣倒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1874年，他便提出了“另立海军”的

30、建议，即改变由疆臣节制的传统模式，“简派知兵大员统之”，“遇有征调，若何调度，由统兵大员酌量布置。”（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建议采取类似西方海军的领导体制，然其真正意义始终未被当局所认识，更谈不上重视和采纳了。直到1885年，海军如何统一指挥的问题才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李鸿章认为宜设“海部”，“请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穆图善主张“宜于钦派综理王大臣之外，责成派出之疆臣，专主其事”；吴大澄则建议：“添设水师总理衙门在京，特派亲王总理，沿海督抚归节制，于疆吏中派一员督办水师。”（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59-60页。

31、）正是综合这些意见，清廷于同年10月12日颁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从后来的海防实践看，无论规定各洋海军归疆吏节制调度也好，中央成立海军衙门也好，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甲午战争爆发后，丁汝昌预筹水陆进踞大同江口，而与李鸿章意见相忤，以致延误了战机（注：北洋海军资料汇编，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上册，第541页。）；北洋奏请调南洋数舰北上，而张之洞讬词推脱不行。如此等等，都表明海军的领导体制不顺问题最终没有得到解决。到战败之后，北洋海军将领检讨海战失利原因种种，其一称：“水师统领须有专奏、专行之权，有事之时，相势办理，勿庸请示。如争战一节，乃相机而作，若俟请示，不

32、但军情漏泄，无补于事，且受害无穷也。”（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408页。）其二称：“中国所有兵船须归一统。及有事之际，南北相助，首尾相顾，庶免一败不能复振。”“各处海疆大臣不得擅留船只，独守一方。”（注：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404、408页。）皆实有所指也。早在1875年，郑观应即曾建议，特“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使其“专一事权”，“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并且预言：果能如此，则“十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域外者，无是理也。”（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上册，第216页。）然而，20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终于未能解决事权不一的问题，他的期望也就无法实现。其二，造船与买船的关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开始从西方引进机器生产，创办造船工业，以加强海防，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在起初，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