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发布时间: 2003-12-11 作者:阎步克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 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 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
2、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
3、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
4、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 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 唤鼋鍪?quot;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
5、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
6、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
7、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
8、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
9、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
10、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
11、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二、 南北清浊观念之异同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
12、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
13、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
14、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
15、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
16、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
17、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
18、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19、。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
20、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
21、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
22、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
23、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 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
24、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
25、、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
26、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
27、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
28、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
29、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 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
30、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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