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docx

1、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北朝的“市”：制度、行为与观念兼论研究中国古史的方法（3）五明刑立威 北魏立国不久便“刑人于市”，主要出于模仿，并没有多少理据。随着汉族儒生加入政权，儒家思想开始武装朝臣，礼记王制中“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一句开始反复出现在朝臣言谈话语、奏章表疏中，成为是制的理论根据。 魏孝明帝时元澄针对司州牧元雍因公事栲杀官员上奏，认为若罪状昭彰，死罪以定“应刑于都市，与众弃之”，若罪状不明，不宜杖死152。北齐孝昭帝斩人于殿堂，并问王晞此人是否当死，晞答曰：“罪实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闻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殿廷非杀戮之所”153。隋初何妥上书谏文帝论及刑、爵也引

2、此语154。史书保存的有关记载时间偏后，但不能说此前无人引此为据。毕竟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155，王制与治术关系尤密，谙熟者必不在少数。而北朝负责律令修订的又均为儒生士族156，上述观念融注其中亦属自然。这种观念背景、人员安排及特定场合频频引用成为延续这一传统的有力保证。 质言之，刑人于市与时人对刑罚社会作用及对市的理解分不开。 先秦时期儒法各执一端，或重德治轻刑罚，或反其道而行之，汉代以后两者融合，相互援用，形成“德主刑辅”的基本格局157。北朝人同样继承了这种思想。北齐乐逊便云“刑以助礼”，详言之则是“王者之治，务先礼乐，如有未从，刑书乃用，宽猛兼设，水火俱陈。”158德刑之先后、主次

3、关系说明得十分清楚。 具体到统治实践中便是以礼乐教化为最高理想，追求止讼、息讼，强调“慎刑”、“慎罚”。北朝各史的良吏传、循吏传中事例甚多，不须赘引。 刑罚居辅助地位是儒法斗争融合折衷的产物，“慎刑”则另有一套超验的根据。 古人看来世间的刑罚与天道相联，所谓“象天道而作刑”、“德刑之设，著自神道”159，若处置得当，天会示以祥瑞，曰“天赏”。如若冤杀则会降示天谴。两晋之际建康的淳于伯斩首案引发的讨论充分体现了这种观念160。淳于伯屈死如何影响了天象，时人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妄加刑罚会招致天灾。正是基于此，统治者一般不敢滥施刑措，若天象有变，往往下诏赦免囚犯，所谓“眚灾肆赦”，北朝时事

4、例甚多161。 上述观念自不同角度设定了刑罚的疆界。一方面是德之辅，不能喧宾夺主；一方面象天道，受制于天。尽管如此，刑罚仍具有自身的价值，简言之，即明刑立威。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对赵简子语“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班固则云“作刑以明威”162，白虎通五刑亦认为“设刑罚者，明有所惧也。”这些多是泛论，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企图利用刑罚来威吓百姓，威吓对象并不是囚犯，而是“民”，是被统治者。司马法中则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它说：“殷戮于市，威不善也。周赏于朝，戮于市，劝君子惧小人也”163，戮于市是否见于殷、西周、尚乏确证，此处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刑罚与君子、小人的分类联系起来，相信戮于

5、市可以使小人畏惧。这对后人启发不小，东魏初年孙腾指出“礼训君子，律禁小人”164正是继承了其衣钵。太和元年（477年）孝文帝诏令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165，此语出自诏旨，表达了北魏朝廷对刑法作用的一般理解。统治者希望通过刑罚使兆庶“徙恶以从善”166而起到辅教的作用。 在这些观念熏陶下，统治者自然不会放弃明刑的作法，且要挖空心思扩大刑罚的影响；加上在他们看来“市”乃小人群集之处，小人正是法律惩戒的对象，且这里人来人往，能声播四远，震慑面广167，选择“市”为刑场最好不过。元人徐元瑞说：“将犯法之人肆于市令众，使人不复犯法，则刑具措置而不用，是用刑以期无刑也”168。此话虽晚出，精神却与古一

6、致，颇能反映统治者“刑人于市”的意图。 仔细推敲，为政者的这种期待与其说有什么事实根据，不如说主要是儒家君民关系说的演绎。这种君民关系的经典表达乃孔子所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69在儒家看来，民纯受君主、君子左右摆布，毫无自我意识，所谓“上之化下，犹风靡草，东风则草靡向西，西风则草靡向东”170谈不上任何自主性。治人者的刑罚观念则是这种上对下单向影响的逻辑的简单延伸，仅用以影响的手段略有变化：刑罚取代了德治。在操作中，统治者的意图部分可以实现，可使观众感知统治的力量，也会起相反的作用（详上）。统治者长期迷信圣贤说教，相信“刑人于市”能震慑小人，却找不到什么事实依据171

7、。 隋初李士谦就对此表示过异议。他针对当时规定“赃重者死”建议恢复肉刑。作为引证，他化用老子之言说“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172。隋仍然“刑人于市”，李氏所云乃是对此而发。主张恢复肉刑者并不罕见，能明确意识到以死刑威吓旁人的局限，却不多见。这可能与士谦身处丘陇，终生未仕，深谙民情分不开。可惜他所论虽“有识者颇以为得治体”，初唐便已湮没不传，更谈不上对时政有何影响了。 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学家对公开行刑做了多方研究，证明这种作法实际达不到制度创设者的初衷，有时甚至适得其反173，中国历史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174。 尽管刑人于市效果如何长期是未知数，这种制度安排凭借古训、对刑罚效果的一厢情愿的想象

8、与幻觉得以持续千余年，实在令人深思。 选择市作为刑场同时显示了朝廷对“市”的认识上充满矛盾的一面：一方面皇帝、君子应退避三舍；另一方面又将治理天下的重要手段刑罚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这里。相对于理想中的礼乐教化而言，威刑更为常见，使用的机会也更多，而它们却在一个君子不愿游观的地点展示。支撑这种奇妙的安排除了明刑立威的思想，仍少不了君子、小人分立的逻辑与观念。 六都市：对外展示国力的窗口 以“市”作为刑场体现了朝廷官府对内的施行血腥统治的一面。同时，都城的“市”作为对异国与藩属交往的一个窗口，则成为展示国力，夸耀富足的场所。显示了“市”的作用的复杂性。 魏书李安世传：“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

9、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这种做法最早见于太和元年。该年蠕蠕遣使至平城献贡，“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廐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175时至隋代，朝廷依然采用这一做法。隋炀帝在东都洛阳为向朝贡的“蛮夷”显示国威，“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藩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176 朝廷将都城的“市”作为展示其富庶的场所，目的是让朝贡的“蛮夷”与聘问的邻国炫耀，以谋求外交上的优势。按照史书的记载，这种做法起到一定的效果。太和元年蠕蠕使者见到如此场面，“自相谓曰大国富丽，一生未见也”，次年蠕蠕又遣此人朝贡，并又请求通

10、婚娉，此后“岁贡不绝”177，应与元年所见不无关系。此后萧齐武帝使者刘缵到平城出使，李安世负责接待，去“市”交易，“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双方在外交场合的明争暗斗北魏又胜出一次。而隋炀帝的安排也使得“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达到了“示中国之盛”的目的。 朝廷为向邻国或“蛮夷”宣扬国威而利用“市”作为具体展示的场所，体现了“市”对朝廷的另一个职能。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Geertz）通过分析19世纪印尼巴厘岛的国家（Negara）而揭示出国家所具有的

11、“展示性”,178这种特性在西方政治学的理论中一向是没有地位的。这种展示在巴厘岛主要是通过这种仪式体现的，在中国，这种对外的炫耀却常常在一个向被朝廷的主导思想视为“低贱”的场所进行，而且全部是故意设计的，而不是平时的正常情况，其做法也有悖于平日的交易规则，或金玉贱如瓦砾，或提供免费酒食，目的是向外人集中呈现朝廷与国家的富足、实力，以求折服对方。这与国家在展示中存在的巴厘岛的国家不同，展示对于中国帝国来说只是外交的工具与手段，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可以说是介乎西方与巴厘岛两类国家形式之间。其中奇妙的逻辑很值得思考。这种带有明显为外人展示目的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当今流行的形象工程与为外人参观而

12、不惜作各种手脚的做法中不难发现古人的影子。 七结论 对不同背景的人来说，“市”具有不同的意义。 市是普通城乡居民平素购物、释疑解惑之地，赴市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在这里他们可以满足生计、精神上的多种需要，行刑场面的不时出现也使他们感知统治、了解朝政国运。 士人官宦除部分人遣手下在市肆经营牟利，一些士人亲自在此购书之外，他们平日生活断不了从市廛购买物品，但这些大多可由奴婢、仆役完成，自己则为贵义贱利观念所束缚，不赴市游观，似乎是超脱尘世俗利之外。他们的生活实际与思想相互脱节。 在朝廷看来，“市”是施治对象，需设官、立法予以管理，但并未受到重视，司市者多为卑官末职，“市”的方位亦处于城镇边缘

13、。同时朝廷又将刑场置于此，期待通过公开行刑来震慑百姓，实施统治。行刑不仅要动用不少官员，亦牵动着皇帝，还广揽百姓围观。行刑前后“市”成为朝野瞩目之处，显现出某种中心地位。朝廷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德主刑辅”、“明刑立威”之类治国方略以及君子、小人分立与分布的观念密不可分，这些观念通过参与政权的士人为媒介转化为少数族政权的统治思想。对朝廷而言，作为统御对象的“市”既是边缘又是中心，地位摇摆不定，充满矛盾。 从制度、行为与观念的角度看，朝廷围绕“市”的制度安排，如“市”的方位、市司的品级、刑人于市的种种设计，大体是基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这些思想通过北魏汉化的深入、士人日益加入政权而影响朝廷的制度建设，

14、至孝文帝迁都洛阳而达到高潮，此前的类似制度多是对前代的模仿。围绕着“市”人们的行为（日常活动）与观念并不一致，士人尤其如此。时人生活与“市”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要超出今人的想象。通常朝廷在制度上不重视“市”，但在生活中“市”并非不重要，两者之间存在距离。基于“明刑立威”的思想而采用的“刑人于市”的制度，体现了朝廷对于“市”在思想与制度设计上的矛盾性，实践中也难以完全实现其初衷。 在不同群体的参与下，“市”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它包融了日常生活、知识交换、统治实施、思考对象；在世间发挥了多种沟通作用：供求双方的沟通，不仅是有形物品的交换，还包括财物与知识的交换；城乡生活的沟通与了解，因为“市”不仅服务于

15、城镇，同样辐射周围农村；亦是信息的交流聚散地；同时也是朝廷与百姓沟通之处，平时市吏代表官府施治，与市人打交道，行刑之时，不仅是卑微的市司，还出现了皇帝的诏旨、要员监刑，多种力量交织于此。 一些日本学者强调北朝时期城乡对立严重，并视贵族士大夫为沟通城乡的媒介179。此说似嫌绝对。城乡差异显然存在，“对立”则言过其实；对贵族士大夫作用的估价亦偏高。乡居贵族的确不少，他们确实也发挥了媒介作用，但城乡沟通途径并非一条，“市”亦是其中之一，它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视。 探讨北朝的“市”，不仅是要揭示一段逝去的生活，亦促使我们对治古史的方法做进一步的思考。 首先，长期以来“市”的研究被禁锢在经济史的狭小领域

16、中，往往是服务于今人的某种目的：或用以论证某种经济发展序列（如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合理性，或揭橥中国存在自我发展变化的能力，无须通过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也可步入近代化，或求证相反的命题。凡此种种，“市”的历史成为我们理论分析论证的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论予以切割，建立联系。这时“市”不再是时人生活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它已游离于当时的生活脉络之外，成为今人经济理论的附属品。这些经济理论从根源上讲均是亚当斯密的后嗣，均立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在它们指导下的经济史研究只会关注“市”中出现的“理性经济”活动，卖卜、行刑之类自然会弃置不顾，有关“市”的观念史更不会进入视野。舍弃前者，则割裂了“市”在时人生活中的完整画面与复杂意义；不分析有关“市”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