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始于何时全球化.docx

1、全球化始于何时全球化“全球化”始于何时?全球化 全球化、现代性及19世纪全球史人们谈论“全球化”，还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全球化”图腾每天都在让人思索，向我们提出挑战，或者困扰着我们。它可以是借口或理由，可以是吉兆或不祥之兆。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一般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或者是大行其道的世界自由贸易。全球化究竟起始于何时? 实际上，全球化早就存在；至少，全球化的事实由来已久。它同现代性的起源密切相关，这在19世纪就已经显而易见。而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尤为关注世界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例如波拉尼(KarlPolanyi)的“大转型”(GreatTran

2、sformation)学说，或如科塞雷克(ReinhartKoselleck)的“鞍型期”(Sattelzeit)理论。 20世纪末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同凡响的范式转换：继1960和1970年代的社会史、1980和1990年代的文化史，人们当今关注的是全球史(globalhistory)。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当“全球化”及其影响逐渐进入大众意识时，历史学家们刚告别世界史视角，转向地域和地方史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法国研究方向的影响。在地域史和地方史中，人们确实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此外，微观考察能够见出人的命运，这可是关键所在。学术专门化走得越远，人们越发疑忌宏大叙事和高谈阔论。全球

3、史几乎成了陈旧的历史编撰的代名词，被视为一个已经消亡的史学门类。所有大而全的全球史均被视为阻碍历史认识的做法，主观、演绎、遐想和时间错乱被看做它的特色。 然而，自从“全球化”成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指南之后，情况终究发生了变化。美国学者对全球化的反应最快。此时，人们定会想到莱维特(TheodoreLevitt)于1983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BusinessReview)上的那篇开风气之先的论文市场的全球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从此开始了它的腾达生涯。英美历史学界也在1980年代就开始重新关注“世界史”(worldhistory)。他们倡导对历史发展的大范围和

4、长时段考察，并认为全球化的历史要比全球化争论所想象的长得多。当代重归世界史研究的风气，主要集中于英美学界；尤其是英国人擅长的帝国史研究，比较容易转化为世界史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两部史学巨著引起了世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是剑桥大学史学教授贝利(ChristopherA.Bayly)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关联和比较(TheBirthoftheModernWorld，17801914，GlobalConnectionsandComparisons，Oxford：Wiley-Blackwell，2004)，二是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史学教授奥斯特哈梅尔(JtirgenOsterhann

5、nel，中文名：贺远刚)的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DieVerwandlungderWelt，EineGeschichtedes19.Jahrhunderts，Mttnehen：Beck，2009)。历史学家总想对他们的职业有所贡献，于是，每一代都有人别出心裁，推翻前辈的一些得到公认的观点。贝利这么做了，奥斯特哈梅尔也是如此。卓越的全球史叙事不但总结迄今的研究成果，也是与新近几十年的政治和思想潮流的对话。全球史无法摆脱过去和当代的宏大叙事，但要进行批判性思考；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深入研究。 谈论全球史，人们定然会联想起社会历史领域以布罗代尔(Ferna

6、ndBraudel)和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前者以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49)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享誉国际学界，后者的代表作有现代世界体系(三卷：1974，1980，1989)等。在中国，人们或许更会想起弗兰克(AndreGunder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1998)，或彭慕兰(KennethL.Pomeranz)的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2000)，二者曾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反响。所有这些著述，不管作者具有多少全球视野，基本上都没超越经济视野，其研究

7、方法是从“经济世界”这一特殊视角进行考察的。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的研究则让人看到，考察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单凭经济史是远远不够的。 贝利在现代世界的诞生中指出，今天的史学家是世界史家，即便许多史学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可以说，他承接了法国历史年鉴学派尤其是布罗代尔倡导的整体史观(“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奥斯特哈梅尔世界之变的第一句话便是“所有历史都有世界史倾向”。两位历史学家用清醒的目光审视19世纪的发展和转型，为我们勾勒出这个世纪的深刻肖像，并试图呈现不可逆转的全球化趋势的谱系。今天，经历过19世纪的人都已故去。横亘在中间的20世纪，已经把今天的我们与19世纪隔开。这

8、个往昔的迷人世界，在今人眼里已经变得遥远而陌生，或者早被忘却。贝利和奥斯特哈梅尔成功地让我们走近这遥远的世纪。 “现代世界的诞生” 10多年来，关于世界史的讨论不计其数，各种颇具雄心的世界史编撰很是时髦。各路专家都以为自己走在学术前沿，但也不得不面对各种质疑。为了彰显这个研究方向的价值，大英帝国史、印度史和南亚史专家贝利拿出了他的现代世界的诞生，17801914：全球关联和比较。这部650页的近代晚期世界史，是新的全球史考察的最早尝试，受到世界学界的喝彩，并随即成为一个标杆。贝利在19世纪的全球史中发现了现代世界的诞生，其时间跨度是1780年至1914年，也就是从美国革命、法国革命这些前史到第

9、一次世界大战前夜。作者把这“短短的”134年看做世界的巨变期，它不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创造了条件，也是我们当今社会的基石。 当然，贝利不是要改写19世纪欧洲称霸世界的历史，不是要彻底改变19世纪的历史图像。对他来说，欧洲的“勤奋革命”、启蒙运动和工业化，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然而，他的历史叙事逼迫人们对通行的历史阐释做出相对化处理。他要呈现的现代史是一个“多中心的历史进程”，非欧洲社会不只是现代性之被动的接受者或无声的证人，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如果确实如贝利所强调的那样，现代性的关键是自我觉得现代(现代世界的诞生尤为注重意识史)，那么，他的实证研究不只在欧洲能够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呈现19世纪摧枯拉朽、

10、日新月异的景象。这种巨变在1890年之后以更快的速度发生在世界各地，旧制度纷纷被推翻。 贝利用“原始全球化” (archaicglobalization)这一概念来概括1800年之前跨大西洋奴隶买卖和殖民世界经济的早期发展，以此对应“现代全球化”(modernglobalization)。他记述现代世界诞生的出发点是“世界危机”，且主要体现于1780年至1820年的历史。然而，他的整体描述却追溯到1720年：延续了约1660年之久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终结了，这首先发生在欧洲之外的中东和南亚，比如萨非王朝和蒙兀儿帝国的衰落。紧接着，在欧洲这一“原始全球化”体系的中心，人们越来越感到“帝

11、国过度扩张”(imperialoverstretch)所带来的过度疲劳；耶鲁大学历史学家肯尼迪(PaulKennedy)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描述美利坚帝国过度扩张的这一概念，亦可用于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还相对稳定，彼得大帝统治下的沙俄帝国刚走上强盛之路。 贝利主要从三个角度来阐释200年前的“世界危机”：首先是“革命时代”，它显然与英法全球争雄密切相关。其次，英法角逐所带来的危机，已经起始于1750年代的联盟对垒，即英国同普鲁士的联盟与法国同奥地利和沙俄的联盟；这种对抗亦表现于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并一直延续到滑铁卢战役(1815)和维也纳会议(18141

12、815)。第三，大西洋两岸的革命和战争，在亚洲和非洲产生巨大影响，亚非国家运用来自欧洲的思想武器反抗殖民统治，这必然反作用于欧洲。 在以往的现代性理论中，具有中心地位的是两场革命，即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贝利对欧洲自我认识中的这两个里程碑事件若即若离。他坚信起始于18世纪晚期的多中心的全球化过程：欧洲是准绳，但决不是现代发展的唯一源头。尤其是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史研究中，人们开始重新评价印度和中国在18、19世纪的作用。在他眼里，唯其如此才能理解西方如何发展其统治地位。比如，他援引美国的中国史家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的“greatdivergence”(大分化，大

13、分叉，大分流)概念，解读了欧洲在19世纪东亚的特殊经济地位，首先来自依托于煤炭的工业以及同拉美的商贸关系。他指出，现代经济的活力只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才成为决定性因素。 贝利因此而相对矮化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中常见的工业革命的意义。另外，他还试图展现一个源于西北欧的人类进步史。一方面，他赞成荷兰经济史家德弗雷斯(JandeVries)提出的“劳作革命”(industriousrevolution)，或曰“勤奋革命”，1650年至1850年的这一革命使西北欧的生产方式获得巨变。另一方面，他把“勤奋革命”理解为一种全球现象：在18世纪所有较大经济区域，“勤奋革命”提高和优化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方式。贝利

14、论证了从日本、中国、印度直到非洲的各种提高生产力的形式以及增加劳动强度的状况，以削弱欧洲发展独特性的观点。 “互动”是贝利方法论思考中的关键：他的1780年至1914年的全球史，既要克服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又要利用那些多少与之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他把“互动”当做思考的基础，目的在于对沿袭的发展缘由和中心论做相对化处理。贝利也把19世纪看做经济上升期，但与以往的经典描述相反，他不标明后来发展的起点和始初。通常的做法是把工业革命当做起点；然而，新近的研究抹去了工业革命的光环。在他看来，工业革命对整个发展诚然有其重要的、不可低估的强化作用，但是发展本身却早于工业革命。究竟是什么启动了整个发展?贝

15、利对此无可奉告。或者，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因素兼而有之，那是一种多重原因组成的合力。 贝利视全球史为地域或国家发展之间不可或缺的调整过程，关注不同时间和地域发展之可以互比的“相似性”。他试图证明，现代性是全球相依的产物，而以往的现代化理论史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歧途。显而易见，对所有这些问题作出周全的论证，必然是极其困难的。并且，历史进程时常带来参与者意想不到的结果。复杂的因果关系几乎很难一一说清，贝利清晰的描述和思考也无济于事，因而常常停留于观点的提出。例如，他要呈现各种世界事件之间的思想和政治关联，但终究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1848年的各种欧洲革命与那个时代东亚和南亚的各种起义之间有何

16、内在的因果关系。 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独到之处，往往是在作者把因果关系撇在一边，状写世界各地的一般发展，并对之进行总括性比较。专门史学者总是关注历史的一个截面，视之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贝利则认为这种做法是狭隘的。的确，他的研究方案其实关乎其研究方法，即在各种专门史研究之上建造一个屋顶。比如他对各种战争文化的比较，让人看到欧洲的“成就”，也就是杀戮的效率。 贝利的一些观察和观点是颇为有力的，该书极为精湛地用整整一章来论述宗教。至今依然很流行的一个观点是，宗教意识的式微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与此相反，贝利认为宗教和宗教生活在19世纪并未削弱；正是在19世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在全世界复苏并

17、获得新的活力，它们不仅更强大，而且更教条、更执著。出于传教亦即扩大宗教影响的目的，基督教不得不更强调自己的特色，其他宗教则步其后尘，颇似当今世界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贝利所揭示的现象，自然是对马克斯韦伯的所谓“世界之祛魅”的根本性质疑。 通过强调“跨国性”和“全球性”，贝利试图完成从社会史和文化史到全球史的范式转换。此时的一个中心问题是，19世纪的世界是否可被看做一个全球性网络，同时又不忽略地区或国家之间的实力落差。贝利认为这是可行的。此时，他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同时”发生在不同文化地域的各种发展，为何和如何导致欧洲的崛起，导致19世纪西方世界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他认为这有三个方面

18、的原因：其一，欧洲国家扩大势力范围的政治条件，迫使其对内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对外一再强化实力政策。其二，加快和开拓货物交流所需要的贸易组织。其三，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实行的军事和金融的联手，而这是亚洲竞争者不具备的。 对于贝利所勾勒的世界图景，人们可以在不少问题上各抒己见，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代世界的诞生的基本信念：贝利承接了霍布斯鲍姆的长世纪、短世纪模式，以134年扩展了19世纪，并以此描述人类历史的一个“轴心时代”。这不是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所提出的以哲学和宗教的诞生为特征、标志人类精神重大突破的轴心时代，也不是科塞雷克以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变迁来刻画的18、19世纪轴心时代，而

19、是基于人类组织结构之不可逆转的高效发展。这才是贝利全球史的基本笔法：它不张扬，但很敏锐。 应该说，贝利兑现了他的全球史设想，其工作量是惊人的。他似乎觉得，罗列世界在134年中的惊人变迁还不过瘾，他还运用了纯粹的科学工具：社会史的，文化史的，经济史的，宪法史的，科学史的，宗教史的，文学艺术史的。作者仿佛很能驾驭这些材料，可是读者的知识面是否能够跟上他的步伐，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当然，贝利并不是为广大读者撰写这部秀出班行之作的，他是为学术界写作此书的。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个大胆创举，冲破了僵化的视角。区区650页篇幅便描绘出一个新的历史图景，确实不同凡响。读完这部著作，我们会用新的

20、眼光来看世界，并重新评判我们自己的历史。有多少著作能做到这一点呢? “世界之变” 德国“历史和文化杂志”当初2007年第5期上有一篇奥斯特哈梅尔的简短书评，称赞贝利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部杰作：谁要是以为历史学家早就记述了19世纪的要事和趣事，该说的都说了，那么，贝利的书会让他吃惊。两年之后，奥斯特哈梅尔自己的世界之变：一部19世纪的历史也问世了。他毫不费劲地赶上了全球史领域的英美学者，尤其是贝利的名作。若说贝利常从印度出发论述问题，奥斯特哈梅尔则更喜欢提及中国。可不，他自己也是中国问题专家，1989年就已经发表论著中国与世界社会。2010年，他凭借世界之变而获得德国最高学术奖莱布尼茨奖。 奥斯

21、特哈梅尔是如何把握19世纪世界史的呢?他认为第一种可能性是挖掘典型的时代特色，以确认时代的总体趋势，比如罗伯茨(JohnM.Robeas)和霍布斯鲍姆所采用的方法。第二种可能性是贝利的方法，即追踪分流、拓宽空间，以发现和比较类似的现象。奥斯特哈梅尔将第二种方法极端化，从而获得第三种可能性。他认为，史学就是要描写变化；可是，它还没敢作出解释之前，已经碰到诸多难以理解、无法归总的东西。奥斯特哈梅尔因此而对“整体性”敬而远之，偏重于叙说“故事”，而且是分门别类地叙说。该作具有浓重的随笔风格，用纷繁的事物连缀历史，这或许是全球重要事件的解谜艺术。作者坦承，世界之变接近于后现代史的编纂，呈现的是“我的”

22、视角和看法。 除作者本人外，或许没有多少人会从头到尾通读这部1568页的字体很小的鸿篇巨制。该书所提供的博学大观，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承受的。读者不必这么做，但也许会发问：尽管这是一本很厚的书，它能装下一个世纪吗?从该书的副标题来看，作者是要探讨19世纪，但并不是从1800年开始到1899年结束。作者借鉴了科塞雷克的“鞍型期”之说，将“漫长的”基督教世界的19世纪的起点定于1770年至1830年。书中除了许多关于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外，还讲述了1900年之后的殖民主义，以及走向一次大战的路程。显然，这里所说的一个世纪至少有着150年的历史，比贝利的19世纪更长一些。 与贝利或罗伯茨、霍布

23、斯鲍姆不同，奥斯特哈梅尔的研究方案是，用各种截面给人以一个世纪的整体印象。该书18章展示了一个马赛克式的时代面貌：19世纪是今日世界的前史和开端。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和生存科学化的时代，一个火车、工业和各洲之间大规模移民的时代，一个掀起经济和交往全球化第一波浪潮的时代，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向全世界扩张的时代，一个在欧洲、亚洲、非洲和美洲发生巨变的时代，一个萌芽全球性的时代。奥斯特哈梅尔的全球性视角所描述的改变世界的时期，许多地方看似平静而平稳，后来却成为充满活力的发展温床。 对每个想了解19世纪的人来说，该作是一部难得的作品。作者首先以“定居与迁居”来描绘一个世纪的全景，呈现19世纪(尤其是世纪

24、末)频繁的迁徙所催生的世界网络。确凿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出迁移的不同形式和地方结构。作者又以“网络”为题，记述了交通、外贸和金融业不断加速的交流和互动，这正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19世纪中期以后明显的全球化现象之关键。 在该书导论中，奥斯特哈梅尔坦言，他很关注移民、经济、环境、国际政治和科学等问题。在历史沿革和时间顺序上，该书比贝利着重探讨工业化、国家形成和宗教复兴的现代世界的诞生更为开放。与贝利相仿，奥斯特哈梅尔放弃了依托于国家、文明和大洲的区域划分。但他认为，贝利重视地域和边缘的考察视角，以及贝利之前的罗伯茨和霍布斯鲍姆对时代的重视，都显得不够缜密，无法避免语言描述和结构描述之间的分离，这都需

25、要通过进一步的范畴考察和细致描述来弥补。 奥斯特哈梅尔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或地理分布来论述问题，也不是把焦距对准法国大革命、工业化或殖民主义；他试图从重点内容来塑造历史截面，从实际作用来考察所谓理所当然的历史事实。他注重的是阶级、革命、国家、宗教或民族精神等历史哲学范畴，该书章节的许多标题便来自这些总括性的大概念，如“国家”、“网络”、“等级”、“能源与工业”等，另外还有种族和种族主义概念，这是1880年前后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的基本元素，难免给人枯燥之感，但是作者总能娓娓道来。他对概念的敏锐嗅觉，对多样性的敬畏，对典型性的系统处理，都被“挤压”进自己的19世纪世界史。他的兴趣所在，不是直接叙述国家

26、化、现代化、全球化或标准化，而更在于把握世界各地的变化，钩稽这些变化是否蕴涵特定的发展方向和可能的关联，并以具有时代征候性质的论题来重构19世纪的复杂历程。 作者详尽论证了自己为何摆脱德国传统的历史编纂法，即总是把“民族国家”视为19世纪的关键特征。他在讲述电报、汽船和火车连接世界的同时，提出了他最具挑战性的命题：19世纪并不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世纪，即便在当时的欧洲，只有极少民族国家诞生。而在世界其他地方，19世纪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帝国时期。帝国统治着世界：这里不仅包括大英帝国、沙俄帝国和中华帝国，还有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些常被看做典型“新兴”民族国家的“帝国”。这些帝国只是到了20世纪才改

27、变了模样，要么衰落(如德意志帝国)，要么改弦更张(如俄罗斯和中国)，要么被他人替代(如大英帝国被美国取而代之)。奥斯特哈梅尔指出：“我们打开地图便可看到，这个地球上大部分可居住的地方在19世纪前后都是帝国：一方面是西欧人的远洋帝国，尤其是最大的大英帝国；另一方面是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老牌帝国，如中华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如果我们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那么当时的世界确实以帝国为主，民族国家其实只在20世纪才成为典型组织形式。”不过，从欧洲到美洲，以及非洲和亚洲，19世纪初还占主导地位的“中央性”，在该世纪末期已经大为松动。 奥斯特哈梅尔认为，19世纪的基本变迁见之于如下几点：(1)世界范围内力量对

28、比的急剧变化；(2)近代早期(结束于1830年前后)西半球拓荒社会的政治解放，以及那个时期对澳大利亚的殖民，使得白种人的地位不断提高；(3)新的公民和平等概念所蕴涵的各种合作形式的兴盛；(4)开始于1830年的制宪趋势，这当然不涉及欧洲强权统治的殖民地；(5)坚守近代早期遗留下来的奴隶制亦即统治者的权威；(6)1820年之后的快速经济发展，以及充满活力、可被视为19世纪核心的维多利亚时期(约1850年至1880年)；(7)“世纪末”(findesiele)世态，也就是1880年代之后30年的发展，结束于19181919年。奥斯特哈梅尔明确指出，他的考察重点是19世纪下半叶，也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和

29、“世纪末”。他将“世纪末”的主要特征描述如下：(1)1890年起，石油和煤炭等能源才在全世界大行其道；(2)工业化进入新的阶段并广泛蔓延；(3)跨国康采恩时代的开始；(4)一波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扩张踏上征程；(5)一些政治制度得到巩固；(6)公共领域在全世界出现；(7)最早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开始形成。人们可对奥斯特哈梅尔的时段划分和具体范畴提出不同见解，但就总体而言，他的思考是信而有征的。 奥斯特哈梅尔认为，欧洲的影响是在1680年代之后才在世界范围真正凸现，而“欧洲的”世纪则为1770年至1918年：此前，欧亚大陆的西半部从未如此统治和剥削过地球上偌大地域。源于欧洲的各种变化，从未在世界其他地域

30、获得如此巨大的渗透力。欧洲文化从未如此被人贪婪地接受，且远远超过殖民介入。“文明”概念成为欧洲国家自我认识的中心概念之后，输出文明的使命于18世纪晚期开始启程；时至19世纪中期，欧洲文明的声誉在欧洲之外达到顶点；1900年前后则是欧洲人为文明使命高唱凯歌的年代。如此看来，世界史在奥斯特哈梅尔那里与在黑格尔那里没有多大差别，进步理念统辖着一切。不过，他认为欧洲帝国主义的插曲反正只有200年时间，即1760年代至1960年代。从中国立场出发，21世纪全球史的东亚主宰将是一种常态。 奥斯特哈梅尔的19世纪全球史，是对大量历史材料的阐释尝试。他强调指出，欧洲中心主义或其他片面的历史叙事，不可能通过所谓

31、“中立性”或所谓的“全球”立场来克服，而要借助大量材料以及比较方法使之相对化。该作尽管时间跨度很大，而且19世纪欧洲急剧的社会发展是其考察的中心和起点，但是作者从这里出发，将环视的、比较的目光转向世界其他地方，不断观照东亚和美洲以及中东和东南亚的欧洲影响、接受和“接轨”。该作对欧洲人不很熟悉的一些美洲、非洲和亚洲状况的介绍，常常超过对欧洲国别史的陈述。对“其余世界”的这种有意“收编”，正是这部著作的张力和魅力所在。然而，作者毕竟还缺乏足够的勇气做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全球视野也因此受到限制。 不可忽视的是作者的这个解释：在现代历史著述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和操作方法毫无可取之处；另一方面，鉴于他所考

32、察的是19世纪，而这个世纪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一个“欧洲的世纪”，那就不得不一再踅回欧洲事物和欧洲的成就。这里不仅包括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还有世博会、汽车、歌剧和餐馆这些19世纪的成就。以餐馆为例：私营餐馆在19世纪使美食和烹调民主化了，巴黎成了烹调术中心；人们不再把饮食只看做生理需求，而是一门艺术。法国大革命摧毁了皇家宫廷及其华丽的烹饪排场，被剥夺财产和逃亡的贵族使一大批望族厨师失业。于是，奥斯特哈梅尔的论述，从攻占巴士底狱直接转向掀翻冷餐会。当然，他很了解亚洲的历史，餐馆的发明并不在欧洲，城市公共饮食文化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明清之际。但这不是该书考察的年代，作者视之为前史。 奥斯特哈梅尔认为，19世纪具有五大特征：(1)“不对称的效率”将地球分化为富有和贫穷地域；(2)人口流动和流动性的不断增长；(3)“资讯密集化”及其不对称的跨文化思想传输；(4)“平等与等级”之间的紧张社会关系；(5)人的“解放”，即努力挣脱强迫劳动和精神、社会或政治约束。奥斯特哈梅尔的共时考察，主要针对1860年之后欧洲内和欧洲外的发展进程。中国、日本、美国从边缘走到前台，成为欧洲历史发展的伙伴。尤其是对亚洲近代早期的重视，给至今依然很有影响的关于“为何是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