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docx

1、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摄影师邓伟：门，轻轻地敲 门，轻轻地敲-我拍钱锺书、杨绛夫妇 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还是很多地方没去过。不敢再去的地方也有，北大燕园朱光潜先生故居，李可染先生的旧居香山脚下的东宫村，还有就是三里河南沙沟。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壮着胆子敲开了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家门 十九岁那年，在父亲的建议和策划下，我开始利用课余时间为当时中国著名的文化人拍照。拍摄的名单由我父亲确定，他还通过朋友为我引见一些学者和文化老人，但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拿着学生证硬着头皮毛遂自荐找上门去。 1980年秋，拍摄名单里出现了钱钟书和杨绛的名字。我到社科院在东城干面胡同的宿舍打听，才知道钱老一家已经搬到城

2、西三里河南沙沟了。 一个周日，我背了装着相机的挎包，手里拿着三脚架，早早地赶到了三里河。可在一片楼群中转悠来转悠去，却像走进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场景，几乎要“寻隐者不遇”了。正在这时，我偶然发现在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牌子旁边，贴了两张红纸，是为灾区捐款的住户名单。在第一张上，我看见了杨绛的名字，捐了一百块钱。 我并不是一个胆子很大的人，但是认准了的事，也就顾不上太多了。我走进居委会，自报家门，交代了来意，希望能得到钱先生的确切住址。接待我的是一位很和善的老大妈，她要了我的学生证看了看，又问道“你是不是在做毕业实习呀？”我说这不是实习，而是一项艺术创作工程。二十岁出头的我，认真得有点幼稚

3、，大概也透着笨拙的实在，让大妈没什么不放心的。她于是翻开厚厚的名册，找到了钱老家的门牌号。 热心的大妈又领我出门，指点我去那栋楼的近路。我当时不会知道，那条路通向的地方，不断雕刻了我后来的成长岁月，成为我心中永远温暖的记忆。 门，很普通的那种，隔音不怎么好，但去敲开它也还是要勇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无数次地敲开过数不清的门，有形的，无形的，但印象最深的还是这一次叩响钱钟书先生家门的经历。手落在门上是轻飘的，纵是不速之客，也不大忍心搅扰屋内的安静。很快听到有妇人以优柔的声音应门。 “您找谁呀？有什么事吗？”开门的妇人个子不高，样子和善。说话慢条斯理，很客气。“我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我叫邓伟我

4、想完成一本中国文化人的肖像摄影集，想给钱钟书先生拍个照片” “噢，这个事挺好的不过呢，钱先生是从来不喜欢拍照的，更不喜欢上什么书或者是画报，像你说的名人录，他就更不感兴趣了。非常谢谢你。”说完，妇人客气地关上了门。对于钱先生的澹泊我是早有耳闻的，所以并不因了这样的遭拒而灰心。我只是呆呆地立在钱家门口，等待着再次积聚起全部的勇气，第二次敲响了面前的这扇门。 开门的依然是刚才的那位妇人，“您怎么还没走呀？不是已经告诉您，钱先生不同意拍照吗？”她依然和颜悦色地说。妇人的平和多少缓解了一些我的忐忑，我忙说：“钱先生不同意拍摄，我想找一下杨绛女士，征求一下她的意见。她是翻译家和文学家，我也想为她拍照。”

5、 妇人笑笑，说：“我是杨绛。小伙子，我也跟钱先生一样，不喜欢拍照。我们也不算什么名人，不想凑这个热闹。” 我忙请杨绛女士原谅我的冒昧，并再次说明经历了“文革”之后，很多文化老人已经不在，健在的很多人也年高多病，我实在是希望能做一点文化抢救的工作。杨绛女士点点头，“你的动机很好，我看您也是个很努力的青年。但是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我们夫妇俩都不能接受您的这个邀请，再一次谢谢您。”门在礼貌的谢绝后又紧紧地关闭了。我仍然不想离开，静静地站在那里。不时有邻人说笑着经过我的身边，被搅动过的空气静下来，显得格外空落。 不知过了多久，我面前的门又被打开了。杨绛女士好像是准备出门的样子。“呦，你怎么还站在这

6、儿呀？”她吃惊地问。我老实回答：“我还是在等如果钱先生在家，我能不能跟钱先生本人见见面，跟他谈一谈，看看他有没有兴趣” 这时，一个人从屋里走了出来，说道：“那好，我就跟你谈谈。”他戴着一副黑框的眼镜，气质沉稳。身上蓝色的对襟上衣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脚上是一双布底鞋。 “我就是钱钟书。我从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见客人，我很感谢你的诚意，你请回吧。”我说：“钱先生，今天能见到您，真让我高兴。我想再一次向您表达我的意思。我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不受任何人指使，完全是我个人的想法，希望拍摄一些像您这样的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物，现在大家都很想领略您们的风采”钱先生伸出一只手摆了摆，“不要说这些，不要说

7、这些。我是不会让你拍照片的。你还是走吧。”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却还是不想放弃，“钱先生，我不会离开，还是请您考虑”门“咣”的一声，又一次在我面前紧闭了。 我不知道继续等待是为了什么，只知道一旦离开，我将再也没有勇气重新叩响眼前这扇门。我只是站着，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或许已经过了十二点吧，不知谁家传来了菜进到油锅时“哗”的爆响，很快楼道里开始弥漫起依稀的饭香。就在我的思绪被午间的各种响动引领开去的时候，面前这扇几开几合的门再一次敞开了，是钱钟书先生走了出来。“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已经在这里呆了一上午了。看样子，我是说服不了你的，你倒是要说服我了。” 我忙说：“这个不敢，这个不敢。我是摄影专业的

8、学生，我只是想用我学到的技巧和对您的理解，为您拍摄一张肖像照片相机和三脚架我都带来了，现在就可以为您拍摄”钱先生点点头：“你既然有这么大的诚意，我也就破一回例。下个星期天，你来我家拍照，只拍一张，好吗？”我连声说行。这时，钱先生又请过妻子杨绛，让我跟她也商量商量。杨绛女士也破例地答应了我的拍照请求。 多少时常忆起的相见呢？这个秋天的上午发生的事，在后来我还是常常想起。其实，钱先生的“破例”，是一个多么大的让步，如果没有这个台阶，我都不知道会在他家门口站到什么时候呢。对一个像我这般执拗任性的青年，他却是以诚相待，给予了一个长辈的极大的包容和迁就。 一周之后，我如约来到钱钟书先生家。先生的家很简单

9、、非常整洁。水泥地面擦得很光亮，书房和过道里的书架上满满摆放的都是书。钱先生和杨绛女士仍是穿着家常的衣服，朴素干净，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当我在相机标准镜头允许的最近距离0.45米远的地方，为他们拍摄大特写镜头时，他们没有丝毫的紧张。当镜头凑到钱先生跟前，我发现他竟然微微地笑了。我不失时机地将他的笑容定格下来，同时不禁猜想，在先生的日常生活里也一定不会缺少这样会心的笑吧？ 过了一个星期，我将放好的照片拿给钱先生看，“这就是钱钟书，就是我。”他高兴地说。杨绛女士也很满意。“我要送你一句话。”钱先生坐在桌旁，拿起毛笔，在一张白纸上写道“笔补造化天无功”。“我给你翻译一下，翻译一下。”钱先生接过笔，在纸

10、上补充写道：“相机能够弥补自然的不足”。夫唱妇随的默契尽在不言中，让我好羡慕。谈话间，钱钟书先生取出一本他写的小说围城送我。他指着书的封面说：“你看，围城这两个字，是杨绛给我题写的。”这时，杨绛女士也走过来，说道：“我也应该送你一本书。这本干校六记，书名是钱先生帮我题的。”原来夫妇俩不仅是对方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而且，其中一位出书的时候，题写书名的活儿就由另一位包揽下来了。 钱钟书先生和杨绛女士，和许多我接触过的学者夫妇一样，生活简单，物质要求甚少，却以钻研学问为乐，追求着内心里的充实。干校六记里写了这么一个插曲，当年，钱钟书夫妇被下放到农村后，就不得不分开了。为了能有机会觅到钱先生，杨绛主动申

11、请承担了给大家送信的任务。一旦有信来，杨绛要步行很远，去到各个生产队送信。但她却巴望着，因为可以顺路去探望负责看水渠的钱先生。因为共同经受过风雨的洗礼，他们的感情弥深弥坚。他们的爱并不言说，只是用尽一生去寂寞相守。那些我目睹过的弦瑟和鸣的场景感染着我，不知不觉凝成我心中理想的婚姻生活的图景。钱先生的性格有温文尔雅，沉静孤傲的一面，有时，又是开朗甚至是激昂的。我曾见他一时兴起，在房间里踱着大步，高声行吟。因为地面是水泥的，很光滑。我生怕他浑然忘我，赶忙提醒他留神摔跤。他反答道：我不穿皮鞋，在这水泥地上怎会摔倒？ 1982年，我作为摄影师参加了电影青春祭的拍摄。在云南的外景地，我不知怎么患上了风湿

12、痛，可能跟时常下河拍戏有关系。当地的民间医生用梅花针为我治疗，倒是让我撑到了影片拍完。可刚回到北京，我就突发黄疸性肝炎，住进了医院。原来，是梅花针消毒不力，造成了肝炎病毒的交叉感染。我病愈出院后，又过了些时间，才敢去拜会钱先生。先生见到我很开心，他仔细地询问我身体感觉如何，在吃什么补药。听了我的回答，他站起身，笑着说：“这些天，你肯定吃了不少苦药。我这儿有一种药，不过不苦，还很甜呢。”他说完，大步流星地从里屋抱出一个大盒子，塞给我，我一看，是一箱蜂乳。“我听你说治风湿在用虎骨酒，这酒对年轻人来说太烈了，我怕会有副作用。以前杨绛也有风湿痛的毛病，她服用蜂乳，感觉挺不错的。我们也给你买了一些，你试

13、试看吧。”我没有道理接受先生这么重的礼，连忙推却，解释说老北京有一个说法，药必得自己买给自己，否则就不灵验了。先生听罢，开怀大笑，“天真，你可真是天真得像傻瓜就是按你的说法，这蜂乳，顶多算是营养品，也不算是药。你还年轻，养好身体太重要了！”见我还是不肯接受，他走到桌边，提起毛笔，稍加思索，欣然落笔，行云流水般一挥而就。之后，他招呼我说：“我呀，送你两句话，改自苏东坡的名句。希望你接受我们的这点心意，不要再推辞了。”说罢，钱先生在刚刚书写的纸上，端端正正地加盖了印章，递给我，“因病得闲殊不恶，白蜂乞乳别无方”的诗句以先生特有的酣畅笔墨一下跃入我的眼帘。 二十年过去了，先生送的蜂乳早已消融在我的体

14、内，他的充满幽默和关爱的题句我至今珍藏着。每每翻看，如初的墨迹仿佛落笔于昨日，先生朗朗的笑声又在字迹间晌起，我也在神往中随了先生笑起来，突然恍觉先生已乘黄鹤西去，人间再无缘相见，不禁泪眼婆娑 十多年前，我计划自费环球拍摄世界名人，当时钱钟书先生得知后，是不赞成的。他担心我既没有雄厚的资金又没有过硬的关系，一个人在海外，语言也不通，困难太大了。他形容就像置身于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甚至没有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这种情况下，要想靠岸，谈何容易。 1990年的春天，我即将赴英前，特意去钱先生家辞行。先生晓得我的执拗，不再劝我。那一天他的话不多，或许是预见了我的前路的不易，不免忧虑吧。道别时，

15、杨绛女士将四百元钱塞进我手里。钱先生说，“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穷家富路嘛。我们虽然不赞成你走这条路，既然你非去不可，我们还是希望你一切顺利。” 正如钱先生所担心的，后来我在国外的生活，真的好似海上行舟。我依靠日日打工谋生，同时只能用原始的寄信的方式，争取为全球各地的世界名人拍照的机会。1991年8月，我按动快门，为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先生拍摄了肖像照，自此我的环球拍摄正式启动 1999年，在完成了为百位世界名人拍照的行程后我回到北京。当年出游时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此时已接近不惑，略显了中年的臃胖。不久，我得知了钱钟书先生于年前辞世的噩耗。 1997年短暂回国时，我曾去医院探望钱先生。当时他很虚弱，躺

16、在病榻上，鼻子里插着氧气管。他的意识还清楚，只是语言表达已很困难。当我向他汇报我的环球拍摄已经接近尾声，并且诉说起这些年里我对他的想念，却再也聆听不到他风趣的谈笑和睿智的教诲，只有漫起的泪水缓缓地从老人的眼角淌下来这是阔别多年后，我和钱老的第一次相见，竟也成了今生今世我和钱老最后的别离。 一个早晨，阳光很暖和，我拨通了钱先生家的电话。听筒那端传来了杨绛老徐缓的声音。我本是希望登门拜会杨老，但她讲已经久不会客了。因为每每再见熟人，情绪波动难抑，常常整夜不眠，造成血压高。杨老说钱先生留下了很多手稿，那都是留给人类的财富，她必须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去加以整理，完整地留给后人。听杨老讲，钱先生一直到临终

17、，头脑都很清醒，最后的心愿是死后不举行告别仪式，不保存骨灰。这个事有关方面经过请示，最终还是决定尊重钱先生的意思。先生去世后，只是杨老和几个亲近的朋友到火葬场送行。杨老一直陪钱先生至火化炉前。火化之后，钱老的骨灰同许多普通百姓的骨灰一道，深埋入土，化作了春泥放下电话，略略宽了些心，钱先生的文字日日陪伴着杨老，她的寂寥总是好过些吧。“如果你惦念钱老，就写点什么吧。”杨老说。或许她是说，不必寻找一个外在的纪念地去瞻仰，当我们回忆起往事，当逝者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那就是开放在我们心灵里的纪念地，在这里思念与生命同样绵长。 几天前，偶然经过三里河，静静地站在南沙沟那个我熟悉的院落前，却不敢走近。院里的楼都重新进行了粉刷，院门口也加设了门卫站岗。只有那块“南沙沟居民委员会”的牌子依然没变，还是早先的那块。从这里匆匆经过的人们，他们不会知道，二十年前，一个腼腆的青年壮起胆子敲开了怎样的一扇门啊（写于2002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