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风流.docx

1、说风流说“风流” 根据现存资料，“风”、“流”二字合成一词，始见于汉代。汉代以降，“风流”词义历经演化，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及至唐朝，学者整理两汉六朝文献，已感到有必要对“风流”一词出注说明，且注家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显示出唐代风流的涵义因备历嬗变而趋于丰富、复杂。前人对魏晋名士风流已有诸多研究，本文的关注重点，则在于汉唐间“风流”语义的演化，语义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语境转换，以及风流涵义演化和演化由以发生的汉唐历史变迁二者间的关联。一、教化与风流西汉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举贤良，所亲拟问策中有云：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

2、俗化之变其明以谕朕。这大概是传世文献中“风流”一词的最早出现。淮南子本经训“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云云，也是西汉前期“风流”的用例。以上二例，以及东汉班固汉书叙传“先王观象，爰制礼乐。厥后崩坏，郑卫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句中的“风流”，分别与“令行”、“俗败”、“民化”相对，属于主谓结构，表明这几例“风流”都还不是稳定、独立的双音词。不过至迟在东汉，就出现了作为独立名词的“风流”。汉书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有刑错之风。同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卷末“赞”：秦汉已来山西出将。秦将军白起不可胜数。

3、何则？(山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东汉和帝、安帝间人苏顺和帝诔：恭惟大行，配天建德。陶元二化，风流万国。无为而治，冠斯往代。洪泽滂流，茂化沾溥。后汉书王畅传载有桓帝时期南阳功曹张敞上谏太守王畅的“奏记”，如果我们认为范晔摘录的就是张敞的原奏文，则其中亦有一例：五教在宽，著之经典。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仁贤之政，流闻后世。(南阳)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愚以为化人在德，不在用刑。上举四例“风流”均已双音化，作为一个独立词汇，分别与“禁罔(网)”、“歌谣”、“陶元

4、”、“教化”相对。以上诸例的出现时间表明，风流的双音化完成于东汉时代，而揆诸后世文献，可知“风流”一词虽在涵义上以后还有诸多变化，但在构词形式上却从此稳定下来。上列诸例“风流”，无论是在双音化过程中的西汉，还是在双音化已然完成的东汉，其意蕴都是明确的，指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风尚(风俗、风气)的流播”，这显然来自于该词汇的两个组成部分：风和流。气之动为风，水之行为流，但上述诸例乃至后世文献中的“风流”，所指称的几乎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现象。就上列“风流”的基本含义而言，即指通过教化形塑和推广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所谓“风流而令行”，“风流民化”，“风流万国”，均为此意，“士女沾教化、

5、黔首仰风流”，更是直接将“教化”对等于“风流”。这里的“风流”和“教化”都是自上而下的，即颜师古所谓“上风即流，下人则化”，“黔首仰风流”的“仰”即为生动写照。上引可知，所谓“教化”，就是用儒家理论(“先圣之业”、“五教”、“礼乐”)来教育和感化民众，其特征是“务在宽厚”，是“仁贤之政”、以德“化人”，是“玄默”、“无为”；教化的反面是刑罚，故“耻言人之过失”，“疾恶严刻”，“不在用刑”；教化的目标则是“民化”、“百姓和乐”，是“德泽洋溢”、“洪泽滂流，茂化沾溥”，也就是“化行天下”。那么，何以要用风流来表达教化的推行呢？尚书说命下：“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孔安国传：“风，教也。”尚书

6、君陈：“尔惟风，下民惟草。”孔安国传：“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论语颜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上引均以“风”比拟“教”即“上教”、“君德”，而以“草应风而偃”比拟“民从上教而变”、“民之化于上”。又诗大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据陆德明“音义”，“风，风也”的前一个“风”是十五国风，为“诸侯政教”；后一个“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以比拟“君上风教”，因“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孔颖达疏亦谓“风”是“政教之名”、“施政之名”。总之，儒家经典以“风”为“君上之教”，以“风以动之”比拟君上所主导的“教以化之”，而“风动”即是“风流”，因此以

7、“风流”来指称“人君”的“风动教化”，是非常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的。儒家以“君上之教”来“化行天下”的另一个表述是“移风易俗”。如果“风，风也，教也”的“风”来自于“君上”，民众或为其“披靡”或“仰”而从之，“移风易俗”的“风”、“俗”则原本存在于民间，且因地而异，即诗大序所谓“国异政，家殊俗”，也唯其如此，所以才需要“美教化，移风俗”。应劭风俗通义序：“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应劭所谓“风”，是指自然环境方面的地方差异，如气候、地形、水文、

8、植被；“俗”则指各地人民基于不同自然环境而出现的文化、性情及社会风气方面的差异。就特定地域内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特定风尚习惯而言，应劭所谓“风”、“俗”有相通之处，因而风、俗又合成一双音词，如上引诗大序中的“美教化，移风俗”。前文所引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的“风流”，即相当于荀子、诗大序和风俗通义中的“风俗”。由于风俗都是长久流传、极具定势的，所以相当于“风俗”的“风流”又有遗风旧习、流风余韵之意，上举汉书赞中“风流犹存”，实兼含此意。南齐乐蔼在给竟陵王萧子良的上书中称“道德以可久传声，风流以浸远挥称”，(11)也是就“风流”的延承性和长久性而言。当然，这种“风流”通常

9、是指称正面的良善的事物，有类于孟子公孙丑上“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12)句中的“流风”。尽管“风流”通常是指正面的、良善的风俗，但“风俗”本身却有善有恶。班固汉书地理志下：“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滉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班固这里所谓“风”，实兼包了上引风俗通义所谓“风”和“俗”。对这种各地有别、良莠不齐的风俗，应劭认为要“均齐”，班固认为要“混同”，也就是儒家所谓“移风易俗”。其实不独儒家，法家也

10、是主张移风易俗的。使秦国迅速走向强兵富国之路的商鞅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戎狄之俗，行之十年，风俗丕变，即李斯所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13)但儒法二家移易风俗的手段和方法则完全不同。相对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所标榜的是教化，认为政治不仅仅是治理百姓，更重要的是教化百姓；统治者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元首，更是道德教化的人师和楷模。(14)“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统治者只须以身作则，被统治者自会如草随风，上行下效，从而达到“无为而治”。(15)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统治方式的精炼概括，就是以“风流”为特征的“教化”，它有如风动草靡，春风化雨，不须甚至

11、是反对刑杀。汉初贾谊之竭力倡导教化、呼吁移风易俗-“商君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玄默躬行以移风俗”，“景帝遵业”，成就了“风流笃厚”的文景之治；(16)均是对秦政的反动。两汉循吏之所施为，则是对“风流”、“教化”的实践。(17)“风流”一词形成于两汉时代，并被赋予“教化”、“移风易俗”之义，实为新的时代和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物。二、东汉三国之际的名士与风流“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红楼梦第49回史湘云的话。(18)而“名士”和“风流”联系在一起，则是在魏晋时期，但魏晋时期无论“风流”还是“名士”，其涵义都发生了

12、很大的变化，较之两汉有明显不同。这一变化实可上溯至东汉时期。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引“蔡氏云”：“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19)则名士为有德才之名的隐居未仕者。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第9则曾广引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诸书之例，谓“史、汉之名士则谓有名而犹未仕者”，(20)尚为郑注、孔疏所理解的礼记月令中“名士”之原意。就传世的两汉文献而言，几乎都可以证明钱先生的判断不误。不过在东汉前期班彪、班固父子相继编纂而成的汉书中，却有一条异例。其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王)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莽)为黄

13、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21)上引有两例“名士”。后一例(“收瞻名士”)亦为上揭管锥编所引，作为名士为未仕者之例。按“交结将相卿大夫”与“在位更推荐之”相应，“振施宾客”、“收赡名士”当与“游者为之谈说”相应，则名士应如钱先生所说指未仕者。但前一例

14、“当世名士”所指，则皆为入仕为官者。上揭管锥编同条又称：“至魏晋则凡得名早于得官者，虽已仕宦贵达，亦仍称名士，且浸假推及于诸余著名之闻人，原意遂掩。”钱先生所言极是，唯仕宦中得名早者亦称名士，并不迟至魏晋，从上引汉书王莽传可见，东汉前期已然。传中所列“当世名士”，均为西汉元帝以降的风云人物，即“著名之闻人”。(22)总之，他们任官时乃至入仕前均为当世“著名之闻人”。又东汉前期卫宏所著记载西汉官制的汉旧仪有云：“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皆从同秩补。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四科曰刚

15、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23)从“皆从同秩补”、“不宜者还故官”，可知当时“四科”所“博选”的“异德名士”，均为在职官员，实即“从同品秩官员中选拔丞相府属官的标准”，其来源则为“九卿及大行令的属吏”。(24)记录东汉一代历史的编年体著作后汉纪、纪传体正史后汉书，分别为东晋袁宏和南朝刘宋范晔所著(今本后汉书所附诸志则为西晋司马彪续汉志)，作为公元4至5世纪的文献，其中的语料未必完全保持了东汉时期的原貌，但它们都是以东汉时成书的东观汉记为主并博采多家后汉书编纂而成，其中还收录了不少东汉人的奏疏、文章，可视为当时语料，至少可以作为参照。后汉纪出现的“名士”有12例

16、，有10例明确指出仕任官者。后汉书有21例，可以确定尚未出仕或不含出仕者的也只有2例。(25)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中元二年四月条，称受光武帝遗诏作为明帝辅政大臣的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母弟辅政，尽心王室，其所宾礼，皆当世名士”。东观汉记亦称：“东平宪王苍上书表荐名士左冯翊桓虞等，虚己礼下，与参政事。”(26)苍所宾礼、荐举的“当世名士”中，虽也有“隐居山泽，不求于世”者，如太原郇恁，但大多为在官之人。(27)正因为东汉所谓“名士”率皆入仕之人，所以后汉书鲁恭传称其弟丕任赵国相、东郡太守时，“数荐达幽隐名士”，(28)特在“名士”之前冠上“幽隐”二字，即强调是未仕者。值得注意的是，见于后汉纪、后

17、汉书中的名士，很多是指东汉后期与宦官相对立的党人即所谓清流。如号称“天下名士”的郭泰，延熹五年为黄琼会葬的“天下名士”、“四方名士”，何进、董卓先后执政时所辟选之“海内名士”、“天下名士”。(29)特别是后汉书党锢传称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建宁元年(168)，“三君”中的陈蕃、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上述党锢传中所谓“名士”，实即“党人”的代名辞；所谓“海内希风之流”之“风”，则是党锢名士的所谓“婞直之风”。党锢传序称：逮桓灵之间，

18、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范书党锢传序实本于袁宏后汉纪卷二二关于党锢之祸的议论，后者认为两汉士风变化，乃是由“任侠之风”而“守文之风”而“肆直之风”，并认为：“因其所弘则谓之风，节其所托则谓之流。是以古先哲王必节顺群风而导物为流之途中古陵迟，斯道替矣。背异倾同，世俗之心也。故欲进之士，斐然向风，相与矫性违真，以徇一时之好。”袁宏还对党锢名士“肆直之风”的“益”、“弊”分别作了评述，(30)这里姑置勿论，与本文论旨有关的是，袁宏将士风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分别称之为“风”和“流”，范晔更将汉末“婞直”士风

19、的追随者径称为“希风之流”。以风、流来描述和指称特定的士人群体及其风气，似乎前此未见。范晔后汉书又将这种意义上的“风”和“流”合成一个双音词。卷八二上方术传上论：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这是以“风流”来形容东汉“名士”“经明行修”、刻意求名的特征和风气。(31)党锢事件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列传论：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而

20、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呜呼！这里以“风流”形容党锢名士的正气、风骨及其影响。后汉书的编纂，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同时，当时魏晋名士风流的余韵犹存，范晔将“风流”与“党锢名士”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受自己心目中魏晋风流名士形象的影响。而汉末党锢名士之于魏晋名士，正如汉末作为人物批评的清议之于魏晋作为老庄玄学的清谈一样，二者并非毫无关联，毋宁说党锢名士正是魏晋名士的前辈，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已有精审论述。(32)而“肆直”的党锢名士之蜕变为“风流”的魏晋名士，或者说魏晋放达士风的兴起，实与东汉末年结局惨烈

21、的党锢之祸，导致“婞直之风”盛极而衰有关。这样一种转变，也导致了“风流”含义的演变。三国志蜀书刘琰传：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后主时)迁车骑将军。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琰与亮笺谢曰：“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下略)”于是亮遣琰还成都，官位如故。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东晋习凿齿襄阳

22、(耆旧)记：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33)刘琰和习祯之“有风流”，实为其人格、气质的抽象，其主要表现则是“善谈论”。关于东汉时期的“谈论”，据刘季高等先生的研究，有“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非讦朝政”的“清议派”和“奖训士类”、品题人物的“人伦派”等多种类型，占主流的是后者，后者又以“善谈论、美音制”的郭泰和“好人伦”、主持“月旦评”的许邵为代表。及至汉献帝、三国时期，出现了学术性“谈论”，由主持清议、奖拔人才、讲求政军谋略而转向“玄虚”。(34)刘琰和习祯的谈论内容，史无记载，今已不得而知。襄阳记称习祯“名亚庞统”，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统亦为善谈论、“性好人伦”，不过如

23、何焯所言，这还是“东汉之风流”。(35)但从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言语虚诞”，“身中秽垢”，“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知其性行颇为放达，所谈或涉“玄虚”，其“风流”已接近两晋名士，故义门何焯谓刘琰使侍婢“诵读鲁灵光殿赋”，乃是“于侈靡中炫其风流”。(36)其当官而不任事，“随丞相亮讽议而已”，又因薄行、酒荒等，幸亏诸葛亮“扶持全济”，才得保禄位。而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虽以信奉申韩法术、治理军国严明著称，若就其个人好尚而言，却与刘琰颇有相通的一面，其善“谈论”自不用说(如“隆中对”及赤壁战前说孙权抗曹)，本传称其隐居隆中时“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咏”，裴

24、注引魏略则谓其“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又据东晋裴启语林：“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宣王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素舆、葛巾、毛扇”(或称“白毛扇”、“白羽扇”)的形象，隐“耕”“咏”歌，“抱膝长啸”的举止，(37)不禁使我们想起其后两晋名士的风度。语林称司马懿叹羡诸葛亮“可谓名士”，历史上未必实有其事，却反映了晋人对诸葛亮名士风度的认同。文选赞所录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亦称诸葛亮“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唐六臣注释此“风流”，或引征嵇康琴赋中的“体制风流，莫不相袭”，或称诸葛亮“远知此二人(管、乐)高风流于

25、前代，可师而行”，或称其“见古人之风流”而“自比”，(38)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名士以风流相标榜的东晋时代，袁宏以“风流”来“赞”诸葛亮，正是将他视为风流名士的。由此可见诸葛亮对“有风流”的刘琰之欣赏、扶持有加，或有惺惺相惜之故。三、两晋名士与风流正是在两晋时期，“风流”成为“名士”的重要标志，毋宁说成为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要件。晋书中相关例证极多，尽管初唐时期成书的晋书所采用的史料、所记录的史实都是六朝时期的，但考虑到史书往往有作者的整理加工，故下面的讨论仍以“名士风流”余韵犹存的刘宋时期成书的世说新语中的资料为主，而辅以六朝时期的相关文献及晋书。世说新语中“风流”一词共出现6次，刘孝标注中出现

26、10次。兹将正文中出现者引录于下。方正64：孝武问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赏誉150：范豫章(宁)谓王荆州(忱)：“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品藻81：有人问袁侍中(恪)曰：“殷仲堪何如韩康伯？”答曰：“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故殷作诔云：“荆门昼掩，闲庭晏然。”伤逝6：卫洗马(玠)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咸和中，丞相王公(导)教曰：“卫洗马当改葬。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栖逸11：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

27、清流激于堂宇。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亮)诸人多往看之。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后不堪，遂出。俭啬8：苏峻之乱，庾太尉(亮)南奔见陶公(侃)。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39)王导称卫玠为“风流名士”，袁恪谓韩康伯有“名士风流”，这应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将“风流”与“名士”连属而称者，也是最早以“风流”来概括两晋名士特征者，可知在被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世说新语中，“风流”乃是名士的风流，“名士”乃是风流的名士，“是名士，必风流”。只是在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诸家旧晋书等

28、六朝史籍以及唐修晋书中，除了“风流”以外，描写六朝名士风貌的还有“风韵”、“风度”、“风操”、“风致”、“风格”、“风味”等语汇，它们在意义上或与“风流”重合，至少有程度不同的交叉，因此之故，最早(1927)从文学角度研究魏晋士风并深刻揭示其历史背景、本质特征的鲁迅先生，即以“魏晋风度”指称魏晋名士风采，而最早(1940)从美学角度系统研究魏晋名士人格精神的宗白华先生，则迳以“晋人的美”概之。1943年，冯友兰先生以“风流”来概括魏晋名士的“美”，认为这是一种能被人“感觉”、“赏识”并“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人格美”，并论证分析其构成条件有四，即“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

29、这样的概括和分析是非常切当的，宜乎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迄今犹然。(40)之所以说它切当，则是因为它不仅符合六朝名士的基本风貌和审美特征，而且还与专门记述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世说新语的概括相一致。有鉴于冯先生所使用、后来学者们所沿用的“风流”，都是将其作为魏晋士风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概念的，凡是历史文献中载述魏晋名士风貌及其表现者，均能以“风流”概称之，而无论其相关资料中是否出现“风流”字样，因此下文则以世说新语及刘注中出现的“风流”为线索，对此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精神、风貌，在前人基础上略作考析。上引世说新语六例风流所指涉的都是声名藉藉的过江名士：太原王恭、太原王忱、颍川韩伯、河东卫玠、颍川庾亮、西域

30、佛僧康僧渊，除康僧渊外都出自第一流侨姓高门。其中卫玠是被誉为“当时第一”、“海内所瞻”的“风流名士”，若论其主要特征，大抵有如下数点。其一是“风神秀异”，既指“朗然来照人”、如“珠”似“玉”的靓俊“姿容”，所谓“羸形”、“虚令”、“清胜”、“若不堪罗绮”的清秀仪态，也指“奕奕神令”、“神衿可爱”、“神清”的风采气韵。其二是“颖识通达”，“玄理”入微，善于清谈，号称“微意之绪”上接王弼，“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而且其清谈言简意赅，所谓“卫君不言，言必入真”；慎择接谈对象，高自标置，所谓“不于外擅相酬对”，曾与谢鲲“达旦微言”，而于同坐的大将军王敦“都不复顾”。其三是少年成名。“龆龀”之岁即被洛阳

31、“举市”之人及“家门州党”号为“璧人”，“少有名理，善老、易”。其四是名满朝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传播力，除了深得当时第一流名士如乐广、王济、王敦、王澄、王导、谢鲲等人的激赏外，卫玠还为士林乃至大众所追捧，所至之处“观者如堵”，其病卒后号称被“看杀”，作为盖棺定评的“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即出自丞相同时也是大名士王导之口。对照卫玠，世说新语中的其他五例风流之主，无不擅于清谈，长于名理，此点不待详论。“齐声见称”的王恭、王忱，庾亮，韩伯，都是年少时即有“美誉”，一如卫玠五岁即知名。韩伯因其“门庭萧寂”、“荆门昼掩、闲庭晏然”而被目为更具“名士风流”，一如卫玠之慎于择交。王恭“清辞简旨”，“常有新意不觉为烦”，则如卫玠谈玄之辞简而旨深。值得注意的是王恭、王忱、庾亮等均以“美姿容”见称。王恭号称“濯濯如春月柳”，其于微雪中“乘高舆”，“披鹤氅裘”，被目为“神仙中人”，甚至临刑前仍“自理鬓须，神无惧容”。王忱号称“风流俊望”，被王恭目为“故自濯濯”，与“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良辰美景相得益彰。庾亮“风仪伟长”，“风情都雅”，苏峻之乱后他被迫拜访政敌陶侃，一度担心被杀，结果“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尽管陶侃的“改观”，“非唯(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