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风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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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风流

说“风流”

根据现存资料，“风”、“流”二字合成一词，始见于汉代。

汉代以降，“风流”词义历经演化，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及至唐朝，学者整理两汉六朝文献，已感到有必要对“风流”一词出注说明，且注家的理解也不尽一致，①显示出唐代风流的涵义因备历嬗变而趋于丰富、复杂。

前人对魏晋名士风流已有诸多研究，②本文的关注重点，则在于汉唐间“风流”语义的演化，语义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语境转换，以及风流涵义演化和演化由以发生的汉唐历史变迁二者间的关联。

　　一、教化与风流

　　西汉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举贤良，所亲拟问策中有云：

　　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其明以谕朕。

　　这大概是传世文献中“风流”一词的最早出现。

③《淮南子·本经训》“晚世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云云，④也是西汉前期“风流”的用例。

以上二例，以及东汉班固《汉书·叙传》“先王观象，爰制礼乐。

厥后崩坏，郑卫荒淫，风流民化，湎湎纷纷”句中的“风流”，分别与“令行”、“俗败”、“民化”相对，属于主谓结构，表明这几例“风流”都还不是稳定、独立的双音词。

不过至迟在东汉，就出现了作为独立名词的“风流”。

《汉书·刑法志》：

　　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

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

……风流笃厚，禁罔疏阔……有刑错之风。

　　同书《赵充国辛庆忌传》卷末“赞”：

　　秦汉已来……山西出将。

秦将军白起……不可胜数。

何则？

……（山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

……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

　　东汉和帝、安帝间人苏顺《和帝诔》：

　　恭惟大行，配天建德。

陶元二化，风流万国。

……无为而治，冠斯往代。

……洪泽滂流，茂化沾溥。

　　《后汉书·王畅传》载有桓帝时期南阳功曹张敞上谏太守王畅的“奏记”，如果我们认为范晔摘录的就是张敞的原奏文，则其中亦有一例：

　　五教在宽，著之经典。

……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恶严刻，务崇温厚。

仁贤之政，流闻后世。

……（南阳）郡为旧都侯甸之国，园庙出于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

……愚以为……化人在德，不在用刑。

⑤

　　上举四例“风流”均已双音化，作为一个独立词汇，分别与“禁罔（网）”、“歌谣”、“陶元”、“教化”相对。

以上诸例的出现时间表明，风流的双音化完成于东汉时代，而揆诸后世文献，可知“风流”一词虽在涵义上以后还有诸多变化，但在构词形式上却从此稳定下来。

　　上列诸例“风流”，无论是在双音化过程中的西汉，还是在双音化已然完成的东汉，其意蕴都是明确的，指向也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风尚（风俗、风气）的流播”，这显然来自于该词汇的两个组成部分：

风和流。

气之动为风，水之行为流，⑥但上述诸例乃至后世文献中的“风流”，所指称的几乎都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社会现象。

就上列“风流”的基本含义而言，即指通过教化形塑和推广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所谓“风流而令行”，“风流民化”，“风流万国”，均为此意，“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更是直接将“教化”对等于“风流”。

这里的“风流”和“教化”都是自上而下的，即颜师古所谓“上风即流，下人则化”，⑦“黔首仰风流”的“仰”即为生动写照。

　　上引可知，所谓“教化”，就是用儒家理论（“先圣之业”、“五教”、“礼乐”）来教育和感化民众，其特征是“务在宽厚”，是“仁贤之政”、以德“化人”，是“玄默”、“无为”；教化的反面是刑罚，故“耻言人之过失”，“疾恶严刻”，“不在用刑”；教化的目标则是“民化”、“百姓和乐”，是“德泽洋溢”、“洪泽滂流，茂化沾溥”，也就是“化行天下”。

那么，何以要用风流来表达教化的推行呢？

　　《尚书·说命下》：

“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

”孔安国传：

“风，教也。

”《尚书·君陈》：

“尔惟风，下民惟草。

”孔安国传：

“民从上教而变，犹草应风而偃。

”《论语·颜渊》：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⑧上引均以“风”比拟“教”即“上教”、“君德”，而以“草应风而偃”比拟“民从上教而变”、“民之化于上”。

又《诗大序》：

“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据陆德明“音义”，“风，风也”的前一个“风”是十五国风，为“诸侯政教”；后一个“风”“即是风伯鼓动之风”，以比拟“君上风教”，因“君上风教能鼓动万物，如风之偃草也”。

孔颖达疏亦谓“风”是“政教之名”、“施政之名”。

⑨总之，儒家经典以“风”为“君上之教”，以“风以动之”比拟君上所主导的“教以化之”，而“风动”即是“风流”，因此以“风流”来指称“人君”的“风动教化”，是非常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的。

儒家以“君上之教”来“化行天下”的另一个表述是“移风易俗”。

如果“风，风也，教也”的“风”来自于“君上”，民众或为其“披靡”或“仰”而从之，“移风易俗”的“风”、“俗”则原本存在于民间，且因地而异，即《诗大序》所谓“国异政，家殊俗”，也唯其如此，所以才需要“美教化，移风俗”。

应劭《风俗通义·序》：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

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

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

”⑩应劭所谓“风”，是指自然环境方面的地方差异，如气候、地形、水文、植被；“俗”则指各地人民基于不同自然环境而出现的文化、性情及社会风气方面的差异。

就特定地域内历代相沿、积久而成的特定风尚习惯而言，应劭所谓“风”、“俗”有相通之处，因而风、俗又合成一双音词，如上引《诗大序》中的“美教化，移风俗”。

前文所引《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的“风流”，即相当于《荀子》、《诗大序》和《风俗通义》中的“风俗”。

由于风俗都是长久流传、极具定势的，所以相当于“风俗”的“风流”又有遗风旧习、流风余韵之意，上举《汉书·赞》中“风流犹存”，实兼含此意。

南齐乐蔼在给竟陵王萧子良的上书中称“道德以可久传声，风流以浸远挥称”，（11）也是就“风流”的延承性和长久性而言。

当然，这种“风流”通常是指称正面的良善的事物，有类于《孟子·公孙丑上》“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12）句中的“流风”。

　　尽管“风流”通常是指正面的、良善的风俗，但“风俗”本身却有善有恶。

班固《汉书·地理志》下：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

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孔子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滉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

”班固这里所谓“风”，实兼包了上引《风俗通义》所谓“风”和“俗”。

对这种各地有别、良莠不齐的风俗，应劭认为要“均齐”，班固认为要“混同”，也就是儒家所谓“移风易俗”。

其实不独儒家，法家也是主张移风易俗的。

使秦国迅速走向强兵富国之路的商鞅改革，首先针对的就是戎狄之俗，行之十年，风俗丕变，即李斯所谓“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

（13）但儒法二家移易风俗的手段和方法则完全不同。

相对于法家的严刑峻法，儒家所标榜的是教化，认为政治不仅仅是治理百姓，更重要的是教化百姓；统治者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元首，更是道德教化的人师和楷模。

（14）“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

”统治者只须以身作则，被统治者自会如草随风，上行下效，从而达到“无为而治”。

（15）这样一种理想政治统治方式的精炼概括，就是以“风流”为特征的“教化”，它有如风动草靡，春风化雨，不须甚至是反对刑杀。

汉初贾谊之竭力倡导教化、呼吁移风易俗--“商君遗礼义，弃仁恩……秦俗日败。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汉初文帝“专务以德化民”，“玄默躬行以移风俗”，“景帝遵业”，成就了“风流笃厚”的文景之治；（16）均是对秦政的反动。

两汉循吏之所施为，则是对“风流”、“教化”的实践。

（17）“风流”一词形成于两汉时代，并被赋予“教化”、“移风易俗”之义，实为新的时代和新的政治理念的产物。

　　二、东汉三国之际的名士与风流

　　“是真名士自风流”，这是《红楼梦》第49回史湘云的话。

（18）而“名士”和“风流”联系在一起，则是在魏晋时期，但魏晋时期无论“风流”还是“名士”，其涵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两汉有明显不同。

这一变化实可上溯至东汉时期。

　　《礼记·月令》“季春之月”：

“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郑玄注：

“名士，不仕者。

”孔颖达疏引“蔡氏云”：

“名士者，谓其德行贞绝（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

”（19）则名士为有德才之名的隐居未仕者。

《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第9则曾广引《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诸书之例，谓“《史》、《汉》之‘名士’则谓有名而犹未仕者”，（20）尚为郑注、孔疏所理解的《礼记·月令》中“名士”之原意。

就传世的两汉文献而言，几乎都可以证明钱先生的判断不误。

不过在东汉前期班彪、班固父子相继编纂而成的《汉书》中，却有一条异例。

其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王）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莽）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

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及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骑校尉箕闳、上谷都尉阳并、中郎陈汤，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

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

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

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

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

故在位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

（21）

　　上引有两例“名士”。

后一例（“收瞻名士”）亦为上揭《管锥编》所引，作为名士为未仕者之例。

按“交结将相卿大夫”与“在位更推荐之”相应，“振施宾客”、“收赡名士”当与“游者为之谈说”相应，则名士应如钱先生所说指未仕者。

但前一例“当世名士”所指，则皆为入仕为官者。

上揭《管锥编》同条又称：

“至魏晋则凡得名早于得官者，虽已仕宦贵达，亦仍称‘名士’，且浸假推及于诸余著名之闻人，原意遂掩。

”钱先生所言极是，唯仕宦中得名早者亦称名士，并不迟至魏晋，从上引《汉书·王莽传》可见，东汉前期已然。

传中所列“当世名士”，均为西汉元帝以降的风云人物，即“著名之闻人”。

（22）总之，他们任官时乃至入仕前均为当世“著名之闻人”。

又东汉前期卫宏所著记载西汉官制的《汉旧仪》有云：

“武帝元狩六年，丞相吏员三百八十二人：

史二十人，秩四百石……皆从同秩补。

……官事至重，古法虽圣犹试，故令丞相设四科之辟，以博选异德名士，称才量能，不宜者还故官。

第一科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四科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奸，勇足以决断，才任三辅剧令。

”（23）从“皆从同秩补”、“不宜者还故官”，可知当时“四科”所“博选”的“异德名士”，均为在职官员，实即“从同品秩官员中选拔丞相府属官的标准”，其来源则为“九卿及大行令的属吏”。

（24）记录东汉一代历史的编年体著作《后汉纪》、纪传体正史《后汉书》，分别为东晋袁宏和南朝刘宋范晔所著（今本《后汉书》所附诸志则为西晋司马彪《续汉志》），作为公元4至5世纪的文献，其中的语料未必完全保持了东汉时期的原貌，但它们都是以东汉时成书的《东观汉记》为主并博采多家《后汉书》编纂而成，其中还收录了不少东汉人的奏疏、文章，可视为当时语料，至少可以作为参照。

《后汉纪》出现的“名士”有12例，有10例明确指出仕任官者。

《后汉书》有21例，可以确定尚未出仕或不含出仕者的也只有2例。

（25）《后汉纪》卷八光武帝纪中元二年四月条，称受光武帝遗诏作为明帝辅政大臣的骠骑将军、东平王苍，“以母弟辅政，尽心王室，其所宾礼，皆当世名士”。

《东观汉记》亦称：

“东平宪王苍上书表荐名士左冯翊桓虞等，虚己礼下，与参政事。

”（26）苍所宾礼、荐举的“当世名士”中，虽也有“隐居山泽，不求于世”者，如太原郇恁，但大多为在官之人。

（27）正因为东汉所谓“名士”率皆入仕之人，所以《后汉书·鲁恭传》称其弟丕任赵国相、东郡太守时，“数荐达幽隐名士”，（28）特在“名士”之前冠上“幽隐”二字，即强调是未仕者。

值得注意的是，见于《后汉纪》、《后汉书》中的名士，很多是指东汉后期与宦官相对立的党人即所谓清流。

如号称“天下名士”的郭泰，延熹五年为黄琼会葬的“天下名士”、“四方名士”，何进、董卓先后执政时所辟选之“海内名士”、“天下名士”。

（29）特别是《后汉书·党锢传》称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即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

建宁元年（168），“三君”中的陈蕃、窦武“共秉朝政，连谋诛诸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为长乐少府”。

上述《党锢传》中所谓“名士”，实即“党人”的代名辞；所谓“海内希风之流”之“风”，则是党锢名士的所谓“婞直之风”。

《党锢传·序》称：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

　　范书《党锢传序》实本于袁宏《后汉纪》卷二二关于党锢之祸的议论，后者认为两汉士风变化，乃是由“任侠之风”而“守文之风”而“肆直之风”，并认为：

“因其所弘则谓之风，节其所托则谓之流。

……是以古先哲王必节顺群风而导物为流之途……中古陵迟，斯道替矣。

……背异倾同，世俗之心也。

……故欲进之士，斐然向风，相与矫性违真，以徇一时之好。

”袁宏还对党锢名士“肆直之风”的“益”、“弊”分别作了评述，（30）这里姑置勿论，与本文论旨有关的是，袁宏将士风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分别称之为“风”和“流”，范晔更将汉末“婞直”士风的追随者径称为“希风之流”。

以风、流来描述和指称特定的士人群体及其风气，似乎前此未见。

范晔《后汉书》又将这种意义上的“风”和“流”合成一个双音词。

卷八二上《方术传上·论》：

　　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

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

　　这是以“风流”来形容东汉“名士”“经明行修”、刻意求名的特征和风气。

（31）党锢事件正是这样一种风气发展的必然结果。

《后汉书》卷六一《左周黄列传·论》：

　　及孝桓之时，硕德继兴，陈蕃、杨秉处称贤宰，皇甫、张、段出号名将，王畅、李膺弥缝衮阙，朱穆、刘陶献替匡时，郭有道奖鉴人伦，陈仲弓弘道下邑。

其余宏儒远智，高心絜行，激扬风流者，不可胜言。

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队，在朝者以正议婴戮，谢事者以党锢致灾。

往车虽折，而来轸方遒。

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岂非仁人君子心力之为乎？

呜呼！

　　这里以“风流”形容党锢名士的正气、风骨及其影响。

《后汉书》的编纂，与《世说新语》的编纂同时，当时魏晋名士风流的余韵犹存，范晔将“风流”与“党锢名士”联系在一起，或许是受自己心目中魏晋风流名士形象的影响。

而汉末党锢名士之于魏晋名士，正如汉末作为人物批评的清议之于魏晋作为老庄玄学的清谈一样，二者并非毫无关联，毋宁说党锢名士正是魏晋名士的前辈，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已有精审论述。

（32）而“肆直”的党锢名士之蜕变为“风流”的魏晋名士，或者说魏晋放达士风的兴起，实与东汉末年结局惨烈的党锢之祸，导致“婞直之风”盛极而衰有关。

这样一种转变，也导致了“风流”含义的演变。

《三国志·蜀书·刘琰传》：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也。

先主在豫州，辟为从事，以其宗姓，有风流，善谈论，厚亲待之，遂随从周旋，常为宾客。

……（后主时）迁车骑将军。

然不豫国政，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

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又悉教诵读《鲁灵光殿赋》。

建兴十年，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

琰与亮笺谢曰：

“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

颇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国，原其身中秽垢，扶持全济，致其禄位，以至今日。

（下略）”于是亮遣琰还成都，官位如故。

　　又《三国志·杨戏传》注引东晋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习祯有风流，善谈论，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

（33）

　　刘琰和习祯之“有风流”，实为其人格、气质的抽象，其主要表现则是“善谈论”。

关于东汉时期的“谈论”，据刘季高等先生的研究，有“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非讦朝政”的“清议派”和“奖训士类”、品题人物的“人伦派”等多种类型，占主流的是后者，后者又以“善谈论、美音制”的郭泰和“好人伦”、主持“月旦评”的许邵为代表。

及至汉献帝、三国时期，出现了学术性“谈论”，由主持清议、奖拔人才、讲求政军谋略而转向“玄虚”。

（34）刘琰和习祯的谈论内容，史无记载，今已不得而知。

《襄阳记》称习祯“名亚庞统”，据《三国志·蜀书·庞统传》，统亦为善谈论、“性好人伦”，不过如何焯所言，这还是“东汉之风流”。

（35）但从刘琰“车服饮食，号为侈靡，侍婢数十，皆能为声乐”，“言语虚诞”，“身中秽垢”，“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知其性行颇为放达，所谈或涉“玄虚”，其“风流”已接近两晋名士，故义门何焯谓刘琰使侍婢“诵读《鲁灵光殿赋》”，乃是“于侈靡中炫其风流”。

（36）其当官而不任事，“随丞相亮讽议而已”，又因薄行、酒荒等，幸亏诸葛亮“扶持全济”，才得保禄位。

而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亮虽以信奉申韩法术、治理军国严明著称，若就其个人好尚而言，却与刘琰颇有相通的一面，其善“谈论”自不用说（如“隆中对”及赤壁战前说孙权抗曹），本传称其隐居隆中时“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咏”，裴注引《魏略》则谓其“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

又据东晋裴启《语林》：

“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乘素舆，葛巾毛扇，指麾三军，皆随其进止。

宣王闻而叹曰：

‘可谓名士矣！

’”“素舆、葛巾、毛扇”（或称“白毛扇”、“白羽扇”）的形象，隐“耕”“咏”歌，“抱膝长啸”的举止，（37）不禁使我们想起其后两晋名士的风度。

《语林》称司马懿叹羡诸葛亮“可谓名士”，历史上未必实有其事，却反映了晋人对诸葛亮名士风度的认同。

《文选·赞》所录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亦称诸葛亮“遐想管乐，远明风流”；“标榜风流，远明管乐”。

唐六臣注释此“风流”，或引征嵇康《琴赋》中的“体制风流，莫不相袭”，或称诸葛亮“远知此二人（管、乐）高风流于前代，可师而行”，或称其“见古人之风流”而“自比”，（38）理解不尽相同，但在名士以风流相标榜的东晋时代，袁宏以“风流”来“赞”诸葛亮，正是将他视为风流名士的。

由此可见诸葛亮对“有风流”的刘琰之欣赏、扶持有加，或有惺惺相惜之故。

三、两晋名士与风流

　　正是在两晋时期，“风流”成为“名士”的重要标志，毋宁说成为名士之所以为名士的要件。

《晋书》中相关例证极多，尽管初唐时期成书的《晋书》所采用的史料、所记录的史实都是六朝时期的，但考虑到史书往往有作者的整理加工，故下面的讨论仍以“名士风流”余韵犹存的刘宋时期成书的《世说新语》中的资料为主，而辅以六朝时期的相关文献及《晋书》。

　　《世说新语》中“风流”一词共出现6次，刘孝标注中出现10次。

兹将正文中出现者引录于下。

　　《方正》64：

孝武问王爽：

“卿何如卿兄。

”王答曰：

“风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

　　《赏誉》150：

范豫章（宁）谓王荆州（忱）：

“卿风流俊望，真后来之秀。

”王曰：

“不有此舅，焉有此甥！

”

　　《品藻》81：

有人问袁侍中（恪）曰：

“殷仲堪何如韩康伯？

”答曰：

“理义所得，优劣乃复未辨；然门庭萧寂，居然有名士风流，殷不及韩。

”故殷作诔云：

“荆门昼掩，闲庭晏然。

”

　　《伤逝》6：

卫洗马（玠）以永嘉六年丧，谢鲲哭之，感动路人。

咸和中，丞相王公（导）教曰：

“卫洗马当改葬。

此君风流名士，海内所瞻，可修薄祭，以敦旧好。

”

　　《栖逸》11：

康僧渊在豫章，去郭数十里，立精舍。

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

乃闲居研讲，希心理味，庾公（亮）诸人多往看之。

观其运用吐纳，风流转佳。

加已处之怡然，亦有以自得，声名乃兴。

后不堪，遂出。

　　《俭啬》8：

苏峻之乱，庾太尉（亮）南奔见陶公（侃）。

陶公雅相赏重。

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

陶问：

“用此何为？

”庾云：

“故可种。

”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39）

　　王导称卫玠为“风流名士”，袁恪谓韩康伯有“名士风流”，这应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将“风流”与“名士”连属而称者，也是最早以“风流”来概括两晋名士特征者，可知在被称为“中国的风流宝鉴”的《世说新语》中，“风流”乃是名士的风流，“名士”乃是风流的名士，“是名士，必风流”。

只是在《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诸家旧晋书等六朝史籍以及唐修《晋书》中，除了“风流”以外，描写六朝名士风貌的还有“风韵”、“风度”、“风操”、“风致”、“风格”、“风味”等语汇，它们在意义上或与“风流”重合，至少有程度不同的交叉，因此之故，最早（1927）从文学角度研究魏晋士风并深刻揭示其历史背景、本质特征的鲁迅先生，即以“魏晋风度”指称魏晋名士风采，而最早（1940）从美学角度系统研究魏晋名士人格精神的宗白华先生，则迳以“晋人的美”概之。

1943年，冯友兰先生以“风流”来概括魏晋名士的“美”，认为这是一种能被人“感觉”、“赏识”并“能使人有某种快感”的“人格美”，并论证分析其构成条件有四，即“有玄心”、“有洞见”、“有妙赏”、“有深情”。

这样的概括和分析是非常切当的，宜乎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迄今犹然。

（40）之所以说它切当，则是因为它不仅符合六朝名士的基本风貌和审美特征，而且还与专门记述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世说新语》的概括相一致。

有鉴于冯先生所使用、后来学者们所沿用的“风流”，都是将其作为魏晋士风研究中的一个分析概念的，凡是历史文献中载述魏晋名士风貌及其表现者，均能以“风流”概称之，而无论其相关资料中是否出现“风流”字样，因此下文则以《世说新语》及刘注中出现的“风流”为线索，对此语所表现的魏晋士人精神、风貌，在前人基础上略作考析。

　　上引《世说新语》六例风流所指涉的都是声名藉藉的过江名士：

太原王恭、太原王忱、颍川韩伯、河东卫玠、颍川庾亮、西域佛僧康僧渊，除康僧渊外都出自第一流侨姓高门。

其中卫玠是被誉为“当时第一”、“海内所瞻”的“风流名士”，若论其主要特征，大抵有如下数点。

其一是“风神秀异”，既指“朗然来照人”、如“珠”似“玉”的靓俊“姿容”，所谓“羸形”、“虚令”、“清胜”、“若不堪罗绮”的清秀仪态，也指“奕奕神令”、“神衿可爱”、“神清”的风采气韵。

其二是“颖识通达”，“玄理”入微，善于清谈，号称“微意之绪”上接王弼，“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

而且其清谈言简意赅，所谓“卫君不言，言必入真”；慎择接谈对象，高自标置，所谓“不于外擅相酬对”，曾与谢鲲“达旦微言”，而于同坐的大将军王敦“都不复顾”。

其三是少年成名。

“龆龀”之岁即被洛阳“举市”之人及“家门州党”号为“璧人”，“少有名理，善《老》、《易》”。

其四是名满朝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传播力，除了深得当时第一流名士如乐广、王济、王敦、王澄、王导、谢鲲等人的激赏外，卫玠还为士林乃至大众所追捧，所至之处“观者如堵”，其病卒后号称被“看杀”，作为盖棺定评的“风流名士”、“海内民望”，即出自丞相同时也是大名士王导之口。

　　对照卫玠，《世说新语》中的其他五例风流之主，无不擅于清谈，长于名理，此点不待详论。

“齐声见称”的王恭、王忱，庾亮，韩伯，都是年少时即有“美誉”，一如卫玠五岁即知名。

韩伯因其“门庭萧寂”、“荆门昼掩、闲庭晏然”而被目为更具“名士风流”，一如卫玠之慎于择交。

王恭“清辞简旨”，“常有新意不觉为烦”，则如卫玠谈玄之辞简而旨深。

值得注意的是王恭、王忱、庾亮等均以“美姿容”见称。

王恭号称“濯濯如春月柳”，其于微雪中“乘高舆”，“披鹤氅裘”，被目为“神仙中人”，甚至临刑前仍“自理鬓须，神无惧容”。

王忱号称“风流俊望”，被王恭目为“故自濯濯”，与“清露晨流、新桐初引”的良辰美景相得益彰。

庾亮“风仪伟长”，“风情都雅”，苏峻之乱后他被迫拜访政敌陶侃，一度担心被杀，结果“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尽管陶侃的“改观”，“非唯（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