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增长不平衡与所有制改革中国研究服务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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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区增长不平衡与所有制改革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国地区增长不平衡与所有制改革
陈玉宇/黄国华
原载《经济科学》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玉宇/黄国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了1952—2002年数据研究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我们发现：
（1）计划经济时期，地区间的不平衡持续上升，到七十年代后期达到顶峰。
八十年代地区不平衡有所下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又有上升趋势。
（2）初始时期的所有制结构（国有企业比重）相当大程度上解释了1978—2002期间各省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快，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慢。
我们还对所有制改革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
【关键词】不平衡增长/所有制改革
一、引言
1952年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虽然中途被各种政治运动打断，①但总体看，在过去五十多年中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按可比价计算，200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40.4倍，年均增长7.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1952年的18.1倍，年均增长6.0％。
7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进器：
1978—2002年，我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9.4％，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8.1％。
②
与整体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同样引人关注的另一事实是地区间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1952年到1978年、1978年到2002年增长最快的三个省市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是5.7％和10.9％，增长最慢的三个省市平均增长速度则为1.8％和6.4％。
2002年，上海的人均GDP是贵州的16倍，而1952年只是6.3倍。
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当前的收入不均等程度已处于高端水平，③其中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是总体收入差距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贡献率为50％左右。
④
本文关心下列两个问题：
什么因素和力量导致地区间长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
这些力量在1978年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前后有什么异同？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机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问题的根源，从而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讨论与制定提供参考。
人均经济增长来源于人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因素。
Solow模型认为经济存在一个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持久的经济增长最终来自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Solow,1956）。
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技术和知识有意识的积累，以及技术和知识的外部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Romer,1990;Lucas,1988）。
因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强调知识和技术的迅速扩散和非竞争性，它为我们理解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期经济增长很有帮助，但是对于解释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有很大局限。
如何解释国家或地区间的增长差异，正越来越为增长经济学家所关注（Mankiw（1995））。
一些经济学家重新强调制度安排的作用，特别是产权结构在造成地区或国家间增长差距的第一层次重要性，比如Acemoglu（2004）。
因为只有产权得到较好保护，人们能够保证自己投资的收益，那么社会才会有更多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从而有较快的经济增长。
本文中将考察1952年以来各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特征。
我们根据重要的历史事件把50年的数据分成数个时期，考察了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在不同时期的收敛性和决定因素。
1952年到1978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
1978年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
在这个转轨过程中，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内容。
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所有制结构在不同时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以及所有制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机制。
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后，初期的国有经济比重越大，后续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越低。
原因可能是国有经济强大的地区，忽视或者限制了更有活力的乡镇企业与其它类型成分的发展。
我们还考察了财政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期，它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负面因素。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人口密度、农业人口比重与后续的长期经济增长呈正相关。
我们猜测的这一关系来自市场规模效应。
因为改革开放后快速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开始的规模都很小，产品主要供给本地市场，劳动力也来自当地居民，因此人口密集、农业人口比重高的地区拥有较大的潜在地方市场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而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第二部分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情况以及相关理论和研究。
第三部分是关于经济增长差异以及原因的经验分析。
第四部分进一步讨论所有制结构和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制。
最后在第五部分作简要总结。
二、背景情况和理论
1.两个基本事实
我们在图1描绘了各地区1952年和2002年人均GDP的相关关系。
横坐标是1952年各省人均GDP的对数值，纵坐标是2002年各省人均GDP的对数值⑤。
从图1我们能看出，我国1952年的经济格局基本维持到2002年：
虽然各省人均GDP的绝对值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52年人均GDP相对高的地区到了2002年仍然相对较高（如上海、北京、天津等），而1952年人均GDP相对较低的地区到了2002年依然相对较低（例如广西、贵州、云南等）。
图1 1952年人均GDP和2002年人均GDP
1952年人均GDP对数值
图2 人均GDP的变异系数⑥
事实上通过简单的回归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函数关系：
2002年人均GDP对数值＝2.51＋1.08×1952年人均GDP对数值
（0.88）（0.17）
括号中的是系数标准差，模型的调整可决系数是0.58。
模型初期人均GDP（1952年）的系数是1，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1952年国内人均GDP的分布格局一直维持到2002年。
图2描述了1952年到2002年我国人均GDP的变异系数。
总体上看，过去的五十多年中我国地区间的差异呈扩大趋势，只在其中三个较短的时期内有明显的收敛现象：
第一次是1960年到1964年，国家经济遭遇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冲击后进入巩固调整时期；第二次是1980年到1990年，国家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第三次是1998和1999年，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的两年。
2.转轨经济和增长理论
关于中国地区间经济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很多，其大多讨论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情况。
关于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学术界已有的结论是：
（1）1978—1990年中国各地区间的差距有所缩小，到了1990年以后则迅速放大（WorldBank,1997;田晓文，1999）；
（2）中国不存在绝对收敛，但是有条件收敛（张胜等，2001）；（3）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有明显的区域收敛性，也称为“俱乐部收敛”（蔡昉、都阳，2000；王志刚，2004）。
关于决定地区经济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因素，理论界提出了多种看法：
发展战略、私有化、FDI、地理因素、政府的优惠政策、基础设施投资、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的扭曲、财政分权（林毅夫，2000、2003；SylvieDémurger,2001；蔡昉、都阳，2000;Caietal,2002）。
本文的重点是探讨所有制结构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国有企业与经济增长的问题，但他们多数只研究了国有企业自身的低效率，从而间接的证明国有企业阻碍地方经济发展（胡永泰等，1994；Sachs等，1994；ZuobaoWei等，2002）。
但他们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来源并不仅仅是生产率，还包括要素投入，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并不必然导致地方经济增长的低速度。
我们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低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更有效率的非国有经济被压制：
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有更大的影响力，使得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的时候会偏向国有企业，从而限制了更有活力的乡镇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发展。
为此，我们构造了一个理论模型。
假设生产函数为：
Y[,t]是时期t的总产出，H[,t]和K[,t]分别为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A是技术水平，因此技术进步来源于“资本深化”。
⑦假定资本品共有N类，分别由国有企业生产（n[*]）和非国有企业生产（n）。
同时假定个人当期效用函数为：
（2）
其中C（t）是t期的消费。
EduardoBorensztein等（1995）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得到经济增长率与两部门规模之间的函数关系。
沿用他们的思想，可以得到：
⑧
g＝AF（n[*]／n）[－1]H－B （3）
其中g是人均GDP的增长率，A和B都是常数；F（·）是投资的成本函数，一阶偏导数大于0，即国有企业比重越高，投资成本越大。
这可以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角度理解，1993—2002年国有企业平均总资产报酬率是7.46％，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为10.19％。
净资产收益率相差更大，国有企业仅为4.94％，而非国有企业为10.61％，是国有企业的2.15倍！
⑨投资和管理缺乏效率从而导致投资成本高，是投资收益低下的主要原因。
对（3）式求一阶导数可得：
常被用到的变量，⑩本文将主要考察财政负担和市场规模因素。
如果采用面板数据，方程（5）可以进一步转化成：
三、数据和结果
1.数据介绍
本文的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3到200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年鉴（2003）》、北卡来罗那大学ChapleHill分校和中国预防医学会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调查数据，1970年—1999年的部分数据来自林毅夫发展论坛网。
（11）
我们的研究对象包括28各省市自治区，（12）时间跨度是1952—2002年。
有些省在一些年份有数据缺失，我们会在文章中指出，并报告我们的处理方法。
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全国经济体制和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动，所以我们主要考虑1952—1978年和1978—2002年两个时间段。
此外，改革开放前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对我国的经济有很明显的影响，如“文化大革命”以及邓小平南巡，所以改革前的1952—1966、1966—1978年两个子时期和改革后的1978—1992、1992—2002年两个子时期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在每个时间段内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以及所有制结构、财政负担和市场规模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实际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我们以1978年不变价表示1952—2002年各省的GDP和人均GDP，进而求出各时期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
解释变量包括各时期初始实际人均GDP、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比重、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人口密度，同时我们还控制了人力资本、公路网密度两个变量。
有关变量的详细情况请参考附表1。
由于本文探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我们主要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寻求哪些因素与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关系。
为了克服截面数据样本量小的制约，我们还会采用面板数据，验证各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因为很多研究指出我国沿海和内陆经济水平差异明显，（13）所以每个时期我们对比考察了控制和没有控制区域变量的结果。
2.地区差距和收敛性
附表2报告了各时间段内平均的人均GDP增长率，数据表明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国东西部差距一直呈放大趋势：
1952—2002年，东部地区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6.8％，而中西部只有5.3％；1952—1978年和1978—200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分别是4.4％和9.4％，而中西部地区分别只有2.9％和7.9％，分别低1.5个百分点。
在我们划分的四个子时期内，东部的增长率全部高于中西部地区。
1952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中西部地区人均GDP的1.2倍，1978年是1.7倍，2002年是2.5倍。
表1 各时期经济增长绝对收敛性
注：
本文采用的软件是Stata8.0。
表1详细报告了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率与初始人均GDP的关系，数据表明在任何时期我国经济都没有绝对收敛的特征。
但控制区域变量后，1978—1992年和1992—2002年初始人均GDP的系数分别是－0.0212和－0.0110，分别在1％和10％水平显著，表明东部和中西部内部收敛，即该时期我国经济有明显的“收敛俱乐部”现象。
我们还发现，在任何时期区域变量的系数都是正数，大致分布在0.01—0.03之间，并且大多数都是显著的。
说明控制了初始人均GDP后，东部地区平均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一直都比中西部地区高1到3个百分点。
表2和表3报告了控制了其它解释变量后，初期人均GDP和后续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结论与第一栏类似，改革后我国有“收敛俱乐部”现象，与蔡昉和都阳（2000）、沈坤荣（2002）、王志刚（2004）的结论相同。
3.所有制结构与长期经济增长
我们采用国有企业比重作为地方所有制结构的指标。
表2和表3报告了国有企业比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都是正的但不显著，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全都变成负数，说明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慢。
1978—1992年和1992—2002年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分别是－0.1697和－0.0487，都在5％水平显著，表明改革初期国有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更明显，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低0.17个百分点；随着改革深入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大，这种负面影响在减弱。
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国有企业比重的系数都是负数，且都在1％水平显著，支持截面数据分析的结果。
表2 改革前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注：
1.解释变量的取值为各个时期初期的值，具体请见公式（6）。
2.各时间段我们都控制了人力资本和公路网密度变量，但它们不是本文的关注焦点，这里没有报告；3.截面数据分析中，各时间段我们都尝试在回归中控制异方差，系数都没有变号，显著性与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的结果没有明显差别，因此本文只报告了最小二乘法的结果。
4.OLS是普通最小二乘法，混合估计；FGLS是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控制了截面之间的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性；FE是固定效应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GMM是广义矩估计法，来自ArellanoandBond（1991），用于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模型，stata中的命令是xtabond。
5.***表示在1％水平显著；**表示在5％水平显著；*表示在10％水平显著。
（）中为标准差。
下同。
表3 改革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注：
表2和表3分别列出面板数据估计的结果，与截面数据分析结果作对比。
根据Islam（1995）的建议，用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增长时采用5年为一个阶段。
受数据范围限制，表2中1972—1978为6年，表3中1998—2002为4年。
图3 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和1978—2002年增长率
图3描绘了各地区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和1978年到2002年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的相关关系。
最左上角的五个省份是浙江、江苏、广东、山东和福建，除福建外其它四省1978年的国有企业比重都低于70％，远低于其它省份，但是它们1978年到2002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都超过了10％，而其它省份仅在6％到9％之间。
4.财政负担和市场规模
我们用地方财政收入占地方GDP的比重刻画财政负担。
从表2和表3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系数几乎都是负数（14），表明财政负担越重经济增长越慢。
但是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前期财政收入比重的系数都不显著，改革后期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增大，而且统计上的显著性也大幅提高。
1992—200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系数是－0.1585，在10％水平显著，即财政负担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平均增长率下降0.16个百分点。
控制了区域变量后系数变化不大，－0.1800，5％水平显著，说明估计是稳健的。
面板数据分析得到类似的结论，即改革前财政负担对经济增长影响不明显，改革后有负面影响（15）。
我们用人口密度作为地方市场规模的指标。
从表2和表3可以发现，在计划经济前半期人口密度的系数是负数，后半期是正数，符号相反，说明计划经济时期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
市场经济时期，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的，表明市场规模越大长期经济增长越快。
1978—2002年人口密度的系数是0.2307，5％水平显著，控制了区域变量后系数无明显变化。
面板数据得到同样的结论，改革后市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正的。
四、影响机制分析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率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一个能够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制度安排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
中国目前的经济改革正是改进微观经济组织效率，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从八十年代初期的承包责任制到现在的股份制改革，目的都是提高企业的效率。
但是到目前为止，国有企业依然没有彻底改变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和激励不足的状况。
不但如此，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行政干预扭曲资源配置，把区域内资源（物资、资本、人力等）集中到自己身上，遏制更有效率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阻碍区域经济增长。
（16）
第一，因激励不足、效率低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不高。
虽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就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改革，但是至今也没能完全扭转局面。
图4描绘了1993—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和全国所有工业企业的平均总资产报酬率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从图中我们能看出，虽然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集体工业企业和全国所有工业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在不同年份有一定波动但是集体企业的收益率始终高于全国平均的收益率水平，而国有企业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7）
第二，国有企业占有大量资源。
因为国有企业有行政级别，与政府有人事以及其它类型的关系，所以初始时期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方，国有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力更强。
即使它们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也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分配到大量的资源。
例如改革初期我国实行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利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和其它广义价格的双轨制，使得国有企业可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生产原材料、能源、资金等资源。
仅在1988年，我国控制商品的价差总额在1500亿元以上，银行贷款的利差总额在1138.81亿元以上，进口所用牌价外汇的汇差总额在930.43亿元以上，这三项合计的价格双轨制差价就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18）！
重要能源如煤炭、石油，以及重要矿产品价格双轨延续至今。
直到现在，国内贷款的“身份”歧视依然存在。
表4报告了1996—2002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国内贷款的比重。
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平均有23.66％来自国内贷款，而集体经济只有14.46％，个体经济5.92％，仅仅是国有企业比重的四分之一。
图4 工业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
表4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于国内贷款的比重
注：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图5展现了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与2002年各省乡镇企业（19）获得的贷款比重（20）的相关关系。
（21）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在2002年乡镇企业得到的贷款比例要远低于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低的地区。
例如1978年黑龙江国有企业比重为84.0％，2002年其乡镇企业的贷款占短期贷款的比例只有2.4％！
而该年浙江乡镇企业贷款比例高达17.2％。
以上表明，初始时期国有企业比重大的地区，其它类型企业的发展不仅在当时受影响，其将来的发展也会受到严重的制约。
第三，国有企业占有大量人力资源。
2000年以前国有工业企业的职工人数占全国工业企业职工人数的一半（虽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22）事实上，即便是考虑定义最为宽泛的“就业人员”，国有经济单位的就业人员也占了全国总就业人员的10％左右。
（23）此外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远远高出其它类型企业。
表5报告了我国各种类型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9年到2000年，国有企业员工平均受教育水平始终最高。
在被调查的五年里，国有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超过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2.7—3.7年，超过集体企业员工1.9—2.3年，超过私营员工3.6—4.7年。
图5 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2002年乡镇企业获贷款比重
1978年国有企业比重
表5 各类型企业员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注：
1.数据来源于北卡来罗那大学ClhapleHill分校和中国预防医学会与食品卫生研究所的调查数据；2.以上各年的调查问卷中，企业类型的分类标准有变动：
89年的“私营”后来细化成家庭联产承包、私营、个体、合资，表中的“私营”是以上4种类型的总和；关于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分类一直保持；3.集体企业是大集体企业和小集体企业的总和；4.括号中是有效观测值数。
五、总结
本文分析了1952—2002年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问题。
我们主要探讨了五十年内中国地区间差距的演变，以及国有企业、财政负担和市场规模对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地区间差距没有缩小，改革前后东部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差距在不断扩大。
但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条件收敛；改革开放后条件收敛不明显，但有“收敛俱乐部”现象。
国有企业对区域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通过计划手段把大量的资本、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国有企业中，所以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获得的资源多，经济发展速度也快。
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不但自身效率低下，更由于其占有了地区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源，限制了其它类型企业的发展，因而在国有企业比重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低下。
而国有企业比重低的地区，经济扭曲程度低，其它更有效率的企业发展的好，从而拥有更高的发展速度。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用计划取代市场配置资源，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因此地方财政收入比重没有很好地反映地方微观经济体的负担，该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市场经济时期，财政负担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得到发挥，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机制的完善，这种影响表现的更加明显，过高的财政负担成为阻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市场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
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乡镇企业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在农村，所以在农业人口比重高、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乡镇企业的市场空间大，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快。
附表1 实证检验变量注释
附表2 各省人均GDP年均增长率
注：
“－”表示数据缺失
注释：
①1958发动的大跃进；1964年下半年开始的三线建设；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②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据计算得到。
③见赵人伟、李实、李思勤（1999），李实，（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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