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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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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洪兴姚荣涛】第一章承上启下

　　——两宋历史概述在以往许多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它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与之相对的则有所谓的“炎汉盛唐”。

事实果真如此吗？

恐怕未必尽然。

　　有宋一朝，自公元960年迄1279年，历时凡320年。

其间，由于北方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南侵，宋朝又有了“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之分，前者以东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后者以临安（今浙江杭州）为京城，所以人们一般称宋朝为“两宋”。

　　宋朝从“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宋太祖），到由陆秀夫背负投海而死的末代皇帝7岁的赵昺（因无庙号而习称“帝昺”），前后共经历了18个皇帝，北宋、南宋恰好各占其九。

如：

弟即兄位，而其即位的合法性成为千古之谜的赵匡义（后改名赵光义、赵炅，即宋太宗）；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并伙同道士们一起伪造“天书”的赵恒（宋真宗）；锐意改革，“思除历世之弊”的赵顼（宋神宗）；不乏艺术天赋，但在政治上却极其昏庸，后来沦为金国俘虏的赵佶（宋徽宗）；侥幸成为南宋的建立者，但却不思进取、苟且偷安的赵构（宋高宗）；以崇奖理学而出名的赵昀（宋理宗）；年仅6岁就被蒙古军队俘去元朝大都（今北京）、后出家为僧的小皇帝赵■（宋恭帝）等。

　　宋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其存续的320年间，北部和西部先后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女真族建立的金国，以及后来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等政权，与之先后对峙共存。

辽、金统治者常称宋为“南朝”，而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南北分裂的时期。

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宋史》、《辽史》、《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基本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

　　在以往许多史家的笔下，宋朝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朝代，它往往与秦朝并称，曰“孤秦陋宋”。

与之相对的则有所谓的“炎汉盛唐”，即汉朝和唐朝。

事实果真如此吗？

恐怕未必尽然。

但既然有此一说，总有其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就先来说说宋朝的“陋”。

　　一有宋一朝之所以会颇受鄙薄或非议，被冠以“陋”字，我们以为不外有两点：

一是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在外族的入侵面前屡战屡败，北宋、南宋均亡于外族之手；二是政治上的因循苟且，“冗兵、冗官、冗费”，而稍有点作为的政治改革，结果都归于失败。

造成以上情形的原因，当然可以找出不少，但主要的却是与宋初最高统治者的立国政策密不可分。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利用周世宗去世，主幼国疑，假报军情，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而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

　　可是，赵匡胤所得到的这份政治遗产，实在很难恭维，说它内外交困也决不为过。

因为，就对外而言，后周所统辖的境土十分狭小，在其北方，不但有强大的契丹（辽）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南朝”，在太原一带还有一个在契丹卵翼之下的北汉政权；在长江上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则有四川的后蜀、江陵的南平、湖南的楚、杭州的吴越、金陵的南唐；还有广东的南汉、福建的闽。

这些割据政权，可以说是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对内而言，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之时，所接收的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烂摊子，即使不算那些怀有二心的原后周节度使，如李筠、李重进之流。

就这个政权本身来说，它所承继的是五个短命的王朝。

在短短的53年时间里，朝代如同走马灯似的更替了五个，而皇位也像轮流坐庄一样换了八个姓氏。

这种“似翻鏊上饼”的格局，之所以愈演愈烈，无不与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内部篡夺相关。

所以，宋太祖登基之后，一方面，积极筹划南征北战的统一大业；另一方面，则必须时时处心积虑地思考，如何才能消除以往那种恶性循环的政治局面，彻底解决这个关乎赵宋王朝长治久安的大问题。

　　在对外统一方面，赵匡胤还是比较成功的。

他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实际形势，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基本方针。

他花了13年的时间，解决了南方的9个割据政权。

他的弟弟——即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又花了3年的时间，灭掉了北汉。

到公元979年，除了被后晋割给契丹（辽）的燕云十六州还在辽王朝的控制之下，边疆地区还有西北的高昌、龟兹，西南的大理、吐蕃等之外，原来的“五代十国”已全部归并到了惟一的中原王朝——宋朝的版图之中。

由此，自唐代“安史之乱”以来，中国内地延续了二百余年之久的割据状态得以结束，重新出现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在对内根除篡夺权位方面，赵匡胤做得也相当成功。

即位后不久，他就相继解除慕容延钊、石守信等人统领禁军的兵权，让其出为地方节度使。

从公元963年起，赵匡胤开始用文臣来管州事。

对原后周拥兵的异姓王和带相印的大藩数十人，赵匡胤或借故把他们调迁，或遥领他职，或在他们死后不再让其子孙袭职。

并且，逐步任命新的文臣来替代旧的武将。

各国统一后，太宗赵光义继续以文臣换充武将，并利用内臣即宦官领兵或充监军，以挟制将帅。

在收缴武将兵权的同时，宋初皇帝又对兵制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对禁军采取了汰老弱、充精壮的强化措施，这既强化了中央禁军，又削弱了地方的兵力。

　　第二，对禁军实行“内外相制”，即一半兵力驻扎在京师，另一半分驻各军事要地；用京师的禁军足以对付分驻各地的禁军，调集各地的禁军则又能抗衡京师禁军。

　　第三，设置“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官合称“三帅”。

他们只分别负责部分禁军的管理和训练，无权调遣所部禁军。

禁军的调遣权名义上归枢密院管，而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关，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实际上只有皇帝一人可以调遣禁军。

如果禁军外出作战，就由皇帝临时派遣将领作为统帅，并且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的方案，有时甚至还会直接授予作战的“阵图”，带兵将领不得随意更改，而不管这个“阵图”是否符合当时战场上的实际情况。

　　第四，禁军将领由朝廷直接任命，经常被调任，遇有战事统兵将领是临时委派的。

另外还定出“更戍法”，把禁军派往外地，每三年一轮换。

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识兵，兵不识将”，“不使上下人情习熟”，不让将领与士兵建立起牢固的感情。

　　第五，把对地方军——厢军、乡兵和蕃兵的指挥权收归各州，节度使成为无权的虚衔。

这样的军事体制，使禁军将领和地方藩镇都无力发动“黄袍加身”的兵变。

　　武将这个最棘手的难题解决了，接下来要解决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体制问题。

宋初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措施是：

一是分散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

宋代的最高行政机构是“中书门下”，首脑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

其副手称“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

在编制上，宰相没有定员，一般都有好几个人。

宰相的权限仅限于管行政事务。

最高军事机构是“枢密院”，首脑为“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其副手称“枢密副使”。

枢密院掌管军事政令，调动军队。

宰相与枢密使，一文一武，互不通气，分别对皇帝负责。

地位仅次于这两者的是“三司”，掌管国家的财政。

其最高长官是“三司使”，由于其地位特殊，所以又被人习称为“计相”。

　　二是强化对官吏的监督。

宋代的中央监察机构，有职责完全相同、却分别独立的两个：

一为“御史台”；一为“谏院”。

其职责就是纠察、弹劾包括宰相、枢密使、三司使在内的各级官员。

皇帝还特许这两个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官员可以“风闻言事”，即使检举错了也不受什么大的处罚。

　　三是以“内制”限制“外制”。

宋代还继承了唐代皇帝培养扶植体制外势力的一些做法，如选一部分翰林学士作为顾问参与决策，称作“内制”。

“内制”经常绕过外面的政府机构，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宣布某些措施或任命等，目的无非在于制约作为常规政府机构的外朝。

　　四是强化对地方的控制。

在地方官设置上，同样是围绕着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基本原则展开的。

以设立大行政区“路”取代唐代以来节度使兼辖支郡的旧制。

下面分设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安抚使司，后来又加设了提举常平司。

地方诸司的职权完全分立，彼此起到制约的作用。

此外，漕司、宪司、仓司又有监察州县地方官的职责。

地方实质性行政机构是州（府、军、监）、县两级制。

州、县的长官由中央任命，称之为“知某州事”、“知某县事”，当地人不能在当地任官，地方官一般三年一换。

在各州还设置了“通判官”，通判由朝廷直接派遣，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并监督知州的行动，直接向朝廷方面报告情况，各州的公文必须要有知州和通判的联合署名，方能生效。

　　五是创设极其复杂的官制系统。

宋代的官制系统是“名”与“实”相分、“职”与“权”相分的，有“官”、“职”、“差遣”之别。

“差遣”是真正意义上的职务，但在性质上又属于临时的，所以称之为“知……”、“判……”、“权……”，意即可以随时调换。

总之，宋初的皇帝为了不让甫建的王朝重蹈五代覆辙，为了确保自己的赵姓江山能长久存在下去，所以就“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王夫之语），多管齐下，“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朱熹语）。

而其结果：

“君弱臣强”、“外（地方）重内（中央）轻”的弊病及兵将联手兵变的危险是被消除了，但代价是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成为以后宋朝对辽、对西夏、对金及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皇帝个人的手中，但同时也形成了名实分离、叠床架屋，滥官充斥、工作效率低下的庞大的冗官体制。

　　二北宋王朝建立后，赵匡胤曾先后两次进兵攻打太原的北汉政权，但都因辽国的干预而失败。

公元979年，宋太宗消灭了北汉，便想乘胜移师河北，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地。

宋辽军队在高粱河（约今北京西直门外一带）决战。

结果宋军大败，宋太宗自己也身中两箭，乘着驴车逃回开封。

三年以后（982年），辽景宗去世，12岁的辽圣宗即位，政权由其母后萧太后控制，宋太宗认为辽国“主幼国疑”，有可乘之机，于是，在公元986年（雍熙三年），宋军兵分三路大举攻辽，结果在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拒马河之北）一役又遭惨败。

宋军的这两次大败，除了指挥者失误之外，还有两个因素，即一方面与当时辽国的军事力量强悍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宋军本身的素质有关。

　　北宋主动攻辽两次大败以后，便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确立起“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只在河北平原上与辽国对峙。

反过来，连连获胜的辽国，见北宋软弱可欺，开始采取步步进逼的攻势，不断派兵南下掳掠。

公元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率20万大军南侵，一路攻城略地，深入到黄河北岸的重镇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

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往前线督师以振士气。

最后宋辽订立城下之盟，以宋朝每年向辽输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岁币”达成和议。

　　当北宋王朝正在为北方强大的辽国大伤脑筋之时，西部边境也开始不太平了。

公元1038年，党项族的元昊称帝，在今宁夏的银川建立政权，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次年，元昊发动了对宋的掠夺战争，宋军屡败，直到宋廷派出范仲淹、韩琦负责西北战事，才基本上阻止了西夏军队的南侵。

由于西夏的国力远不如辽国，很难对宋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胜利，党项族百姓也因战争不断而日趋困苦。

于是宋夏和议。

元昊取消帝号，宋封其为“夏国主”，每年送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茶3万斤，双方重开互市。

北宋又一次以妥协换取了边境的和平。

　　到了北宋中期，宋初确立起来的、旨在强化中央专制集权的那一套制度和措施，此时已经开始走向其反面。

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外患内忧接踵而来。

外有西夏的入侵，辽朝的勒索；内则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官吏们苟且偷安，民变、兵变纷起，自然灾害不断，国家财政拮据。

总之，北宋王朝遇到了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统治危机。

　　当时已有所谓的“三冗”之说：

一是“冗兵”。

为了应付边患，宋军的数量一增再增，从宋太祖的20万，到宋真宗的43万，再到宋仁宗的82万，加上地方厢军，全国共养兵达125.9万，军费开支也随之直线上升，但数量并不能代表质量，故曰“冗兵”；二是“冗官”。

为了强化皇帝权力，牵制各级官吏，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制混乱、官吏泛滥，宋仁宗时期的州县地方官已比宋初增加了四倍多，所以当时就有人说：

“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官一多，官俸的支出自然就多，但工作效率却并不与之成正比；三是“冗费”。

巨额的兵饷和官俸已使国家的财政难以承受，还要加上皇室的奢靡、对外屈尊的“纳币”、“岁赐”等等，使国家的财政收支从初期的盈余大半，演变为中期的小有盈余、收支相抵，乃至出现财政赤字。

　　然而兵多不足备边，官多不能治国，费多食国力，转嫁危机引起“民变”。

于是，从真宗朝开始就有少数有识之士发出革除弊政、挽救统治危机的呼声，最后形成仁宗朝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及神宗朝出现的“王安石变法”。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主要是想解决当时日益腐败的吏治。

他不敢去触动中央集权极端化这个危机的真正根源，只是把由这一根源所带来的某些结果作为其改革的对象。

在那份作为“新政”纲领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最实质性的内容就是通过整顿吏治来巩固宋王朝的统治。

即使如此，也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于是谤议蜂起，在严防“朋党”的一片喧嚣声中，“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夭折。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但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于是，一场比庆历新政规模要大得多、追求富国强兵的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于公元1069年在年少气盛的宋神宗的支持下拉开了帷幕。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十分广泛，牵涉到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各个层面，有均输法、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还设立了“经义局”，对部分儒经重新注释，在太学实施“三舍试升法”，科举考试罢诗赋、帖经、墨义，专考策论和大义等。

王安石的变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元老重臣的强烈反对。

但他顶着反对浪潮，坚定地进行变法，还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怕”原则。

“新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效果，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

但“新法”也存在着一些弊端，尤其是一些执行“新法”的官吏趁机敲诈勒索百姓，给反对变法者提供了口实。

又由于宋神宗支持王安石的决心不大，变法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朝政落入祖母高太后手中。

高太后是一个积极的反变法派，她重新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新法”，王安石变法也宣告彻底失败。

　　王安石变法失败了，北宋王朝这辆破车依旧沿着崎岖不平的古道颠簸下去，愈发地破败不堪。

而在此时，一个比契丹、党项更落后且更强悍善战的民族——女真族，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悄然崛起了。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了东北女真各部后宣告建立奴隶制政权，国号为“金”。

金国建立后马上展开了对辽国的大规模进攻。

而此时的辽国，契丹族受汉文明的影响已深，已经从游牧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封建化进程的加速使得统治集团的腐朽更加严重，所以在与金国交战中变得不堪一击。

当时的北宋也想乘机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失地，所以就与金国南北夹击攻辽，并许诺将原先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国。

辽军在与金军作战中虽屡战屡败，但对付宋军还是绰绰有余。

所以当金兵灭掉了辽国，金朝统治者从北宋对辽作战的无能中，看到了宋军的孱弱，于是在金兵攻占辽国首都燕京（今北京市）后，就提出要在“岁币”之外另加100万贯“代税钱”，并且在灭辽后不久就发动了对中原的侵略。

公元1126年，金军渡过黄河，直逼北宋首都开封城下。

当时的皇帝宋徽宗慌忙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赵桓（宋钦宗），自己逃往南方。

金兵向求和的宋钦宗提出了巨额“犒军费”、割地、扣押人质等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能的宋钦宗在一些投降派大臣的怂恿下，打算接受。

但在一些主战派大臣和广大百姓的强烈反对下，才未最后接受，此时各地勤王的援兵已陆续赶到，女真族恐后路被切断，没待勒索足数额就匆匆北撤。

于是，宋徽宗又回到了开封，过起与以往一样的腐朽生活。

但时间未过半年，金兵又卷土重来。

公元1127年，开封城被攻陷，徽、钦二帝及亲王、大臣、后妃、贵戚等3000余人被俘虏，连同朝廷的法物、礼器、祭器、天下州府图、文籍、浑天仪、针灸铜人、漏刻等各种珍宝古器，一起被押往金国。

北宋就此灭亡。

　　三就在北宋灭亡的同一年，宋徽宗的另一个儿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

宋高宗一上台，一度摆出抗金的姿态，起用李纲、宗泽等抵抗派大臣。

但宗泽不久即被解除宰相职务，一些在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军也被勒令解散。

公元1128年，金兵分三路南下，其中一路攻下徐州，渡过淮河，直逼扬州。

宋高宗退到杭州，金兵又打过长江，进逼杭州，他只能退到浙江宁波的海上。

金兵无法下海追击，在杭州等地掳掠一番后北撤，在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