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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诗歌流派研究

第五章虞山诗派在乾嘉闻的分途、流变（）

第一节振起向上一路的陈祖范（）

第二节“海虞吟社”中的王应奎、候铨、汪沈臻诸家（）

第三节虞山诗埴上的性灵诗人·j·（）

（一）孙原湘与席佩兰

（二）蒋因培及其他

第四节才情别具的布衣诗人徐兰（）

第六章虞山诗派在近代诗埴的嗣响（）

第一节趋尚格调与走向宋诗：

翁心存、翁同稣（）

第二节虞山近代西昆营垒：

张鸿、徐兆玮、孙景贤、杨无恙（）

第三节三千剑气文社二奇杰：

庞树柏、黄人（）

第四节“江山万里楼”上人：

杨圻（）

附录：

清代虞山诗人存稿汇考（）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虞山诗歌流派研究

第一章绪论

晚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

这一时期，一方面朝政弛惰，吏治严重败坏，党派门户之争不断，国祚之亡，已属必然；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市镇不断兴起，商品资本渐趋活跃。

与此相适应，思想和学术领域呈现出百舸争流、蔚为壮观的局面，文学和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回旋激荡、推陈出新的阶段。

虞山钱谦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进政治舞台和文学天地的。

然而，钱谦益走向朝阁、走进政治舞台的步履十分艰难。

万历三十八年（1610），二十八岁的钱谦益京师会试，以殿试一甲三名，授翰林编修，受到东林党人的器重。

正在意气勃发，大可青云直上的时候，东林党魁、掌握铨选重权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年老悬车，宰相叶向高亦去位，朝廷势力落入齐、楚、浙三党之手，钱谦益的命运急转直下。

授翰林编修两个月，丁父忧归里，服阙并未补官，泰昌元年（1620）光宗即位，他才官复原职。

正当命运出现转机时又陷入危机，遭到参劾，乃移疾归里。

此后名列党籍，旋起旋退：

枚卜失败，复受打击。

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因屈节降志，心怀愧疚，在清廷授为礼部侍郎后六个月即乞病假，驰驿归籍，自此未仕。

自万历年间以探花及第晋身翰林，至其终老，钱谦益在朝总共不到五年，而退居虞山林下竞长达五十年。

这是钱谦益的不幸，却是文学和学术发展之大幸。

在长达五十年的过程中，钱谦益以其卓绝的才华和深刻的人生体验，治学术、作诗文，主持坛坫五十年，终于成就一代文宗。

在退居里籍的五十年间，他与虞山诗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促进了这一地区的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

当冯舒、冯班成为有力的辅翼后，虞山诗派形成了规模，在明末清初诗坛上与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虎步林动，激光播声，有着极大影响的诗学中心。

“精华南国盛，文学大吴多”，it）虞山诗派的崛起，不仅对于大吴文学，对于晚明和清代文学也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文学现象。

第一节“虞山诗派”概念的形成

虞山诗派这一名称的完整使用，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最早见于嘉庆年间单学傅《海虞诗话》，其有“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冯定远主法，后学各有所宗"之说，近代学者杨钟羲的《雪桥诗话》三集沿用了这一说法。

然而溯源寻本，则清初人已有论述。

如王士稹《分甘余话》云：

“明末暨国初歌行约有三派：

虞山源于少陵，时与苏近；大樽（陈子龙）源于东川，参以大复（何景明）；娄江源于元白，工丽时而过之。

”这里虽然是体派论，但也不无将虞山与云间、娄东作为地域性诗派的意识。

稍后，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卷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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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确使用“虞山派”这一名称了，

（2）徐世昌《晚晴移诗汇》卷三十三叙陆贻典时亦引“籍存流派”之语。

那么可以说这一诗派的概念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前就己形成，直至近代一直在诗学中使用。

这一诗学概念的产生是基于虞山地区诗歌创作的实际状况。

明代末期，随着钱谦益在文坛崛起，虞山便隐然成为南方诗学中心。

谦益《林六长虞山诗序》云：

“自余通籍，以至于归田，海内之文人墨卿，高冠长剑，连袂而游于虞山者，指不可胜屈也。

”此序作于崇祯十年前后，由此可知，其时虞山地区诗歌创作已进入兴盛时期。

其后钱谦益本人、二冯及其他虞山诗人便经常宣称“吾邑之诗”、“吾虞诗人”、“吾郡诗学”如何，颇有阐扬群体创作特点的自觉意识，后来的“虞山诗派”的概念正潜含在虞山诗人的一系列论述中。

最先明确透露出诗派群体创作倾向的是钱谦益的《虞山诗约序》。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虞山陆贻典（敕先）将“里中同人”之诗都为一集，命之日《虞山诗约》，请钱谦益作序，牧斋当仁不让，以“希风真风雅”、“抒发真性情”为旨成序，末云：

嗟夫!

千古之远，四海之广，文人学士如此其多也。

诸子挟其所得，希风而尚友，扬挖研摩，期以砭俗学而起大雅。

余虽老矣，请从而后焉。

若曰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埠，胥天下而奉要约焉，则余愿为五千退席之弟子，卷舌而不谈可翘。

陆贻典为牧斋门人，也是冯班极为敬重的诗友，此番来请求序言，不仅希望钱谦益明确提出“里中同人”作诗的理论纲领，同时欲大张旗帜，“胥天下而奉要约”，这是颇有派别意愿的举措，至于“以吾邑之诗为职志，刻石立埠”云云，更可见其时虞山诗人设坫立派的明显动向。

关于文学流派的形成，近人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六《识途篇》中有一个简明的概括：

“文家须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而后始克成流别，于以永传。

”其实，这个“先”与“后”只是相对的，魁杰当先，群英于后，亦成流派，虞山诗派的形成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开派者牧斋”，无疑为魁杰，二冯、陆贻典等皆为一时之羽翼。

二冯在虞山诗派中的地位，钱师仲联拟之为“疑丞”（辅佐大臣），。

’冯舒在《以明上人诗序》中也对流派的诗学倾向作出过阐述：

今天下之言诗者莫盛于楚矣，钟、谭两君以时文妙天下，出其手眼为《诗归》字求追新，义专穷奥，别风淮雨，何容间哉!

于是天下之士，从风相靡。

夫吾虞山言诗者则异于是矣。

日诗者，志之所之也，称事达情，以文足志而已。

若鲜顾篇章之理，而争字句之奇，是绝肠胃而画眉目也。

默庵此处称“吾虞之言诗者”如何，所阐述的正是与竟陵派相对立的诗派主张。

冯舒在《马小山停云集》中对虞山诗歌的“流风”有进一步的说明：

“虞山多诗人，以读书博闻者为宗，情动于中，形于外，未尝不学古人也，上通《诗》《骚》，下不遗于近代。

然其甘苦疾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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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于心，应于手，亦不专于往代之糟粕也。

工拙深浅虽人人不同，然视世之沾沾口绝者‘，为异矣。

东涧老人亡来，流风未泯，作者间出。

”这里进一步指出虞山诗人以学问为根柢、主性情的创作特色，并强调说明首开流派之宗师钱谦益亡故以后，虞山诗派一脉不断，并继续发展。

王应奎在《西桥小集序》中更为虞山诗派张本：

“吾郡诗学，首重虞山，钱蒙叟倡于前，冯钝吟振于后，盖彬彬乎称盛矣。

”虞山诗人的一系列阐发是为清初诗坛所接受并公认的，正基于此，沈德潜在《国朝诗别裁集》中评论钱陆灿的诗歌时，就直接使用tr虞山派”这一名称了。

近人张鸿在《常熟二冯先生集》跋文中有一个近似的提法：

启、祯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

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冯氏兄弟奔走疏附，允称健者。

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

这里所谓“虞山学派”与“虞山诗派”实为一义，张氏寥寥数语，已勾勒出一段极其浓缩的流派小史。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虞山诗派”这一名称渊源有自，《虞山诗约序》已肇其端，二冯俱有申述，经沈德潜题名而定，后人便一直沿用。

对这一流派如果进行时序上的纵向排比和阵容上的横向比较的话，不难看出它是明代诗坛的一支强大的殿军，也是清代第一个规模较大、影响久远的诗歌创作流派。

单学傅《海虞诗话》所谓“虞山诗派钱东涧主才，冯定远主法，后学各有所宗”，从宏观上概括了诗派的内部构成，其承传发展的脉络亦可据此辨识和把握。

第二节虞山诗派的阵容略估

虞山诗派的构成形态，初期主要是以强有力的诗坛巨匠为核心，以诗学理论传播、幅射的方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创作群体。

由于核心（宗师）与周围层次（诗派成员）才情、地位、影响颇有悬殊，因而核心层作用越大，反而越缺少了一般文学流派所具有的交流切磋的环境。

当核心层逐渐扩大进而核心影响转移后，又形成了诗学理论多元化的倾向，促使群体的创作宗尚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途、变化。

正因为如此，要确定虞山诗派的阵容和规模就比较困难。

相对可行的办法是梳理出核心人物诗学理论传播和影响的线索，借助于交游关系，分析各自的创作趋尚，理清其分途与流变的线索，进行约略的估计。

对于这一问题，钱师仲联有言：

“虞山诗派，明末清初转移一代风会者也。

”（4）此系说明其创始期的性质，并非概论总体。

但有学者却具体认为：

虞山诗派“形成于明末，壮大于清初，历明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四朝，前后时间近一百年。

”（5）“到乾隆年代，厉鹗、袁牧之诗转变了诗坛风尚之后，以钱、冯为宗的虞山派已成了强弩之末，虞山诗人大都向厉、袁两宗去讨生活了。

”（6）将虞山诗派界定于乾隆之前是有一定识见的，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其后诗坛风尚发生了变化，还因为乾隆帝深恶谦益，将其打入了另册，并禁毁其著作，全国为之震动，虞山地区更成为文学灾区。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诗派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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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分化并不意味着消解。

实际上，自乾隆朝中期至近代，虞山人文之薮的文化特征得到保持和发展，诗人仍有可观的阵容，诗歌创作承前期诗派之嗣响，凡经几变，但虞山诗人的创作仍具有地域性群体的特色。

因而综观钱谦益以来的虞山诗史，我们宜对流派作前期、中期和后期之划分。

前期是严格意义上的诗派形成和发展阶段，“神龙之首”在焉，中、后期则是虞山诗派的分途、流变阶段。

因此从狭义上说，虞山诗派是指前期虞山地区以钱谦益及二冯为中心的诗歌创作群体，而广义的虞山诗派则涵盖了从明末清初至近代虞地诗人创作的整个时间历程。

乾隆以前的常熟诗歌，王应奎（1684--1757）编纂的《海虞诗苑》收集最富。

王氏苦心搜访二十年，原拟成书二十卷，仅刊出十六卷，未成全功而身己殁，后人据其遗稿又刊十七、十八两卷。

全书选录清代常熟诗人一百八十二家，计一千八百八十八首，依元好问

《中州集》例，系以诗人小传（第十七、十八两卷，后人未敢妄补小传，阙如）。

陈祖范在

《海虞诗苑序》中称此集所收诸家作品，“莫不呈材献美”，并由此骄傲地认为“吾邑虽偏邑，有钱宗伯为宗主，诗坛旗鼓，遂凌中原而雄一代。

”因此，一般来说《海虞诗苑》不妨可以看作前期虞山诗派的诗谱了。

然而，严格地说，这一诗谱只不过提供了一个可作参考的基本范围，而作为诗派成员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在诗学上与钱、冯有一定联系（或渊源关系）的诗人，这种联系或是“形”，或是“味”。

台湾学者胡幼峰在《清初虞山派诗论》一书中，以《海虞诗苑》为据，参考《国朝诗别裁集》和《江苏诗征》，将虞山诗派约略分为“宗钱派”、“宗冯派”和“出入或自别于两家之外者”，选列了四十多人作为虞山派的主要作者。

㈡虽然派中分派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具体归并尚有讨论的余地，但其论列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另外此前何振球《论虞山诗派的形成、发展及其诗论》和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一书《虞山诗派》专节，（8’也都列举了一些诗人，颇可注意。

现将三位学者所举一并图示如下：

胡书何文吴书诗学倾向诗集文集备注钱谦益钱谦益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等

冯舒冯舒冯舒默庵遗稿

冯班冯班冯班钝吟老人遗稿、钝吟杂录等瞿式耜瞿忠宣公集、虞山集

陈煌图近晚唐集唐自述诗、陈鸿文诗稿胡书附于“宗冯派”后

杨熠怀古堂诗选

柳如是河东君集

吴历墨井集

钱龙惕钱夕公诗选、大兖集胡书列为“出入钱冯”

吴乔围炉诗话

贺裳载酒园诗话

钱陆灿调运斋诗文随刻

陆贻典宗钱觌庵诗钞

严熊严熊白云诗集胡书列为“兼宗钱冯”

钱曾钱曾宗钱钱遵王诗稿、读书敏求记

孙永祚孙永祚宗钱雪屋文集

顾琨顾琨宗钱寸灰集、风松堂支头集

陈式陈式宗钱蹿趺山房诗稿

何云何云宗钱晴蓑草堂集、粤游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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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书何文吴书诗学倾向诗集文集备注邓林梓宗钱邓肯堂集

钱天保宗钱晚翠轩诗集

邵陵宗钱青门诗集

凌竹宗钱南楼集、却浮集

陈晨宗钱偶然吟

蒋拱辰宗钱吹剑集、津门游草

严虞悖宗钱严太朴集

赵廷珂宗钱云海诗集、东溪草堂文集

孙淇宗钱竹乡存稿

张远张远无闷堂集胡书列为“别于两家之外”者

王誉昌王誉昌含星集、崇祯宫词胡书列为“虞山诗派第

=代”

钱良择钱良择钱良择近冯抚云集、唐音审体同上

陈玉齐宗冯情味集

孙江宗冯孙岷自诗选

戴淙宗冯白雪楼集

陈协宗冯佛幌集、旷谷集、金庭集

马行初宗冯停云集、秋林集

龚庸宗冯（群芳董狐）

瞿峄宗冯今仅存诗=首

瞿师周近冯云槐堂稿、惜云诗草

陈凡近冯

瞿世寿近冯客愁吟、香绿居杂文

黄仪l近冯纫兰焦、绷兰剐隼

周桢近冯

冯行贤冯行贤近冯馀事集、补庵诗集冯班子

冯行贞近冯白庵集、劳劳集冯班子

冯武近冯遥掷稿、筠溪草二冯侄胡书列为“虞山诗派后

陆辂北游杂泳、豫游杂泳期弟子”

徐兰芝仙书屋集、出塞诗同上

陈祖范陈司业诗集同上

候铨侯秉衡诗集同上胡书列为“虞山诗派的

王应奎柳南诗钞、柳南随笔

其它重要诗人”

以上共列出五十一人，大致反映出学术界对前期虞山诗派阵容的看法。

吴宏一是专就诗学理论而讨论的，所列殊少不足为怪，但其中亦有不当列入者。

如贺裳为丹阳人，与虞山地望无涉，吴乔之籍里亦甚可议（吴为太仓人，入赘与常熟相邻的昆山），若仅以其诗论与冯班声气相通而一归于虞山诗派，那么像赵执信那样对冯班顶礼膜拜的诗人也有理由让他“加入”虞山诗派了，如此类推，清初东南宗钱者甚夥，如何处理呢?

如果一统于“虞山诗派”显然不当。

另外，胡书在“宗冯派”后附笔提及陈煌图，但又引杨钟羲《雪桥诗话余集》称其受学于马文忠、杨维斗，且谓“他的辈份与二冯相当，故不予归冯班一派”，语气欲进欲出，使陈氏与虞山诗派的关系显得含糊不清。

其实，煌图及其子陈帆（南浦）与谦益俱有直接

一S一

的诗学联系，《牧斋外集》卷七有《陈鸿文诗稿序》，《有学集》卷四十八有《题陈南浦山晓窗诗》可证。

谦益在为煌图（鸿文）所作《诗稿序》中称其诗“扶干结条，沉辞怫悦，杼轴于怀，而无取冗长，庶乎通经嗜古者之为，跫然空谷之足音也。

”更言“今余拔鸿文于众鸟之中，将取其麟前鹿后，龙文五色，自表异耶，抑亦翱翔四海，一飞而群鸟相从以为朋耶。

其亦昌明古学使啾啾百鸟，燕雀啁噍之属，胥化而为高罔歌舞之音。

”又强调说：

“余假鸿文之诗极论今古，盖有望于乡人子弟，故其辞不得而不详也。

”显然，煌图通经嗜古，诗风沉郁，极为牧斋赏重，并以其诗作为虞山诗人的创作祈向，煌图在虞山诗派中“登堂入室”的地位由此可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序作于癸卯年（1663）二月，即牧斋逝世前～年，与崇祯末所作的《虞山诗约序》相比，此文颇有总结虞山创作，拨冗归正的深意，可看作牧斋暮年的“虞山诗派大纲”。

上表一方面可议、可删，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几位较有诗名而诗学宗尚与钱、冯颇有些血脉联系的诗人补入：

陈璧，字昆良，明遗民，曾秘密从事抗清活动约十年，与钱谦益联系甚密。

诗稿湮没已久，现已发现残卷。

详见第三章第四节。

汪绎，字玉轮，号东山。

姿性英敏，六、七岁时出语遂露根器，人咸奇异。

康熙三十二年（1693）应顺天乡试，汪绎与姜宸英、顾图河、查慎行一并中式。

三十六年（1697）为会试第三名，未及殿试，闻父病笃而辞考南归。

三十九年（1700）殿试为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凡应制诸作皆以称旨。

四十三年（1704）受命编修《朱子全书》，八月因母思乡心切，便请假偕母南归。

次年玄烨帝南巡，选任汪绎为《全唐诗》编校官。

其时东山有疾在身，抱病驻局扬州，秋回虞山调养，四十五年五月病故。

有《秋影楼诗集》九卷。

汪东山是钱曾的外孙，与邵陵交厚，切磋往来频繁，濡染有自，与邵陵酬n昌亦多，其诗于真挚之中自饶逸韵，清新可诵，是兼综钱、冯而自成风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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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文渊，字湘沅，号雪坡、海粟居士，有《海粟集》五卷。

雪坡善画山水，诗名几为画名所掩，但其诗格不俗，其时亦有佳评。

王应奎《海虞诗苑》即以“洒然清雅，迥异浮艳”推许。

杨钟羲《雪桥诗话馀集》曾抄录《海粟集》不少诗句评日：

“清思逸韵，源出二冯”。

王峻，字次山，号艮斋。

少贫，借书而读。

雍正二年（1724）进士，以编修历典浙江、贵州、云南乡试，颇历清要。

次山为人素行侃侃，诗亦清爽劲直。

诗学宗尚二冯，每与王应奎相切磋。

有《艮斋集》十四卷。

这里还有汪沈臻值得一提。

沈绣字西京，号茶圃，尝官宣城训导，著有《太古山房诗钞》，曾与侯铨、陈祖范、王应奎结“海虞吟社”。

沈德潜《王东溆柳南诗草序》云：

“海虞之结诗课者四人（名略）。

四人皆以道自重，发为文辞者也。

余先后得友之。

（侯）秉衡诗骨干开张，（陈）亦韩诗清腴近道，（汪）西京诗绮丽精深。

”虞山吟社是雍正、乾隆间虞山地区一个颇有影响的诗社，是一批优秀诗人的集合。

如果考虑到不久清高宗嫌恶牧斋，厉禁钱书，虞山诗派便渐趋中衰这一事实的话，那么可以说“海虞诗社”正是清初近百年虞山诗派发展的最后一个高潮，它有对钱、冯绍继、发展的一面，也有向格调靠拢、潜转的一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吟社中候铨、陈祖范、王应奎既已作为前期虞山诗派的“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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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汪沈绣也应列入其中。

需要说明的是，在陈祖范、王应奎、王峻等诗人谢世不久，孙原湘、席佩兰、蒋国培

等出生，作为乾嘉间的性灵诗人，他们在虞山诗史上写下了醒目的一页，其时言朝标、苏汝砺等亦有气韵高秀的佳篇，但从流派的发展来看，嘉庆前后正显出中衰之势，唯吴嵘、张尔旦稍逞英特。

自翁心存挺出当世，胎息三唐，重振流派，唤起了虞山诗人在近代骚坛的崛起，嗣后翁同稣、沈鹏、徐兆炜、张鸿、俞钟銮、沈汝瑾、杨圻、孙景贤、杨无恙以及三千剑气文社中的黄摩西、庞树柏等或追步牧斋，或希风二冯，或自成一格，以多姿多彩的风貌、卓荦恢奇的姿态结虞山诗派之局。

虞山诗派的中、后期历史是他们从那片古老的土地出发，面对血雨腥风的世界，用新的生命体验写就的。

第三节虞山诗派创作的基本特征

一般认为文学流派其内部成员应当有基本一致的审美取向和基本相同的理念追求。

然而王应奎在《柳南随笔》卷一却指出：

“某宗伯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

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

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

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

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

”柳南此处明称“两派”，那么能否以“虞山诗派”的概念一统而论?

进一步地说，钱、冯及其流裔在诗学观念和审美取向上是否有一致之处呢?

研究虞山诗派，这些基本问题似无可回避。

流派是如何形成的?

简言之，作家“因情立体，因体成势”（1叭，相同或相近的“势”汇聚为群体的“势”便自成流别了。

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汇聚”是以对创作态度、学术修养、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诸方面特征的可容性为条件的，而不一定以其一致性为前提。

如果我们从较早的宋代江西诗派到晚近的语丝派作一些抽样分析的话，可以发现各个流派的整体构成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一方面正象物理学上的同异关系一样，绝对的“同”并不构成相互吸附的条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才能彼此吸附，形成组合；另一方面，任何流派只要延续和发展，就必然会产生某种变异，可能是个别特征、一般程度的变异，也可能是在某些特征上发生较大程度的变异。

变异是流派发展的动力，也是流派具有活性的标志。

从这一角度来看，前引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谓“钱、冯二派”说，实际上正是指他们在语体品格、创作风格方面有所不同，这种不同的存在正是虞山诗派兼容乃大的条件，它也使虞山后代诗人继承、发展、超越成为可能。

那么虞山诗派能够交互兼容为一个“文学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有哪些呢?

一日学人气度，二日西昆风调，三日征实补史。

以下逐一述略，有些内容在其后有关作家的专门章节中还将详细论述。

（一）学人气度徐世昌《晚晴夥诗汇》卷十九云：

“牧斋才大学博，主持东南坛坫，为明清两代诗派一

大关键。

”这里为强调牧斋在明清诗史上的转关作用而特别突出他“才大学博”，是颇可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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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

其实最可体味的正是表现其腹笥深厚的“学博”二字，才大易为诗人之诗，学博可成学人之诗，合二者于一身，便挺峙高峰，形成了迥别于朱明二百多年诗界主流的风貌。

以学博作为诗人创作的条件，一方面是为了克服明人空疏不学和浅俗油滑的积弊，具备“别裁伪体”的学力基础。

“古学丧根干，流俗沸螗蜩。

伪体不别裁，何以亲风骚。

”（川另一方面是为了使迈向宋诗的步履更加坚实。

在唐诗，宋诗建立了两大诗学格局，几乎将各种诗学范畴、诗法家数全部囊括了以后，要想超离于这两大格局而另辟天地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切新变的努力都在于对两大格局重新体认和融通。

牧斋是深知明人法唐而赝，自狭诗道之弊的，并清醒地认识到要拓宽诗途则应当接纳宋诗。

而宋人好以文为诗，重义理表达，喜疑古翻案，善内省议论，常常以理性化的思维来进行诗歌创作的运思，都体现出鲜明的学人素质。

因此要使接纳宋诗的方略在建设清诗新格局中显示出积极的效果，“才大”还必须辅以“学博”。

二冯与牧斋有所不同。

冯氏虽然同样反对七子派专以盛唐为宗，但也不以牧斋导入宋诗为然，而是以晚唐温、李为范式，其根系远及六朝，钱谦益在《冯定远诗序》中即指出：

“其为诗沉酣六代，出入于义山、牧之、庭筠之间。

”但是如果研究者过分夸大钱、冯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他们之间存在共同性的一面，这在认识上也未免偏颇。

二冯具有独特的个性，艺术气质和诗美理想与牧斋不尽相同这是事实，但他们生长于海虞，与牧斋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环境，处于明清之交，都受到时代性的质疑思维方式的影响，并且二冯都为钱氏门人，亲炙钱学，因而在诗学观和创作倾向上与牧斋有相同或相近之处是自然而然的，这从“学人气度”方面便可窥知。

首先，冯氏兄弟都具有良好的学人素质。

牧斋有《冯已苍诗序》赞赏冯舒“枕经籍史，肆志千古。

其为学尤专于诗，其治诗尤长于搜讨遗佚，编削伪谬。

一言之错互，一字之异同，必进而抉其遁隐，辨其根核。

”这种学风正与牧斋所提倡的“先笺疏而后议论”，“先证据而后发明”的学人品质契合。

（12’其次，他们都激烈地贬斥七子派和竟陵派的浅俗，重视读书，提倡博通经史：

《钝吟杂录·家训》云：

“吾家以读书相传”，“儒者之业，莫如读书”，“不读书何以知圣人之道。

”牧斋论诗法以“识变”二字为秘要，每以之授于门人，冯班尤受启迪，尝云：

“钱牧翁教人作诗，唯要识变。

余得此论，自是读古人诗，更无所疑。

读破万卷，则知变矣。

”另外，二冯同样以严羽《沧浪诗话》为诗学之谬，在这方面，已不止于接踵牧斋。

只看冯班所著《严氏纠缪》之名，便可感知其欲驳欲诋的声色之厉了。

他对沧浪的驳难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以禅喻诗的不当，一是诗体论的错误。

前者是将牧斋有关论述进一步加以阐扬，后者则多为冯氏独自的见解。

其实定远是否深于禅学，精于诗体，其所论是否有“刻舟求剑，死在句下”（钱钟书批评语）之嫌，大可讨论，甚至今天也不妨视“钝吟亦是钝根”（钱钟书语）。

但须知自明成化以来对沧浪的态度实际上体现了对七子派提倡的“诗必盛唐”的态度，冯氏力斥沧浪正是自觉地与牧斋成一队，为牧斋鼓与呼，其门墙、宗派意识是显而易见的。

其极诋沧浪论诗脚跟未曾点地，多少也透露出一些学人之气。

钱谦益首开清代虞山学人之诗的传统，经严熊、何云、陆贻典、严虞悖、汪应铨诸家一脉承衍，至乾隆朝陈祖范再造峻极。

祖范字亦韩，号见复，雍正元年（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