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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之浮士德

“魔鬼靡非斯特”意象探微

——对《浮士德》中魔鬼靡非斯特原型追溯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7201052   赵凌帅

获奖:

文学院研究生第二届论文大赛一等奖

摘要:

     靡非斯特是歌德的伟大诗剧《浮士德》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是魔鬼的化身。

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在对魔鬼靡非斯特形象进行挖掘时,更多的是运用辩证法思想对这一形象做出诠释。

而在另一方面,笔者试图从魔鬼靡非斯特这个原型意象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来分析这一人物,并试图从更深层次挖掘其产生变化的历史原因,希望获得更新更全面的认识!

关键词:

浮士德  靡非斯特  蛇  原型

一、引言

     歌德的《浮士德》是一部耗时作者60年之久的诗剧,是他整个生命的完整表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全剧描写主人公浮士德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人生理想的道路,写他的思想发展的历程。

歌德把浮士德塑造成在不断克服自身弱点的同时,不断追求丰富知识、追求美好事物,追求崇高理想,生无所息、坚韧顽强、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品格的积极进取精神的代表,向人们指出了一条精神净化的道路。

而靡非斯特与浮士德自始至终处于矛盾对比之中。

浮士德作为善的象征,他是美的,积极乐观、入世进取、热爱人类、追求真理是其个性特征;靡非斯特是恶的代表,他是丑的,其悲观厌世、否定人生、仇恨人类、蔑视理智、冷酷无情恰与浮士德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浮士德》在思想内容上是“说不尽的”在形式上也是丰富复杂的。

这种博大精深和丰富复杂性无疑增加了文本解读的难度,不免语义丛生,歧义迭出,因此历代学者对于《浮士德》的研究也是众说纷纭。

而对于魔鬼形象的评论也是各抒己见。

但终其一点可以肯定,魔鬼靡非斯特与《圣经》中“蛇”这个意象母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试图从魔鬼靡非斯特这个原型意象及其发展演变过程来分析这一人物,并试图从更深层次挖掘其产生变化的历史原因。

二、《浮士德》中魔鬼靡非斯特意象解读

(一)魔鬼靡非斯特主要代表否定精神和“恶”

      靡非斯特是作品中的重要形象,他在诗剧中是作为浮士德的对立面出现的。

靡非斯特有各种化身,扮演各种角色:

他扮成狮子狗从而达到接近浮士德并与其订立契约的目的;他打扮成浪荡学生,企图用形而上学与好高骛远的智力诱惑浮士德;在拯救玛甘泪时,他幻化成一团黑烟而活动;在古罗马帝国他又成为容克贵族,通过发行纸币维持日渐衰退的封建王朝;而在唯美的古希腊,他又成为福耳库阿斯,充满着辩证思维;诸如此类等等。

     魔鬼靡非斯特主要代表否定精神和“恶”,正如他自我解释说:

“犯罪、毁灭,更简单一个“恶”字,这便是我的本质。

”[1]靡非斯特的形象充满着有意的矛盾:

一方面,他肯定人的物质性及其“生物——物质”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肯定“生物——人”的虚无意义的过度劳碌,籍以给一切超出纯感觉范围以外的生产性的东西以否定的批判。

因此,硕尔茨根据历史哲学的解释,认为靡非斯特体现历史哲学的虚无主义。

靡非斯特自称是“黑暗的一部分”[2],又称是“混沌的宠儿”[3]光明是与大自然的创造塑性同源的,而代表黑暗的靡非斯特却使虚无、无形、永恒空虚与之对立。

雷德尔说:

作为否定的化身,靡非斯特的职能在与使一切东西贬值和衰落,这同样表现在破坏形式和维持僵化上。

他在太古的寂寞中,只有自身成为朋友、伙伴和诱惑者;他毫不停顿地需求绝对的静止;他在美丽假象的讽刺戏中,以滑稽形式表演虚无的严肃;他纵然千变万化。

其本质始终不变。

[4]

(二)魔鬼靡非斯特体现“积极性的恶”

      从另一个角度审视魔鬼靡非斯特这一意象可以发现,他并非代表纯粹的否定而更兼具积极作用,即体现“积极性的恶”。

诗剧中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构成一对善恶矛盾,体现辩证统一关系。

“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

原本合理;一切事物有成

就终归有毁;

所以倒不如一事无成。

因此你们叫作罪恶、毁灭,

简单说来,这个“恶”字,

便是我的本质。

”[5]

     靡非斯特的做恶,激励和促进浮士德的向善,浮士德的向善又反衬出靡非斯特的做恶,靡非斯特自称是“作恶造善力之一体”。

[6]又如《浮士德》第一部“书斋”一场中,靡非斯特说:

“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我是那种力量的一体,它常常想的是恶而常常做的是善。

”[7]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的矛盾是人间的矛盾,有其具体的现实内容,是现实的形而下的善恶冲突,与第一层的形而上的善恶矛盾相比,这对矛盾的构成由冥冥的宇宙走向了现实的人间,由至善至恶变成了具体的善恶。

在悲剧中,浮士德五个阶段的追求,靡非斯特始终作为具体的恶的不同化身,作为“至恶”的具体行动的承载者,具有推动力,作为恶的载体的靡非斯特在浮士德的追求中设置障碍,激励和促进浮士德不能满足、不断地向着更高的境界奋进。

诗剧开篇描写浮士德早已厌倦枯燥无聊的学者生活,于是,在爱情生活中,靡非斯特试图用爱情蒙蔽浮士德的双眼,但浮士德最终克服热情的冲动,在拯救无望下摆脱爱情的羁绊;在政治生活中,靡非斯特试图用封建王朝高官厚禄的幻景引诱浮士德,但僵化腐朽的封建制度无法满足浮士德的政治抱负,使其转而走向对古典美的追求;浮士德意识到古典希腊的美无法成为当前的现实,随着海伦的幻灭,靡非斯特所设置的这一诱惑的诡计再次付诸东流;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浮士德最终牺牲,但他理解到这种牺牲的必要,即人类达到人道生存的更高境界的必要牺牲,最终浮士德战胜靡非斯特得到玛甘泪的接引向上飞升。

他对浮士德所做的种种诱惑都是从恶的动机出发,企图使浮士德走向沉沦和毁灭,但却使浮士德从迷误和错误中接受教训,提高认识,不断地向更高的境界追求,更加接近所追求的“至善”的境地。

     魔鬼靡非斯特与浮士德订立契约,以仆人的身份跟随其左右,并用尽一切方法满足浮士德的要求以达到最终目的。

伯姆声言靡非斯特是“浮士德的坏的自我”。

[8]浮士德的内心是充满激烈的矛盾的,在与靡非斯特相遇之前,他攻读中世纪的各门学问多年却一无所得,内心十分痛苦以至企图自杀,直到听到复活节的钟声,听到天使们的合唱,才使其重获生之力量。

因此,浮士德甘愿有靡非斯特式的麻木不仁,好让自己解脱那浮士德式的渴望的苦痛。

他要求瞬间的享受,以便忘记永无休止的追求,这是浮士德内心深处的矛盾。

因而,魔鬼靡非斯特就承担了浮士德内心深处对立双方一方的特质,成为浮士德本身中的否定精神。

在作者的心目中,实际上这是人的一分为二,所以二者是合二而一,浮士德是人的积极的或肯定的一面,靡非斯特是人的消极的和否定的一面。

这一人一魔,一主一仆,相生相克,相反相成,如影随形,如呼如吸,如问如答。

三、魔鬼靡非斯特源于《圣经》中的撒旦,即“蛇”这个意象

(一)“蛇”原型的变形与置换

     魔鬼靡非斯特是一个来自北欧传说和基督教传说的形象,即《圣经》中的撒旦。

民间传说只给了他身份却限制了他的发展。

浮士德的使命不断变化,靡非斯特却始终坚持唯一的目标:

诱惑他,让他堕落,常常沦为一个程式化的人物,履行引诱的义务,承担失败的命运。

而魔鬼靡非斯特这一形象正是源于《圣经》中的蛇这个原形。

原形按弗莱的定义是指:

“一种在文学中反复运用并因此而成为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

原形批评理论认为,反复的生活经历会在人们心灵上留下心理残余,即所谓“原始的偶像”,他们被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世代传承,并在神话、宗教、梦境、个人想像和文学作品里得到描绘,形成各种“原形”。

而《圣经》中的许多比喻、母题和象征也演化成具有普遍适应性的跨文化的原型模式和符号。

在《旧约·创世纪》中,蛇是作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符号出现的。

     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的一切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也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善恶。

”于是女人见那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

他们的眼睛就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的,便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9]

     它引诱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意旨,从而导致了人类的堕落,开始了人间的苦难历程。

蛇也被给予了重惩:

一方面诅咒蛇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另一方面,蛇将与女人及其后裔世代结仇。

正因为蛇在西方宗教文化里背负着“原罪”思想,被诅咒与人类世代结仇,而且在现实生活里,蛇在与人类杂处的过程中也对人类构成威胁,蛇在文学作品里往往被视为邪恶的象征。

因此蛇的意象旨意是诱惑、欺骗与背叛。

这个意象凝聚了人类从远古以来长期积累的巨大心理能量,因而具有人类感觉与联想的共通性,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原型。

这个原型在《圣经》的其它地方演变成了撒旦和魔鬼。

     但西方文明里的蛇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魔鬼撒旦般的邪恶形象。

古埃及的先民以蛇和鹰作为本族群的图腾物,但经过历史的演变,北部埃及奉蛇为保护神,南部埃及奉鹰为保护神。

北部埃及被南部埃及征服,鹰就被尊为唯一的保护神

蛇才逐渐被视为邪恶之物。

大约公元前1700年前,古希伯来人受到干旱的威胁,逃到埃及生活了四百余年,所以也就接受了蛇是邪恶的观点,《圣经·旧约》里蛇成为诱惑、欺骗、背叛的代言者也是由此演变而来。

撒旦是“敌对者”的意思,即“魔鬼”与“上帝”对立之意,早期在编撰旧约圣经的时候,犹太教还没有恶魔的概念,当时的撒旦比较接近试验者的意味,后来衍生出一种版本,认为撒旦是严格追求真理的天使,无法容忍违背真理的行为。

 《圣经新约-启示录》中写到:

    ……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堕,七头上戴七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落在地上。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也同他的使者去争战。

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10]

     在讲到双方战斗结束后,《启示录》的作者特意加上一句:

大红龙就是那“古时的蟒蛇”,这一简要的补充十分重要,它把蟒蛇与魔鬼间的同等关系勾勒了出来。

此后,在新约中出现的蟒蛇,往往就是魔鬼的代用词。

在《马太福音》中,耶稣曾有两次斥责法力赛人,而且两次均把法力赛人比作蛇。

“你们这些蛇,既然你们属于邪恶的种类,怎麽会说出好话来呢?

“你们这些蛇和蛇的子孙,你们如何能够逃脱地狱的惩罚呢?

”[11]?

?

?

?

     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蛇与引诱夏娃的“古时的蟒蛇”,显然具有同质性。

 撒旦在与上帝的交往中因对上帝的作为心怀不满而鼓动诸神起来造反,失败后被打入地狱,但他也未能改悔,图谋诱惑人类之祖——亚当和夏娃,结果化身为蛇。

      16世纪德国马丁·路德进行了宗教改革,城市得以发展,导致民间文学极为繁荣。

路德为了使人们可以直接领悟上帝的语言,推广普及新教教义,1521年,他第一个将基督教经典《圣经》译为德文。

在翻译过程中,他不断征求意见,贴近百姓的习惯,尽量让广大群众能够看懂听懂《圣经》,这些做法促进了路德新教教义的推广,使路德的教义深入人心,也使《圣经》突破贵族文化垄断,从而具有大众化和流通性。

独特的宗教背景与文化背景对歌德创作《浮士德》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明确的语言说明魔鬼靡非斯特正是源于《圣经》中撒旦:

     《浮士德》第一部《女巫的丹房》一节中

女巫?

?

?

?

?

(手舞足蹈)我简直昏头昏脑,在这里又见到撒旦公

子真想不到!

靡非斯特?

?

婆子,不准叫我这个名字!

女巫?

?

?

?

?

?

为什麽?

它怎麽了你?

靡非斯特?

?

它早已进了稗官野史;可人们并没有好过起来:

们摆脱了一个恶,更多的恶依然存在。

……[12]

     女巫的一席话点出了魔鬼靡非斯特正是《圣经》中的撒旦,他的所作所为与撒旦的行径并无二致。

     又如《浮士德》第一部《天堂序曲》一节中:

靡非斯特?

好吧!

是非分明不会拖得很久。

我毫不为我的赌赛发

愁。

如果我达到目的,就请您允许我鼓起胸膛把凯歌高奏。

让他

一辈子去啃尘土,而且甘心情愿,象那条大名鼎鼎的蛇,我的同

族。

[13]

     由此可见,教唆人犯罪的蟒蛇成为魔鬼,正突出了魔鬼的一大特性——诱惑,正是由于蟒蛇的诱惑才是一切罪恶的渊源。

而靡非斯特为了赢得与上帝的赌局,使浮士德说出满足之意,它采取各种手段,而这诸种手段的核心本质就是诱惑。

蛇成为魔鬼的化身,因为它身上也兼具有魔鬼的第二大特性——淫欲。

女人经不起蟒蛇的诱惑,因此遭到上帝的惩罚,蛇成为女性邪恶情欲的象征也是从这里衍生的。

在《浮士德》中,魔鬼靡非斯特诱惑浮士德爱上少女玛甘泪,正是想通过淫欲的手段使其堕落,最终获得满足。

由此可见,靡非斯特正是蛇的演化与再生。

     魔鬼靡菲斯特源于《圣经》中的撒旦,即“蛇”这个意象,撤旦的意向旨意成了诱惑、欺骗和背叛,成了一种邪恶的象征符号。

由于这个意象凝聚了人类从远古以来长期积淀的巨大的心理能量,具有人类感觉和联想的共通性,使之具有了一种跨文化的语义普遍性,得以成为世界性的文学原型,在以后的文学中不断出现,繁衍出一个庞大的恶魔家族,使世界文学形象画廊异彩独放。

(二)“蛇”成为“恶”的代言人

     作为魔鬼靡非斯特的原型——蛇与其有许多共通之处。

夏娃、亚当经不起蛇的诱惑而偷吃禁果,违背上帝的旨意,犯下了原罪。

蛇搅乱了幻想世界的和谐与宁静,破坏了理想生活中的梦境,打破了“乐园”中均衡的美。

蛇成为这一切后果的始作俑者,是一切罪恶产生的渊源,因此也成为“恶”的代言人。

而当蛇蜕化成撒旦和魔鬼时也是“恶形”累累:

它企图引诱义人约伯和救世主耶稣反抗上帝,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折磨。

施洗者约翰曾多次将那些刁难和仇视耶稣的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称为“毒蛇的种类”。

因此,在文学史上,蛇便演化为一种邪恶的象征符号。

(三)“蛇”体现“造善”功能

     靡非斯特在作恶的同时又兼具造善功能,蛇亦是如此。

蛇作为艺术的原型和母题,它并非完全是丑的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是一朵色彩繁杂的恶之花。

在《圣经》中,它引诱人类的始祖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导致了恶的诞生。

然而这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它使人类迈开了进化的第一步,使他们从沉睡中睁开了惺忪的眼睛。

在这里“恶”也成为一个辩证的概念。

从一般意义说,“恶”是作为“善”的对立面存在的,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即“恶”也可为“善”发展的条件。

因此,黑格尔并不把“恶”看作绝对的坏事。

在“蛇”这一母题意象所概括的“恶”的涵义中包含了肯定和发展的精神,它作为“恶”同“善”构成了一对矛盾,从而成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源。

     魔鬼靡非斯特承担浮士德内心矛盾中否定精神的特质,作为魔鬼,它的本质却体现了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另一方面,这正是“存在之真”。

当涉及到人的心灵深处时,外在的魔鬼便常常内化为心中的不良念头。

在追求古典美的过程中,浮士德与海伦结合并生下欧福良,但当这一切最终都幻化成为虚影时,浮士德也随之崩溃。

然而在追求古典美的过程中虽然有靡非斯特的帮助,但浮士德却是因为初见海伦时为其倾倒而下定决心寻找她的。

可见,正是由于浮士德内心的焦灼,靡非斯特才得以实施他的诡计,从而进一步诱惑他。

同样,蛇也具有相同的价值内涵。

蛇对始祖夏娃的耳语正是写在太阳神阿波罗神殿的大门上的箴言:

“了解你自己”。

蛇成为推动人类不断地克服人自身内外在矛盾的直接动力,在否定之否定中扬弃人性中的弱点与局限,不断地走向人性的美好至善。

恩格斯曾说:

“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在本质上说明了伊甸园般的乐土生活并不能永恒存在,蛇所代表的“否定”与“恶”恰好与人内心的焦灼情绪吻合,从而成为其走向文明进步的源泉和动力。

人类要有所进步,就要有所行动,有所变化,有所努力,有所斗争,而蛇正是充当了人类内心矛盾中否定精神的物质,成为人类向文明进化的“使者”。

     《圣经》中的原型“蛇”在《浮士德》中置换变形成为魔鬼靡非斯特,二者在象征“邪恶”,作“恶”同时兼具造“善”功能以及代表主人公内心矛盾的否定特质等方面具有共通的特性。

《圣经》对西方近代和现代文艺作家的影响是一言难尽的,在第一流作家的代表作中往往交织着希腊神话和圣经的故事、名句、原型等。

歌德是大作家中最反对宗教迷信的,却在塑造魔鬼靡非斯特时“借用”了源于《圣经》中的“蛇”这一原型。

但歌德的“借用”并不是一味的沿袭蛮干却是充满智慧与时代气息的。

因此,在歌德的妙笔下,魔鬼靡非斯特对于《圣经》中“蛇”这一原型是有所发展与超越的。

四、魔鬼靡非斯特的发展与超越

     浮士德是德国16世纪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人物。

据说他用自己的血和魔鬼订约,出卖灵魂给魔鬼,以换取世间的权力、知识和享受。

歌德童年时候就通过傀儡戏接触到浮士德的故事。

1587年施皮斯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约翰·浮士德博士的生平》。

1599年,维德曼在汉堡出版浮士德的故事书。

1674年,普非策尔将这本书加以改编。

歌德在写“天上序幕”时,曾在魏玛图书馆借阅过。

英国剧作家马洛以德国民间故事为蓝本于1588年写出《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

     这是零散的民间传说第一次以正统文学的形式——戏剧表现出来,这无疑是飞跃。

马洛使主角浮士德的形象更加丰满有致,情节设置曲折动人,人物对话形象逼真。

在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背景下,马洛站在宗教立场上反对浮士德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

浮士德言行反映出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热衷探索宇宙奥秘、追求知识的冒险精神,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马洛从这个角度进行创作加工,将人文精神贯穿的更加彻底,为浮士德母题做了一次整理和提升,也为歌德的进一步完善该主题提供了范本。

马洛的剧作讲述了浮士德把灵魂卖给魔鬼,魔鬼供他驱使二十四年,到期他的灵魂被魔鬼劫往地狱的故事。

魔鬼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位“敌对者”,他为尝试“终极知识”的浮士德提供“魔法”,最终使浮士德成为伤害他人的“魔鬼”并受到最终的惩罚。

而这正是《圣经》中撒旦形象的变形和置换。

     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是个新旧结合的产物,形式上仍可以看出道德剧的印痕,其中一些人物是拟人化的善恶的代表,魔鬼靡非斯特亦是如此。

魔鬼靡非斯特只是单纯的代表“恶”的简单符号并没有可挖掘的深层内涵。

而在该剧中马洛揭开了宗教的薄薄的外衣,讲述一颗灵魂的悲剧,所有的情节都以浮士德为中心展开,而魔鬼靡非斯特只是推动情节得以顺利展开的一颗“棋子”。

     德国狂飙运动的一位知名的作家克林威尔,于1791年写有“浮士德的生平、事业及下地狱”的长篇小说。

书中的浮士德同魔鬼订约,是为了借助超人的魔力以控制或铲除世界上不公平的现象。

     与之前魔鬼靡非斯特不同,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两位主要人物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靡非斯特的基本职能不变,但他参与全部事件的进程,他非但不愚蠢,而且充满哲学家的气质,深刻而睿智,完全有能力和浮士德针风作对。

靡非斯特仍然是诱惑者,但歌德赋予他的含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基督教文化的容器。

     歌德是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而《浮士德》的创作时间持续60年之久,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活。

在这60年间,世界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巨变,这对于魔鬼靡非斯特的形象塑造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浮士德》中靡非斯特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更乐于付诸实践。

又如它对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奚落嘲笑,成为创造力的对立面。

这样的靡非斯特不仅仅限于宗教领域,更乐于活跃在人道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

在相对于《圣经》中的原型“蛇”,靡非斯特跳动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舞台形象中,因而他也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歌德将近代欧洲时代精神注入新的魔鬼形象中,使其迸发出更强烈的时代脉搏。

     此外,歌德在对魔鬼形象的再塑造中,集中地表现了资产阶级原始积累时期个人主义冒险家的罪恶本性。

他将浮士德对少女玛甘泪的爱恋演化为赤裸裸的性爱;他发行纸币,使金钱成为政治生活的重心;他用最残忍的方式烧死了木屋里的老人,表现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欲望。

诸如此类反映出欧洲新兴资产阶级人生追求的历史内容。

此外在诗剧第二部第五幕中魔鬼靡非斯特利用战争、海盗和贸易三位一体的方法,也就是早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方法发展致富。

歌德揭露着资本主义罪恶的同时,也宣告了靡非斯特虽然无德无道,但没有丧失其存在权力而带有历史必然性。

靡非斯特虽然围绕着一个单项恶质而展开,但其深刻的社会和心理内涵却使恶带有两重性,令人回味无穷。

     从作者歌德的文艺思想和世界观角度看,魔鬼靡非斯特成为其代言人及对现实的揭露者。

歌德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熏染下开始创作《浮士德》,而启蒙运动的首要问题是人道主义,因此人道主义成为歌德创作思想的重要的一环。

浮士德作为启蒙时期,即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代表人物,必然是反封建、反教会的。

但作者往往通过代表“恶”的魔鬼靡非斯特之口揭露教会的贪得无厌,愚弄人民,讽刺教士诈骗财物的丑态。

“母亲请来一位教士,

教士还没有把话听毕,

一见宝物便满心欢喜。

他说:

这种想法真是不错!

谁能克制,才能收获,

教堂的胃口很强,

虽然吃遍了十方,

从不曾因过量而患食伤;

信女们功德无量,

能消化不义之才的只有教堂。

”[14]

     作者痛恨教会贪得无厌,借靡非斯特的口更能将这一人道思想强有力的表现出来。

正是因为魔鬼靡非斯特目光敏锐,世故极深,对现实的观察颇能击中要害,说话做事毫无顾忌,一眼能看穿别人的心思,所以没有了“恶”,也就没有了人间地狱,救赎也就失去了意义。

魔鬼靡非斯特对于丑恶黑暗现实的揭露是直白与露骨的,然而却可以使人们从另一个侧面认清现实的实质从而觉醒悔悟。

     靡非斯特是歌德在新的两面神思维方式和审美原则指导下写成的艺术形象。

歌德深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影响,康德的“人是自由的又是不自由的”等二律背反的论点,以及康德对于人的内心宇宙全部复杂性的探索强烈地吸引歌德。

而歌德本人就是一个性格丰富到了难以捉摸程度的天才。

他“既感情丰富又十分理智,既疯狂又智慧超群,既凶恶阴险又幼稚天真,既过于自信又逆来顺受”。

他在设计浮士德和靡非斯特两个对立形象时,则体现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人的主体性的辩证法。

     而莫姆森在靡非斯特是否恶魔的问题上的解释中,特别说明靡非斯特具有积极的创造力量。

她认为在《海伦》那幕中,靡非斯特不光是作为搭档的伙伴出现,而且通过剧中对魔法的叙述,他自己在这里好象成了诗人。

他本着事态进程者的资格,才创造性的使事件得以发生。

这种能力是基于他洞察诗歌的本质,这在《古典瓦卜吉司之夜》和《海伦》那幕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靡非斯特已经超越了《圣经》中“蛇”这一原型已初步具有了人化与诗化特质。

     歌德用18、19世纪的时代精神,激活古老的原型,围绕诗剧的主题对原型进行了创造性的置换和变形,赋予原型以崭新的意义,实现了古老原型的价值意义的近代转换,使其所塑造的魔鬼靡非斯特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五、结语

    《浮士德》是伟大诗人歌德倾其一生的心血写成的诗体悲剧,其艺术构思宏伟,结构庞大。

而在《圣经》原型“蛇”的基础上塑造出的魔鬼靡非斯特形象更是耐人寻味。

靡非斯特拥有原型“蛇”的一切特质并在此基础上更兼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使其成为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文学形象。

 

注释:

[1][2][3][5][6][7]歌德:

《歌德文集》,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4][8]董问樵:

《〈浮士德〉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第183页,第179页。

[9][10][11]《旧约·创世纪》第3章,《马太福音》第12章第34节,第12章第33节。

《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第12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第445页。

?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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