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战略思考及路径选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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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战略思考及路径选择
"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战略思考及路径选择
潘信林屈双湖
【摘要】“两型社会”建设是县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就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而言，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模式，核心在于寻找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作为发展引擎，从而真正转变整个社会发展模式。
【关键词】“两型社会”建设；县域发展；生物能源战略；社会——公民主导战略
体制改革是改革开放深入到深水区后的必然选择，模式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瓶颈突破阶段的必然出路，战略规划是改革和转变成功的必然依靠。
“两型社会”建设是县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就湖南长株潭地区乃至整个中国而言，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模式，核心在于寻找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作为发展引擎，从而真正转变整个社会发展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战略与县域发展战略
思路决定出路，布局决定结局，战略决定未来。
战略问题是某一领域中带有全局性、决定性、关键性、整体性、宏观性和方向性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导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中国是个战略贫乏的国家，这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造成的。
中国历史上是个强国。
强国乏谋略，因为太强而无须谋略。
”[1]但是近代中国落伍了，衰弱了，急需先进的战略指导，而过去辉煌的历史却让我们逐渐生疏了战略思考的习惯，以致于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不是束手无策，就是病急乱投医。
从魏源等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到康梁的中体西用战略，到洋务运动中的实业救国战略，到义和团的纯化排外战略，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战略。
近代中国不断寻找民族振兴战略的艰辛探索可用晚清湘人领袖曾文正公的奏折之言概而论之：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这种情况的革命性转变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
毛泽东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
新就新在中国人找到了实现民族独立和振兴的新战略，这个战略就是共产主义战略，即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赶超战略。
“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
”[2]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经典文献中详细阐述了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在《论持久战》这篇光辉的军事著作中，毛泽东天才地提出并解决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系列战略问题。
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和平崛起战略”的构想，既反映了中华民族追赶世界的战略诉求，也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
县域发展战略问题在当代的重提和倍受重视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战略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毋庸置疑和日益彰显的重要性使人们开始关注县域发展的战略问题。
二是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区域安全战略、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如环渤海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长株潭一体化）等战略的规划和实施，使战略问题备受关注、广受瞩目。
三是对县域发展的总结和反思。
县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郡县治，天下安”。
从县域发展战略的历史长尺度视角来看，建国以来的县域发展可以概括为三大战略发展时期：
一是城乡结构分化发展战略，这主要是建国以来，中国对前苏联经验的照搬和借鉴，虽然当时对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做了一定的改革，但在总体上和基本原则上还是前苏联模式的。
二是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
改革开放后，虽然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但是县域发展的战略依靠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战略，在具体实践上又简单化为GDP增长战略。
GDP增长战略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当下遭遇了严重的挑战和反思。
传统发展战略在历史上起到了其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其实践的深入，其历史局限性也更加显露出来。
就目前的现状和形势而言，传统发展战略不仅挥霍了改革者的智慧、勇气和热情，也在考验民众的耐心和信心，浪费了国家原本并不宽裕的财政资源和社会发展资源。
这也不得不使人们转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转而求向替代性发展战略。
县域发展战略是对县域发展未来方向的期待和选择，是对重大县域发展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是对县域发展目标、县域发展动力和县域发展路径的整体规划和宏观设计。
县域发展战略在历时性结构上是由战略思考、战略规划和战略执行构成的。
其中战略思考是关键，战略规划是主体，战略执行是保障。
“战略规划是考察一个组织或社区的状况和未来的轨迹、确立目标、制订实现那些目标的战略，并估量结果的过程。
”[3]但是战略规划并不是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要形成勇于、乐于、善于战略思考的习惯，并渗透到组织和组织成员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种价值理念、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县域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
首先，以发展生产力为县域发展的根本任务。
生产力发展是一切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邓小平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
这是因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4]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及其执政领导下人民政府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
”[6]
其次，以生产力是否发展、发展速度、发展的和谐状况作为县域发展的评价尺度。
生产力标准是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7]“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8]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9]
再次，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动力推动县域发展。
以社会公平价值诉求的满足来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推动县域发展。
美国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指出：
“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公平性；社会公平强调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推行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社会公平强调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自身满足为目的。
”[10]对平等的追求和对公正的期待是中国县域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动力。
从目的理性而言，大同理想、平等公正本身就极具价值感召力、行动号召力是县域发展的重要动力。
从工具理性而言，大同理想、平等公正还有利于培养干群鱼水关系、使政府爱民、亲民、养民、为民，人民群众爱政、参政、拥政、护政，为县域发展准备良好的发展环境和群众基础。
最后，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为推进县域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恰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说，“人类一切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渴望幸福、追求幸福、得到幸福是人心灵深处最殷切的期盼。
在今年（2011）全国“两会”期间，从政府总理的报告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议案建议，从专家学者的研究到在校学生的关注，从舆论媒体的公共评论到街头百姓的饭后话题，“幸福感”这个闪光的字眼成为耀眼的明星，在全国人民的心海里激起了阵阵波涛和层层涟漪，使我们深深感到：
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是为政之要，是推进县域发展的战略突破口。
谁能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老百姓就支持谁拥戴谁；谁让老百姓没有幸福感，老百姓就会反对谁推翻谁。
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2010年GDP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跨越。
但是GDP增长了，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却在不断地下降，这是为什么呢？
一是贫富两极分化的日益严峻；二是腐败贪污行为的屡禁不止，《人民论坛》杂志于2009年底发起“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6688位受访者选择了“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选项，占受访人数的82.3%，高居首位；三是普遍的社会伦理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信用危机；四是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严重破坏、人力资本的严重透支，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下，不但过度透支了环境和资源，也过度透支了人力资本和权益资本。
五是各种社会问题，如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住房难等问题，物价上涨相继出现的“姜你军”、“蒜你狠”、“豆你玩”等现象，畸高的房价更是让不少老百姓成为“房奴”，望房兴叹。
三、以生物能源发展为“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战略突破口
两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发展模式，核心在于寻找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作为发展引擎。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技术条件来看，发展生物能源是切实可行的重要路径之一。
世界生物新能源技术的蓬勃发展与中国技术的相对落后。
生物能源主要指利用淀粉质生物（如：
粮食、薯类、作物秸秆等）加工成乙醇（燃料酒精）、生物柴油、生物制氢等，直接作为动力来源。
生物能源在国内外都有数十年的研究历史，部分产品有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和工艺。
Biofuelsdigest1月14日公布了包含110个国际主要先进生物燃料项目的项目发展数据库，并对2011-2015年先进生物燃料产能进行了预测。
根据预测，2011年先进生物燃料产量将达到7.18亿加仑，2012年达到15.22亿加仑，2013年达到26.85亿加仑，到2014年这一数值将达35.79亿加仑。
对数据库中110个项目所采用的技术统计分析（图1），酶水解技术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
共有27个项目采用了酶水解技术，产品全部为乙醇，其次是发酵技术与微藻油脂转酯化技术，分别有10个项目采用以上两种技术，微藻油脂转酯化技术与微藻油脂提取技术的产品全部为可再生柴油，其它技术包括黑液气化技术、燃烧技术、酸水解技术等。
数据库中包含的110个项目中，58项位于美国，约占项目总数的53%，20项位于欧盟，再次是加拿大9项，澳大利亚6项，巴西、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总数仅有16项。
美国仍然在先进生物燃料领域占据绝对优势，中国虽然有许多生物柴油厂，但由于技术不够先进、规模小等原因，尚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1]这只是问题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中国在生物新能源技术方面的落后，为生物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准备了广阔的空间。
生物能源新技术是能源技术革命的重点，是全球下一个科技竞争的焦点。
生物经济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科技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正在推动第四次浪潮的形成，对人类社会、科学技术和人类自身的影响远远超过网络经济。
目前，许多国家都有具体的目标，比如：
用生物能源替代石油产品的比例，美国到2020年要达到一成，欧盟为15%。
甚至印度也提出了具体目标。
生物能源发展对“两型社会”建设与县域发展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
如促进解决农村就业和农民增收问题；直接增加国家的能源供给以及寻找国家能源发展新的替代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改善生态环境。
生物能源的巨大利用空间和目前开发的严重不足。
中国发展生物能源的原料非常丰富，据概略计算，全国每年产生7亿多吨秸秆，可转化为1亿吨生物燃料酒精；南方的3亿亩荒山荒坡可种植油料作物，生产的生物能源相当于3个大庆的原油产量；北方的15亿亩盐碱地可种植抗盐碱植物，提供丰富的原料。
此外，西部还有大片的戈壁滩和沙漠，也是种植生物能源所需植物的理想土地。
而且相关的技术研究也基本准备充分。
但是目前国家和社会的能源发展重点依然是传统能源以及核电技术，但是新近发生的日本核电危机再次给人们敲墙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对核电替代能源的研究和利用，必须重视可再生、循环利用、低污染的生物能源。
对于县级政府而言，一是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并加大示范推广力度；二是加强各地新农办、各地农技站的技术和科研投入，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三是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和服务企业，制订经济激励政策，在税收、原材料价格等多方面给以优惠；四是制订强制性的业态规范，如出台规定定额要求燃油零售企业销售一定比例的生物燃料，如县级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率先使用生物能源。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发展生物能源并不构成对粮食安全的威胁。
这是因为生物能源和生物材料的主要原料来源是陈化粮、粮食加工和饲料生产的下游产品，以及在荒滩、盐碱种植的菊芋、甜高粱、红薯、木薯等高能植物，既不占用宝贵的耕地资源，又可提供大量的生产原料，还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
因此，只要控制合理，发展生物能源不但不会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粮食安全。
四、社会——公民主导的县域发展战略
社会——公民主导的行政发展战略可以描述为公民志愿型战略。
在此战略框架下，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政府政策及其行政行为的核心价值诉求，以公民志愿作为政府及其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以实现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协同进行与和谐发展为县域发展的根本目标追求。
这种发展战略既可以避免毛泽东时代“政治挂帅”过于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而导致忽视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和提高；导致政府行政的公共服务职能的实现与发展不足；也可以避免邓小平时代过于偏重对政府组织自身改革的偏颇和片面的唯GDP政绩取向；从而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公民志愿型发展战略框架下，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和发展不再具有目的价值，而是从属并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民志愿的实现。
强调发展交往关系和交往理性强调凝聚民心、赢得人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
以民主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时代主题和以全球信息化和网络化的技术潮流，二者的合流使跨越空间距离、缩短时间距离的网络民主逐渐从理想变为现实，使天下交往、全球治理成为指日可以触及的目标。
里斯本小组在“竞争的极限”中首先指出了这两大发展趋势。
“第一个发展趋势是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正式的联系网络的出现，它们要求促进人权，保护少数，监督选举，提供经济咨询，组织对某一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促进民主。
第二个趋势就是全球信息系统和通讯交往网络的出现。
”[12]自从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关系”以后，“在生产力发展到新高的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则开始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即随着全球化市场的产生和世界人民频繁交往的出现，产生了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
以人的充分沟通与理解为基础的‘公民志愿’，这才是民心向背的本来意义。
”[13]以公民志愿为基础，以人为本的平等对话和自由沟通将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交往方式。
交往合理性的核心是社会行为主体之间进行非强制性的、发自内心的交往与对话，在以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为共同的价值诉求的基础上达成谅解与合作。
“对话应以相互谅解为目的，而不能以追求自己取得成果为目的；抱着这样目的的人，是不会开诚布公地同他的伙伴进行诚实对话的，是不会同对方进行协调行动的，因此也就无法同对方建立起和谐的关系。
”[14]因此，交往主体必须具备一种“主体通性”[15]，也就是说交往主体必须符合下述规范：
判断陈述的真实性、交往地位的平等性、交往行为的正当性和交往动机的真诚性。
县域发展发展的根本是县域人们的发展，关键在于人们的积极参与和群策群力。
参与行政是毛泽东、邓小平所一再坚持、反复倡导、执著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表达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具体实践。
现代行政中，政府权威必须是开放的和参与性，体现为鼓励协商，欢迎批评，把同意当作是合理性的一种检验。
[16]参与行政不仅是一种价值属于民主行政的意识形态范畴，还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控制工具。
B·GuyPeters在《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指出参与行政所倡导的参与方法“用以证实其思想的政治意识形态是反对市场的，并致力于寻求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向政府传达信号。
”[17]因此，县域必须充分发展本域的社会资本，建立通畅的意见表达和传输渠道，保证民情社智能够及时、准确地反映到县重大政策和决策中。
参与行政不仅是对行政相对方的尊重和关心，是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和政治主体地位和和在行政领域中的逻辑延伸和具体表现形式，也是对人民群众行政主体地位的维护和实现，是县域发展的伟力之源。
参考文献：
[1]达戈．中国未来二十大战略[J]．PHOENIXWEEKLY，JULY15，2005．P13-20．
[2]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P175．
[3][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
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M]．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P173．
[4][5][6][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P63，P373，P28，P63．
[7][8]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P314，P314．
[10]H．GeorgeFrederickson，NewPublicAdministration．TheUniversityofAlabamaPress．1980，P6．
[11]《科学研究动态监测快报》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主办，2011年1月30日，第1期（总第40期）。
[12]里斯本小组．竞争的极限[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P5-6．
[13]皮钧，高波．治政论：
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M]．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4．P68．
[1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P9．
[1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P8．
[16][美]P·诺内克、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P86．
[17]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59．
潘信林系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屈双湖单位：
湖南省纪委纠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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