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的三篇文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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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的三篇文章
思考的方法——张五常
据说熊彼德（J.A.Schumpeter）曾在课堂上批评牛顿，指责这个如假包换的物理学天才只顾闭门思想，没有将他思考推理的方法公开而留诸后世!
批评有点道理。
但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丰功伟绩，是他在逃避瘟疫的两年中想出来的；其后就再没有甚么重大发现——虽是昙花一现，但这“一砚”却是非同小可。
窒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屡见经传：
可惜他天赋之高，远超世俗，要学也学不到。
有些朋友以为爱因斯坦既然可以不用资料而将相对论想了出来，他们也可照样推理。
但爱因斯坦所能办到的，跟他们有甚么相干？
不自量力，以此为最！
爱因斯坦的思考方法很可能是那自命不凡的人的一种思想障碍。
我不仅不敢与牛顿或爱因斯坦相比，就是半个天才也算不上。
但正因为这个缘故，我倒可以写一点有实用性的思考方法。
我的思考方法是学回来的。
一个平凡的人能学得的思考方法，其他的凡夫俗子也可以学。
天才的思考方法是天才的专利权，与我们无关。
在大学念书时，我从不缺课的习惯就是为了要学老师的思考方法。
所有要考的试都考过了，我就转作旁听生。
有一次，赫舒拉发（J．Hirshleifer）在课后来问我：
“你旁听了我六个学期，难道我所知的经济学你还未学全吗？
”我回答说：
“你的经济学我早从你的著作中学会了，我听你的课与经济学无关——我要学的是你思考的方法。
”
我这个偷“思”的习惯实行了很多年，屡遇明师及高手明友，是我平生最幸运的事。
这些师友中，算得上是天才或准天才的着实不少。
我细心观察他们的思考方法，在其中抽取那些一个非天才也可用得着的来学习，久而久之就变得甚为实用。
但因为被我偷“思”的人很多，我就综合了各人的方法，作为己用。
虽然这些人大都是经济学者，但天下 思考推理殊途同归，强分门户就是自取平凡。
兹将我综合了普通人也可作为实用的思考方法的大概，分析如下。
一、谁是谁非毫不重要
假如你跟另一个人同作分析或辩论时，他常强调某一个观点或发现是他的，或将“自己”放在问题之上，那你就可以肯定他是低手。
思考是决不应被成见左右的。
要“出风头”或少“领功”是人之常情，但在思考的过程上，“自己”的观点不可有特别的位置。
“领功”是有了答案之后的事。
在推理中，你要对不同的观点作客观的衡量。
有些人认为佛利民好胜、强词夺理地去维护自己的观点，这是错的。
佛利民的思想快似闪电，但他认错更快！
因为他认错太快，往往给人的印象就是没有认错。
在我所认识的高手中，没有一个推理时将“自己”加上丝毫重量的。
事后“领功”是另一回事。
同样地，在学术上没有权威或宗师这回事——这些只是仰慕者对他们的称呼；我们不要被名气吓倒了。
任何高手都可以错，所以他们的观点或理论也只能被我们考虑及衡量，不可以尽信。
当然，高手的推论较为深入，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我们应该对高手之见作较详尽理解，较小心地去衡量。
但我们不可以为既是高手之见，就是对的。
高手与低手之分，主要就是前者深入而广泛，后者肤浅而狭窄。
我一向都佩服史密斯、米尔及马歇尔等人。
但当我研究佃农理论时，我就将他们的佃农理论一视同仁，没有将他们的大名放在心上，若非如此，我是不可能将他们的理论推翻的。
二、问题要达、要浅，要重要、要有不同答案的可能性
问题问得好，答案就往往得了过半。
在“读书的方法”一文内，我述说了求学时的发问主旨。
以发问作为思考的指引，有几点是要补充的。
第一、问题要一针见血这是沸利民的拿手好戏。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喜欢这样回答：
“且让我改一下你的问题。
”（Letmerephraseyourquestion。
）他一改，就直达你要问的重心，十分清楚。
我们凡夫俗子的仿效方法，就是要试将一个问题用几种形式去发问，务求达重点的所在。
举一个例子。
当佛利民解释某法国学者的货币理论时，我问：
“他的主旨是否若时间长而事情不变，人们就觉得沉闷？
”佛利民答：
“你是要问，是否时间越多，时间在边际上的价值就越少？
”这一改，就直达经济学上的“替换代价下降”（DiminishingMarginalRateofSubstitution）定律，他无需答我，答案已浮现出来了!
第二、问题要问得浅 这是艾智仁（A.A.Alchian）的专长。
谈起货币理论，他问：
“甚么是货币？
为甚么市场不用马铃薯作货币？
”当经济学界以功用（Utility ）的量度困难为热门的争论时，艾智仁问：
“甚么是功用？
甚么是量度？
我们用甚么准则来决定一样东西是被量度了的？
”这是小孩子的发问方式。
后来艾智仁找到了举世知名的答案。
量度不外是以武断的方式加上数字作为衡量的准则，而功用就只不过长这些数字的随意定名。
假设每个人都要将这数字增大，就成了功用原理。
这武断的方法若能成功地解释人类的行为，就是有用的，而功用本身与社会福利无关！
我自己的佃农理论，就是由几个浅问题问出来的。
传统上的理论，都以为既然土地种植的收成是要将一部份分给地主，那么地主以分账的方法征收租金，就正如政府征税一样，会使农民减少劳力，从而使生产下降。
我问：
“既然生产下降，租值就应减少了，为甚么地主不选用其他非分账式的收租办法？
”我再问：
“假如我是地主，我会怎么办？
假如我是农民，我又会怎么办？
”
第三、要断定问题的重要性 在我所知的高手中，衡量问题的重要与否是惯例，赫舒拉发更喜欢把这衡量放在一切考虑之前。
学生问他一个问题，他可能回答：
“这问题不重要。
”于是就想也不再想。
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呢，他就从座上站起来！
判断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大难。
你要问：
“假若这问题有了答案，我们会知道了些甚么？
”若所知的与其他的知识没有甚么关连，或所知的改变不了众所周知的学问，那问题就无足轻重。
有很多问题不仅是不重要，而且是蠢问题。
甚么是蠢问题呢？
若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没有其他的可能性，那就是蠢问题了。
举一个例。
经济学是基于一个“个人争取利益”的假设；这就暗示着个人生产是会尽可能减低生产费用。
有一个学者大做文章，问个人的生产费用是否会过高了？
但基于这作者自己的假设下，“过高”是不可能的。
佛利民就下评语：
“愚蠢的问题，得到愚蠢的答案，是应有之报！
”
三、不要将预感抹杀了
逻辑是推理的规格；但若步步以逻辑为先，非逻辑不行，思考就会受到压制。
不依逻辑的推理当然是矛盾丛生，不知所谓；但非经逻辑就想也不想的思考方法，往往把预感（Hunch ）抹煞了，以致甚么也想不到。
逻辑学——尤其是数学逻辑——是一门湛深的学问，但若以逻辑先入为主，就会弄巧反拙。
在念书时我拜读过爱因斯坦与逻辑学高手朴柏（K．Popp9r）辩论的书信。
他们争论的是科学方法论的问题。
在这辩论中，我以为朴柏是胜了一筹；但在科学上的贡献，他却是藉藉无名的。
逻辑是可以帮助推理的正确性，却不是思想（Idea）或见解的根源。
科学方法论是用以证实理论的存在，但它本身对解释现象毫无用处。
那些坚持非以正确方法推断出来的思想是犯了规，不能被科学接受的观点，只不过是某些难有大贡献的人的自我安慰。
这种人我遇过了不少。
他们都胸有实学，思想快捷——缺少了的就是想象力。
纯以预感而起，加上想象力去多方推敲，有了大概，再反覆以逻辑证实，是最有效的思考方法。
只要得到的理论或见解是合乎逻辑及方法论的规格，是怎样想出来的无关重要。
那些主张“演绎法”（DeductiveMethod ）或“归纳法”（InductiveMethod）的纷争，不宜尽听。
苹果掉到牛顿的头上（或牛顿午夜做梦），万有引力的理论就悟了出来。
又有谁敢去管他的思考方法是否正确。
有一些独具卓见的学者，其逻辑推理的能力实在是平平无奇；他们的重要科学贡献是经后人修改而成的。
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推理的能力比不上一般大学生！
近代获诺贝尔奖的海耶克及舒尔兹（T.Schultz），推理也没有过人之处。
这可见思想见解（Idea）是首要，逻辑次之。
得到了一个稍有创见的预感，就不要因为未有逻辑的支持而放弃。
在我所认识的学者中，善用预感的要首推高斯（R.H.Coase）。
无论我向他提出任何比较特出的意见，他就立即回答：
“好像是对了”或“好像是不对的”。
先有了一个假定的答案，然后再慢慢地将预感从头分析。
有一次，在一个会议上，有人提议大地主的农产品售价会是专利权的市价，缺乏市场竞争，对社会是有浪费的，我冲口而出：
“怎么会呢？
假若全世界可以种麦的地都属我所有，我就一定要将地分开租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麦收成后农民就会在市场上竞争发售，．那么麦价是竞争下的市价。
”高斯在旁就立刻对我说：
“你好像是对了。
”三天之后，我再遇高斯时，他又说：
“你好像是对了。
”我问他我对了甚么？
他说：
“麦的市价。
”几个月后，在闲谈中，高斯旧事重提：
“我认为在麦的价格上你是对了的。
”对一个不是自己的预感而日夕反覆推断，确是名家风范，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另一个已故的高手朋友，名叫嘉素（R.Kessel），是行内知名的预感奇才。
在1974年（他死前一年）我有幸跟他相聚几个月，能欣赏到他的不知从何而来的预感。
嘉素有一条座右铭：
“无论一个预感是怎样的不成理，它总要比一点意见也没有为佳。
”他又强调：
“若无半点见解在手，那你就甚么辩驳也赢不了。
”
预感是每个重要发现都缺少不了的——从那里来没有一定的规格，有时究竟是甚么也不大清楚。
在思考上，预感是一条路的开端——可走多远，到那里去，难以预先知道——但是非试走一下不可的。
走这路时逻辑就在路上画上界线，将可行及不可行的分开。
走了第一步，第二步可能较为清楚。
好的预感的特征，就是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清楚，到后来就豁然贯通。
“没出息”的预感的特征正相反。
不要以为我强调预感的重要，是有贬低逻辑及科学方法论之意。
我曾经是加纳（R.Carnap）的学生，怎会轻视这些学问？
我要指出的是逻辑是用以辅助预感的发展，用错了是可将预感抹煞了的。
四、转换角度可事半功倍
任何思考上的问题，是一定可以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的，换言之，同样的问题，可用不同的预感来试图分析。
在这方面，我认识的高手都如出一辙——他们既不轻易放弃一个可能行得通的途径，也不墨守成规，尽可能用多个不同的角度来推想。
转换角度有如下的效能——
第一、茅塞可以顿开茅塞（MentalBlock）是一个很难解释的思想障碍，是每个人都常有的。
浅而重要的发现，往往一个聪明才智之士可能绞尽脑汁也想不到！
但若将思想的角度稍为转变一下，可能今茅塞顿开。
想不到的答案，大多数不是因为过于湛深，而是因为所用的角度是难以看到浅的一面。
重要的例子不胜枚举。
一间工厂为了生产，对邻近的物业造成污染而有所损害。
历久以来，经济学者都建议政府用几种办法去压制工厂的生产，从而减少邻近物业的损失。
这个老问题到了高斯的手上，他就将角度倒转了：
“压制工厂生产，就等于邻近的业主对工厂有所损害，究竟要被压制的应是那一方？
”高斯定律是由此而出的。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近十多年来在世界上大行其道的“财务投资学”（CorporateFinance）。
这门学问其中的一个创始人沙尔波（W.Sharpe）的成名之作，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首次在原理上断定了资产的市价。
虽然这原理是有着明显的缺点，但对一个在当时是高手云集而不可解决的重要问题，稍可成理的答案已足令其驰名遐迩。
沙尔波的“破案”出发点，就是将一条当时众所周知的曲线倒转了来划。
第二、角度可以衡量答案
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对的答案，换一个角度却可能是错了。
任何推理所得的一个暂定的答案，都一定可以找到几个不同的角度来衡量。
若不同的角度都不否决这个暂定的答案，我们就可对答案增加信心。
当然，可靠的答案还是要经过逻辑及事实的考验的。
第二、角度有远近之分
在思考的过程中，细节与大要是互补短长的，无论细节想得如何周到，在大要上是有困难的见解，思考者就可能前功尽弃。
但在大要上是对了的思想，细节的补充只是时间的问题——就算是错了细节也往往无伤大雅。
在这方面的思考困难，就是若完全不顾细节，我们会很难知道大要。
有了可靠的大要而再分析细节，准确性就高得多了。
思想一集中，脑袋就戴上了放大镜，重视细节——这是一般的习惯。
善于思考的人会久不久将问题尽量推远以作整体性的考虑。
五、例子远胜符号
推理时可用例子，也可用符号；有些人两样都不用，只是照事论事，随意加点假设，就算是推理。
后者是茶余饭后不经心的辩论，算不上是认真的思考。
有科学性的思考，用例子是远胜用符号的。
数学是以符号组合而成的一种语言；严格来说，任何语言文字都是符号。
画面是没有符号的，但也是表达的一种方式。
用大量的字来表达画面，就成了例子。
思想是抽象的。
要证实抽象思想的正确性，数学就大有用途，因为它是最严谨的语言。
但有效的思考方法却是要将抽象现实化。
画面比符号较接近现实，因此较容易记；所以在思考上，用例子就远胜用符号了。
以善用数学而负盛名的经济学者，如森穆逊（P.Samuelson）、阿罗（K.Arrow）、乌沙华（H.Uzawa）、史得格斯（J．Stiglitz ）等人，都是以例子帮助思考的。
以数学求证是得了大要之后的事。
其他少用数学而善于思考的人，用例子更是得心应手。
有些学者只是用符号或少用例子的，但有重要发现的却是少见。
中国人天份之高举世知名，但用例子的能力就比较弱了。
这一点我实在不明白（可能佛学的例子过于抽象，造成不良影响；这问题要请岑逸飞代为解答）。
以我之见，韩非子还算过得去，但孟子及孙中山所用的例子就往往似是而非，不知所云; 他们成不了推理高手，是不难了解的。
善用例子的人，再蠢也蠢不到哪里去。
用例子有几个基本的法门，能否善用就要看个人的想像力了。
现试将这些法门分列如下。
第一、例子要简而贴切
以例子辅助推理，理论的重要特征是要全部包括在例子之内。
通常的办法就是将例子内的枝节删去，使重点突出，务求在重点上例子与理论有平行的对比。
简化例子要有胆量，也要有想像力。
在经济学历史上，简化例子最有本领的是李嘉图（D.Ricardo ）——所以李嘉图的经济模型的广博度，至今仍未有人能望其项背。
那就是说，例子简化得越利害，复杂的理论就越容易处理。
第二、例子要分真假
所有可用的例子都是被简化了的。
以严格的准则来衡量，没有一个例子是真实的。
但有些例子是空中楼阁，其非真实性与简化无关;另一类例子，却是因事实简化而变为非真实——我们称后者为“实例”。
纯以幻想而得的例子容易更改，容易改为贴切，是可帮助推理的。
但要有实际应用的理论，就必须有实例支持。
少知世事的人可先从假例子人手，其后再找实例辅助；实证工夫做得多的人，往往可省去这一步。
经验对思考有很大的帮助，就是因为实例知得多。
第三、例子要新奇（Novel）
众所周知的例子不仅缺乏吸引力；在思考上，较新奇的例子会较容易触发新奇的思想。
第一个以花比美人的是天才，其后再用的就少了创见。
工厂污染邻居的例子，庇古用时是新奇的；用得多了、启发力就减弱。
高斯在同一问题上作分析，采用了牙医工具的声浪扰及邻居、大厦的阴影减少了隔邻泳池的阳光。
这些比较新奇的例子，都启发了一点新的见解。
第四、要将例子一般化（Generalise）
这一点，中国人是特别弱的，事实不可以解释事实；太多理论就等于没有理论。
将每个例子分开处理，理论及见解就变得复杂，各自成理。
无意中变成了将事实解释事实。
将多个不同的例子归纳为同类，加以一般化，是寻求一般性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
马克思走李嘉图的路，将资本跟土地及劳力在概念上分开。
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缺乏一般性，使剩余价值无家可归。
李嘉图自己从来不相信价值是单从劳力而来的；他想不通将不同资源一般化的方法，自知他的理论有困难。
这困难要到费沙（I.Fisher）才清楚地解决了。
在社会耗费的问题上，庇古所用的例子分类太多，以致他的理论模糊不清，前后不贯。
这问题到了高斯手上，他就认为在社会上每个人无论做甚么对其他人都有影响；他于是就将所有对人有影响的行为归纳为产权的问题。
在另一个极端，过于一般性的理论，因为没有例外的例子，所以也没有解释的功能。
有实用的理论是必须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性。
因此之故，例子既要归纳，也要分类。
分类的方法就是要撇开细节，集中在重点上不同例子之间难以共存的地方。
将一个例子分开来处理，我们也应该找寻跟这例子有一般性的其他例子。
世界上没有一个“无法一般性化”的实例。
若是有的活，在逻辑上这实例是无法用理论解释的——这就变成了科学以外的事。
第五、要试找反证的例子（CounterExample）思考要找支持的例子；但考证是思考的一部分——考证就要试找反证的例子了。
史德拉（G.Stigler）、贝加（G.Becker）等高手，在辩论时就喜用反证。
可靠的理论，是一定要有可以想象的反证例子的——但若反证的是实例，理论就被推翻了
六、百思不解就要暂时搁置
人的脑子是有着难以捉摸的机能——连电脑也能想出来的脑子，其机能当然要比电脑复杂得多。
拼命想时想不到，不想时答案却走了出来，是常有的事。
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不经意中走出来的答案，一定是以前想过的老问题。
以前想得越深，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会就越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以置信。
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时间并没有白费。
将问题搁置一旁，过些时日再想，可有奇效。
就是不再想答案也可能会在无意间得到的。
我的价格管制文章写了3年。
公司原理12年，玉器市场9年仍未开笔……，这些及其他文章加起来起码有百多年！
不是言过其实，而是搁置着等时机成熟而已。
贝加的文章，好的都是下了多年的工夫。
高斯有几篇等了30多年的文章：
他今年74岁了，等不到是经济学上的大损失。
但人各有法，而等待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科学上的思考是一门专业。
跟其他专业一样，熟能生巧。
可以告慰的，就是无论问题看来是如何的深奥，好的答案往往会比想象中的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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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的方法——张五常在辽宁大学讲演
记录者按：
2001年9月23日下午，张五常先生及夫人丁女士于辽宁大学礼堂讲演，以下根据他的夫人的普通话翻译的录音整理，有不清楚的地方用_或（？
）标示。
我听不懂粤语,所以不能精确反映他的重复、停顿、省略，进而反映他的思路。
其中问答部分由于现场没有给问者提供麦克风，加上有些听众状态不好，现场噪音很大，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望谅解。
终于整理完，很累。
之所以费这么大气力，因为我觉得这是篇对很多学人都有启发的讲稿，希望更多的人受益。
希望有更多的人投入到降低信息费用、促进共同发展的行动中。
听讲演时能感受到他真诚的赤子之心，他给我的印象与媒体和论坛中间接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我想这篇讲稿可能改变一些人对张五常先生的偏见及消除一些误解。
当然，看文和临境的感觉是不同的，希望不会弄巧反拙。
正文如下，请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想讨论此文或有好的信息请不吝给starlitsky@发信）
张五常：
各位同学，在我还没来辽宁大学之前，你们说没有指定题目给我说，昨天晚上我跟同学聊天时，他们说希望我今天能够讲“新制度经济学”这个题目。
可是刚刚吃中饭的时候，我跟你们的同学和老师再谈起来的时候，他们说今天来的有很多都是本科生，对本科生来说我花一两个小时也不见得把新制度经济学讲得很清楚。
后来我们研究的结果，半个小时前我们决定了题目是“求学的方法”。
（掌声）
求学的方法和读书的方法是有点不同的，我今天要谈的是求学的方法，求学的方法跟读书的方法是有点不同的。
我今天要谈的是求学的方法，求学的方法跟思考的方法也不一样。
我曾经写过文章谈过思考的方法，还有读书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我都谈论过，但是有关求学的方法我却还没有写过文章发表。
在许多外人的眼里，我本人在很多方面都少有成就。
问题就是很多人不明白，我这个人一生前三分之一是一事无成的，念书不成，没有什么事是做得成功的。
我被学校赶出学校有两三次。
（笑声）
我留级的次数也比我所认识的朋友都来得多（笑声），我在中小学的考试差不多每次都是不及格的（笑声）。
但是后来进了大学以后，我差不多每次考试都是考第一的。
（掌声）我的论文也得过奖，差不多什么奖都是我拿的（掌声）。
同一个人，我所做事情的方法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我一向都是如此，我并没有想去刻意地去考第一，也从来没有特意地要去拿什么奖。
同样的人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一事无成；而在不同的情况下，可以做出许多令人羡慕的成就。
我当教授当了这么多年，我对学生的成绩并不是太重视。
学生念不成书，我从来不会看不起那个学生，因为这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那个念不成书的同学突然之间会变成很厉害。
我有一个外甥，在中学时念书是很不错的，起码要比我做中学生时念得要好，比我好得多，但是他在香港的时候没有一间大学要他，所以他的成绩进不了大学，这是1970年代的事。
那个时候我是美国大学教授，我那个时候认为我这个外甥是有前途的，我就写了一封信去给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香港大学我是不敢写的，因为香港大学是绝对不会收他的，香港大学是世界上二流的大学，那个时候中文大学属于差不多是四流的，那时侯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中文大学。
我亲自用教授的名义写，我通常很少用教授的名义写的。
我说我这个外甥念书是可以的，可不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校长亲自回信，他说我不是说你的外甥念书念不成，但是是不够好，我们中文大学不能收他。
（众哗然）那我这个外甥就1970到美国来跟我读书。
那个时侯1970年他是进大学一年级，1976年拿博士，现在是世界上的大名家，他姓赵，赵成英，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当教授，任何人假如是做有关细胞研究的话，全世界任何研究细胞的人没有人不认识他的。
（掌声）
我记得几年前，大概是五年前吧，香港大学要招聘大学校长，他们提名一位在华人中算是最有名气的生物学家。
我为了好奇心，我叫我的同事们查查看，他这位学者的文章被人家引用的次数，每年给人家引用多少次，查的结果：
他的作品每年被人家引用大概三、四次之多，这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
我又为了好奇心，去查查我这个外甥，而他的文章每年被人家引用150次之多，（笑声、掌声）像这样的例子，就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假如你们念书念得不好，并不代表你们是没有希望的。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儿女，假如他们的成绩在中学稍稍好一点的话，我就骂他们的。
（笑声）因为求学就像长途赛跑，一开始你就跑在前面是很不聪明的，一定要到最后的时候你才发劲。
我跟我儿子说得非常清楚，我说你要正式发挥你自己的潜在力的话是要在25岁之后开始，可是没想到他18岁进大学的时候，他问我说我是不是现在可以发挥我的潜能了（笑声），我说可以少稍发挥一点，可是没想到他一发就发过了头，每样学科都差不多考满分。
（笑声）我又把他训了一顿，后来我就跟我的儿子君子协定——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不准看书。
我对我儿子的教育，我只是以我个人的经验来教他，我说假如这门科是六十分及格你能考到75分就是最好的，假如你考到90分的话，就是多读了浪费了，（笑声、掌声）浪费了。
后来我看到我儿子念书，他说他考80分，他说他要考80分，他就能考到80分，他说要考70分，他就可以考到70分附近，那时候我就开始放心了，那时侯我就知道我的儿子知道怎么把握了。
100分是满分，你要考到100分是很容易的，100分是满分，你只考80分就表示说你能控制自如，就是说你念书念到有80分的把握你就停了，这算是一流的读手。
（掌声）所以我个人认为，你们作为学生的是很难知道你个人的潜智（质）_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去尝试地找呢？
（思考）第一个问题你就要问自己：
你对这门课有一个兴趣。
但是你对这门课自己到底有没有兴趣有时候是很难知道的，你没有真正尝试过，你是不知道的。
你可能对很多东西都很有兴趣的，但你没有试过你是不知道的。
有些东西我是毫无兴趣的，比如说要去念会计，会计这门课我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会计就是把数字掰来掰去，也许现在的会计跟我那个时候念的会计不一样，因为现在有电子计算机，所以不一样。
那个时候我们念会计就是把数字掰来掰去，非常沉闷。
我对很多学问都是很有兴趣的，但是你要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对某门学问是不是有兴趣，你要比较客观。
第二个，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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