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南开大学精品课程0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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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南开大学精品课程06
现代中国文学（南开大学精品课程）06
第三章长篇小说代表作 柳青的《创业史》 柳青（1916—1978），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
从抗战到建国后，他从事过党、政、文学等多方面的工作。
因长期生活在农村，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创作经验。
50年代初特别从北京搬到陕西的长安县任挂职副县长，到黄甫村体验生活。
他主张：
作家必须进“生活的学校”、“思想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以塑造具有时代精神的英雄人物为己任，以创作为革命斗争服务的作品为艺术追求的终极目标。
为此，他以严肃扎实的创作态度，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实质、特点和创作规律，进行了长期认真的探索。
长篇小说《创业史》是继《山乡巨变》之后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又一巨著。
第一部于1959年2月开始在《延河》连载。
作者说《创业史》要通过1953年前后西北终南山麓一个名叫下堡乡的小村庄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故事，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么进行的”。
作者预计写四部，准备系统地反映我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全过程，可是未等第二部完稿作者就因“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而被迫辍笔了。
但仅就第一部来看，情节相对独立思想和艺术的成就也相对完整，它围绕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展现了合作化运动中两条道路、思想的激烈矛盾和斗争，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教育和团结农民取得了胜利。
这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主题表达，奠定了同类题材小说的基本写作方式，因此不失为柳青的代表作，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代表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除了合作化的主题外，对农村青年人人生道路的思考也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主题。
梁生宝和徐改霞的感情纠葛使其中的一个亮点，徐改霞人生道路的选择体现了作者对农村青年前途的问题的深入思索。
是否可以说它的思考直接启迪了80年代路遥《人生》的创作。
但是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农业合作化给中国农业生产力带来很多弊端，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其答案就未必正确，他的文学观也夹杂着某些偏见。
所以作家柳青叶不可能完全超越历史困囿，但作品透出的平民本位意识和对生活现实的真诚感，对历史生活某些真实的描绘，仍是他的可贵之处。
1 《创业史》（第一部），以我国农村土改后的政治状况和经济形势为背景，写了农村组织生产互助组和筹建初级社的历史过程。
作为小说序幕的“题叙”，对全书反映这个过程、交代主体情节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概括地交代梁三一家三代企图凭个人努力去“创业”的苦难史，揭示了土改后梁三老汉和义子梁生宝在“创业”思想上的冲突。
勤劳纯朴的梁三老汉从早到晚累弯了腰，一心朝富裕中农的方向发家，脑子里转动的是下堡村那些富裕庄稼院给他的自足的印象。
解放前他的发家梦三起三落，始终未能如愿；解放后分得了土地，失落的梦被唤醒，他最大的“创业”理想即凭着党分给他的土地和一家人的力气，自己可以当上“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
而梁生宝却热心组织互助组，带领贫雇农共同富裕，这使梁三很伤心，父子产生矛盾。
为和困难户度春荒，实现一年两熟的种植计划，梁生宝奔波百里省吃俭用，引进高产稻种，率领组员进秦岭割竹子，扎扫帚换钱买粮。
同时姚世杰、郭世富等不择手段分裂梁生宝的互助组，使其原来的八户只剩三户，郭振山也组织富裕户成立一个互助组，和梁比高低。
梁生宝互助组割竹子、实行新法育秧都成功了，显示了团结互助组的优越性。
打击了郭振山、姚世杰、郭世富的嚣张气焰，教育了梁三老汉，使他感到自己的创业史是劳苦史饥饿史，梁生宝的才是真正的创业史，吸引村民加入了新成立的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写下了一部集体化的创业史。
作者以强烈的历史意识和真诚的阶级意识，通过对梁家父子两代人不同的创业道路及其结局，反映了它们要求改变苦难命运的强烈愿望，指出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共同富裕的集体道路，那么才能开始真正的创业史。
梁生宝的创业历程是在重重斗争和困难中展开的，他的性格也是在这众多的矛盾冲突中完成的。
一是与党内自发势力的代表、老党员、村代表主任郭振山老谋深算，“面上是社会主义，心里头是个人主义”，热衷于个人发家，幕后支持互助组的反对势力曲线干扰互助合作预运动；二是谨小慎微，善外而奸内的富裕中农郭世富凭优厚的经济实力和互助组公开较量，维护私有制；三是富农姚世杰仇恨心社会暗中施展阴谋，实行阶级报复。
所以小说一开始就把读者带到了50年代初期农村的风景画面前。
“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官渠岸的小巷里爆发了，惊动了梁三老汉。
‘噢噢，架架啦’。
老汉在麦地里做起来，用手交眉搭起棚瞭望着，情不自禁地开口说‘架架啦！
‘架架啦！
蛤蟆滩又一座新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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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他想‘我也要到那里去看看”。
原来是富裕中农郭世富新房上梁的鞭炮声，吸引了蛤蟆滩所有的庄稼人，人们在这里帮忙，看热闹。
富农姚世杰土改后挺直胸脯，他的神气好像说“你们眼馋吗，看看算罗，甭看共产党叫你们翻身呢，你们盖的起房吗”。
土改时的带头人郭振山也和昔日的仇人姚世杰一起在郭世富家做客，而一辈子受穷的梁三老汉则对村里人的成功发家羡慕的两眼通红”。
他最大的“创业”理想即凭着党分给他的土地和一家人的力气，自己可以当上“三合头瓦房院的长者”。
房子的基本含义是房屋，儿子的人家儿子成家后自然要分居，分居就需要房屋，有足够的房屋才能和子孙满堂的理想适应；房就转变为子孙的代称，房屋即是居住的场所是固定的财产，也是显示多子多孙。
因此房屋的建设不仅是为满足实用的目的，也有象征的意义。
在汉语中子嗣是房，房屋也是房，“房的父子关系在另一方面则突出系谱上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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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人对房嗣连续性的重视，因此‘绝子绝孙’成了最不人道的咒语”。
从这个意义上说梁三老汉是典型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
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私有制中形成的生活和伦理观念，包括拥有自己的土地，过幸福安康老幼同堂的日子；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合作化运动的真正阻力并不是来自姚世杰、郭世富这些富农和富裕中农，而是来自以梁三老汉、王二直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理想，他们和梁生宝坚决抛弃自发道路二致力于合作化的想法之间的矛盾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作品反映的合作化运动就不是梁生宝和几个孤立、反动的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斗争，而是以大多数农民为对象的空前规模的现代性革命。
这已经和《暴风骤雨》完全不同，小说的主要冲突与其说是发生在梁生宝和三大能人之间，不如说是发生在梁生宝和梁三老汉之间的“生活故事”。
以上四种力量相互交织、纠合，共同阻碍着合作化运动，梁生宝、高增福等人就是在和他们的斗争中成长并且显示出性格特点的。
梁生宝形象。
在众多的斗争和人物关系中梁生宝处于轴心地位，他是农业社会主义创业者的英雄形象。
富于深刻意味的是作者安排这种人物关系时别具匠心，在“题叙”中出现的梁生宝是个孤儿，被梁三老汉收为养子，“生身父亲”在主人公生活道路上的缺席，能使继父对他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这样的设置能使他迅速摆脱和继父及其通过与传统建立的有限联系，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扑向 3 新的“父亲”——党的怀抱。
所以他几乎是天生地就年具有心农民的品质。
不屑于走养父们走了几千年的个人发家道路，所以当养父劝他退党时他不屑地回答“你那是个没出息的说法”。
将梁三老汉设置为梁生宝的继父，这样的人物关系安排大有深意。
它切断了我们的英雄人物和传统农民的血缘联系，使他能够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关系的缠绕。
建立在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传统社会中常常是将家族结构延伸为社会和政治结构，这种延伸的结果是“国”的组织系统和权利机构都按家长制原则配置，国和家结构上的一致即是人们常说的“家国同构”。
而“无父”的梁生宝开始就摆脱了血缘、家族等传统关系的缠绕，从小就表现出和一般农家子弟不同的道德操守、远大志向和宽阔胸襟，很快摆脱包括养父在内的多数农民根本无法摆脱的发家梦想，一头扎进党的怀抱。
所以有人认为不论作者是否有意，梁生宝形象写作中这种无父、代父到寻父、认父的写作方式，在17年写作中都是个创举，它深刻影响了文革写作方式，文革文学舞台上的正面人物，无一不是鳏夫、寡妇这些摆脱了自然血缘关系缠绕的政治符码。
对党的忠诚使他对私有制具有近乎本能的仇恨。
他从郭振山不积极工作想到私有财产是罪恶之源，把进山砍竹子的行动升华为“积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
当他在区公所看到两个兄弟为争夺死去的长兄财产而发生纷争时他想到“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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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尽快革除这私有财产制度的命吧，共产党人是世界上最有人类自尊心的人”，他完全根除了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头脑被先进理论武器武装着，胸怀宽广，老成持重，善于思考，孤身赴郭县买稻种，挫败了富农进攻；带人进终南山割竹，战胜了春荒初显互助合作的力量；而接受二流子白占魁入组，更显示了不同凡响的胸怀和魄力。
同村中“三大能人”进行斗争，既态度坚决，又注重方法；处理同义父、亲属间的一系列矛盾，既坚持原则又耐心说服。
“这样在他的领导下蛤蟆滩的农民一步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梁生宝在在作者的笔下完全成了一位纯粹的阶级性为主体的无产阶级英雄。
这一形象的现代性意义体现在他不是在非时间的传统伦理价值中获得个人的实现，而是在对党、国家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中实现对日常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超越。
他似乎天生是一个圣徒，他的新农民品质不是像《红旗谱》那样经过成长获得大，他选择社会主义好像只是他“学好”的结果。
甚至情爱生活也成了凸现他道德境界的力量。
他本来深爱同存的美丽姑娘徐改霞，她“白 4 嫩的脸盘，那双扑闪扑闪会说话的大眼睛，总会使生宝恋恋难忘”。
然而爱情却波折重重，他一见改霞“脸通红，表情很不自然”，当改霞主动向他坦露心迹，等待他的拥抱亲吻时，他却克制住了自己“他必须拿崇高的精神来控制人类的初级本能和初级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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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事业的责任心和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他不能使私人生活影响事业”。
当二人产生矛盾时他“打定主意走互助合作的道理，她和咱不合心，她是天仙女，请她上她的天”，最终使不能完全忘我的徐改霞终于离开在她看来不近人情的梁生宝。
作者对梁生宝爱情失败的直接议论“被事业心迷了心窍的小伙子啊，我们承认你处理父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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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相当出色的！
但你处理和改霞的关系却实在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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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要划定恋爱的期限呢，为什么一定要在秋后空闲的时候摆开恋爱的架势，掀起完成呢？
”，那是正话反说，以批评的方式赞扬梁生宝。
因为在当时政治道德化的叙事中，男女情爱是道德——政治罪集中的体现。
不仅作者如此，人物问世后更是对他好评如潮，有人评价他“既继承了老一辈农民的忠诚厚道、勤劳俭朴、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又增添了目光远大、朝气蓬勃、聪明能干、克己奉公、富于牺牲精神，带领广大农民摆脱贫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色彩”，在这两方面特点中时代色彩是他的真正品质。
正是它的照射才使传统品质被赋予了现代意义。
梁生宝虽然是作品里思想最先进的人物，但并不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
严家炎在《文学评论》的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说他的塑造又三多三少的缺点：
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
于作品中反映的那段历史的政治偏颇，作者对梁生宝的刻画毕竟存在着概念化、理想化的斧凿痕迹；他的描写“起点高”，实则是一种从理念出发的“拔高”，过分追求形象的高大完美，纯而又纯，必然脱离现实生活的实际，性格和形象的内涵都显得单一和干瘪。
神化“榜样的力量”的企图，反倒会产生逆反的社会效果。
从社会学、认识论角度去分析，这一形象有其典型意义；但从文学美学角度去评说，就觉得他是一种理念的影子。
所以究竟应该怎样评价这一形象，是一直有争议的。
但我觉得梁生宝仍然给人深刻的印象。
粱三老汉形象较之梁生宝要丰满、深刻、可信得多。
关于这一点邵荃麟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就指出“粱三老汉比梁生宝写的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
尤其是当时任 5
北大中文系助教的严家炎60年代的《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谈创业史中的粱三老汉的形象》《关于梁生宝形象》等，认为最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是粱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
粱三老汉是非常真实的，“柳青成功地写出了粱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有过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
粱三老汉在艺术上的丰满以及他与中国传统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使这部小说的最大成就。
这种非主流的看法当时很难被接受；严家炎的文章发表后遭到100多篇文章的反对和批判。
今天这个问题显然已经水落石出，无须多论了。
他是历尽苦难，饱含辛酸，带者沉重的因袭观念走进新社会的老一代贫苦农民。
他勤劳忠厚，盼到土改后，只指望凭着拼命劳动创立家业，可是想不到儿子竟然提出这样的警告：
一旦自家富起来，就势必滑向剥削阶级的那端，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当儿子不听他的安排而组织起互助组时，他便自发地反对，和妻子大吵发泄对儿子的不满，暴露出自私、狭隘、落后、保守的小生产者意识；同时又带有普通农民勤劳、善良、朴实的美德。
这样梁三老汉思想里的旧信条和新逻理就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
盼望个人发家又怕“必然”剥削别人。
作者以这种内心生活的矛盾冲突为线索，深刻地描写了梁三老汉的两重性格。
他的心挨近党支部和梁生宝这些人，但对他们那种“顾组织不顾家庭”的做法却愤慨不已他反对儿子那样办。
没有参加互助组的热情，却又十分关心互助组的困难，可谓既反对又支持，既生疑又指望，又有喜又有忧总是摇摆于两条“创业”道路之间。
作者揭示的这种思想矛盾、自我搏斗过程，是合情合理、相当深刻的。
这反映作者对老一代农民的命运理解得深，把握得准，所以能够写得入木三分。
柳青确实“成功地写出了粱三老汉作为个体农民在互助组发展过程中有过的苦恼、怀疑、摇摆，有时甚至是自发的反对；另一方面，又发掘和表现了他那种生活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终于要走新道路的必然性”。
从他身上我们真正体验到了这个农民性格的本质内容。
《创业史》的艺术特点：
一是构思宏伟，对历史进行宏观把握，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性；同时对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心理分析精细入微。
它以描写人物命运为中心从两种创业观的矛盾冲突的角度来构制情节，形成一幅宏广、宽阔的农村生 6 活的历史画卷。
其规模之庞大、内容之丰富，政沦色彩之浓厚，在同类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实属罕见。
写人时用相对独立的章节分别铺陈，从不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上，连缀故事，形成整体情节上的波澜起伏，读来引入入胜。
对梁家父子、三大能人的描写精细入微，对人物心理流程的状写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这是把微观上的展示同宏观上的概括结合起来的一种建构形式。
二是运用对比的方法表现人物的不同性格。
作者以对比方法突出人物个性，主要以梁生宝作为主体，与粱三老汉、高增福、三大能人形成对比，同时人物间、人物的前后变化也有对比，增加了人物的立体感。
三是在叙述方法上常常以俯瞰式视角，跳出具体的作品环境，对人物和事件作自己的评说和议论，把对生活的再现与哲理的思考结合，有一定的哲理性。
这既是深化形象意义的一种方法，也是作者抒发感情、指点生活、评说历史的一种手段。
它们时而是形象和情节的补充，而且其哲理思辨色彩浓郁，增强了作品的诗趣，深沉精辟。
但在艺术处理上，于议论同写人、抒情、叙事结合得不够和谐，致使某些议论的效果流于说教，并且有时也影响了故事叙述的整一流畅。
四是行文流畅朴素，笔触绵密细腻，富有画龙点睛的概括力，体现了北方文化特有的纯朴和厚重。
《创业史》的缺陷，一是构建入物间的关系，刻画性格的规定性，都存在图解理念的痕迹。
突出主人公的形象无可非议，但把周围的人物都作为主人公的“陪衬’，那就限制了其他形象的丰富性，削弱了他们本身的美学意义。
二是表现在艺术处理方面。
如情节进展缓慢，结尾过于匆忙，议论穿插太多，节奏也失之于沉闷。
三是作者宏观反映和评说的历史现象，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如小说对梁三老汉那个“梦”的批判宣传“个人致富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以及如何看待郭振山的性格矛盾等等，都有再认识的必要。
当然，讨论这些问题不能苛求，必须有历史主义的态度。
杨沫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1958年问世，曾经发行500多万册，1958年又被改编成电影，影响十分广泛，其中很多人物都家喻户晓。
它的作者杨沫，原名杨成业，抗战时开始使用杨沫的笔名。
19l4年生于北京。
中学时代读过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受过良好的文学熏陶。
她为了逃脱家庭包办婚姻而被迫辍学，离家出走。
在自谋小学教师、家庭教师、书店店员等职业期间，接触过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阅 7 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于1936年加入中冈共产党。
此后，她参加过抗日游击队，从事过妇女工作，当过报刊编辑和电影编剧。
1963年后，成为专业作家。
她早在抗战时期就发表过散文和短篇小说。
l957年出版了反映抗日生活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翌年出版的《青春之歌》是她成名的代表作。
《青春之歌》是探索民主革命时期青年知识分子道路问题的小说。
它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段历史为背景，反映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下，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动向和生活经历。
作者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原型，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为情节主线，展现了她从争取个性解放到走向献身于社会解放的革命事业，最终实现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艰难旅程。
同时勾勒了当时学生救亡运动的历史轮廓和动荡的社会面貌。
它旨在说明：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个人的前途同祖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青年们才能认清人间的正道，选定生活的走向。
只有抛开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把青春献给民族解放的大业，才是人生最有意义的行程。
所以作者谱写的是一首史诗性的富有时代精神的“青春之歌”。
政治视角解读：
作者能够成功传递这一主题，关键在于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的形象。
因为她的心灵变化反映着时代的投影。
作者将知识分子林道静作为叙述主体，同时创造了这一叙述的基本范型，即“反抗/追求/考验/命名”。
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艰难而曲折。
小说一开始，在寓言性的场景中出现的她似乎就构成了一种艰难的隐喻。
在北平向东开行的列车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学生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浑身上下全市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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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装束到行为被赋予的都是一个五四式的青年女性，她不切实际的浪漫而天真的幻想，这隐喻着主人公此时处于纯洁、混沌未开、没有主体性的原始状态中，而环绕于她周围的各色男性眼光在凸现女主人公孤独无助同时，也暗示她成长道路上将遭遇无数凶险和艰难，展现出一片在劫难逃的氛围。
此后她真的成为众多男性的“欲望对象”，在不断的拒绝、逃避、犹疑和追求中艰难成长，最终找到了爱和人生的归属，江华和党。
小说形象地对此作了确证和阐释。
林道静一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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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全能全知视角叙述她的身世是出身于地主家庭却是贫苦佃农的女儿秀妮所生，这剥削阶级和劳动者双重血缘铸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半人半马的怪物”的阶级特性，预示她最终将面临一个从属的问 8 题，她血缘上一半和劳动人民的天然联系，以及叙述人的同情已经告知了她的最后归属。
继母想把她作为供品奉献给公安局长时她没有屈从，为追求婚姻自主，毅然离家出走，这是她追求个性解放的开端。
流落北戴河想找杨庄小学供职的表哥张文清，结果迎接他的现实比家庭更黑暗。
表哥没找到，校长余敬唐见其丰姿绰约，想把她介绍给当地的县长做姨太太，林道静宁肯自杀，也不就范，走投无路“纵身扑向大海”，表明对个人奋斗道路的绝望。
爱情的希望及其破灭，是她个性解放走向献身社会解放的转折。
林自绝时，被北大的青年学生余永泽救起。
对方美丽动听的言辞和“骑士兼诗人”的风度，将空虚的林道静的心灵俘虏。
余是她肉体生命的拯救者，她也以同样方式回报了这一拯救，对之感恩、钦佩发展到爱慕，和余同居。
一个说此时对她这个追求精神解放的女性来说深层的终极迷惘尚未被触动。
她是出于罗曼蒂克和知恩图报才和余同居的。
但余一开始就被作者赋予了可笑的角色，他除了会谈几学名著和个性解放以迎合林外，似乎还是一个乘人之危的伪君子。
他的人格的虚伪冷酷、对劳动人民的态度，尤其是对林走向精神觉醒和解放的阻拦，具体说是余阻止她和卢嘉川的会见以及告密使卢被捕，使她和余永泽的夫妻裂痕越深。
并且经过痛苦的矛盾，逐渐克服女性的柔弱和缠绵，最终和余分道扬镳，走向了新生活。
同余永泽的决裂，也是不甘改变自己意愿的一种反抗。
显然，林道静的这种反抗精神和追求的理想，并没有超越“个性解放“的范畴。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她形单影只，追求着罗曼蒂克式的自和幸福，必然会在现实中一次次碰壁的。
林道静追求个性解放的归宿是投身于社会解放事业，在革命斗争中实现了个人的生命价值。
卢嘉川虽然也是知识分子，但于身份已经置换为林的精神导师，所以林很喜欢他。
卢嘉川几乎是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人物，他的出现更映照的余永泽庸俗、卑微、不洁，在他面前林仿佛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小姑娘，所以她把卢当作了精神的拯救者，更坚定了要娜拉式的逃出婚姻牢笼的决心，甚至要求卢，“你介绍我参加红军，或者参加共产党，行吗？
”在卢嘉川的启发下她的精神出现了一片新天地，此后她散发传单、被捕入狱、经受考验、下乡参加斗争、参加学生运动等壮举，都和卢的引导分不开。
踏上精神解放之路后，林遇到了林红、江华等各种各样的优秀人物，他们的不断启示、诱导和帮助，使她克服对革命不切实际的幻想、狂热，以及个人英雄主义的缺点，不断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经过多方面的斗争锻炼，她逐渐成长为 9 一个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无产阶级战士，坚强的共产党员，找到了角色归属，并因这一“命名”而完成了思想改造的成长过程，完成了灵与肉的蜕变和新生，最终英勇地站在了革命斗争的前列。
作者比较细腻地描写了她从幼稚到成熟，从孤军奋斗到投身于革命行列的思想转变的历程，描写了她从一个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自主义的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过程。
这在40年代进步青年中是有代表性的。
她的形象意义，不仅是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青年心理，追求和幻灭，迷惑和觉醒，也为解决现实中的人生问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
所以林道静的形象在青年读者中的印象尤为深刻，反响也特别强烈。
情爱视角解读：
作者把林道静的精神履历、进步过程和她的性爱、婚姻密切缝合，精神解放和婚姻成功同步进行，这也再次印证了女性和政治不能分离的关系式。
性和政治的并置是这部成长小说的特有风貌。
正如作家晚年写的回忆《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完全可以视为杨沫的情爱忏悔录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完全可以直观地把这部小说当作写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情爱纠葛的言情小说读。
余永泽是林道静的第一个男人，他出场时给人感觉是两个余永泽和在一处，一是对抗传统、鼓励帮助林道静成长的五四青年，一是更真实的居心不良地窥视林道静的人。
“自从在海边第一次看见这个美丽的少女，他就像着迷似地爱上了她。
他是个小心谨慎、处世稳健的人，他知道过早地表露是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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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羞草一样的美妙少女，得到她该是多么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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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匹难驯服的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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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泽心理暗暗说着，嘴里却不再多说话”。
暗示性的描写也有他的阴险和虚伪显现。
他的“堂皇叙事”目的是占有这个美丽的少女。
另外两个男性是卢嘉川和江华。
认识卢嘉川时林道静正和余永泽热恋，但他国家大事的政治话语很快引起了她的注意，第二次是除夕夜在北京的东北老乡的公寓里，他们的单独交谈，卢嘉川对林道静异常热情，而后林道静读了卢嘉川推荐的书思想产生了飞跃。
不久卢嘉川出现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租住的小房中，和在烧火做饭的林交谈起来，余永泽归来不悦说“火炉早就荒了，你怎么还不做饭去？
高谈阔论能当饭吃吗？
”说完生气地离开。
卢某一退场，而是老练沉着地抚慰尴尬的林“既然他急着要吃饭，小林尼应该早点给他做饭才对。
我们的谈话不要影响他，你把炉子搬过来，你一边做饭，我们一边谈好不好”。
轻易不放弃继续谈话的机会，直到中午忍无可忍的余永泽再次归 10
来，他才镇定地离开。
在这场爱情的角逐中余显然不是卢的对手，而林道静心中余永泽的资本开始贬值“这就是那个我曾经爱过的、倾心过的人吗？
”。
不久后卢嘉川再次出现在林道静家中，谈了一会革命话题后提出三个要求，一是让林替他保管一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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