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相关问题散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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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相关问题散论

清華簡湯與伊尹故事五篇的性質問題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臺）

清華簡一中的《尹至》、《尹誥》、清華簡三中的《赤鵠之集湯之屋》（“鵠”當作“鳩”，[1]此為便於討論，故從原書所釋。

下簡稱《赤鵠》）、清華簡五《湯處于湯丘》（下簡稱《湯丘》）、《湯在啻門》（下簡稱《啻門》），是與伊尹有關的五篇古書，關於這五篇古書的性質，目前的看法是，《尹誥》又作《尹告》，即《尚書·商書》中的《咸有一德》；《尹至》即《書序》提到的《商書》之一的《疑至》，[2]《赤鵠》是一篇先秦的小說；[3]《湯丘》和《啻門》，目前看法是“不排除有可能為《伊尹》書的佚篇”，[4]那麼這兩篇古書就屬於先秦的道家類著作。

不過，這裡面的問題還是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

首先是，所謂“諸子”的派別劃分實在漢代始有，先秦雖有諸子之說，但沒有這種派別嚴格劃分的觀念，所以說這些古書必定是屬於先秦的某個流派并不恰當。

其次是，從這五篇書記述的時代背景和內容看，可能與《尚書》中的《商書》部分關係密切。

先秦時期《尚書》只稱《書》，而且各家所用的傳本不一，各篇的來源更是情況複雜，有前朝史官的實錄（如《周書》的大部分），有史官的追述或改作（如《商書》的大部分），也有戰國時代的最新創作（如《虞夏書》的大部分），自然也不能排除從各家的創作中擷取篇章的可能。

《漢書·藝文志》中著錄《伊尹》五十一篇，屬道家類；又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屬小說家類。

但是上面說過，在先秦並無此種分類，他們都可以算作是一類內容的作品。

這兩種書加在一起有七十八篇，這還是經過秦火後流傳下來的，失傳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那麼如此龐大的數量，可以說明在先秦應該有個“伊尹學派”，專門創作湯和伊尹的故事，并藉以闡發自己的思想，而且這個學派產生較早，經歷整個戰國時代，留下了大量的著作。

到了漢代，人們把其中流傳下來的一些書篇纂集起來，并根據當時的認識分了類，大概理論性比較強的篇章被編入《伊尹》，歸入道家類；故事性比較強的篇章被編入《伊尹說》，歸入小說家類。

先秦古書多是單篇流傳，人們在抄集古書時有可能把不同流派的作品抄在同一卷竹簡或帛書上，這種情況，直到西漢時期還是如此，比如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本後還抄了四篇書：

《五行》、《德聖》是儒家的作品；《九主》是《伊尹》中的一篇，和《老子》同屬道家作品；《明君》則是法家的作品。

[5]我們再看看《尚書》、《書序》和《逸周書》就可以明白，先秦時期人們纂集《書》，不僅僅只是收集文獻，而是要通過這些文獻反映三代的歷史，所以其編輯書篇的先後也都是根據史實發展的先後順序排列的。

那麼，纂集《尚書》的人為了保證所敘述歷史的完整性，從各家各派單篇的古書中選取一些與要所述歷史相關的篇章編入《尚書》，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故筆者認為，《湯丘》、《啻門》、《赤鵠》與《尹至》、《尹誥》一樣，很可能都是先秦《尚書》的篇章。

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書序》的記載。

一

《書序》在記載與夏末商初歷史有關的幾篇《商書》時次序如下：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複歸於亳，作《湯誥》。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朱曉海先生指出，《書序》的這部分記載是混亂無序的，特別是將太戊時期的《臣扈》列在《夏社》之後是錯誤；同時指出其中的《疑至》篇應即《尹至》，[6]這都是很正確的看法。

據劉起釪先生考證，傳本《尚書》中的《書序》（原分為上下兩篇）實際上是漢成帝時的張霸所造，是為了為他所偽造的百篇古文《尚書》張目的，[7]所以已經不是古《書序》的原貌。

《書序》所謂《疑至》的“疑”現在可以確定是個誤字，張霸的“百兩篇”用的是古文書寫，“尹”漢代古文中寫作“𦥱”（《說文》），其形與“㣇”相近，《說文》：

“㣇，脩豪獸。

一曰河内名豕也。

……讀若弟。

”段注：

“《釋獸》曰：

‘𧳙，脩豪。

’㣇者正字，𧳙者俗字，或作肆者，叚借字也。

”這是由古文“𦥱（尹）”形訛作“㣇”而通假作“肆”，“肆”古書或作“肄”，後人在傳抄中形訛作“疑”，所以《疑至》即《尹至》無疑。

二

《史記》在記述三代史實時也經常引用《書序》，司馬遷根據的《書序》應該是比較古老的傳本，很可能是從先秦流傳下來的本子，沒經過張霸改造過的，所以其文字、編次有很多與今見《書序》不同。

其中《殷本紀》的這段相對應的文字是：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湯曰：

“予有言：

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

”伊尹曰：

“明哉！

言能聽，道乃進。

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

勉哉，勉哉！

”湯曰：

“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

”作《湯征》。

伊尹去湯適夏。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以告令師，作《湯誓》。

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

湯遂伐三㚇，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

湯歸至于泰卷陶，中𤳹（虺）作《誥》。

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伊尹作《咸有一德》。

咎單作《明居》。

其各篇的排列順序為：

《帝誥》、《湯征》、《女鳩》、《女房》、《湯誓》、《典寶》、《夏社》、《伊尹報》、《仲虺之誥》、《湯誥》、《咸有一德》、《明居》。

在這裡面，《帝誥》後沒有《書序》所說的《釐沃》；《夏社》之後沒有今《書序》的《疑至》和《臣扈》，卻有一篇《伊尹報》，根據《集解》引徐廣曰：

“一云《伊尹報政》”，筆者認為這篇就是《尹至》的別名，[8]也就是說清華簡《尹至》、《書序》所言的《疑至》和《殷本紀》所言的《伊尹報》是同一篇書的不同名稱而已。

參考《呂氏春秋·慎大》“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的記載，這篇書是說伊尹奔夏三年後，返亳向湯報告夏政的情況，那麼《書序》、《殷本紀》都將它列在湯勝夏之後的《夏社》篇之後顯然是錯誤；《咸有一德》即清華簡《尹誥》，說的是商湯勝夏之後、還亳之前，伊尹向商湯進言如何對待民眾的問題，《書序》將它列在太甲之時已謬不可言，而《殷本紀》將它列在商湯還亳之後，也不對頭。

說明先秦的古《書序》流傳到西漢時已經發生了文字訛亂。

這裡先討論一下《書序》中的《帝誥》和《釐沃》。

根據《書序》的說法，是湯始居亳時作的《帝誥》和《釐沃》，偽《孔傳》云：

“告来居，治沃土。

二篇皆亡。

”而實際上，偽《孔傳》的作者不可能看到這兩篇書，他的註解純屬臆測，不可據信。

筆者認為，《書序》所說的“亳”實際上就是商丘，也就是清華簡五《湯處於湯丘》的“湯丘”，實際上就是《帝王世紀》所說的南亳穀熟（穀丘），與周代宋所都的商丘相近而非一地，[9]那麼，清華簡五《湯丘》和《啻門》所記載的內容正是湯居亳的時候發生的故事。

從其敘事的先後看，《湯丘》篇應該排在《啻門》的前面，清華簡五原整理者也正是這麼排列的；但是，《清華簡第五冊整理報告補正》指出：

“從竹簡長度、寬度以及簡背竹節位置和形狀來看，《湯在啻門》簡21與《湯處於湯丘》第一組的17支簡應同屬一段‘竹筒’辟削而成，若據此順序，似乎將《湯在啻門》排在《湯處於湯丘》之前更為妥當。

”[10]

也就是說，原簡冊的排列書序應該是《啻門》排在《湯丘》之前。

這兩篇的簡本原均無篇題，其原名是什麼現在無從知道，整理者的命名是取兩篇的首句為篇名，符合古書命名的原則，但是否古書原名的確如此還是需要討論的。

那麼先來看看《啻門》的內容，它開始說（釋文用寬式）：

“正月己亥，湯在啻門，問於小臣曰：

‘古之先帝亦有良言青至於今乎？

’小臣答曰：

‘有哉！

如無有良言清至於今，則何以成人？

何以成邦？

何以成地？

何以成天？

’”【1-2簡】

而本篇的主要內容是從“古之先帝亦有良言青至於今乎”開始的。

“青”字下文作“清”，原整理者認為讀為“情”，訓“確實”，古書又作“請”。

[11]筆者認為，讀為“情”訓“確實”恐不準確，而是應該讀為“請”，《爾雅·釋詁》：

“請，告也”，又《釋言》曰：

“告，請也”，是“請”、“告”二字義同互訓。

《廣雅·釋詁一》：

“告，語也”，這裡相當於後來所說的“教導”義，“請至於今”或“告至於今”就是教導至今的意思。

[12]

那麼，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先秦儒家的《尚書》傳本里也是有《啻門》這篇的，只是它裡面這句是作“古之先帝亦有良言誥至於今乎”，古“告”、“誥”通用，從這句里取兩字為篇名，就是《帝誥》這篇。

再看《湯丘》篇，它開始是說（釋文用寬式）：

“湯處（居）於湯（商）丘，取妻於有莘，有莘媵以小臣。

小臣善為食亯（烹）之和。

”

《湯丘》這篇很可能是《書序》里所言的《釐沃》，只是字有訛誤，它本來很可能是作《善和》，“善”、“喜”形近而訛，而“喜”、“僖”、“釐”古通用；“和”古文作“咊”，形訛為“㕭”而轉寫為“沃”。

“善和”即是從“小臣善為食烹之和”句中取二字為篇名。

《史記·殷本紀》說：

“伊尹名阿衡。

阿衡欲奸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與本篇的內容相符合。

《書序》說《釐沃》之後是《湯征》，根據《殷本紀》引用的《湯征》文字看，這時候已經有伊尹，說明湯征伐葛伯時已經得到了伊尹，其故事是發生在《帝誥》和《釐沃》之後。

三

下面再來討論一下《尹至》、《尹誥》和《赤鵠》三篇。

根據根據肖芸曉先生研究，這三篇本來是抄寫在一卷竹簡上的，其順序應該是《赤鳩》、《尹至》、《尹誥》，是根據故事發生時間的先後排列，[13]這個情況很給人以啟發。

偽《孔傳》於“遇汝鳩汝方”下云：

“鳩、方，二人湯之賢臣”；又於“作汝鳩汝方”下云：

“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

”認為“女鳩女房”為兩人，書為兩篇，可和《帝誥》、《釐沃》一樣，偽《孔傳》作者沒見過也不可能見過其原書，只能是揣測之辭。

今和清華簡三篇一對比就可知，“女鳩女房”的位置，正相當於清華簡《赤鵠》篇的位置，而且“赤鵠”本應作“赤鳩”，與“女鳩”之“鳩”對應；“屋”、“房”意思略同，二者也相對應，故筆者曾經認為“這應當是一篇書的名字，就叫《女鳩女房》”，[14]這個看法至今認為不誤，只是當時沒有深入的考慮，認為“這篇《赤鵠》的體裁不似書類，應該是戰國時人根據《女鳩女房》的史傳另外演繹的一個故事”顯然是有問題的。

先看《書序》中相關的這段：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

《史記·殷本紀》作：

“伊尹去湯適夏。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

《赤鵠》篇的核心內容是伊尹“去亳適夏”，也就是秦簡本《歸藏》里說的“逃湯”，該篇如果是根據《女鳩女房》演繹的，再參考《女鳩女房》篇排列的位置，那麼可以知道，《書序》和《殷本紀》的說法都有問題，《女鳩女房》這篇應該是在伊尹去亳適夏時所作，而非是在他從夏復歸於亳時。

《殷本紀》根據的應該是先秦的古本《書序》，說明古《書序》也是在流傳中也發生了錯亂，而今傳本《書序》更是錯謬的厲害。

這段文字原來很可能是：

“伊尹去湯適夏，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作《尹至》（或《伊尹報》）。

”

那麼，上引《書序》有關湯與伊尹的那部分文字的原貌應該是：

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釐沃（善和）》。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遇女鳩女房，作《女鳩女房》。

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作《尹至》（《伊尹報》）。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伊尹作《咸有一德》（《尹誥》）。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仲虺作《誥》（《仲虺之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咎单作《明居》。

各篇的順序是：

《帝誥》、《釐沃》、《湯征》、《女鳩女房》、《尹至》（《伊尹報》）、《湯誓》、《典寶》、《夏社》、《尹誥》（《咸有一德》）、《仲虺之誥》、《湯誥》、《明居》。

這是按照伊尹間夏直到湯滅夏復歸於亳的敘事順序排列的，本來各篇《書》的敘事銜接，文從字順。

司馬遷所用的古本《書序》在流傳中發生了訛亂，然錯誤尚少，張霸的《書序》則錯亂過甚了。

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書序》所說的《女鳩女房》這篇書，就是清華簡的《赤鵠（鳩）》篇，雖然可能二者傳本不同、篇名不同，文字也可能有異，但終究是一篇作品，偽《孔傳》所釋全無是處。

“女鳩”當即“赤鳩”，那麼這個“女”字很可能是讀為“茹”，即“茹藘”的省語，言鳩為茹藘色。

《爾雅·釋草》：

“茹藘，茅蒐”，郭注：

“今之蒨也。

可以染絳。

”邢疏：

“今染絳蒨也。

一名茹藘，一名茅蒐。

《詩•鄭風》云：

‘茹藘在阪。

’陸機云：

‘一名地血，齊人謂之牛蔓，即今之蒨草是也。

’”茹藘的根是紅色的，古人用來染絳，茹藘色的鳩自然可以說是“赤鳩”。

“女房”之“女”當讀為“如”，至也，相當於《赤鵠》篇的“集”。

《赤鵠》篇開始言“曰古有赤鳩集于湯之屋”，取句中數字為篇名；依此句例推之，儒家傳本的開始一句很可能是“有女（茹）鳩女（如）湯之房”，就是有茹藘色的鳩飛到了湯的房上，取句中的“女鳩女房”四字為篇名。

《書序》說“伊尹去亳適夏，遇女鳩女房”，意思是伊尹離開亳去夏，其原因是遇到了“茹鳩如房”這件事，而並非是兩個人。

先秦同一篇書會有許多文字有差異的傳本，傳本不同也可能造成名稱不同，這大概是常見之事，故《尹至》又名《伊尹報》，《尹誥》又名《咸有一德》，均其例。

關於這個問題，劉起釪先生就指出：

“先秦諸子所引用的書篇，彼此分歧也很大，例如儒家的本子中有《甘誓》，《墨子·明鬼下》也有《甘誓》，兩篇中心內容也完全相同，但文句卻有很大的出入。

又即是墨子一家所引同一篇書，也互有分歧，例如《非命·上、中、下》三篇都引《仲虺之誥》，文字卻各有出入；又《天志·中》及《非命·上、中、下》都引《太誓》，文句也有很大的歧異。

根據俞樾說因為墨子學派分為相里、相夫、鄧陵三家，所以《墨子》每篇皆分為上、中、下。

那麼這就是三家所傳的本子的不同，當然與儒家《孟子》及《左傳》所引的《太誓》更有出入了。

這是由於各家彼此按著竹簡傳抄，既容易有錯簡、脫簡、傳抄中又易有錯字、脫字、增字及誤寫等等，於是就自然造成很多分歧。

”[15]

所以，先秦時期同一篇書命名不同、文字不同是很正常的，并不可怪，其中心內容不會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知道《赤鵠》就是《女鳩女房》，就可以明白，先秦時期的人們并不是把它當作虚构的“小說”來對待的，而是把它看作一篇真正的《書》而信之不疑，《書序》把它編入就是明證，說明儒家本來也是把它當成一篇《書》，這也正是清華簡的抄寫者把它和古《書》篇《尹至》、《尹誥》抄在一卷竹簡上且放在最前面的原因，至少說明古人認為這三篇《書》性质相同。

清華簡五篇與《書序》所載篇名相對照，情況很可能是這樣的：

《湯在啻門》→《帝誥》

《湯處於湯丘》→《釐沃》（《善和》）

《赤鳩之集湯之屋》→《女鳩女房》

《尹至》→《疑至》（《伊尹報》）

《尹誥》→《咸有一德》（《尹告》）

如果這個推論成立，那麼在先秦時期，這五篇書都被認為是《尚書》的篇章，為儒、墨等各家所傳習，《墨子·貴義》里亦引《湯丘》里的故事即是明證。

從這一點上看，先秦人并沒有漢代以降的那種“流”、“家”的明確分別，亦無所謂“小說”的觀念，更沒有現在的“神話”、“傳說”的觀念，凡是被寫成文字流傳的，都被認為是確實的歷史記載，都可以被稱為“書”，所以鄭玄《六藝論》引《尚書緯》說孔子搜集到的古《書》“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這個說法未必確實，可說明先秦時期被釋為“書”的篇章極多，而儒家傳本的《尚書》有102篇（這便是張霸偽造“百兩篇”的依據），數量也是不少的，一些事涉神怪（神話傳說）的小說性質的篇章被編入也是正常的。

這種“書即歷史”的意識恐怕直到西漢時期還是如此，所以司馬遷才會把“玄鳥生商”、“姜原履跡”、“女修吞玄鳥卵生大業”、“孟戲、中衍鳥身人言”這樣的神話當成史實端端正正地寫進《史記》里。

所以說，無論漢代以後人對這五篇書是怎麼個看待、歸入何流何家，都不妨礙它們在先秦被視為《書》的篇章。

大約到了戰國後期，各家的家法逐漸嚴格，而《湯丘》、《啻門》等一些原《尚書》的篇章與儒家的思想并不切合，同時隨著史學意識的進步和提高，一些涉及神怪的篇章也逐漸被人們認識到屬於“不雅馴”之言，可能儒生們放棄了傳習，所以秦博士伏生僅傳二十八篇，或許也有這方面的因素，就使儒家傳本《尚書》的許多篇章在先秦儒生那里既已失傳，并不完全是經秦亂書籍損毀散失的原因。

同時也可以知道，清華收藏的這批竹簡書裏，很可能有一個完整的先秦《尚書》抄本，當然它未必就是儒家的傳本。

只是目前公佈的篇章都是《商書》和《周書》，《虞夏書》一篇未見，期待以後會有更多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