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科普现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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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医院科普现状

公立医院科普现状

一方面是渴望宣传和沟通，一方面是不适应和低看新媒体平台，这样的例子在公立医院当中比比皆是。

【健康点】这两日的朋友圈，只要标题中有“疫苗”二字，阅读数基本不会太差。

新榜对这些微信公众号做了一次统计，最大的影响力都来自企业机构、自媒体与媒体。

现实就是，与医疗科普有关的传播网络中，掌握着最专业医疗知识的公立医院虽也纷纷尝试包括微信公众号在内的各种新媒体，它们的声音几乎完全缺失。

而就在不久前的3月19日，健康报社邀请全国100余家知名医院的宣传部门负责人，举办了“科技科普传播影响力论坛”。

 健康报社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中极有影响力。

此次论坛，聚集了大批卫生行业及公立医院宣传部门的领导干部。

健康报社主要领导在论坛上提出，今后健康报将通过设立排行榜等形式，引导医院使用新媒体，强大科普传播力度。

公立医院纷纷表达了尝试新媒体的意愿，实践中却仍差强人意，原因在哪里？

新媒体科普势在必行

科普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举个例子，观察近十年来的疾病谱系，原先在我国居民常见死因当中居首的心脏病，已经让位给了脑卒中。

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近年来科普力度加大，高血压控制得到了人们的重视，降低了心血管意外导致的死亡率。

不过，通过科普促进疾病防控的空间还很大。

以前文提到的高血压为例，现在我国只有一半的患者知晓自己患有高血压并进行控制，只有不到20%的患者高血压得到控制，还有大量的患者需要专业知识的帮助。

但是，掌握了专业知识的机构和专家，与媒体特别是网络新媒体之间没有建立起通畅的沟通机制。

大量谬论假借科普之名在社会上传播，业界专业人士却束手无策。

2015年中国心脏大会上，国家心血管中心主任胡盛寿院士在开幕致辞中指出，我国“急性心梗诊疗不规范普遍存在，十年无改善”。

但在急诊室的医疗现场，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见识过这种场面：

急性心梗病人的病情急需支架手术，病人家属却因为种种“揭露过度医疗黑幕”或“医学

上图来自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神经内科的公众号。

针对发病人群年轻化的轻型卒中，作者在科普文章采取了英文缩写口诀“FAST”，帮助读者记忆疾病症状。

这一系列症状同样适用于老年卒中患者，但是针对老年人的宣传考虑到受众的知识结构，应当采取中国出版量最大的医学科普读物《赤脚医生手册》 将“巴氏征”称为“刮脚底反射” 的理念，避免读者接触难以理解的外来语词汇。

互联网新媒体+公立医院，差强人意

网络新媒体既是科普的平台，更是实现医患沟通的桥梁。

北医三院的医务工作者在网上看到《儿科医生：

不吃饭谁会在意？

》的文章，不久即推出了微信“儿科医生的一周”回应，引起了极大反响，换取了全社会对儿科的理解和支持。

然而，公立医院既具备权威性，又拥有所需的人才，同时作为医疗现场可以及时获取社会关注的一手素材，却没有将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充分运用在新媒体宣传平台上。

新榜，是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提供技术支持的微信公众号内容数据价值评估第三方机构。

近期新榜的健康类公众号排名，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广为人知的科普网站，但是却见不到一家医疗机构。

纵观新榜，唯一上榜的医疗机构公众号，尴尬的混迹在政务公众号排行榜中，发布量、阅读量和点赞量均不能跟信息来源主要是给专业机构的医疗专家们当“二传手”的科普网站相比。

与此对比，目前比较红火的由医生开设的科普公众号，基本上都是脱离公立医院执业的医务工作者设立的。

他们对于新媒体宣传效果和路径都十分熟稔，对于科普、患者教育都十分热心，面对公众和媒体的互动，积极性几乎可以用“一拍就蹦”来形容。

社会资本主办的医疗机构，对媒体和新媒体的积极性也远高于公立医疗机构。

公立医院踌躇涉网

造成这一反差的原因是公立医院的管理机制。

权责不分是制约公立医院利用新媒体的第一因素。

长期以来，公立医院的管理把宣传定义为宣传部门的工作，很多医务人员对科普与公众互动缺少自觉。

同时，权责不清也导致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有时难以从义务科普中获益，毕竟很多人做科普的时候多少有点私心，希望借此增加自己的名气。

笔者曾与一位医务人员沟通，他所在的科室为了做好科普工作，以科室的名义申请了一个微博账号，主要介绍科室新开展的诊疗技术。

起初，作为少壮派副主任医师的他对此很热心，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在线为患者答疑解惑。

后来他发现，很多由他咨询的病人慕名来院，都是直奔名气更大的科主任，或者即使由他首诊，但手术被科主任安排给了别的高年资医生，他的热情就消退了。

公立医院上下多少受到“好酒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影响，“架子”比较大。

笔者刚刚提到的那位医生，向笔者讲述自己为科室开设微博账号的时候，最不平的事情不是被人抢功，而是“新浪居然不晓得我们百年老号，我们科室在复旦榜和北大榜的学科排名比北京协和医院都高！

他们让我在申请企业认证‘蓝V’的时候，花了一星期反复给他们传真文件，证明医院是三级甲等！

微博上那么多没啥作品的大V作家，那么多不知道干了啥事的大V律师，都有证明文件么？

”

此外，公立医院在传播科普的过程中，对传统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不重视新媒体平台。

一些医院的宣传，主要是宣传部组稿，院报、官网选登；以通讯员、记者站的名义向传统媒体投稿，最高成就是稿件入选街头报摊上罕见、普通人很少接触的卫生行业机关报。

有的公立医院已经开始试水新媒体，建立了公众号，但是很多医院公众号的内容没有针对性、缺少互动性，只是转发官网新闻栏的“好人好事”，缺少公众渴求的科普类文件。

也有一些医务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公众号撰写科普文章，为自己搭建了更大的舞台，有人借此投身到新的工作岗位。

于是，医生热衷网络科普，在一些公立医院的管理者的眼中变得“瓜田李下”。

一些地区在打击“号贩子”的过程中，片面禁止医生与第三方平台的互动。

这一切，都打击了医务人员在线进行科普和健康宣教的热情。

这些都显示了一方面是渴望宣传和沟通，一方面是不适应和低看新媒体平台，这样的例子在公立医院当中比比皆是。

这些现象说明，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必须重视新媒体这一新领域，否则忽视它的存在将令医院在未来面临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