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导读基辛格《论中国》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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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导读基辛格《论中国》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
经典导读基辛格《论中国》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
历史本是客观实在，但人们由于的阶级地位、价值取向的不同，因而在评论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问题上，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也就自然之理了。
前两年，我国对他们诞辰的纪念，政治景观那么不同，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在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俾女，公道自在人心。
不识庐山的真面目，只縁身在庐山中。
这里，不妨换一角度，看一看基辛格是怎么论毛、评邓的，抑或会有些许新意，甚至还很有裨益。
大家知道，在国外众多的“中国通”里，基辛格名声最大。
他是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坚冰的“功臣”。
1977年前先后访华8次，受毛泽东接见就多达4次。
“改开”以来，又无数次访华，也多次与邓小平会面，自称“我和多数美国人一样，曾有机会观察邓小平在过去15年为改造自己的国家而开始的规模宏大的事业”（《论中国》，第416页）
2011年，基辛格推出大部头《论中国》专著。
其中，很多地方是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观察、比较和评价。
当然，他作为美国前国务卿，美国最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不可能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但诚如毛泽东所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对中国比较友好，因而诸多评论，亦较客观，有的地方似还眼光独到，入木三分。
本文摘集基辛格怎么论毛评邓，供一家品读、欣赏。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基辛格认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先看，毛泽东怎样“彻底改变中国”。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彻底”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破坏了“旧制度”，建立了“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他说，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争，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从而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积贫积弱，弱倍受欺压的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要知道，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
“1949年，从农村奔涌的洪流席卷城市，它将中国带进了新时代。
它的领袖是一位巨人——毛泽东。
他强势而冷峻，是诗人也是战士，是预言家也是旧制度的破坏者;他建立了新中国，但之后他把中国领上了一条急遽动荡的航程。
直到这段痛苦艰难的时期结束，中国才得以逐步地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论中国》第86页，以下凡本书，只注页码）
“毛泽东在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宣布他对国际事务的基本态度。
他在新成立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用下面的话结束了中国对当时的国际秩序的态度：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对于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在世界上站起来谈何容易。
当时它贫穷落后，国力军力薄弱，它的意愿和思想还难以令世界上比它富贵得多，尤其那些科学技术比它先进得多的国家所接受。
当中国初登世界舞台的时候，美国是主要的核大国（苏联刚刚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内战中，美国选择支持蒋介石。
日本刚投降，美国即抢在共产党军队的前面，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中国北方重要战略城市。
然而，毛泽东的最后胜利，证明了美国对华战略失败，华盛顿痛心疾首，随即展开了一场关于：
‘谁丢掉了中国’的大辩论。
”（第91—92页）
基辛格还说：
“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是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的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再次走向统一，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论其结构，它是一个政体;论其实质，它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论其战略地位，它与十余个国家接壤，边界绵延，但又缺乏足够手段同时对付所有潜在的威胁。
”（第83页）
这里所谓“共产党执掌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新就新在它是工农劳苦大众“执掌的中国”“破坏了旧制度”，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思想。
其次、基辛格看到，毛泽东建国后坚定地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寸土不让”，“而且总的说来取得了成功。
”他“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
“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令人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
这就是他所说的：
“当共产党1949年夺取政权时，西藏、新疆、内蒙古的一些地方，还有与缅甸接壤的地区还没有解放。
苏联在东北保持着势力范围，包括在战略要地旅顺港驻驻着占领军和舰队。
毛泽东对于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喜马拉亚山脉的边界地区和北方地区——奉行国内的政治准则——寸土不让，而且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
（第92—93页）
这是毛泽东“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的结果。
他说：
毛泽东的战略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
“正是这些最传统的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最捉摸不透毛泽东的中国的战略动机。
从西方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冷战头30年间北京大部分军事行动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甚至表现得令人匪夷所思。
不惧和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交手，在朝鲜半岛，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新中国在军事上所采取的对抗以及所呈现的态势现状，使得几乎所有的外国观察家都深感意外、大大惑不解，也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
令外部世界惊诧的是，任何国家或集团，无论属于哪个意识形态陈营，只要中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它在中国周边布下了太多的‘棋子’，毛泽东就要冲破包围圈。
'（第95—96页）
基辛格说得很对。
毛泽东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和尊严的坚定立场、无所畏懼，“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并“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
”
这里，所谓“在朝鲜半岛”是同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及其纠集的16个“联合国军”交手。
毛泽东硬是把美国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国只好言和。
除了毛泽东，谁敢?
所谓“在乌苏里江畔的冻土地带”，即珍宝岛之战，则是和另一超级大。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交手。
毛泽东让苏联部队“遭到重大伤亡”，赢得干净利落。
不是毛泽东，谁能?
至于所谓“在喜马拉雅山人烟稀少的山区”，就是中印边界之战。
那次中国的自卫反击，只“持续四天”，人民解放军“直捣中国边界附近的喜马拉雅山脚”，印军望风而逃。
令国际军事家十分诧异的是，毛泽东竟“立即收兵，返回了离边界甚远的起兵之处”，“中国没有占领一寸土地。
”（第183页）。
除了毛泽东，谁会?
毛泽东建国后就打这三仗，仗仗赢得漂亮。
基辛格对其中的“在朝鲜半岛”战争有过详细评论，值得一读：
基辛格坦承，美国和联合国要“以武力统一全朝鲜”，是完全打错的算盘。
他们原来认定“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断定“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结果吃了大亏。
他说：
“朝鲜战争刚爆发时，美国没有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
美国宣布参战是为了抵抗‘侵略’”。
“1950年9月，麦克阿瑟在仁川取得惊人的胜利……仁川登陆后，杜鲁门政府决定继续其军事行动直到统一全朝鲜。
他以为北京会接受美军进入这个过去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
进入北朝鲜领土继续作战的决定在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决议正式授权，……这项联大决议授权‘采取一切有组织的行动’，‘以在朝鲜这一主权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
当时联大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出兵和美国对阵。
”（第123页）
殊不知，毛泽东不同于别人。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
基辛格说：
美国和联合国“这样的观点与北京对国际事务的看法南辕北辙。
美国刚一开始对台湾海峡行进干预，毛泽东就把第七舰队的部署定性为对亚洲的‘侵略’。
中国和美国彼此战略意图的错误解读使冲突一触即发。
美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它的国际秩序，即国际秩序需要以联合国这种的国际组织为基础，没有别的选择。
而毛泽东一开始就无意接受一个中国没有参与设计的国际秩序……
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根据地占领满州，侵略中国北方的。
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两面受敌，所以中国就不会袖手旁观……结果导致了两年的战场厮杀和20年的敌对疏远。
”（第123—124页）
“任何研究军事的人都不会想到，刚打完内战，喘息未定，主要靠缴获国民党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和一支在核武器撑腰的现代化军队作战。
不过毛泽东的军事战略确为常人所不及。
”（第124-125页）
结果咧?
中国志愿军硬是奇迹般地把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从接近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以南，逼得美帝国主义第一次在没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情势下签订停战协定，使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到了战争失败的苦果。
基辛格说：
“这就是美国第一次参战的落得的结果。
美国无法调和政治和军事目标，这也许会使其他有意向美国挑战的亚洲国家相信，美国国内难以接受没有明确军事结果的战争——10年后在越南旋涡中，这个难题再次尖锐地出现。
也不能说中国完全如愿以偿，至少在通常军事意义上是这样。
毛泽东没能像中国的宣传机器起初宣称的那样，把朝鲜全境从‘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下解放出来。
但是他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更抽象，甚至可以说是浪漫的目的：
使‘新中国’经受战火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的软弱和被动的形象;向西方（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天下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卫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确立中国在亚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
毛泽东新思想的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它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的路的坚强意志。
从这个广泛的意义上说，朝鲜战争对中国而言不只是平局。
它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和亚洲革命的中心地位。
它还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
对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记忆成了后来美国对越南战略的一个重要制约。
”（第138-139页）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历史发生伟大胜利，“确立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军事强国地位”，“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令僻好战争的美国，在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的里不敢轻易动武，为世界和平樹立下了历史丰碑。
基辛格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即使面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核讹诈，也处之泰然，若无其事。
他说：
早在抗美援朝初期，杜鲁门就曾公开对中国“核讹诈”，“毛泽东表现出泰然自若”。
1969年夏天，苏联在中国边境上陳兵100多万，又一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苏联的中级层官员在世界各国他们相识的同级官员询问，若苏联先发制人，攻击中国的核设施，他们各国会如何反映”。
然而，毛泽东却“表现出泰然自若”。
他说：
“面对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出泰然自若，很有些空城计的意思。
从一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在与两个核大国的三角关系中周旋，它们各自都有能力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假若它们联手，中国则会遭到灭顶之灾。
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
他宣布不懼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
毛泽东关于核战争的言论是否出于真心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显然成功地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经受住了对他声誉的最终考验（当然中国不完全是‘空城’，它最终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尽管其规模比苏联或美国小多了”（第93-94页）。
此时此刻，美国向中国撑出了核“保护伞”。
谁会料到，毛泽东竟然“还带洒脱灰谐”地表示：
“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
（第286页）
这是因为，他真正笃信人民的力量，笃信“人民战争”乃胜利之本。
基辛格说：
毛泽东“坚持一个主张，以维护中国的行动自由与国家尊严，那就是他们不需要保护，中国有能力应对一切可预见的危机，必要时也可以孤军作战。
“（第284页）“毛泽东的应对办法是人民战争。
他宣布不懼核威胁，公开表示不怕牺牲，说它会保证共产主义胜利能够更快到来。
”（第93-94页）
我问他，“如果他们就扔炸弹不派兵怎么办?
”毛泽东的答复是，“怎么办?
也许你可以召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我们会让他们把我们打垮，他们也会耗尽实力。
”（第283—284页）
“这番豪言壮语可能是有意掩盖中国的脆弱面，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对全球大战这一实际梦魇的严肃分析。
对中国经受得起核战争的问题，毛泽东有过多次的沉思，不时还带洒脱灰谐——因为中国人多到連核武器都无法赶尽杀绝——这让些西方观察家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在削弱了西方的决心，因为这引起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
”（第285页）
基辛格说“自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秉持严正捍卫国家领土的信念，成为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支重力量，并以此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中国确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它对内重新定义民族特征，对外向核大国发出挑战，有时两者同时并进。
”（第94页）
最后，基辛格认定：
毛泽东在同超级大国的周旋中，战略上总是出奇制胜，“让对手们时局失算、手足无措”，在国内坚决相信、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自力更生，因而为中国确立争创“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
基辛格说：
“自从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比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秉持严正捍卫国家领土的信念，成为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支重力量，并以此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中国确立了一个不容小觑的大国地位;它对内重新定义民族特征，对外向核大国发出挑战，有时两者同时并进。
”（第94页）
基辛格还说：
“毛泽东接手的是一个被战争躏躏摧残的国家，是他结束了国内的派系斗争，带领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冷战对抗的世界中稳步前进。
他煞费苦心地让中国参与到了一个个交汇错综的地缘政治圈中，却又不受其束缚。
经历战争、紧张局势和他人怀疑眼光的洗礼，中国蒸蒸日上，在苏联解体后依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兴国家。
毛泽东为中国发展奠基付出了代价，中国成功依靠的是中国人民的坚忍的毅力，以及他们的耐心和凝聚力。
或许作为领导者，毛泽东常为此焦虑忧心，但也正是这些构成他宏图大业的基石。
毛泽东在迟暮之年还有意挑战美国对世界秩序的设计图，坚信在明确了战略以后要明确战术。
”（第315_31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头10年中，国家领导人以顽强的意志把他们打下的江山变成一个世界大国。
（第174页）就这样，“毛泽东推翻了传统的旧中国，以其断壁残垣为最终现代化建筑基础”（第317页）。
没有这个“为最终现代化建筑基础”，也就谈不上后30年现代化建设的“辉煌”。
“毛泽东高度强调自力更生，即使因此使中国陷入贫穷和孤立。
”（第353页）
“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邓小平的态度与他简直在天渊之别（第358页）
这里，基辛格隐瞒了美国纠集西方国家长期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禁运，以扼死中国这一基本事实，致使新中国长期同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不够。
却又倒因为果，把此种对外交流不够，诬谓是毛泽东“毫不通融地坚持经济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结果，而不是帝国主义长期经济封锁的恶果。
总之，毛泽东真正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彻底破坏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旧制度”，建立了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中国。
当然，基辛格这位美国资本主义的忠诚卫道士，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社会建设的巨大成也就不屑一顾，对社会主义制度更表现出本能的反感。
诸如：
他说：
“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建设绕不开经济学规律，真正的代价总是要人来承担。
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和物价补贴带来的恶果是设备陈旧、缺乏创新和人浮于事——换言之，即经济停滞和人均收入的下降。
另外，中央计划经济不注重产品质量，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奖励措施。
既然生产所有者的所有产品全都被相关部门买去，质量就不在考虑之列。
发明创造实际上遭到阻止，以免计划经济大厦因此失衡。
……最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这些都前所未有的变化。
“（第394页）
“在没有市场帮助确定优先次序的情况下，计划者只能想当然地作出决定。
结果，需要的货物没有生产，而产生出来的货物又不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不仅没能创造无阶级社会，反而滋生了特权阶层。
”（第393-394页）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毛泽东是这样彻底改变了中国，那么，邓小平又怎样“彻底改变了中国”?
基辛格尖锐指明，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紧跟毛泽东，不露出任何声色，“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亲手“打破”自己“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
这里所谓“亲手打破”、废除自己“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
他说什么：
“邓小平复职时，中国经济几乎处于绝境。
农业集体化组织的农业生产几乎无法满足中国巨大的人口需求，人均粮食消费量与毛泽东早期基本相同。
据报导，一位中国领导人承认中国有1亿农民吃不饱，这个数字几乎相当美国1980年人口的一半”（第392页）
基辛格本能地赞誉邓小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壮举”。
如前所述，基辛格对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建设的伟大成就，表现本能的内心反感，而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显现出本能的格外亲爱。
这是逻辑使然。
他说：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仅是经济上，而且是精神上的壮举。
先是稳定频临崩溃的社会，然后采取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办法来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力量。
”这里所谓“共产党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办法”作为“激励国家寻求前进的力量”，就是市场化、私有化，乃至民主化。
他说：
“邓小平则有勇气靠个人的积极性和坚忍不拔来实现现代化。
他取消人民公社，提高省一级的自主权，开始中他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中国——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多个城市都盖起了高于帝国大厦的摩天大楼——就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锲而不舍和实事求是的见证。
”（第317页）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克服体制固有的停滞。
他和他的同事们推行市场经济，下放决策权，向外部世界开放——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化，进行的这场革命靠的是发挥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中国人民有着天生的经济活力和企业家精神，只不过长期受到战争、意识形态的教条和对私人投资严厉打压束缚。
”（第394页）
又说：
1987年我再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赵紫阳跟我谈到了将于当年10月提交党代会的计划。
他强调说，“中国正在经历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融合的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为了促进这一进程，中国欢迎外国投资，办法之一就是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
”（397页）
“这些改革带来的结果令人惊叹。
从1979年经济改革开始到198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翻了一番。
在鼓励私人创业措施的推动下，私营部门在工业总产出上占了近50%，而在过去经济几乎完全由政府指令管理的。
整个20世纪80年代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一起在9%以上，—直到本书成书之际，这一几乎没有间断空前高速增长期还在继续。
”（第398页）
最后、基辛格一针见血地指明，邓小平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实质就是，毁掉他自己曾经亲手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
“他曾经帮助建立了这一套经济制度，现在又要打破它，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
国共内战时期，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一延安工作。
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
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
几十年后，逐步出现一个变化——邓小平开始用普通人的幸福和发展来重新定义善政的标准。
他专注于快速发展——其中也展现出相当多的民族特性—即使这要求采用昔日敌对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
”（第435_436页）
这样一来，邓小平真的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基辛格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逝世十多年后，他宣扬的革命精神又出现了，但是这是一种不同的‘革命精神’—推崇个人创造力，而非意识形态的热情;依靠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非自给自足。
他将像‘伟大舵手’设想的那样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第437页）
基辛格说的多好呀!
在中国现代史上先后出现的两次“彻底改变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是彻底破坏“旧制度，彻底变革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彻底消灭了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从前的奴隶，如今成主人，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彻底改变中国”，则“方向正好相反”。
他“打破”自己曾经亲手帮助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重新恢复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将工农大众重新打入受剥削、受压迫的深渊。
毛泽东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邓小平的“方向”则是复辟资本主义!
两个“方向”，确实“正好相反”!
（二）要毛泽东“改姓”资本主义是“白费心机”，赞邓小平“耄耋之年”“信仰转变”
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所以朝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彻底改变了中国”，归根到底，源于是坚持还是“转变”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基辛格承认，毛泽东忠贞革命，革命“是他一生的信念”，建国后坚持革命将会成功，将来中国像苏联那样实现工业化，还要继续革命，“社会主义的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
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毛泽东一生确实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忠诚如一。
这种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信是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基辛格说：
“毛泽东的追求最后导致他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发动一系列的政治革命运动……毛泽东思想却是不断前进，永不停歇。
像苏联那样实现工业化还不够。
……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中国绝不能发生和平演变。
”（第99页）
他说：
1968年11月，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领袖希尔，在会谈结束之前，他提出一个困扰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国际问题，是战争问题，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请你考虑一下，世界是战争呢，还是革命?
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
“如果战争一触即发，毛泽东需要定下立场。
的确，他也许就是战争的第一个目标。
但如果革命会席捲全世界，毛泽东则必须推动革命。
这是他一生的信念。
”（第201页）
基辛格说得好，“换了毛泽东，这完全不可想象。
他的革命基本上是以中国为中心的。
中国革命若要对世界产生影响，也只能通过中国人民的努力和榜样的力量。
毛泽东一直相信中国人民最伟大。
”（第100页）
面对毛泽东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基辛格说，连尼克松这位反共老手都心知肚明，想要毛泽东“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
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
”这就是他所说的：
“尼克松到了北京，做起事来得心应手。
不管他长期以来多么反对共产党，这回他访华的目的都不是要中国领导人改信美国的民主原则或自由经济。
他认为这完全是白费心机。
”（第260页）
与毛泽东相反，邓小平则在“耄耋之年”却转变了“理想信念”。
请看基辛格是怎么说的：
邓小平长期跟随毛泽东闹革命，“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其“信仰”也应是共产主义。
“国共内战时期，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起一延安工作。
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毛泽东的助手。
当时毫无迹象表明几十年后，他会周游全国，敦促改革他亲手创造的革命成果。
”这“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
”（第435—436页）
这里所谓“信念转变”，就是就是从信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 “改信”资本主义，由信仰毛泽东思想到“同正统的毛泽东思想决裂”。
难怪基辛格这位资本主义的忠诚卫士感到由衷的喜欢，说什么“这对于耄耋之年的革命家来说，信念的转变是多么非同寻常啊!
”
只不过，对于真正“老革命家”、共产党人来说，此种“信念转变”，就是变节，就是背叛。
基辛格还毫无隐讳地和盘托出邓小平的手段高超，总是“小心谨慎把自己的想法用毛泽东的话加以包装（有时还巧妙地断章取义）”，善于“利用毛泽东正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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