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众文化与政治.docx
《第四章 大众文化与政治.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第四章 大众文化与政治.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第四章大众文化与政治
第四章大众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课时：
1周，共2课时
教学目的：
熟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和意识形态理论
教学内容：
先讨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概念、代表人物等，其次讨论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概念。
第一节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
（1）名称来源：
日本学者佐藤卓指出，英国没有美国式的新闻学院和德国式的新闻系，传媒研究在制度上因此享有很大的自由性，英国传媒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
20世纪60年代英国就兴起了一股新兴的文化革新流派，这个流派通常被称“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学派，最初得名于1964年霍加特（Hoggart，Richard）在伯明翰大学成立的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因此，这个学派也经常被称为“伯明翰学派”。
不过，文化研究学派的成员均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学派也没有发表什么共同纲领，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派。
但是这个松散的文化团体所产生的影响却非常深远，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波及到了世界各地，北美、澳洲和亚洲地区都有数量不菲的学者从事文化研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成了唯一可以和美国经验主义媒体研究相抗衡的学术思潮。
（2）代表人物：
文化研究的早期主要代表是英国的两位学者：
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威廉斯，两个人奠定了文化研究跨学科的研究取向。
50年代后期霍加特的著作《文化的用途》（TheUsesofLiteracy，1957年）和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aty，1958年）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均有工人阶级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背景，但是两个人都不满足于仅仅研究文学作品，他们涉足了文学以外的其它文化领域，他们的著作虽然从文学出发，但是更侧重于思考整个英国文化在巨大社会变迁中所遇到的一些共同问题。
像后来一位英国所指出的那样，“他们的著作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解决英国社会缺乏共同文化历史这一问题。
”
（3）兴起背景：
文化研究兴起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评保守主义的文化偏见，克服保守主义者对现代传媒和大众文化出现的恐惧心理，这是英国文化研究兴起的主要背景。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已指出，英国向来有精英主义文化传统，马修·阿诺德、剑桥大学的利维斯都是英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他们以精英自居，反对新兴的工业文明和大众文化。
认为文化只能由精英知识分子承担，而与大众无关。
这种偏见遭到了文化研究学者的批评，霍加特、雷蒙·威廉斯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的阶级主义。
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当然也看到了城市化和工业革命破坏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传统，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基础结构。
但是他们认为一方面城市化和工业革命已经是铁板钉钉的社会现实，并不能拒绝；对文化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精英理念里，在现实之中，文化保守主义者所信奉的“共同文化”既然已经破碎，蜕变成少数人的文化感受，不可能再成为英国社会的共同经验。
另一方面，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的两位学者强调，文化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文化和教育的权力。
在《文化与社会》、《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雷蒙·威廉斯从词源学和文化史的视角重新阐释了文化这个词语。
雷蒙·威廉斯认为文化的概念随着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总体来说，人类文化可以分成三种文化类型：
1、理想的文化，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2、文献式的文化，文化是理性和想象作品的集合。
主要是指一些历史典籍和文学经典，这些作品集合以不同的方式详细地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3、社会的文化，文化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asawayoflife）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达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
威廉斯强调这三种文化类型，每一种都有价值，当然他自己更倾向于把文化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通俗和大众文化与保守主义所坚守的文化一样，都是一种人类“生活形式”的再现，没有谁比谁更高级。
而且他指出大众文化在现代民主进程和文化发展史上的具有重要地位，理解最近二百年文化史德关键，首先是理解“通俗”这个词语：
什么是“通俗”？
理解最近二百年文化史的关键，是这个词语有争议的意义。
不仅是电影；甚至更加令人确信的是早一个世纪的报刊，它们被民主派和激进派看成是扩展着的、自由的媒介，超越了封闭的、受到控制的国家政权和贵族统治的世界。
在一种直接相关的情况下，有为恢复通俗戏剧的合法性的长期斗争，因为17世纪的一项“国家法令”把合法的戏剧实践活动限制在几个经过挑选的上流社会剧院中。
总之，站在工业革命和大众社会的立场，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强调摈弃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文化应该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应该站在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关注工业革命后新兴的大众文化和工人阶层的文化经验。
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从社会和历史变迁的角度揭示了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成过程，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则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过程。
雷蒙威廉斯和英国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的重新阐释，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兴起确实起到了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英国文化研究兴起另外一个社会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美国和英国都出现了空前的“富裕社会”，大众报纸、商业电视和新闻广告日益繁荣，美国和英国也都实现了高福利、高消费。
媒介、广告的大量宣传使得民众相信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1959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时，提出了一个口号“从来未像现在这样好”。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乐观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对于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适用，因为在这些国家已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例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便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五十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的著作中指出，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已是一个“大众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统治阶级不复存在：
在现代社会里，在权力和阶级地位的关系中，似乎正在进行着两个“悄无声息”的革命。
一个是权力获得模式的变化，单单继承权已经不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另一个是拥有权力的性质本身的变化，技能和政治地位而不是财产，变成了权力得以确立的根据。
这两场革命正在自发地进行之中。
从政治上看，主要的后果是“统治阶级”的瓦解。
统治阶级可以被定义为拥有权力的集团，它们既是一个现存的利益集团，又是一个利益的连续体。
而今天，既有一个“上层阶级”，又有一个“统治集团”。
成为“上层阶级”的一员（即拥有特权并能把它传给指定的人）已经不再意味着一个人是统治集团的成员，因为统治现在是建立在关于财产的传统标准之外的其它标准基础之上的；现代的传统集团从本质上讲是联合集团，而他们拥有的权力的转移方式以及对特殊权力的获取模式的制度化（政治规章或军人晋升）还没有完全制定和确立起来。
贝尔认为在美国，随着福利制度的健全和多元政治格局的形成，阶级话语和意识形态论争丧失了意义，而且“在今天的知识分子中间，对如下政治问题形成了一个笼统的共识：
接受福利国家，希望分权、混合经济体系和多元政治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讲，意识形态的时代走向了终结。
”
英国自然也出现了这样的论调，随着社会日益富裕，民主体制和福利国家的健全，许多人相信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早已不合时宜。
但在此背景之下，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提醒人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学说仍依然有效，在高福利、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外表后面，实际上隐藏着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冲突，只不过现在冲突往往不再是表现为阶级斗争的方式，而是渗透在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文化上的偏见造成了个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
布尔迪尔后来提出“文化资本”理论也强调，教育程度和文化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个人的社会地位。
霍加特、雷蒙·威廉斯和汤普森都是社会底层出身，霍加特还出生在黑人家庭，生活体验使他们很容易感受到社会的不平等。
所以，尽管整个英国出现了繁荣向上的大好局面，但是几位文化批评家却对整个社会开展了批判性的反思，雷蒙·威廉斯、霍加特指出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真实关系，工人阶级的真实命运被掩盖了，所以，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以及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的初衷都不是倡导新兴的大众文化，而是竭力寻找工人阶层自己的真实声音。
当然，他们的研究在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新兴媒介和大众文化的关注。
雷蒙·威廉斯后期也转向了电影、电视的传播理论研究。
不过，作为利维斯的学生，雷蒙·威廉斯的思想里保留了利维斯的一些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大众文化并不完全赞同，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雷蒙·威廉斯考虑的是文化的“平等权力”，一方面考虑如何提高工人大众的教育程度和民主参与热情（雷蒙·威廉斯本人也曾经在工人协会中担任工作）；另一方面，考虑的是如何让精英阶层所信奉的英国文化遗产，被新兴起来的工人大众接受和理解。
霍格特对大众文化也持有批判态度，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大众文化大量涌入英国社会并影响英国年轻人尤其深感不安，如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所说的那样：
“他很关心操纵和剥削对工人阶级的社群施加的影响，尤为关注好莱坞影片中的美国、廉价野蛮的犯罪小说、“冷饮吧”和自动点唱机对其较脆弱的年轻成员的影响。
”霍格尔指出美国新颖的大众艺术、下流杂志和商业性通俗歌曲，将引导工人阶级民众将其自身及其文化迷失在无知觉的和浅薄的“棉花糖世界”中。
文化研究的路径
从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到现在文化研究已经历近了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径也不是一成不变。
而早期文化研究侧重于工人阶级、妇女和青年中的权力问题，这些都是具体问题。
方法论上，跨文化视野，既有文史传统、又有社会学、人类学和结构主义等学科，文化研究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当然，我们按照文化研究的进路分为四个时期
（一）、文化主义时期，主要是雷蒙·威廉斯，他们探讨文化本身问题，探讨工人阶级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差别。
（二）结构主义时期，主要受到结构主义影响，霍尔的偏好阅读理论、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结构、罗兰·巴特的理论。
（三）文化霸权理论阶段。
讨论种族、性别和阶级，身份认同成为关键词。
（三）消费社会和后现代主义阶段，八十年代后开始对读者和受众理论的强调，从强调文本的意识形态，转向强调个体的快感和受众的解读自由。
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研究：
两种范式》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区分了文化研究的两种路径：
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斯图亚特指出，雷蒙·威廉斯、霍格特这些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人，主要是文化主义的研究取向，他们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学说那里汲取营养，马克思强调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透过现象看本质，本质总是隐藏在现象之中，雷蒙·威廉斯、霍格特这些早期文化批评家受到马克思学说的影响，也总是“试图在各种明显不同的领域中找到共同或一致的‘形式’，这种做法是‘本质化’的。
”他们批评文化保守主义的精英思想，目的是为了寻找工人大众的真实声音。
斯图亚特·霍尔指出另外一种文化研究思路是“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在法国流行，并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特别是阿尔都塞的思想深深影响了英国文化研究。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吸引了斯图亚特·霍尔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正如斯图·亚特霍尔自己所言“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
”受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影响，斯图亚特·霍尔等人特别喜欢在新兴媒介和流行文化中发现“意识形态”因素。
结构主义的基本观念是：
世界是由各种关系构成的，单独地看一种因素没有意义，必须把事物放在一个互相关联的结构中考察。
在结构主义之前，人们总强调事物“是什么”。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这个人是善的吗，这幅画美吗？
结构主义反对这种简单的目的论、反映论（reflection）或者本质论，强调意义不是固定的，而是隐藏在不断变动着的关系背后，所以，要获得意义必须研究事物的关系结构，才能发现真正的意义，所以结构主义的核心是对“意义”的寻找。
早期的结构主义者主要是一些语言学家，他们致力于研究语言和文本结构。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致像有人所说的结构主义“囊括了神话仪式、社会心理、商品广告、意识形态、乃至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结构研究”，结构主义也被应用到对社会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研究中，英国的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学者就将结构主义思想应用到性别、种族和阶级关系这些英国社会问题中，努力在性别、种族和阶级这些变动结构中，发现某种特殊的意义或者“意识形态”结构。
对于新兴的电影、流行音乐和青年亚文化，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观念就存在着明显地差别，文化主义往往赞美这些通俗文化表达了大众真实的声音，代表了大众的真正利益。
但是结构主义往往却强调，在新兴的电影等通俗文化都包含着一定的“意义结构”。
20世纪70年代，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取向分歧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非此即彼的现象。
对此，托尼·本内特非常不满，他认为在大众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路径随着研究者的兴趣差异而被强化了：
“结构主义集中地见于对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的研究之中，文化主义则几乎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最为盛行，特别是在有关工人阶级‘生活文化’或‘生活方式’的研究之中。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分歧有时候被挑衅性地、毫无必要地加深，特别是被E·P·汤普森的《理论的贫乏》所加深。
在他那里，我们除了各取所需，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更糟的是，仿佛根据某人的兴趣领域，我们不得不要么就是结构主义者，要么就是文化主义者——如果我们研究电影、电视或通俗文学，就是前者；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诸如体育、青年亚文化一类，就是后者。
文化领域几乎好像被分隔成两个不相干的半球，各自展示着不同的规律。
”托尼·本内特认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对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的解读思路实际上都存在着局限，而非此即彼的做法毫无必要，也无助于大众文化研究。
他认为解决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对立的研究思路，那就要依赖葛兰西的“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理论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葛兰西针对意大利国内政治、社会和阶级状况提出的斗争策略，与卢卡契、阿尔都塞观念相同的地方是，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也是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与经济基础相对立的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作用。
不过，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所不同的是，阿尔都塞强化和夸大了意识形态对被统治阶层的控制作用，而葛兰西认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的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互相之间既存在着协调，也存在着斗争。
统治阶级要维持统治，不得不和被统治阶层进行谈判、协商，甚至吸收被统治阶层进入统治阶层才能维持统治。
所以一个政治阶级的霸权是指那个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其他阶层接受它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文化价值标准。
如果该阶级统治成功，那么就将涉及到最低限度地使用武力。
也就是说，如果把整个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不可能完全通过暴力来实现统治，它要维持统治，必须得到被统治阶级的允许和同意，通过被统治阶级的自愿而完成。
这样，“文化霸权”就不是一方灌输给另一方，而是双方谈判和协商的结果。
托尼·本内特认为葛兰西打破了结构主义——文化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把社会看成了一个“冲突结构”。
在这个冲突结构中，有多种对抗意识形态，只不过有的是占主导的，有的是次要的，而且它们之间是动态的平衡，次要的在某一个时刻，革命翻身成了主人，霸权结构或者关系就发生了变化。
托尼·本内特提倡大众文化朝着葛兰西论述的方向转变，他认为这个转变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既反驳了给文化形式指派一种本质的阶级从属关系的观点，又反对用‘资产阶级对抗工人阶级’这一简单化概念来定义文化和意识形态关系的组织。
”托尼·本内特强调说：
葛兰西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阶级本质这一观点以及与此相关的阶级简化主义原则的批判，使我们能够合理解释文化斗争不同领域（阶级、种族、性别）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背景中，可能互为交叠的那些复杂的、变化的方式。
这不但是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改进，而且对于把权力和反抗权力的斗争视为同样是分散的、个不相干的福柯式的倾向，也是一个有力的遏制。
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社会主义运动以及诸如女权主义、民族解放斗争的文化政治可以进行富有成效的争论，而不必担心它们各自的特征或者淹没了争论，或者被其他观点吞没在争论中。
在托尼·本内特等人的倡导下，英国文化研究开始摆脱阿尔都塞主义和文化主义的倾向，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许多学者所效仿。
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大众媒介研究的主流理论“电视意识形态宰制论”就深受葛兰西的影响。
深受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影响的斯图亚特·霍尔也意识到阿尔都塞主义的局限，他开始吸收了葛兰西的理论分析媒介中意识形态的复杂状态，提出了受众在媒介阅读中的三种不同接受倾向，他主要是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Ideologicalhegemony）和符号学理论结合起来，解读电视现象，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他指出电视节目中的意义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种开放文本，不同的观众可以做出不同理解，观众和电视节目所产生的意义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
他根据文化霸权理论，将这个过程看成是相互对话的过程，由此产生了三种解读电视的方式：
偏好的解读（preferred-reading）、商榷的解读（negotiated）和对立的解读（oppositional）。
霍尔认为电视节目基本上是倾向于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这种意识形态倾向不能硬塞给大众，只能由大众的喜好决定。
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社会背景、家庭出身和道德观念去阅读电视。
霍尔的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注意到电视文本在组织意义方面的重要性，但也考虑到了受众阅读的重要性，他的研究开启了从文本研究向受众研究的转变，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继续讨论。
而20世纪90年代菲斯克的大众文化“抵抗理论”显然也深受葛兰西的影响。
当然，葛兰西的理论也存在着很大局限，80年代一批更年轻的学者阿伯克朗比等人就严厉批评葛兰西的理论只是一种假设，无法得到有效检验。
不过，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自从二十世纪60年代文化研究兴盛以后。
除了在英国，澳大利亚的托尼·本内特，洪美恩、约翰·哈特利等，美国的费斯克。
雷蒙·威廉斯，新兴的媒介和大众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并且研究取向也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和跨学科的方向发展，从早期的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到葛兰西主义，文化研究的思路越来越宽广，文化研究也逐步越出了英国国内范畴，并且我们可以看出在总体上，媒介和大众文化研究逐渐从主体研究，越来越趋向于文本、受众和媒介效果研究。
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领域显示出了三个特征：
一方面是后现代审美和消费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是对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的重新强调，尤其是对全球语境中的媒介帝国主义的分析。
文化研究的议题：
文化与认同
我们在前面简单叙述了文化研究的发展简史，毫无疑问，从文化研究的简史我们可以了解到，文化研究的议题是相当广泛的，其实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流露出了跨文化研究取向，雷蒙·威廉斯、霍格特的研究对象和基础都是文学领域，但是他们并不满足，把视野投向了社会文化研究，研究方法里面也不纯粹是文学批评，而是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
而从他们以后，文化研究这种跨学科、跨地区和跨文化的研究取向更加明显，不同国籍和地区的研究者加入到了这个队伍，北美、亚洲和欧洲本土都有大量的文化研究学者，虽然研究的对象和观念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共同兴趣都是社会媒介和大众文化现象，不过，研究范围也不再仅仅局限于英国的社会文化现象，性别、种族、阶级、表现、霸权、抵抗、流行、高雅、权力、意识形态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话题，这些话题看起来缤纷杂乱，但是英国学者ElaineBaldwinBrianLonghurstGregSmithScottMcCrackenMilesOgborn一针见血地指出：
无论研究者是对性别、阶级、种族感兴趣，还是对意识形态、霸权、高雅感兴趣，也无论是英国媒介和大众文化问题感兴趣，还是对美国媒介和大众文化感兴趣，这些不同文化研究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讨论“文化与认同”问题，所有的研究从开始到结束都和“个人与文化认同”这个问题有关系：
“Asyouwillsee，theybothstartandfinishtheissueofthererelationshipbetweenthepersonalandthecultural”。
这些研究都关注个人的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是如何体现在政治、经济，尤其是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如电影、电视、小说及其他通俗媒介之中，譬如关注阶级话题的文化研究者通常会很在意大众媒介中工人阶层的地位，而性别主义的文化研究，通常会留心女性或者男性在广告、电影、电视及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再现。
ElaineBaldwinBrianLonghurstGregSmithScottMcCrackenMilesOgborn指出，文化与个人认同关系具体表现在十二个问题上：
1、人们怎样才成为文化的一个部分？
2、文化研究如何理解事物意义？
3、文化研究如何理解过去？
4、其他文化能被理解吗？
5、我们如何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关系？
6、为什么有的文化和文化形式比其他文化得到更高的评价？
7、文化与权力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8、“作为权力的文化”是如何被谈判和被抵制？
9、文化如何塑造我们的身份？
我们将在下面的若干章节里讨论到这些话题，譬如在本章第二节我们将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出发，讨论文化与阶级认同的关系。
在本书第四章里面，我们讨论青年亚文化的认同问题，而在第五章我们讨论性别在大众媒介文化中的再现和认同问题。
在第七章全球化语境中的城市大众文化，我们还涉及到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比较，民族认同和文化的关系。
第二节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
意识形态
（1）马克思与意识形态。
在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中，“意识形态”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其实长期以来“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和、媒介和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对于什么是意识形态一直没有统一的概念，譬如说它是一种观念、理想、价值或信仰，尤其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价值和信仰；说它是一种宗教，一种习惯和仪式；说它是某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性别和种族集团所提出的某种观点，说它是一种在权力结构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的价值观。
说它是一种文化围绕其主题生产意义和角色的方法，说它是对自然事实的一种带有文化建构的表述；说它是一个阶级或者团体的思想体系，是与真实或科学知识相对照的虚假思想或者意识体系等等。
伊格尔顿在《意识形态：
绪论》中就列举了十六种定义，这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概念。
而据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最早提出“意识形态”（Ideology）一词的是法国哲学家德斯蒂·德·特拉西在1796年时候提出来，他提出这个词语是用来描述一门新学科的计划的，这门学科有关对观念和感知的系统分析，对它们产生、结合和后果的分析。
18世纪的欧洲正是科学观念盛行的时代，特拉西就想建立一门新兴的“观念学”，并且他希望“观念学”成为“第一科学”，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这门学科也包含政治和社会，1803年到1815年，他出版了四卷本《观念学的要素》阐释他的“观念学”。
但是特拉西的观念学受到了拿破仑的嘲笑，拿破仑认为“观念学”是脱离政治和社会实际的虚幻的形而上学，他甚至指责“观念学”破坏了法国，所以拿破仑严厉控制“观念学”的发展，但随着拿破仑的离开，“观念学”又回到了哲学空间，不过这时人们将（Ideology）等同于“观念学”，而是指观念本身。
无论是特拉西，还是拿破仑，他们都没有使得“意识心态”这个词语产生很大影响，但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具有重要影响，后来哲学家对于意识形态的论述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