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对琱生诸器人物关系的认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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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对琱生诸器人物关系的认识
对琱生诸器人物关系的认识
TheRelationshipbetweenCharactersSeeninBronzeVesselsInscriptionofDiao-sheng
王泽文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讨论五年、六年琱生簋和2006年11月新出琱生大口尊形器三篇铭文中的人物关系。
结合文献及金文材料分析认为，召伯虎即伯氏、宗君，兄，是大宗宗子，代表公。
妇氏即召姜，与召伯虎为夫妇。
君氏为召伯虎之母，在五年簋和五年大口尊中尚在人世，但年事已高，在六年簋时已去世。
幽伯幽姜为召伯虎称其先父先母。
琱生即弟，与召伯虎为从兄弟，是小宗。
烈祖召公即召公奭。
关键词：
西周金文琱生人物称谓
2006年11月陕西扶风五郡西村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其中有两件大口尊形器，自名为
（为印刷方便，文中仍称为大口尊），有铭文113字，内容与传世的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有密切关系，三器时间上前后相连。
先结合各家的考释，将有关铭文抄录如下（尽量用通行字体，分行以斜线标识）：
五年琱生簋（4292）：
惟五年正月己丑，琱生（甥）有/事。
召来合事。
余献。
妇氏以/壶，告曰：
“以君氏令（命）曰：
余老/止！
公仆庸土田多
（扰），弋伯/氏从
（诉）。
公宕其叁，汝则宕/其贰；公宕其贰，汝则宕其/一。
”余
于君氏大章（璋），报妇/氏帛束、璜。
召伯虎曰：
“余既/讯，
（侯）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乱。
余或至（致）我考我母令（命）。
”琱/生（甥）则堇圭。
五年大口尊：
惟五年九月初吉，召/姜以琱生（甥）
（币）五寻、壶/两，以君氏命曰：
“余老止！
/我仆庸土田多柔（扰），弋/许（诉），勿使散亡。
余宕其/叁，汝宕其贰。
其
（兄）公/其弟乃。
”余
大章（璋），报/妇氏帛束、璜一，有司眔/
两辟（璧）。
琱生（甥）对扬朕/宗君休。
用作召公
/
，用祈通录（禄）
屯（纯）灵/终，子孙永宝。
用之享。
/其又（有）敢乱兹命，曰“毋/事召人”，公则明亟。
六年琱生簋（4293）：
惟六年亖（四）月甲子，王在
。
/召伯虎告曰：
“余告庆！
”曰：
“公/厥稟（廩）贝，用狱
（扰）为白，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命）。
”/“余告庆！
余以邑讯有司。
余/典勿敢封。
今余既讯，有司/曰‘
（侯）令（命）。
’今余既一名典。
”献，/伯氏则报璧。
琱生对扬朕/宗君其休。
用作朕剌（烈）祖召/公尝簋，其万年，子孙宝。
用/享于宗。
三篇铭文连读，较完整地反映了召氏族内关于仆庸土田归属的一次处理过程。
五年琱生簋和六年琱生簋自著录以来，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涉及人物关系、内容，以及器物的年代等，有些不同的意见，尤其在人物关系的认识上分歧较大。
五年琱生大口尊的发现，为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认识提供了更多信息。
下面先列出各器提及的召氏宗族的人物。
五年簋提及的人物有，琱生（余1、3），召伯虎（召、伯氏、余4、5、6，代表公），妇氏，我考，我母（君氏、余2）。
五年大口尊提及的人物有，召姜（妇氏），琱生（弟、余3），君氏（余1、2），有司，宗君（兄，代表公），召公。
六年簋提及的人物有，召伯虎（余1、伯氏、宗君），琱生（余2~5），我考幽伯幽姜，有司，烈祖召公。
笔者认为，上述人物中，召伯虎即伯氏、宗君，兄，是大宗宗子，代表公。
妇氏即召姜，与召伯虎为夫妇。
君氏为召伯虎之母，在五年簋和五年大口尊中尚在人世，但年事已高，在六年簋时已去世。
幽伯幽姜为召伯虎称其先父先母。
琱生即弟，与召伯虎为从兄弟，是小宗。
烈祖召公即召公奭。
“有司”似不属于召氏宗族，暂不讨论。
六年簋起首提到“王在
”，林沄先生已指出作用在于“明确时代背景”，“与铭中纪事不可混为一谈”。
与铭文主旨无涉，也不讨论。
对上述的人物关系的认定，本文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结合有关材料稍作论证。
关于琱生与召伯虎
孙诒让已指出，琱生，“疑召伯之兄弟子姓”。
丁山、杨树达、陈梦家、白川静等也认为与召伯虎同宗。
林沄、张亚初两位先生进一步阐明金文中的“某生”应该读作典籍中的“某甥”，并论定了琱生与召氏的关系。
五年簋铭“琱生有事。
召来合事。
”可能与“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有关，也体现了召伯虎与琱生之间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
五年大口尊铭文中的“兄”、“弟”，是就同宗而言，琱生在五年大口尊及六年簋中称扬召伯虎“宗君”，且“享于宗”，体现了对宗族的认同和维护。
斯维至先生已引《诗·大雅·公刘》“君之宗之”解释。
《尔雅·释亲》：
“父之党为宗族。
”《礼记·内则》：
“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妇。
”郑玄注：
“祗，敬也。
宗，大宗。
”《白虎通·宗族》谓：
“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
所以长和睦也。
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
”金文中类似的材料还有，如虘钟（88—91号）：
“虘作宝钟，用追孝于己伯，用享大宗，用乐好宾，虘眔蔡姬永宝，用邵大宗。
”又如，作厥方尊（5993）：
“······作厥穆穆文祖考宝尊彝，其用夙夜享于厥大宗，其用介永福万年，子孙。
”
五年簋和六年簋中，又称召伯虎“伯氏”。
《白虎通·姓名》谓“適长称伯”。
《诗·小雅·何人斯》以伯氏、仲氏喻兄弟，但铭文中的伯氏，可能不只是指兄弟含义上的，因为不仅琱生称召伯虎为伯氏，召伯虎的母亲君氏也称其伯氏。
这里的伯氏，还是一种敬称。
文献中的“伯氏”与此用意接近或相同的，如《国语·晋语》里面，晋狐突字伯行，太子申生等人称其伯氏。
又如《左传》宣公十五年，晋景公称荀林父为伯氏，荀林父的字中也有“伯”字。
其他金文中，伯氏（？
）鼎（2443—2447）、
簋（4099）、长甶盉（9455）、汤叔盘（10155）、伯大祝追鼎（《新收汇编》1455）等也有“伯氏”，其含义有所区别，应视具体的语境。
不
簋（4328）和不
簋盖（4329）中的“伯氏”也应是敬称。
最近发表的西周中期南姞簋，铭文作“南姞肇作厥皇辟伯氏宝
彝······”（陈全方、陈馨《新见商周青铜器瑰宝》，《收藏》2006年第4期）。
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器是南姞为其亡夫所作祭器，南姞称其夫为“皇辟伯氏”。
据此，“伯氏”也可以称逝去的人。
此外，何尊（6014）中，成王称何的先父“？
公”为“公氏”，也是敬称。
关于妇氏、召姜
对照五年琱生簋和大口尊，知道妇氏即召姜。
王玉哲先生已指出，妇氏传达君氏的话，“余老止”云云，表明妇氏不会是君氏的同辈。
还有一点，如果妇氏是召伯虎的母亲辈，琱生不应称其“妇氏”或者“召姜”。
妇氏的称谓，近似于《春秋》成公十四年经传称鲁成公夫人“妇姜氏”。
《尔雅·释亲》“子之妻为妇”。
僖公二十五年《春秋》经：
“宋荡伯姬来逆妇。
”《公羊传》谓“其称妇何？
有姑之辞也”，《穀梁传》谓“其曰妇何也？
缘姑言之之辞也。
”《左传》襄公二年：
“妇，养姑者也”，即用此义。
《春秋》经宣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公即位······公子遂如齐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公羊传》谓：
“其称妇何？
有姑之辞也。
”何休注：
“据桓公夫人至（按，事在桓公三年），不称妇。
有姑当以妇礼至，无姑当以夫人礼至，故分别言之。
”徐彦疏传文“有姑之辞也”：
“隐二年《传》云‘在涂称妇’，与此违者，兼二义也。
言在涂见夫而服从夫，故谓之妇；至国对姑而服从姑，是以亦谓之妇矣。
”说明妇的称谓有对夫和对姑两个方面。
清人鍾文烝更明言，妇有夫妇之妇、姑妇之妇两种含义。
李学勤先生曾分析甲骨文、金文等材料中的“妇”，认为“妇”是亲属称谓，其本义是子妇，与“姑”对称，引申义是妻子。
。
还可以举出取子妇含义的“妇”的例子。
如《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早卒，其母对公父文伯的妻妾有所告诫，称“二三妇”。
取夫妇之妇含义的，金文中再略举几例。
成伯孙父鬲（680），“成伯孙父作
嬴尊鬲”；内（芮）公鬲（743），“内（芮）公作铸京仲氏妇叔姬媵鬲”；义伯簋（3619），“义伯作
妇陆姞”；召乐父匜（10216），“召乐父作妇（？
）妃宝匜······”；
孟姜匜（10240），“王妇
孟姜”；
君鼎（2502）和
君盉（9434），“
君妇媿霝”；邛君妇龢壶（9639），“邛君妇龢”。
“
君妇媿霝”、“邛君妇龢”也许如《诗·小雅·楚茨》中的“君妇”（见下）。
《诗•大雅•思齐》：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京室之妇。
”周姜（即太姜）为大任之姑，所以诗中相应称大任为妇。
对丧夫之妇，即寡妇、嫠妇、嫠，据《左传》，好象没有直接称“妇”的例子。
据铭文，召伯虎的父亲已故（称考），而召姜却可以被称为妇氏，这也表明她不会是召伯虎的母亲。
琱生诸器铭文中的妇氏之妇，同时有夫妇之妇（对应召伯虎）、姑妇之妇（对应君氏）两种含义，如果细究，从琱生的角度，似侧重前者，所以敬称妇氏。
妇氏与伯氏相对应。
召姜的称谓，铭文中是与召伯虎对应的。
金文中还有类似例子，如胡叔胡姬簋（4062—4067）的胡叔、胡姬，虢仲鬲（708）的虢仲、虢妃。
召伯虎为宗君，则召姜应即宗妇。
如果是宗妇，则也被称作女君，不论其姑是否在世。
如《左传》文公四年称鲁文公所娶夫人（即出姜，又称哀姜）为“君”、“主”。
杜预注，“君，小君也”、“主，内主也”。
其时，鲁庄公夫人成风（鲁僖公之母、文公祖母辈）、鲁僖公夫人声姜（文公之母）都还在世。
女君又可称为“主”。
《国语·鲁语下》季康子当面称公父文伯之母敬姜为“主”（敬姜为季康子祖母辈），公父文伯也称其母敬姜为“主”。
韦昭注：
“大夫称主，妻亦如之。
”女君的称谓，下面讨论“君氏”的时候还要提及。
《诗·小雅·楚茨》有“君妇莫莫”，郑笺：
“凡適妻称君妇，事舅姑之称也。
”孔颖达解释为《仪礼·特牲馈食礼》的“主妇”。
刘桓先生以为铭文中的妇氏的身份即相当于此“君妇”。
关于君氏
孙诒让已引隐公三年《春秋》经及《左传》以“君氏”为鲁隐公之母声子的记载，指出铭文与左氏义合。
君可以指女性，还可以举一些文献及金文材料为例说明。
作册
卣（5407）：
“唯十又九年，王在
。
王姜令作册
安夷伯。
夷伯宾
贝布。
扬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宝尊彝。
”作册
尊（5989）：
“在
。
君令余作册
安夷伯。
夷伯宾，用贝布。
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宝······”郭沫若等已指出为同时同人之器，尊铭中的君就是卣铭中的王姜，君指女君。
蜹鼎（2765）：
“唯三月初吉，蜹来遘于妊氏。
妊氏令蜹事保厥家。
因付厥祖仆二家。
蜹拜稽首，曰，休朕皇君弗忘厥宝臣。
对扬，用作宝尊。
”蔡运章先生引郭沫若、陈梦家意见，认为铭文中的“皇君”是对“妊氏”的尊称，指女性。
《仪礼·丧服》经有“女君”、“君母”，指嫡妻，也见于《礼记·丧服小记》。
《仪礼•丧服》传又称“小君”，谓“君之母、妻，则小君也”。
《礼记》的《曲礼下》和《杂记上》谓诸侯之夫人可称为“寡小君”。
《礼记》的《杂记下》及《丧大记》又有“君夫人”之称。
据《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
夫人自称曰小童。
邦人称之曰君夫人。
称诸异邦曰寡小君。
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
在《春秋》经中，鲁桓公夫人文姜（庄公二十二年）、鲁庄公夫人哀姜（僖公二年）、鲁庄公夫人成风（文公五年）、鲁僖公夫人声姜（文公十七年）、鲁文公夫人敬嬴（宣公八年）等都被称为“小君”。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宋合左师向戍称宋平公夫人“君夫人”。
哀公二年，卫公子郢（子南）称其父灵公的夫人“君夫人”。
哀公十六年，卫庄公蒯聩称其父卫灵公为“君父”，称灵公夫人南子为“君母”；也称“少君”（定公十六年）。
《左传》文公十六年，宋昭公称其祖母宋襄夫人王姬为“君祖母”。
《春秋》经传僖公元年又称鲁庄公夫人哀姜为“夫人氏”，各家对此说法不一。
杨伯峻先生指出，当与前述之“君氏”以及《诗·邶风·凯风》之“母氏”相类。
《左传》宣公二年，晋赵盾称其嫡母赵姬（赵衰的夫人）为“君姬氏”。
《左传》僖公十五年有“贾君”，曾为晋献公太子申生妃。
金文中，也有“君夫人”等类似称谓，如君夫人鼎（2106）、宋君夫人鼎盖（2358）等。
琱生诸器中的“君氏”，就相当于上述“君氏”、“君母”、“君祖母”、“君夫人”、“夫人氏”、“母氏”、“君某（姬）氏”等称谓，只是因身份及具体场合而略有变化。
据上述材料，将琱生诸器中的“君氏”理解为女性的尊称是合理的。
在五年簋铭中，君氏通过妇氏传达其意见，提出对仆庸土田的处理方案。
琱生以大章（璋）馈献，表明君氏的地位很高。
其曰“余老止”，可见君氏此时年事已高。
召伯虎表示，“余既讯，
（侯）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乱，余或至（致）我考我母令（命）”。
这段话，是针对前面妇氏所传的“君氏令（命）”。
从其称呼看，其时他的父亲已不在世（称考），而其母尚在。
在五年大口尊铭中，君氏再次通过召姜（妇氏）传达意见，再次表示“余老止”，并明确了对仆庸土田的处理决定。
琱生再次以大璋馈献。
到了六年簋铭，有关仆庸土田诸事宜得到妥善处理，召伯虎表示，“余告庆······有祗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命）”。
这段话，是针对五年大口尊铭中妇氏所传的“君氏令（命）”。
由此可以知道，召伯虎称举的“我母”或“幽姜”，就是君氏。
之所以前称“我母”，后称谥“幽姜”，表明君氏在五年簋铭和五年大口尊铭中还在世，但到了六年簋铭，已故去，这与其屡称“余老止”也是相合的。
以君氏为召伯虎之母的看法，与前面分析君氏为尊称的意见也吻合。
而且，妇氏在六年簋中不再出现，也暗示她没有了再次传达君氏意见的使命，因此不必再参与，这与君氏已卒的推论也符合。
《尔雅·释亲》曰：
“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
姑舅在则曰君舅、君姑。
没则曰先舅、先姑。
”《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公父穆伯之妻）称其先舅季悼子为“先子”，称其先姑为“先姑”。
金文中，胡叔胡姬簋（4062—4067，其中4065—4067器铭不同），“胡叔胡姬作伯媿媵簋，用享孝于其姑公”。
晋姜鼎（2826），晋文侯夫人晋姜自述，“余唯司（嗣）朕先姑，君晋邦”。
在琱生诸器铭文中，妇姜称其姑“君氏”，也因为她是在召伯虎、琱生，以及其他有关的召氏族人前传达其姑的意见。
如果同意铭文中的君氏为妇姜的姑，据前面对君氏的分析，结合《释亲》、《鲁语》和晋姜鼎，可以知道，五年簋和五年大口尊铭文里的君氏一定是在世的。
如果召姜传达的是其先舅、先姑的旨意，也不能称君氏。
文献中记载了妇人出面与人交接有诸多限制。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逾阈”。
《国语·鲁语下》：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从祖叔母也。
康子往焉，
门与之言，皆不逾阈。
祭悼子，康子与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绎，绎不尽饫则退。
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
”《礼记·内则》：
“男不言内，女不言外。
非祭非丧，不相授器。
”《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条也涉及对妇人与宗族之人交接、参预事务的种种规范。
王玉哲先生已指出，铭文涉及的是召氏宗族内部的事务。
《国语•鲁语下》：
“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
”因为是“家事”，所以君氏才可能通过召姜出面传达自己的意见给召伯虎和琱生。
连劭名先生的文章已引《礼记·内则》“舅没则姑老，冢妇所祭祀宾客，每事必请于姑”来解释妇氏传达君氏之命合乎礼俗。
郑玄对《内则》此句注释：
“妇虽受传，犹不敢专也。
”又，据《礼记·内则》“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姑的地位总要比妇为尊，这方面有诸多规定，又如，《仪礼•丧服》传：
“宗子之母在，则不为宗子之妻服也。
”据上引礼书，也可以合理推论琱生诸器铭文中的君氏应该是召姜之姑。
对照琱生诸器铭文与礼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召姜在琱生祭祀先祖的场合出现，代传年事已高的君氏的意见，其言行是合乎礼的。
铭文的内容印证了一些文献的记载。
关于烈祖召公
五年尊铭文中的召公、六年簋中的烈祖召公，应如学者已指出的，是召公奭。
陈梦家先生以为不一定是第一世的召公奭，似乎与史墙盘（10175）中烈祖之前还有诸高祖、师丞钟（141）里烈祖之前还有公上父等（参见师
鼎，2830）相合。
但是，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知道，烈祖一般指对后世基业有直接开拓之功的先祖，如《诗·商颂·那》，序称“祀成汤也”，篇中称汤为烈祖；《左传》哀公二年，卫国太子蒯聩（后来的卫庄公）在战前祷告，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卫康叔是卫的始封君，故称“烈祖”。
《逸周书》的《世俘》篇称“王烈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等。
史墙盘中，其祖先“青（静）幽高祖”时代在商末，其后微史烈祖受周武王之封，迁居于周，才奠立了其家族后世的基业。
师
鼎里，虢季前面还有公上父等，但据李学勤先生意见，公上父可能并不是这一家族的直系祖先，所以，师丞钟举称虢季为烈祖的第一世。
周代金文和传世文献关于“烈祖”的用法还是基本一致的。
结合一些文献的记载，有助于加深对琱生诸器铭文以及召伯虎的认识。
在前面所引述的之外，再稍举几篇。
在宗法社会里，对宗族利益的维系是重要的观念。
《诗·大雅·思齐》“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郑笺以宗族解兄弟。
《诗·小雅·常棣》，孔颖达疏“兄弟者，共父之亲。
推而广之，同姓宗族皆是也”。
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此诗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章太炎解“懿亲”即“因（姻）亲”。
《白虎通·宗族》所谓“群弟”。
《诗·唐风·杕杜》则通过描述宗族失好、离散而无助来强调宗族（兄弟）亲睦的重要。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对齐景公说：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
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
礼之善物也。
”
琱生诸器的铭文，提及召伯虎的母亲及夫人在此事中的作为，以及召伯虎对父母之命的尊重等，也有从琱生的角度对召伯虎的赞美之意。
从人物关系的交待看，琱生诸器前后三段铭文之间彼此照应。
有些人物的称谓关系在五年簋里已交待，到了后面就不再详细交待，如召伯虎的先父和母亲。
或者省称，如召伯虎省称宗君、兄。
如果没有五年簋，大口尊的人物关系就比较模糊，不能知道君氏是谁，也不能知道宗君是谁，也不容易推知召姜即召伯虎的夫人妇氏（因为召伯虎的母亲也是姜姓）。
如果没有五年簋，也不容易理解五年大口尊中琱生所说“公则明亟（殛）”中“公”的含义。
当然，五年大口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五年簋中的称谓。
如君氏所说的“我仆庸土田”对应“公仆庸土田”，君氏所指的“余”对应“公”。
关于句读。
李学勤先生在《青铜器与周原遗址》一文中，指出六年琱生簋的第一个“余告庆”为召伯虎的话，而第二个“余告庆”为琱生的话。
笔者赞同这一断句。
告庆，李学勤先生已引《左传》成公二年及哀公元年的材料加以解释。
据《左传》、《国语》及韦昭注，有告庆之礼。
召氏的仆庸土田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处理，“余宕其叁，汝宕其贰”（五年大口尊），召伯虎和琱生为此分别告庆（不是向彼此告）。
告则书。
孙诒让已指出，琱生诸器铭文，属于《周礼·司约》所谓“凡大约剂，书于宗彝”者。
反映一件事情处理的前因后果的三段文章，分铸于三件不同的器物上，第一段和第三段铸在两件形制纹饰相同的簋上，而且行款一致，五年簋104字，六年簋103字，字数基本相同。
两件簋如果不是同时制作，彼此之间也一定有参照。
而中间一段113字却铸在形制完全不同的器物上，而且是一对。
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当然，也不能排除今后还可能会有记载相关内容的其他器物的发现。
校记，写作过程中，刘源先生提供部分参考文章。
在修改过程中有机会拜读李学勤先生的大作《琱生诸器铭文联读研究》（《文物》2007年第8期）、徐义华先生大作《新出土<五年琱生尊>与琱生器铭试析》（《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
相关释文及句读主要参考李学勤先生的文章。
写成后，承李先生百忙中给予指教。
特致谢忱！
[作者王泽文，1970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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