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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读书笔记教学内容

训诂方法之

声训

摘要:

训诂学是以训诂为基础,在长期的训诂过程中积累而得的规律的一门学科。

它的主要任务是解释词义。

在解释词义的工作中,声训(因声求义)是重要的训诂方法之一,这一方法在训诂学中可以解决明通假,考方言,求语源的问题。

对训诂学的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影响。

关键字:

训诂方法声训

关于声训的解释

对于声训的解释也有不同说法,通常解释声训就是因声求义,即通过语音(“声义同源”理论)寻求或证明语义的一种训诂方法。

唐代训诂学家孔颖达的解释:

“诂者,古也。

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

训者,道也。

道物之形貌以告人也。

”(《诗经·周南·关雎》疏)。

他还综合起来给训诂下了定义:

“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训诂的两个法则:

1、用词释词(解释词的概括意思,相当于哪个词,用今语解释古语、用当时的标准语言(雅言)解释方言),2、疏通文意(解释词的具体含义、具体色彩,句子的含义,解释句、段、篇)。

  

近代学者黄侃的解释:

“诂”就是“故”,“本来”的意思(推求本义);“训”就是“顺”,“引申”的意思。

总体说就是“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

  它同因形求义的方法一样,通过语言的形式去研究容。

但是在释训词义的方法中,因形求义的训诂方法不能说明语源。

黄侃先生说的“小学徒识字形,不足以研究言语文字之根本”①就指出了形训的不足。

训诂学家在实践中发现,语音在词义的训释上起着重要作用。

因此,他们不断地探索,也常常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训释词义。

声训一直被认为是训诂学中的一种重要的训诂方法,该方法在探求语源有着重要的价值。

但是对于声训,各家一直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因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声训的定义和性质加以界定,我们这里转引严奉强《试论声训的目的和范围》中所述的有关声训的各家的不同定义。

王力《同源字典》:

声训是以同音或音近的字作为训诂.这是古人寻求语源的一种方法。

陆宗达,王宁《训诂方法论》:

用音近义通的词来作解释,以达到探求词义来源的目的叫声训。

陆润庠《<诗韵释要>序》中说:

“夫识字必由于训诂,而训诂学不外乎音韵。

”这就说明了训诂与语音的关系。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

声训,古人也叫“谐声训诂”。

它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去说明被释的词的来源,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谐)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之间的语源关系。

这种探求语源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集大成于《释名》。

张永言《训诂学简论》:

声训又称“音训”,就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字(词)义。

李建国《汉语训诂学史》,声训的方法就是采用同音或音近的字解释词义,并从声音上寻求词义间的联系。

白兆《简明训诂学》:

因声求义,旧称声训或音训,就是寻求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词义的方法。

黄建中《训诂学教程》:

音训,是因音以释义的训诂,即是通过

音(字音,词音)的联系而训释字义词义的一种方法。

周大璞《训诂学要略》:

声训就是用音同,音近,音转的字来解释词义。

这是从有训诂以来就有的一种训诂方法。

郭在贻《训诂学》:

声训,亦称音训,取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

吴孟复《训诂通论》:

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推究事务命名的由来,即所谓以同声相谐推论称名辨物之意。

因为语音中有音同义通关系的词是用同一音素来表示同一意念的,因而可用音同或音近之字为训,这种训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从词语的声音方面推求词义的来源,以音同或音近的词为训,说明其命名之所以然的训诂方法也称音训。

综上述对于声训,各家从不同角度给出了各自的定义,不一而足。

声训是一种释义与溯源的方法。

它的运用,首先表现在采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作为解释这种方式上。

早见于先秦时代的文献中,到汉代刘熙《释名》一书的出现,就有了从语言学的观点,通过声音去探求词义的专著。

作为训诂学中的重要方法,必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

首先结合《释名》来探讨一下声训的价值。

一.由《释名》看声训的价值

1.《释名》的价值

关于《释名》的作者,史书有两种说法,一说认为是刘珍撰《释名》三十篇(《后汉书·文苑传》)另一说认为是汉末训诂学家刘熙所作,我们这里不是要讨论《释名》的作者问题,所以我们只采用后一说法,认为《释名》系刘熙所撰③。

《释名》全书二十七篇,全部采用了以同音字或近音字来解释词义的声训法。

声训法的大量运用,是为了以此来探求字义的语源。

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都有过对语源的探讨,在中国古代,先秦时已经可以见到声训的例子: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论语·颜渊)

   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孟子·滕文公上)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庄子·齐物论)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礼记·中庸)④

两汉则是声训发展的极盛时。

.但当时的声训有这很强的政治色彩,而董仲舒则把声训上升到名实关系,天人关系的理论高度。

又由于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都进行声训,所以当时的声训较为普遍。

经过几百年的创造和积累,到了东汉末年,声训材料已相当齐备,已经具备了产生一部总结性声训著作的条件,所以《释名》便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

然而,这部著作不只是声训资料的汇编,它既有总结,又有所开创,完全可以说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语源学性质的专著.正如申小龙所说,《释名》毕竟开启了汉语语源学之源头。

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与保留了古音古训,更在于通过它以严密的条例贯彻声训,丰富和发展声训,人们对声训之于语源探求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认识,对于以音义关系会通词语有了深刻的启发。

2.声训的影响

声训在《释名》中得到了系统的贯彻,对深入探讨语源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影响。

刘熙在《释名》中大量的运用声训目的就是探求词的语源,从语源学的角度探讨音义关系。

虽然先秦以来用音同音近的字来释义的声训的方法已被采用,但是在数量上却无法与《释名》中的数量相比.过去只是偶尔使用声训的方法,散见于各家著述中,而《释名》则完全采用声训,系统地推求词的语源。

另外,《释名》是完全从声音上探寻语源,有着朴素的语言学思想,而在它之前的声训的使用,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或是为了宣扬儒家思想。

因此,当声训被大量而系统地运用于探求词的语源的时候,便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当中产生了一个相当地影响。

正是由于这一影响才有了后世的“右文说”,对“因声求义”也有很大的启发。

宋人王子韶在王安石《字说》的基础上,改王安石以意会字形的方法为以同源之意会字形之声符的“右文”说。

较之以往的以声符系源的“个案”分析,“右文”说提出了一种通例。

它将王安石的“会意”区分为“类”与“义”,认为:

“古之字书,皆从左文。

凡字,其类在左,其意在右。

如木类,其左皆从木。

所谓‘右文’者,如‘戋’,小也。

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

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声训作为一种训诂方法,对探求语源,“右文”说以及“因声求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王念孙就古音求古义,不拘泥于形体的治学方法,同样受到声训的影响。

所以声训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在训诂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此外,在同源词研究中,声训又有着重要的价值。

3.  对声训的理论思考

声训在汉语训诂学体系当中,是作为一种训诂方法而存在的,它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去说明被解释的词的来源,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谐)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语之间的语源关系。

⑦显然,声训,特别是《释名》完全是通过词的声音形式来探讨语源,探讨音义关系的。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讲,一般认为语言中的词是有理据的,只是由于大多数的理据已经被历史所湮没,无从考证,所以研究起来十分困难。

而声训特别是《释名》则主要从声音角度对词的语源加以探寻。

然而,词的理据是十分复杂的,声训本身有有较大的主观性,所以只是片面的从声音上来探寻词的语源势必会导致牵强附会和穿凿之处较多的毛病。

这一点在关于《释名》的研究和评介中已多有述及,至于该如何正确的评价和对待《释名》,这里不打算详细讨论。

语言中,除了少数摹声词以外,似乎看不出其他的词语有何理据可言,但语源学认为词都是有理据的,只是由于多被历史所湮没才无从研究,但已有相当数量的单纯词的理据被探究出来,其中有的就来自于训诂学中对声训的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声训在语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当然,声训本身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因为用声训的方法来解释词义,探求词的语源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这样的例子是很容易举出来的。

例如:

“霸”就有五种声训:

《白虎通义·号》:

“霸者,伯也。

”  

      《白虎通义·号》:

“霸犹迫也。

”        

       《风俗通义·皇霸》:

“霸者,把也,駮(驳)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纠率同盟也。

伯者,白也,言其咸建五长,功实明白。

”      

另外,词的音义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能完全从声音上来探求词的音义关系。

当然,声训的运用和影响,无疑对语源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解析声训

一.声训性质及发展源流

关于声训的性质,历来存在争议。

各家的观点大致可以归为几种:

一种是推源说。

即以音同或音近的词为训,说明事物命名之所以然的训诂方式,进而求语词音义的来源,阐明其命名之所以然者。

如《说文》:

“天,颠也。

”’《释名》:

“天,显也。

”“天,坦也。

”另一种是解释词义说。

即用音同、音近的词解释字义或词义。

如《说文》“衣,依也。

”“侨,高也。

”“恺,康也。

”我国的训诂学向来重视这种训诂方法。

还有一种是兼有上述两种的观点,可谓释义兼推源说。

不管学者们对声训的意见如何分歧,从以上的观点可以找出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声训必须以语音为本,探讨的是语言中的音义关系问题。

离开了语音,就无所谓声训。

声训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先秦、汉、唐、宋、清五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声训一法起源甚早,先秦时期就已萌芽。

周、秦时代为声训产生与初步发展的阶段,其时声训材料散见于诸子论著之中。

如《孟子.滕文公上》:

“痒者养也,校者教也”。

到两汉、魏晋发展大盛,产生了声训专著,以刘熙的《释名》为代表,声训得到全面的推广。

在晋代出现了声旁兼表字义的学说,晋初杨泉《物理论》已有“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紧,在人曰贤”的说法,说明当时已经意识到形声字的声符可以兼表字义的原理。

这一时期声训研究成为一门相对较独立的学问,解决了很多词语训释的难题;唐以后声训渐微;发展到宋朝,有学者进一步把声旁兼表字义说深化,如王圣美提出了“右文说”,一组同声符的形声字皆受义于共同的声符,又因为声符多数位于字的右边,因此称这种学说为“右文说”,“如戋,小也。

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贝之小者曰贱。

如斯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对后世的学者影响深远;清代是我国小学的大兴时期,这一时期的段玉裁、王念孙等人提倡以音求义的训话方法。

学者们对于声训的研究特别强调“训诂之旨,本于声音。

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

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

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王念孙《广雅疏证序》)”,强调语音的重要作用,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晚近章炳麟、黄侃等先生又把训诂学进一步提高“语言学”的理论上来。

他们把“文字”“声音”“训诂”结合起来,组织成有体系的“语源学”。

可以说声训的这一训诂方法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二.声训的理论依据和体例

声训的理论依据是“声近义通”,如《论语•颜渊》:

“政者,正也。

”《礼记·中庸》:

“仁者,人也。

”《说文》“户,护也”,“古,故也”。

那么“声近义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这个依据就是清代学者在音义关系依存性特点基础上提出的“声义同源”。

在语言产生之初,用什么声音表示什么意思,是没有必然性的,事物的名称都是约定俗成的。

但一经“约定俗成”,语音与语义之间已有严格的规定性,相互依存,不可分离,共处于语言这个实体之中。

王力指出:

“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个词演变为几个词的时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

”也就是说,词与词之间,义项与义项之间有着内在的系统性,抓住语音这一线索,就可能探求出词的本义、引申义的由来。

这是因为,人们在创造新词新义时,往往用音同或音近的语音形式来表示一组关系紧密、特点相似的新概念。

例如,”“桥”“骄”和“乔”,其意义分别是“架高的通道”,“马高六尺”,和“高而曲也”,这是一组同源词。

前两个字都是以“乔”为声旁构成的,而且“乔”的意义正是这三个词共同的语义特征。

人们就利用两种符号之间存在意义上的某种等价关系,使其发生读音上的借助,最终形成音同或音近的格局。

这种借助关系所形成的词并不与音义联系的任意性相冲突,因为任意性着眼于孤立的语言符号;而前者则从两个语言符号的意义之间关系入手。

声训要求用来解释的词与被解释的词或音同,或音近,或音转。

因此声训的条例大概也有三种。

一种是以同音字相训。

所谓音同,是指解释的词和被解释的词两者声母和韵母都相同。

如《诗•豳风•七月》:

“万寿无疆”。

《毛传》“疆,竟也。

”疆、竟同属见母、阳韵。

《小雅•六月》:

“似续妣祖”,《毛传》:

“似,嗣也。

”似,嗣同属邪母、之韵。

一种是以音近字相训。

所谓音近,是指声母不同,韵母相同。

如《礼记•檀弓》“葬者藏也。

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

”葬、藏同属阳韵,声母略不同,葬属精母,藏属从母。

还有一种是以音转相训。

所谓音转,是指声母相同,主要元音相同的字。

如《诗•鄘风•定之方中》:

“我车既攻,我马既同。

”《毛传》:

“攻,坚也。

”攻、坚同属见母。

攻,东韵。

坚,真韵。

音转又有对转、旁转之分。

以《毛传》为例,对转的如:

《曹风•下泉》苞训本(阴阳对转),《陈风•墓门》斯训析(阴入对转),《鄘风•定之方中》零训落(阳入对转)。

旁转的如:

《豳风•七月》烝训众(蒸东旁转);《车攻》攻训坚(东元旁转);《楚茨》抽训除(幽鱼旁转)。

三.声训的作用及局限

声训可以弥补形训、义训的不足,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具体来说,这种方法有以下几种用途:

第一.探寻词语的来源。

最突出的例子是刘熙的《释名》,他认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

”因此他写《释名》就是探求事物之所以命名的原因,也就是推求语源。

如《释名》:

“暑,煮也,热如煮物也。

”“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

”“帐,张也,张施于床上也。

”另外大量的著作中保存的声训材料也可以证明声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探求语源,如:

《公羊传·庄公十九》“娣者何?

弟也。

”《孟子·滕文公上》:

“彻者,彻也。

何九盈指出,声训“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谐)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之间的语源关系”。

因此,声训的目的之一就是以声音为线索来推求语源。

东汉刘熙认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

他撰《释名》也就是要推求语源,把事物之所以命名告诉人们。

被很多人认为是形书的《说文》,据别人统计,声训则占十之七八,有很多是用于推求语源的。

如,“韭,菜名,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粟之为言续也。

第二.说明通假,寻求本字

王引之引其父王念孙说:

“训诂之旨,存乎声音。

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

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

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屈为病矣。

”用声训的方法说明通假,读者容易理解。

注释中说明通假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用借字释本字。

如《管子·轻重丁》:

“今齐西之粟,釜百泉。

”注:

“泉,钱也。

”“泉”是本字,“钱”是借字。

二.是用本字释借字。

《诗•周南•汝坟》: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毛传:

“调,朝也。

”“朝”是本字,“调”是借字。

三.是用本字的意义释借字。

如《诗.邶风.柏舟》: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毛传训“隐,痛也。

”按《说文》:

“殷,痛也。

”毛传训“隐”为痛,即以“隐”为“殷”的借字,故用“殷”的意义来解释“隐”字。

第三.保存古音的历史面貌。

声训萌芽于先秦时期,盛于两汉,《释名》一书几乎全用这种方法。

它们反映了上古语音,利用它来考察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定会收获颇丰。

罗长培、周祖谟以《释名》的声训资料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五种声训方式,从而确定出许多字在刘熙时代韵部的归类,帮助了解古声母,认清一些阴阳对转的关系。

当然,前人的声训法也存在一些缺点,举起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一.用声训方法释词,往往不能准确反映词的本质属性。

因为事物的名称和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

王力甚至说:

“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是不存在的。

二.曲解“音近义通”,扩大声训范围。

黄侃说:

“同音者虽有同义,而不可以言凡。

”汉语中存在大量异音同义词和同音异义词,而音近义通是以同根词为前提的,只有同根词,才能出现音近义通的现象。

否则,即使同音,也不能是音近义通。

三.以音求义,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出现一些不科学的臆说。

例如,“雨,羽也。

如羽动则散也。

”“雨”与“羽”其实没甚关系,只是音同而已,便把羽毛飞散与下雨这两种情形联系起来,说“雨,羽也。

”这种解释难免穿凿附会。

第四.说明字的通转

“转语”是指因时间、地域不同或者其他原因而音有转变的语词。

最早进行转语的研究工作的是杨雄的《方言》。

转语是同一个词,因此不同的语音形式之间必定有一定的联系,有的是双声,有的是叠韵等,因此我们可以以声音为线索来探求字的通转。

声训是重要的训诂方法,为后代的词源学、语源学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它的作用和历史地位不可小觑。

同时,在运用声训进行训诂时,也要注重文献的考证,将声训与形训、义训相结合。

声训应该注意的问题

一.要运用古音研究成果,“古音”指韵书产生以前先秦两汉的语音,即上古音。

主要体现在声,韵两方面。

音韵学知识是训诂学不可缺少的工具。

学习训诂学应该了解音韵学的基础知识。

利用声训一定要注意字词的因必须相近或相同,且以先秦古音为依据,这是因为转语,通语,通假,同源,绝大多数是上古时期就形成了的。

其次,对于语音相近的字要注意语音转换的条件,不能不顾条件的运用通转直说。

二.要确定文字通假,方言,沟通,字词同源,有古代文献作根据。

明古音,也必须注重证据,切勿主观滥用。

语音方面注意谐声,直音(读为,读若,读曰)异文,声训材料;语义方面,要有确凿的文献作为佐证。

 

参考文献:

①《黄侃论学杂著·声韵略说》。

②参见严奉强《试论声训的目的和范围》,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年10月,第143页。

③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2版,77-78页。

④上述四例转引自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2版,第73页。

⑤参见申小龙《传统词源学论纲》,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18页。

⑥参见申小龙《传统词源学论纲》,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第118-119页.1]孙雍长.训诂原理[M].北京:

语文出版社.1997.

⑦ 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2版,73页。

⑧参见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第2版,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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