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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史论文三篇
近现代史论文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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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抗战时期“贷金制度”
全面抗战时期，贷金制度在资助流亡学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不仅使经济困难的学生依靠贷金完成学业，同时也锻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增强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为抗战的胜利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学术界关于贷金制的研究大都是关于这一事件本身，而对于“贷金制度”其制度方面缺少研究，本文从贷金制的制度层面，对其制定的原因和实行的始末做一梳理，以期补充贷金制方面的研究。
一、贷金制度实行的原因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相继攻占了中国华北的大部分领土。
日本对占领地区采取了野蛮的掠夺政策，侵占学校和学生宿舍，掠夺学校的设备、器材等物资。
许多学校被迫迁移，学生也流离失所，大多数学生逃亡到抗战的大后方——西南各省;也有一部分学生在中共抗日政策宣传影响下，来到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继续接受学习。
流亡到国统区的学生，由于失去经济来源，生活陷入困境，因而也就无法继续上学了。
这一大批流亡学生，一方面与父母失散，由于年龄相对较小，无法就业，因而没有经济来源，不但没有资金继续上学，甚至连维持自身的生计也成了问题;另一方面，无法参军到抗战的最前线。
面对数量众多的流亡学生，国民政府一时也没有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和国民政府的一筹莫展相比，共产党在争取青年学生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各根据地制定了明确的政策来安排到边区学习和工作的青年学生。
共产党的政策吸引了平津等沦陷区的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北抗日根据地，而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则是接收青年学生的主要地方。
面对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奔向中共的怀抱，国民党政府一时心急如焚。
为了争取这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为了争取民心，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接受任务通盘筹划。
然而，面对如此困境，知识分子出身的王世杰也无计可施。
国民政府考虑到陈立夫与共产党交锋多年，斗争经验比较丰富，于1938年任命陈立夫为教育部长，一方面是因为陈是蒋介石的亲信，对蒋忠心耿耿;另一方面陈立夫在制定教育政策时能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
1938年1月，陈立夫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后，对教育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贷金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贷金制，即“中等以上学校，家境贫寒或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可以向国家贷款用于维持生活和学习，将来毕业后偿还。
对师范生、保育生、青年军复学生、边疆学生、革命及抗战功勋子女、荣誉军人等则实行公费生办法。
”贷金制资助的对象主要是从沦陷区逃亡到西南大后方的学生，陈立夫认为：
“对这帮学生不但要教，还要养。
”
然而，由于战争的影响，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在持续增加，实施贷金制度又需要一大笔资金，财政上已难以拨出。
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则反对实施这个计划，他说：
“军费浩大，已难于应付，哪里来那么多钱办教育?
”但陈立夫不这样认为，他说“我认为正常教育仍应维持，为建国预储人才，但为适应军事需要，应加特殊训练以备随时征召。
”
陈立夫没有因为孔祥熙的反对而放弃贷金制度，他在解释制定贷金制度的原因时，说：
“战时的青年工作，第一件最紧急的事，便是争取青年。
此一措施具有两大意义：
（1）大凡子女之能入中学或大学者，其家庭多半为中上之家，吾人若在后方照料其子女之学业，其父兄决不为日伪所利用，甘为汉奸。
（2）奔赴自由区之学生青年，深信政府必能为之设法，若来而无人照顾，势必为共党所设之延安抗日大学等勾引，欲求补救，将不及矣。
”这就透露出了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主要目的。
为了与共产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例如，“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不但在通往抗日根据地的要塞设立战区登记处阻止学生进入根据地，还派人到豫东、豫北沦陷区招抚流亡学生。
”
于公于私，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经过陈的多方游说，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认可，因而贷金制度才得以推行下去。
二、贷金制度实行的始末
1938年1月，陈立夫在担任教育部长之后提出的贷金制度，在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后付诸实施。
在实施贷金制之前，教育部的首要任务就是安抚流亡学生，稳定人心。
陈立夫在《告全国学生书》一文中说：
“至在战时，已成年之智识份子，自更应己立立人之旨，尽启迪人民义务，以协助国家总动员计划之充分实施，诸生本其所知，从事于后方之各种服务，此亦为青年报国之一端。
”以此来鼓舞他们在困境中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938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并实施了11条的《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制定了贷金实施的具体办法：
贷金发放的对象是“凡公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其家在战区，费用来源断绝，经确切证明必须救济者”;“贷金分全额及半额两种，全额依据当地生活费用及学生实际需要定之”;贷金的评审每学期举行一次，由学校贷金委员会负责审查;贷金的偿还期限“不得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
此外，还规定了私立专科及以上学校可以根据此项政策酌情办理，具体细则由各学校自己商定。
1940年，由于日本切断了重庆大后方主要的资源补给线，再加上官僚资本家的强取豪夺和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造成物价飞涨和纸币贬值，使学生们的生活陷入困境。
为了改善学生们的生活处境，教育部及时制定了《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行办法》，规定：
“凡有关学生生活之救济费、生活费等，请财政部于每年一、七两月预发半年，各学校经费亦请预发一个月，俾各校得就所领学生贷金款项及本校经费项下腾挪一部分，于春季一二月间及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储食粮，以备青黄不接、粮价高涨时，有备无患。
”1940年1月公布的《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中提出了相应的调整贷金的补助方法，规定：
“除对膳食贷金因物价上涨而适当调高外，又增加制服贷金与特别贷金，贷金都分为全额、半额两种。
对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视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分为全补、半补两种。
”
1940年5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调整了偿还贷金的政策，公布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偿还办法》一文中规定：
“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应于毕业后三年以内分年偿还”，“每年应还之与并得分两次或三次缴纳”，“负担家庭费用过重者得暂缓偿还贷金”，“学生贷金偿还后，由教育部支配作为奖学金及贷金之用。
”此时，规定可以暂缓偿还贷金，主要是国民政府为应对统治危机而做出的相应政策调整。
1941年，教育部颁布了《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贷金暂行规则》，规定：
“战区学生膳食分甲乙两种”;“凡属战区经济来源断绝者，视其生活情形，分为甲种或乙种贷金生;甲种贷给全额，乙种除由学生自缴18元外，贷给其超过部分”;自费生补助膳食贷金，也分为甲乙两种，还规定享受贷金的学生每周应为学校服务3小时;此外，还规定“学生成绩甲等，得免偿贷金，成绩及格、操行丙等则停发贷金”。
从中可以看出，此项政策虽有鼓励学生学习的动机，但从新的贷金评审和发放条件来看，也显示出了国民政府以经济手段来控制学生的目的。
抗战进入中后期后，由于大后方物价飞涨、法币严重贬值，一方面学生经济困难，生活难以维持，更是无力偿还贷金;另一方面，由于法币的严重贬值，以今日的金额来偿还往日的贷金金额，还与不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有鉴于此，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废止贷金制度，于1943年颁布了《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
“本年新生不再适用贷金制度，另定公费生制度”，“公费生分甲、乙两种，按学科成绩评定”，贷金制度正式废止。
三、对贷金制度的评价
贷金制度从施行到废止，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对中国的教育所产生的效果却是非常显著的。
金以林先生在其《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一书中说：
“正是这种浑厚的民族情感所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加之政府推行贷金、公费制及其他一些措施，从而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
”
贷金制度是在抗战时期实行的一项救济沦陷区流亡学生的安置措施，通过该项制度使得很多流亡学生能够继续求学，“据估计每年享受这种贷金或公费的中学生即有5万人至7万人”。
不仅如此，贷金制资助的范围也比较广，“据1939年教育部关于贷金的统计，现在全国学生有70%以上是拿贷金的。
”从中受益的的学生很多，“据统计，中学和大专院校全赖国家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学生达12.8万余人”，他们之中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
此项措施在战乱的年代，不仅笼络了民心，还为抗战的胜利储备了人才资源。
此外，贷金制所带来的影响也包含一种时代精神，在抗战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依然坚持办教育的精神，激发了莘莘学子的爱国热情，激励着他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虽然，陈立夫实施贷金制度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但是，从客观方面也体现出了国民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当然，一项制度的实施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陈立夫制定贷金制度的初衷之一就是和共产党争夺青年知识分子，因而在其具体实施中就“极力推行党化教育，实行‘以党治校’体制，在教育界推行严密统制措施，不仅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和反抗，也引起当时反法西斯主要盟国美国的严厉批评”。
同时，在政策实行过程中，贪污腐败、克扣等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以至于贷金真正到达学生手中时已经很少了，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
而且，学生的膳食也非常差，据章开沅先生回忆：
“伙食谈不上营养且食不饱腹，米饭是掺杂着砂砾、稗子、米虫等杂物的‘八宝饭’，难以下咽，菜也没什么油水。
”所谓的“八宝饭”就是“因有许多泥沙、石子、稗子、稻壳混杂其间，煮熟用膳，常有霉气、又有涩味，难以下咽”，“八宝饭”是学生们的主食，“副食则‘飞机苞菜’、胡萝卜、大头菜、烂榨菜、盐水豆芽汤乃是桌上常菜，偶或增加点荤菜食品作改善，称为‘打牙祭’（川语）”。
这就是当时来自沦陷区的学生主要的伙食，可见当时学生生活的清苦，而贷金的资助也仅仅能够维持学生们的生存而已。
贷金制度资助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沦陷区生活没有保障的流亡学生，但是，随着资助范围的扩大，也有一些家境较好的学生以“穷学生”的身份冒领贷金的现象。
竺可桢在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对贷金制度做出这样的评价：
“使无家可归接济断绝之学生，仍得继续求学，立意本甚善。
但苟不严密执行，易滋流弊。
有家本小康，其父母不愿子女求贷金，而子女要求贷金者;亦有学生本人本可自给不愿求贷金，而其同学为之冒名代求者。
凡此皆无非欲占公家一份便宜，但即此一念，若不防微杜渐，任其推而广之，即足以养成无数之贪官污吏。
”竺可桢认为这种现象影响非常恶劣，若不制止，恐怕这些人进入社会中也会成为新的“贪官污吏”。
冒领贷金在各个学校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顾颉刚在其任教的学校就亲眼目睹：
“富家子弟往往亦乘机请求，本人于某大学授课时，曾目击不少衣饰华丽之青年男女纷向校长诉苦，本人对于此种行为，实生反感，彼等今日既可诓取公费，来日岂非贪官污吏。
”顾颉刚先生的看法和竺可桢先生的看法如此一致，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都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四、结语
贷金制度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抗战时期流亡到大后方的学生继续学业的问题。
这一制度的提出不仅为这一批流亡学生继续求学提供了保障，而且对稳定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以及提高国民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担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提出贷金制度这一方案，既有其政治目的，也有资助流亡学生继续学业，保障社会稳定的因素。
贷金制度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贷金资助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战区的流亡学生，他们一般都没有经济来源，凭借这一点微薄的贷金来完成他们的学业。
但是，学校提供给学生的膳食，如“八宝饭”等比较差的食物，不仅没有油水还难以下咽，再加上，“由于米价的腾贵，校方的贪污尅扣，也就不能不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了。
国民党政府更利用这种贷金和公费制度，妄图把大批不得不吃贷金和公费的学生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不断地加强封建法西斯训练，并明文规定凡享用公费的学生‘教育部于必要时得指定其服务’”。
不仅如此，陈立夫还大力灌输其“党化教育”，企图加强对学生的控制。
此外，还存在着家境富裕的学生冒领贷金的现象。
虽然贷金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的积极影响。
“战前中国的高等学府集中于大城市，每位大学生每年需花费数百元，不是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及高级知识分子等富有家庭的子弟一般是无缘进大学校门的，当时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贵族化教育，陈立夫创设的贷金制和公费制，保证了一些家境清贫的学生，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依靠政府的贷金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打破了战前高等教育贵族化的倾向，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同时，通过接受贷金而继续学业的学生，由于物价的飞涨、纸币的严重贬值等原因，原先申请的贷金到毕业时，以当时的金额去还过去的贷金，可以说是等于不用还了。
这样一来，相对减轻了学生们的负担。
他们的毕业证书背后也只是“盖了蓝色的几排字，为‘该生在学期间共领取贷金若干元’。
但并未说明如何归还。
这也许是告诉学生知道国家养育之意，加重一点责任感而已。
”
贷金制度在抗战时期对中国的教育贡献非常大，一方面它保障了流亡学生能够继续上学，促进了中国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还为抗战的胜利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在国难当头的时期，国民政府还能坚持办教育（无论出于哪种动机），起到了鼓舞民心的作用，而且这种精神增强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鼓舞着他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此外，贷金制度打破了以往教育的“贵族化”倾向，促进了教育向公平的方向发展。
贷金制度在中国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和不足，但也不影响其对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受益于贷金制度而完成学业的大陆学者因此而对陈立夫心怀感激，陈立夫也因此自夸的说：
“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着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陈立夫创设的贷金制度，对抗战的胜利、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简析载沣军事集权论略
醇亲王载沣是清朝最后三年的实际统治者。
载沣虽然在其摄政期间努力加强对中央及地方军权的控制，形成了形式上的军事集权，但是并没有真正掌控军权。
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对军权控制不力的载沣无法应对当前复杂的局面，不得以向袁世凯妥协，交出清廷的全部权力，军事集权最终失败。
本文通过分析载沣军事集权的动因及晚清时局,论述其军事集权失败的原因。
一、载沣军事集权的动因
1.巩固皇权，挽救大清
1908年末，光绪皇帝和实际掌控大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去世，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
鉴于新皇帝年幼,实际掌权的是其父亲醇亲王载沣。
摄政后的载沣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一是皇权被削弱，二是内忧外患、危机重重。
咸同以来长期形成的外重内轻的局面到了载沣摄政之前达到了顶峰，皇权被严重削弱。
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袁世凯，甚至可以左右大清的朝政。
新任的监国摄政王载沣深为忧虑，尤其是对袁世凯与奕劻的相互勾结非常担心。
载沣的弟弟载涛回忆说，他对袁世凯的担心有三点：
一是袁世凯处于军机大臣的要位;二是袁世凯通过向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行贿，并结成同盟;三是京城附近的陆军将领和几个省的督抚都是袁世凯提拔的，可能与袁有秘密勾结。
以上三点让载沣非常担心，有一种“大权旁落,徒拥虚名”的危机感。
这种局面是载沣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加强军事集权，将地方军权收归中央，掌握在以自已为首的满清贵族手中成为载沣摄政后的首要目标。
2.使德之行，迷信军权
在清廷与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期间，德国要求载沣作为专使代表清政府到德国谢罪。
德国之行让年轻的载沣大开眼界，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德国皇室的威势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向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亨利亲王取经。
亨利认为德国的策略是皇室一定要掌控军队，且“皇族子弟要当军官”。
据曾经做过清朝禁卫军秘书处长的恽宝惠回忆，载沣看到德国皇族成员很小的时候就要求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促进了国家的强大，他很想效法德国做法。
德国之行让载沣领悟到军权的重要性，坚定了他军事集权的决心，甚至对军权过分迷信。
当时张之洞对载沣设立军谘处进行军事集权、在军中安插满洲亲贵的做法提出异议，提醒载沣军事集权可能激化各方面矛盾，造成严重后果。
但迷信武力的载沣不为所动，认为只要“有兵在”就不怕。
3.晚清中央军事集权的延续
清廷的中央军事集权在载沣摄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甲午战争失败前的十几年，清廷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及北洋水师来维护京师安全。
甲午之战中，淮军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廷需要新的军事力量来维护京师的安全，同时也给确立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创造了机会，清廷以此为契机，着手增强中央军事实力。
1894年11月，清廷在中央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督办军务处，由荣禄来主持，目的是编练中央控制下的新军以取代地方勇营，力图削减地方督抚的军事大权，增强中央直接控制的军事实力，逐步改变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外重内轻的格局。
后来将中央直接控制下的北洋各军编为武卫军，其中袁世凯的新建陆军被编为武卫右军。
但是，武卫军却在庚子之役与八国联军作战中损失惨重,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因为在山东没有参战得以幸存,其他四军在与八国联军作战中几乎损失殆尽。
庚子之役后，清廷盯上了驻防江苏的自强军。
自强军仿照德国营制，采用近代化的装备，是当时中国最强的军队之一，由曾经任过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编练，后来张之洞虽调往他处，这支军队还驻防在江苏。
1901年，清廷将江南自强军调往山东交由山东巡抚袁世凯训练。
这样，清廷不动声色地夺取张之洞经营多年自强军。
后袁世凯调任直隶总督，当时中国最强的两支军队自强军与武卫右军承担了拱卫京师的重任。
自从清廷命袁世凯编练新军后,袁氏的军事实力迅速得到增强,尤其是北洋六镇练成后，无论是训练还是装备都远远强于其他各省新军，更何况从数量上看，其他省份最多也就是一镇一协，而北洋则是六镇，是其他各省无法以比拟的。
袁世凯军事实力的增强，引起了满洲亲贵们的不满和担心，他们对袁植私党于新军非常担心,怀疑袁有异志。
可以说,清廷非常重视中央军事集权，袁世凯军事集团的崛起对清廷的统治已经构成威胁，这在部分满洲亲贵中已经形成共识。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并练兵处于陆军部，以铁良为尚书,划北洋之一、三、五、六镇归陆军部，以凤山为督练大臣”。
袁世凯的军权被严重削弱。
二、载沣军事集权的措施
1.排除异己，削减地方督抚军权
载沣监国摄政后，影响其军事集权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袁世凯。
以载沣、载涛、毓朗为首的亲贵集团对袁世凯非常担心和害怕，因为驻扎在北京附近的北洋各镇陆军除第一镇外，其他各镇都是由袁世凯训练的。
亲贵们认为，现在慈禧太后不在了，已经没有人能够钳制住袁世凯了，如果让袁世凯继续留在北京，则对大清王朝后患无穷，所以他们迫不及待“首谋去袁”，但又不敢直接杀掉袁世凯，只能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由将其去职赶出京城。
袁世凯被去职赶出京城后，载沣又将亲贵中任陆军部尚书的铁良排挤出京城，到南京任江宁将军。
铁良在满洲亲贵中能力较强，对于练兵“既有经验，亦有办法”，因为受到奕劻的提拔和信赖，为新贵们所不容。
众所周知，奕劻早为袁世凯所收买，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后，执掌兵权的就是奕劻信赖的陆军部尚书铁良了。
亲贵们认为要扳倒奕劻先要扳倒铁良。
铁良被迫“托病”离开陆军部尚书位置，他们仍不放心，担心铁良在京城与陆军各镇军官暗中联络，“亦无异于亦劻潜势力存在”，载沣就让铁良到江宁任将军。
载沣一方面在中央排挤袁世凯、铁良，另一方面又着手削减地方督抚的兵权。
载沣摄政前，总督、巡抚都拥有一定的军事指挥权，可以调动部分军队，载沣摄政后削夺了他们的军权，如果地方督抚想调动指挥军队事先“须先电达军谘府”。
载沣的做法引起了地方督抚的不满，陈夔龙、瑞澂上奏想争回这个权力，但是载沣强硬地回绝了他们。
2.安插亲信，培植军事势力
载沣监国摄政后，加强军事集权的第二个措施就是安插亲信，培植军事实力。
首先，他先让一个兄弟载涛掌握禁卫军，另一兄弟载洵掌控海军;其次，把军谘处从陆军部独立出来，后改为军谘府，地位得到提高，相当于“总参谋部”，任命载涛为军谘大臣，所有的军务由军谘府掌控。
袁世凯下野后，鉴于他在军中强大的潜力和影响力，载沣也在努力培植自己的势力，削除袁世凯在北洋军的影响力。
载沣采取的措施是拉拢一些留学生“以代替袁势力”。
他让留德的荫昌为陆军部尚书，留日士官生良弼为禁卫军协统，并将留日的士官生吴禄贞安插在北洋军中，命他为第六镇镇统制。
另外，载沣加紧编练新军，以期早日实现三十六镇的目标“用以抑制袁世凯的潜势力”。
载沣的军事集权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出现“中央军权，握于亲贵”及“北洋将帅郁郁不得志”的局面。
三、载沣军事集权失败的原因正当载沣进行军事集权时，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很快控制了武汉三镇。
革命烽火迅速燎原，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面对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清廷调动军队镇压革命起义时却发现，精锐的北洋六镇根本不执行清廷的命令。
载沣在无奈之下不得已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据此不断向清廷索要权力。
面对如此困境,清廷只得满足袁世凯的要求，向他交出了全部军事大权，载沣军事集权彻底失败。
载沣军事集权的失败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1.北洋军主力仍然掌控在袁世凯手里
1908年12月，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
袁世凯似乎远离了政治中心，但是他在北洋军中的影响力根深蒂固，旧部仍然布满各地,北洋各镇统制仍是他提拔之人。
相对于大清朝来说，这些人心目中只有袁世凯。
袁世凯虽然被迫去职，但是他们还是希望他早日东山再起。
袁自回到彰德，至再出督师，为时将近三载，他的潜势力依然存在。
他重执朝权,仍是得力于北洋六镇。
载沣虽然想在北洋军中插入自己的人，试图掌控北洋六镇，但留给他的时间太短，还没有完全掌握北洋军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为了镇压革命，清廷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的两个镇前往湖北镇压起义。
荫昌与冯国璋途经河南时，到彰德看望袁世凯，向他征求意见。
袁暗示老部下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
冯国璋心领神会，遵命而行。
于是北洋军虽南下，却行动迟缓，徘徊不前。
而身为总司令的荫昌根本指挥不动这支军队，镇压起义成了空谈。
此时的荫昌明白问题的症结，“知袁不出，则将士不用命”,只得“奏请以袁督师”。
为了镇压南方革命党起义，载沣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交出大清王朝的全部军权。
袁世凯执掌大清王朝的军权后，迅速将载沣排挤出大清王朝政权之外。
从此之后，载沣失去了对大清军权的掌控。
2.各省编练新军被革命党渗透，成为辛亥革命的主力
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0年庚子之役的惨败使清廷认识到八旗军、绿营兵及湘淮军无力维护其统治，下定决心仿照西方列强编练新军。
近代化的新式军队不同于以往的旧军队，它要求新军军官具备一定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和军事常识。
晚清大批知识分子抱着救亡图强的志向，纷纷出国留学。
近邻日本成为许多留学生的首选地，许多人进入日本的军校，学习近代化的军事知识。
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成为各省督抚的招募对象，许多人成为新军中的骨干，载沣摄政期间为削弱袁世凯的军事实力也大量重用这些归国留学生。
但是这些留学生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感失望，他们在国外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留学生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留学生成了同盟会中的一员，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仅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四、第五、第六期的330名留学生中，加入同盟会的就不下百余人。
他们回国后参加新军，成为反清的骨干力量。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南方发动多次起义失败后也把工作重心向清政府编练的新军转移，许多同盟会员加入新军，如江苏在全国首先采取征兵制而组建新式军队，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投身其间。
有些革命党人成为新军中的高级军官，做到协统、统制（相当于旅长、师长）级别，如同盟会员吴禄贞任第六镇统制，另一同盟会员张绍曾任二十镇统制。
这些人进入新军后，秘密策动新军起义，推翻大清王朝。
因此，清廷投入大量精力编练的新军却没能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依靠力量，反清起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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